左宗棠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為胡雪巖仗義執言，在給戶部閻敬銘的私信中，詳細剖解了胡雪巖在“西征借款”中的作用和並無“侵吞公款”的事實。
具體來說，即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所借洋款是由德國商人福克經手，由匯豐銀行支付現銀，利息由雙方商定，非胡雪巖隨意操縱；
其二，所借銀兩要異地運送，因此在運輸過程中必然會有勞務、保險費用（即水腳錢）；
其三，這筆費用還包括了胡雪巖與匯豐銀行交接現銀時，因銀兩成色問題產生的額外費用，是行業“潛規則”，不是胡雪巖胡亂操弄；
其四，這筆費用早在光緒七年（1881年）已經由左宗棠核准並上奏，也就是說，這筆“行用補水”費用雖讓戶部沒有備案，在陝甘總督府已有備案，朝廷早已准許報銷的項目，沒道理存在侵吞。
這些解釋可謂有理有據，但是，清政府並不認同，為什麼？
因為對於清朝不瞭解金融實務操作的官員們而言，胡雪巖的所有舉動，都是在藉機牟利。比如當時擔任駐外公使的曾國藩大公子曾紀澤就日記中痛斥：
洋人得息八釐，而胡道報一分五釐，奸商謀利，病民蠹國……雖籍沒其資財，科以漢奸之罪，殆不為枉。
這裡面的數字差別怎麼產生的？一個是英鎊， 一個是白銀，能一樣嗎？
但是在曾紀澤、閻敬銘之類的“好官”眼中，只要是商，就是奸的，只要是有錢，必然是要貪的，所以，一定要深入追查胡雪巖的賬目，好好從西征貸款中摳出他違法的證據來。
因此，在光緒十一年七月之後，左宗棠、胡雪巖先後去世，清廷下令重查，追繳胡雪巖“侵吞”的“行用補水”，轉瞬之間，京朝外省追債之書，積以丈尺計。
光緒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戶部尚書閻敬銘上奏：
（將胡雪巖）家屬押追著落，掃數完繳。
也就是趕緊把胡雪巖家屬抓起來，追贓！這種行徑，與綁票何異？
此後，浙江巡撫劉秉璋兩次向清廷上奏，一次為所謂的“侵吞行用補水”項目下，劃出三萬五千兩交新疆工程使用；另一次為上報，十萬六千七百八十四兩的“欠銀”已經全部補齊。
在這個“追贓”醜劇之中，接任左宗棠兩江總督職位的曾國荃仗義直言，致送戶部諮文稱：
戶部經權互用，近因海宇肅清，定以條奏之限，從苛繩舊案，務在謹守新章。所有甘肅、新疆歷次開支經費，久已匯單奏銷，若胡光墉之罔市累人，故須懲以示戒，而此番案屬因公支用，非等侵吞，以視戶部現辦章程系在舊案准銷之列，應請戶部鑑核，轉予斡旋；嗣後不得援以為例，以昭大信！
這篇諮文，前面又一次解釋了胡雪巖“侵吞行用補水”的無稽，後面則直接指責戶部不講道義，然而，這種指責並沒有什麼“卵用”，就如之前左宗棠的行動毫無意義一樣。
清廷此時面對金融危機所導致的財政緊張，已經對民間金融深惡痛絕，唯一的興趣就是“復仇”和“止損”。
據《異辭錄》記錄，浙江巡撫劉秉璋接到清廷諭旨後，親自帶隊到胡光墉家貼封條，並命候補州縣29人接收胡氏在浙江的各分號，京師外省追債之書，積之可以尺丈計，混亂局面可想而知。
又見1883年12月3日《申報》報道：
阜康雪記巨號也，各埠皆設立莊口，專作匯兌……近日市面甚緊，一時無從調補，其經事人竟避往寧波……而通裕銀號之經手人，自詣道署面請封鎖，是以瑞觀察即飭鄞縣將該莊查封，至開在浙省之四典，聞上海關道亦委員謝湛卿刺史前去發封。
在胡雪巖還未確認垮臺的情況下，清政府已經開始了對他的商號進行查封，除了“止損”的價值之外，沒有任何意義，甚至沒有任何配合“救市”的意圖。
哪怕是阜康票號倒閉，官員們仍不罷休，協辦大學士文煜直接劫奪了胡慶餘堂的一半。
光緒二十五年（1899），文煜後人志靜軒與胡光墉後人胡品三、胡緘三再立契約，正式將胡家在元寶街的老屋劃入文家名下，而胡家後人只得到胡慶餘堂中的18股紅利作為生活費，可謂被敲骨吸髓，吃得乾乾淨淨。
參考資料：
吳燁舟：《胡光墉破產案中的西征借款“舊賬”清查》，《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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