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副漂亮的拳擊手套，無法拯救一個被擊敗的末期癌症的老拳師。但清政府不信。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政府戴上這副漂亮的拳擊手套出場了……
一、洋務運動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鴉片戰爭，是一個劃時代的戰爭，然而清政府的皇帝和官員卻把它當作歷史上跟外國作戰的一個普通戰役，勝敗乃兵家常事，算不了什麼，中國雖然打了敗仗，只不過一時的挫折，格言上說過，有小屈必有大伸，一旦具有無限權威的皇帝赫然震怒，大展雄威，重張天討，那些夷狄醜類，仍將匐匍在王師腳下。
可是，緊接著六十年代英法聯軍攻進北京，滿洲權貴們親身捱到巨棒，尤其是簽訂《北京條約》的奕訢，這位青年親王首當其衝，受的刺激更大，這促使奕訢處於領導一項發奮圖強運動的地位。英法戰爭結束的次年（1861），咸豐皇帝逝世，六歲的兒子載淳坐上皇帝寶座，是為同治皇帝，載淳的母親那拉蘭兒，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慈禧，以皇太后的身分臨朝，由奕訢主持政府（官銜是“恭親王·議政大臣·軍機大臣”），他遂得以實行他的主張。
沒有人反對發奮圖強，問題是如何發奮圖強。鴉片戰爭時，英國只不過出動軍隊二千餘人；英法聯軍時，兩國也不過出動軍隊一萬餘人，竟把擁有四億人口，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超級大國打得落花流水。奕訢跟漢人中若干掌握實權的官員曾國藩、李鴻章之輩，恍然大悟，認為西洋人的政治不如中國，唯一比中國高明的，不過“船堅炮利”罷了。中國只要也船堅炮利，就可以制服英法諸夷。至於如何才能船堅炮利，則只要採取下列三項措施就能達成目的：
1、向西洋購買軍艦大炮。
2、中國自己設立工廠製造軍艦大炮。
3、派遣留學生到西洋各國去學他們的本領。
唯一的問題是，深恐西洋那些夷狄對軍艦大炮的建造使用方法，祕密不肯傳授；但當發現那些夷狄不但肯傳授祕密，而且還熱心的傳授時，不禁大為驚喜。
於是，自強運動就在上述的理論基礎上，積極推動。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英法聯軍戰爭結束，到九十年代中日甲午戰爭爆發，35年之間，我們用下表說明清政府的主要措施：
自強運動最重要的是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它是英法聯軍打進首都北京後的新生事物。過去各國只能跟清政府指定的邊疆地方官員交涉，像俄國只能跟庫倫（蒙古烏蘭巴托）的辦事大臣，歐美各國只能跟廣州的兩廣總督交涉。清王朝中央政府只有一個藩屬事務部（理藩院），處理藩屬國的事務。即令在鴉片戰爭之後，仍然如此，所以英法修約之議初起時，兩廣總督葉名琛拒不見面，英法連談話的對象都找不到，才決定改用武力。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表示清政府終於在心理上承認世界上尚有平等地位的國家。它等於現代的外交部，但外交不過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主要工作之一，事實上它是自強運動總司令部，奕訢是最高統帥，稍後出任北洋通商大臣兼直隸（河北省）總督的李鴻章，則是總執行官。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負責推動的幾乎是包羅萬象的各種前所未聞的嶄新業務，諸如：
1、教育。自強需要人才，新型人才自然需要教育。同文館（外國語學校）不僅培植通曉外國語文的人才，除了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四個學系外，同時還培植科學人才，有天文系、化學系、地質學系、格致系（物理學系）、醫學系，是近代國立大學的雛型。
2、海關。這本應是財政部（戶部）的事，現在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主持，聘請英國人當海關的首長，稱“總稅務司”。沿海沿江口岸和沿邊商埠，所有對外貿易的稅收，留下十分之三作自強運動的經費，其他十分之七繳入國庫。
3、海陸軍。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又是海軍部兼陸軍部。海軍艦隊、船隻、軍港，和海軍附屬單位，如軍械局、造船廠、海軍軍官學校，全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負責。陸軍軍官學校、炮臺要塞，新的陸軍訓練，以及海陸兩軍一切向外購買武器事務，也都歸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當時的國防部（兵部）幾乎成了一個不重要的機構。
4、其他。不僅僅上述的那些而已，其他像礦產開發、鐵路、電線、輪船、國內和海外航線、工業工廠之類，凡是跟船堅炮利有關的，甚至雖然無關，但只要跟外國有關，就都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主持。
因為自強運動主要的形態是軍事的西洋化，和跟東西洋各國的洋人打交道，所以也被稱為“洋務運動”。大量金錢投下來，中國不久就在外貌上呈現出一種金碧輝煌的場面，新式海軍陣營堂皇，戰鬥力強大的北洋艦隊最先成立，另外還有三支比較小的艦隊，即南洋艦隊、粵洋艦隊和1884年在閩江口被法國全部擊沉的閩洋艦隊，擁有號稱世界第七位海權大國的鉅艦巨炮，至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時，中國在世界上雖已不是超級強國，但仍保持一等強國的尊嚴。
然而，政治腐敗和官員的貪汙無能，使新建立起來金碧輝煌的軍事力量，不過是一副漂亮的拳擊手套。被擊敗的末期癌症的老拳師，在觀察強大對手的優點時，不歸功於對手的強壯如牛，反而歸功於對手有一副漂亮的拳擊手套——比湖南兵團司令官楊芳歸功於對手有妖法，已是很大的進步了。老拳師認為只要他也有這麼一副漂亮的手套，就可發生同等的威力，甚至更大的威力，因為自己的身體（政治的和社會的）比對手健康得多。
清政府的自強運動目的就是要弄那麼一副漂亮的拳擊手套，現在他們已經弄到。
只有少數人發現問題並不這麼簡單，其中一位就是駐英公使郭嵩燾，這位科舉出身的官員，卻有時代的見解，他在英國寫信給李鴻章，警告說：
西洋立國兩千年，政治和教育，都非常修明。跟遼金崛起的情形，絕不相同。……西洋富強，固不超過礦業、輪船、火車。但它們所以富強，自有原因。……我們必須風俗敦厚，人民家給戶足，作為基石，然後才可以談到富強。豈有人民窮困不堪，而國家能富強之理。現在談富強的人，把國家大事，看作跟人民無關。官員貪汙，盜賊橫行，水災旱災不斷，上下交困，每天都在憂患禍亂。這時輕率的追求富強，只不過浪費金錢。……船堅炮利（“兵事”）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國的根本。……中國之大患，在於士大夫沒有見識。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曾把郭嵩燾的各種報告，彙集出版，我們所引的不過其中一小片斷，但可看出他的真知灼見。然而，他的真知灼見不但不能在當時引起正面反應，反而被全國沸騰的士大夫階層的衛道輿論，痛詆他是數典忘祖的漢奸賣國賊。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政府戴上這副漂亮的拳擊手套出場。
二、第二次保衛朝鮮
第七、第八世紀二百年間，中國文化大量輸入日本，使日本跟在朝鮮之後，成為世界上採用中國文字為本國文字的兩個國家。十三世紀時，中國跟日本同時受到蒙古帝國的侵略，中國被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國政府統治，而日本靠颱風的幫助，倖免於難。
十七世紀1635年，日本徵夷大將軍（江戶幕府）德川家光下令驅逐所有的外國人，禁止日本人出國，在國外的日本人也不準返回日本，只允許中國和荷蘭少數商船到長崎貿易。這是著名的鎖國令，日本像一個塞著瓶口的瓶子，跟外界隔絕。
日本鎖國219年，到了十九世紀1853年，即太平天國定都天京（江蘇南京）的那一年，美國海軍的一個艦隊。在艦隊司令培理的率領下，來中國保護美國僑民。在航行中途，不知道什麼原因，突然闖進日本的東京灣（江戶灣），要求日本同意通商，培理送兩幅白旗給日本官員，告訴他們作為戰敗時投降之用，又告訴他們說，今年不能久留，明年當再度來此。
日本全國在驚恐中等到了1854年，培理果然如約光臨，日本沒有抵抗就告屈服，跟美國簽訂《神奈川條約》，鎖國時代結束，門戶大開。但最大的影響發生在八年後的1862年，日本殺死了一個英國人，英國軍艦炮轟鹿兒島。日本跟中國一樣，受到鉅艦大炮的刺激，決心發奮圖強。
五年後（1867），即太平天國滅亡之後第三年，以及阿古柏在新疆稱可汗的那一年，日本明治天皇即位，下令變法，這就是歷史上使全世界嘆為奇蹟的“明治維新”，徵夷大將軍（江戶幕府）德川慶喜，把統治大權奉還給明治天皇。
明治天皇把首都從京都遷到靠海的江戶，改名東京。跟七世紀646年“大化革新”全盤吸收中國文化一樣，明治維新則是全盤吸收西洋文化——從生活方式到意識形態。只短短數年，日本就從荒陋落後狀態之中，一躍而成為一個完全新面貌的現代化的年輕國家。
——紀元前四世紀中國大黃金時代中，秦國變法成功，是人類最大的魔術。十九世紀日本也變法成功，應該是人類第二次最大的魔術。日本人創下的這個使全世界都目瞪口呆的改變，各國學者都試圖發掘出其中奧祕的原因，卻得不到一致的結論。
日本一旦崛起，立即向外侵略。
1871年，琉球王國的船隻在臺灣海面沉沒，船民在登上臺灣島時，其中50餘人被島上牡丹社（臺灣屏東牡丹鄉）的土著殺害。這件事跟日本無關，但日本認為有關。1874年，日本新建立的、連運輸艦都沒有、還得租用美國輪船供應補給品的艦隊，開到臺灣，屠殺人民，焚燒村落。清政府不得不賠償白銀50萬兩，日軍才飽載而歸。
這件事距日本明治維新只不過第八年，便如此迫不及待地使它的鄰居流血，一方面顯示日本變法效果之大和成長之迅速，一方面也顯示日本器小易盈。
——日本不久就禁止琉球國王尚泰向中國進貢，尚泰派出密使到北京乞援，但清政府對這個孤懸海外的藩屬，已無力保護。七十年代最後一年（1899），日本把尚泰擄到東京，改琉球王國為沖繩縣，琉球遂亡。
臺灣事件，使日本發現侵略妙不可言，像一個強盜發現劫掠妙不可言一樣，他可以用最少的代價，得到最豐富的報酬。日本的下一個劫掠目標，立即轉到三百年前碰過釘子的古老王國朝鮮身上。
攻擊臺灣的次年（1875），日本艦隊闖入朝鮮首都漢城所面臨的江華灣，小艇更深入漢江測量水道。朝鮮炮臺發炮阻止，日本艦隊攻陷炮臺，這跟西洋對付中國的手段一模一樣。朝鮮只好答應日本的條件，簽訂下列要點的《江華條約》：
1、日本承認朝鮮是獨立國家。
2、日本在朝鮮享有領事裁判權。
3、朝鮮開放兩個港口（元山、仁川）通商。
朝鮮把條約的內容和簽約經過，報告中國，清政府這時候正在全力收復新疆，無力反應，就勸告朝鮮李氏王朝政府乘這個機會，主動的開放門戶，跟世界各國廣泛地建立外交的和商務的關係，使日本的力量受到牽制。可是朝鮮宰相金允植拒絕說：“與其通洋而存，寧願絕洋而亡！”
李氏王朝已歷時五百年，現政權掌握在王妃閔氏家族手中，貪汙腐敗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僅積欠軍隊的糧餉，就達13個月，連以貪汙腐敗聞名於世的清政府酒肉官員，都大吃一驚。1882年，即中國簽訂《伊犁條約》的次年，漢城爆發兵變，憤怒的士兵攻擊王宮，閔妃負傷逃走，國王李熙被囚，變兵又攻擊支持閔氏家族的日本公使館，日本若干軍官被殺。李熙的父親，那位早已失去權勢的前任攝政王（大院君）李昰應，出面維持秩序，主持政府。
事實上，李昰應是這次兵變的幕後領導人，他是一個昏庸的老官僚，缺乏必須有的政治頭腦，以致同時的觸怒了中國和日本。中國認為囚禁被中國所冊封的國王，即令是國王的父親，也是大逆不道，而且也深恐日本抓住軍官被殺的藉口，向朝鮮進一步勒索。
日本對日本公使館被攻擊，人員死亡，當然怒不可遏，尤其日本是一個正需要面子的暴發戶，不能忍受這種侮辱。
於是，中日兩國軍隊分別在朝鮮登陸，當日本公使花房義質宣佈日本軍隊將對李昰應政府採取行動時，中國遠征軍司令（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已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李昰應拘禁，專艦送回中國，迎接國王李熙復位。日本既失去發作的對象，只好接受調解，由朝鮮付出白銀50萬兩的賠款，跟日本簽訂《濟物浦條約》，承認日本有在朝鮮駐軍保護公使館的權利。
朝鮮不甘心日本的駐軍，請求中國軍隊也不要撤退，以平衡日本的威脅。清政府同意，命吳長慶的一位部將袁世凱擔任駐屯軍司令官。
朝鮮不斷的內憂外患，使國內分為兩黨，一是“獨立黨”，主張效法日本變法，實行政治改革。一是“事大黨”，主張繼續侍奉天朝——中國，維持現狀。
兩黨在中日兩國駐朝官員分別支持下，鬥爭激烈。
兩年後，朝鮮又發生甲申（1884）事變。這時中國正忙著為越南跟法國作戰，日本認為中國已沒有餘力照顧朝鮮，獨立黨遂發動政變，率領由日本軍官訓練的新軍，屠殺事大黨，衝進王宮，強迫國王下令徵召日軍入宮護駕。
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郎主張馬上把國王祕密送到日本作為人質，但獨立黨恐怕激起人民的憤怒，無法善後，主張先行送到漢江口的江華島。
中國駐屯軍司令官袁世凱得到消息，立即攻擊王宮，一面向朝鮮人民揭露日本的陰謀。憤怒的朝鮮群眾把王宮包圍，協助中國軍隊晝夜攻打。日軍不能支持，只得捨棄國王，跟獨立黨突圍，撤退到40公里外的仁川港。
甲申事變是日本明目張膽地干涉朝鮮內政，在國際上引起各國紛紛指摘。所以它雖然吃了虧，但態度無法強硬。拖到次年（1885），終於跟中國簽訂解決朝鮮問題的中日《天津條約》，規定中日兩國同時自朝鮮撤退，以後朝鮮如果再度發生變亂，需要出兵時，由兩國同時出兵。這個條約使朝鮮成了中日兩國的共同保護國。但在朝鮮人心目中，根本不承認日本有這種資格。
日本像一隻貪得無厭的餓狼，目不轉睛地注視著朝鮮，祈求老天爺使它快一點發生變亂。中國則恰恰相反，唯恐朝鮮有什麼風吹草動，引起日本的干預。只有朝鮮閔氏家族控制下的政府，對此茫無感覺。閔氏家族好像跟朝鮮王國有血海深仇，不把這個王國消滅誓不甘休，在重握政權之後，更頑強的拒絕改革。
中國稍後把他們的政敵前攝政王李昰應釋放回國，閔氏家族於是又把中國恨入骨髓，企圖聯絡俄國跟中國和日本對抗。
這個時候，一個稱為東學黨的朝鮮人民反抗行動，在朝鮮全國爆發。
三、中日甲午戰爭
東學黨是朝鮮民間崛起的反抗暴政和反抗除了中國人以外所有外國人的組織，閔氏家族用最殘酷的手段鎮壓他們，結果激起全國大暴動，朝鮮政府失去控制。
1894年，即中國古老曆法的甲午年，朝鮮向中國請求派軍平亂。當中國軍隊出發時，依照中日《天津條約》，通知日本，兩國軍隊遂同時到達朝鮮。日本這一次已拿定主意，再也不走了，他們從甲申事變（1884）焦急地等待了十年，才等到這個天賜良機。
東學黨聽到中國軍隊登陸的消息，精神上失去支持，即行潰散，天大的變亂霎時間歸於平息。中國通知日本，要求兩國軍隊同時撤退，日本提出種種不能馬上撤退的理由，然後，突然間發動攻勢，把王宮佔領，逮捕閔氏家族以消除人民的怨恨，請出李昰應再當攝政王。國王李熙在壓力下，下令廢除跟中國簽訂的一切條約，又下令徵召日本軍隊驅逐侵犯朝鮮主權而又拒不撤退的中國軍隊。
中國急向朝鮮增援，當增援的軍艦濟遠號跟廣乙號，運送陸軍到牙山（漢城南80公里）回航，駛到距牙山60公里的豐島海面時，受到日本艦隊偷襲，廣乙號擱淺，自己炸燬。濟遠號竭力抵抗後不支，懸起白旗詐降，然後乘隙逃走。
日艦在追擊途中遇到中國第二批增援部隊所乘的高升號商輪和操江號護航艦。高升號被擊沉，增援部隊1200人僅70餘人逃生。操江號攜同所載運的白銀20萬兩軍餉投降。
中日兩國同時宣戰。戰爭分別在陸海戰場進行。中國駐防牙山的陸軍，自豐島海戰後，就受到日軍的猛烈攻擊，無法抵抗，即向漢城北方200公里外的重鎮平壤撤退。中國在平壤集結的軍隊有一萬四千人，司令官（諸軍總統）葉志超是官場中的典型人物，膽小如鼠，視錢如命，又沒有聲望，其他將領們也都是大小官僚，除了吸食鴉片外，每天都擺酒歡宴，既不體恤士兵，也不理會逼面而來的大敵，他們都相信“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官場哲學。等到日軍以一萬五千人發動攻擊時，大軍即行崩潰，葉志超首先逃生。
日軍乘勝尾追，越過鴨綠江，深入中國領土的遼東半島，順利地佔領位於半島最南端、中國最優良的旅順軍港。日本這時已決心永遠的攫取旅順，所以在旅順作滅種式的大屠殺，中國人全部死盡，只有36人逃生。
平壤潰敗三天後，中國北洋艦隊，包括戰艦十二艘、炮艇二艘、魚雷艇四艘，從大連出發，運送增援平壤的武裝部隊在大東溝（遼寧東港）登陸，在回航途中的黃海上，跟同樣擁有十二艘戰艦和四艘魚雷艇的日本艦隊相遇。
北洋艦隊司令（提督）丁汝昌站在旗艦定遠號的艦橋上指揮，下令艦隊作一字形雁陣應戰。可是副司令兼旗艦艦長（右翼總兵旗艦管帶）劉步蟾，發現如此則旗艦定遠號恰恰在最危險的前端，將第一個受到炮擊，於是他在轉達命令時，竟改為人字形雁陣，使定遠號位於他認為比較安全的中央後方位置。英國顧問泰樂爾看見陣勢跟司令所下的命令不符，對這種在海軍中聞所未聞、幾近叛變的陣前抗命，大為震駭。他急忙奔上艦橋，企圖挽救，但時間已不許可，日艦已經逼近，劉步蟾下令開炮。
奇怪的事情發生了，當定遠號的大炮發射第一炮時，那個年久未修，早就鏽爛了的艦橋，被震斷裂，丁汝昌和泰樂爾被雙雙拋到半空而後跌到甲板上。丁汝昌腰部重傷，泰樂爾失去知覺。日艦的猛烈炮火，把定遠號的桅檣摧毀，以致懸掛不出指揮的旗幟，各艦遂成了一群各自為政的盲鴨。
海戰只五小時，中國戰艦五艘沉沒，其餘全部重傷，落荒而逃。日本則僅旗艦鬆島號重傷，無一艦被擊沉。
北洋艦隊這時仍剩下軍艦二十六艘，包括戰艦七艘、炮艇六艘、魚雷艇十三艘，集結在基地威海衛（山東威海）。旅順陷落後，威海衛更加重要，仍控制著渤海海口，阻止日艦進攻天津。
黃海戰役三個月後，日本海陸夾攻威海衛，陸軍由山東半島最東端的成山角登陸（七世紀時，中國援助朝鮮半島上新羅王國的遠征軍，就在這裡乘艦出發），日軍登陸後，攻陷威海衛的要塞炮臺，北洋艦隊反而暴露在自己岸炮的威脅之下。日本海軍又一連兩夜發動魚雷艇偷襲，來遠號和威遠號被擊沉，兩艦上的戰士傷亡慘重，但兩艦的艦長卻安然無恙，因為兩位艦長都上岸嫖妓去了，根本不在艦上。
這是一個絕望的局勢，中國海軍主力全在北洋艦隊，其他南洋、粵洋兩個艦隊都微不足道，而且地域觀念和派系觀念，使他們樂意於看到以李鴻章為首的北洋系勢力瓦解，所以北洋艦隊根本不可能有援軍。不久，司令部所在地的劉公島上發生兵變，水兵棄艦登陸，要求司令丁汝昌“放他們一條生路”，而島上駐防的陸軍卻搶著攀上軍艦，要求快快逃命。
秩序已亂，英國顧問泰樂爾建議丁汝昌鑿沉殘餘軍艦，士兵徒手投降。丁汝昌採納，下令沉船，可是那些艦長們恐怕沉船後會觸怒日本人，可能性命不保，所以拒絕執行命令。丁汝昌便又打算率領各艦突圍，更沒有人理他，丁汝昌只好服毒自殺。
拒絕沉船，又拒絕突圍的艦長之一程璧光乘著懸掛白旗的炮艇出港，向日本艦隊投降。歷時24日的威海衛戰役結束，曾經煊赫一時，作為自強運動結晶的北洋艦隊灰飛煙滅。清政府知道大勢已去，尤其是那位皇太后那拉蘭兒，急於慶祝她60歲的快樂生日，所以迫不及待向日本乞和。
次年（1895），中國代表李鴻章在他領導的事業全部失敗後，到日本低頭接受屈辱的和平，簽訂《馬關條約》：
1、中國承認朝鮮獨立自主。
2、中國割讓遼東半島、臺灣、澎湖給日本。
3、中國賠償日本軍費白銀二億兩（這是一個天文數字）。
中國戰敗，朝鮮陷於驚恐，在朝鮮人的眼中，偉大的天朝是不會戰敗的。朝鮮失去了靠山，六神無主，只有默默地承認日本為他們的宗主國。
——十九世紀最後第三年（1897），日本命朝鮮國王改稱皇帝，並改稱為大韓帝國。1910年，即清政府被推翻的前一年，日本命李熙簽訂跟日本《合併條約》，朝鮮遂亡。朝鮮當中國的藩屬一千餘年，兩國感情融洽，如足如手，中國對朝鮮沒有任何領土野心，這一次又為了保護它，而連自己的領土都賠了進去。但它當日本的藩屬只不過16年，就被併吞。
《馬關條約》既然簽訂，中國的重大損失已成定局，然而國際間錯綜複雜的形勢，卻發生三國出面強迫日本退還遼東半島的事件。俄國、德國、法國聯合起來向日本提出抗議，認為割讓遼東的要求，過份苛刻。
這事件的動機十分簡單，當中日戰爭爆發之前和已經爆發之後，清政府渴望俄國或其他任何一國出面干預，但沒有一國肯幫這個忙。等到條約簽訂，俄國才發現它垂涎已久，遠東最大的不凍港旅順和旅順所在地的遼東半島，竟落到日本人手中。德、法兩國也願利用俄國的心理狀態，向俄國和中國表示惠而不費本的友誼，作為以後索取報酬的資本。純粹自私的動機，在外交詞令下，看起來好像是正義的行動。
日本無力跟三國抗衡，答應把遼東半島退還中國，但由中國增加白銀3000萬兩的贖金。
——三國干涉還遼事件，使清政府的當權人物對俄國感激零涕，認為俄國真是中國最好的朋友。這份感激之情維持了5年，直到1900，俄國乘八國聯軍進攻中國之際，突然間出兵佔領面積達110萬平方公里的東北三省，清政府才大夢方醒。
四、中國失敗的內在原因
在發奮圖強上，日本起步比中國遲。中國門戶開放了十年之後，日本門戶才開放。中國發動自強運動七年後，日本才明治維新。但海軍居世界第11位的蕞爾小國日本，卻一舉擊潰了海軍居世界第7位的龐然大物的中國，使全世界都大大的震驚，不得不承認中國是遠東病夫。——當時，歐洲人稱土耳其帝國是近東病夫。
都是發奮圖強，為什麼日本辦得到而中國不能。這可以由對門戶開放所持的態度上，得到啟示。
美國艦隊敲開鎖國200餘年的日本，日本並不把它當作一種恥辱，反而慶幸由於這個刺激，使日本早日驚醒。中國不然，像一個赤身露體而衰老患病的夢遊患者，被鴉片戰爭驚醒後，發現自己所處的窘境，而認為驚醒他的人罪該萬死。
日本面對著鉅變，內心充滿著恐懼和自卑，立刻就認清必須全盤接受西洋文化，才能生存。中國則悻悻然怒不可遏。對西洋文化懷著一種輕蔑和仇視的心情，在不得不屈服時，也只勉強接受一副漂亮的拳擊手套，這已是讓步的最大限度。
也就是說，日本認為萬事不如人，它的改變出自內心的徹底覺悟。中國則始終堅持從古代傳下來的儒家系統的那些儒書，仍是救世良方，只要加以現代化的解釋就可以了。
中日兩國有同一的文化基礎，卻對同一刺激，產生兩種恰恰相反的反應。為什麼會如此？
我們認為主要的下列四項原因：
1、中國有長期的科舉制度，日本沒有。
2、中國有士大夫僵化了的階層，日本沒有。
3、中國人在經濟上有安全感，日本人沒有。
4、中國帝王有危險感，日本帝王沒有。
日本於七世紀大化革新時，把中國文化幾乎全部接受過去，不知道什麼原因，卻單單的拒絕或遺漏了中國知識分子最瘋狂崇拜的科舉制度。
科舉制度有它的主要功能，它使政權向下微作一隙的開放，使擁有相當資產的平民有機會藉此一線狹徑，爬到政權高峰。但也使帝王用它來控制知識分子，這些被長久控制的知識分子，在帝王跟平民之間，形成一個新的統治貴族。他們異於舊有的血統上的貴族，而是一種由科舉考試而產生的貴族，即士大夫階層。他們以研究儒家學派的儒書和做官為唯一職務，俸祿和貪汙使他們的財富增加，再把這些財富投資到土地上，所以每一個士大夫都擁有土地和一個寄生性的家族。
這些士大夫和這些家族，就像大海里無數礁石，而中國政府則像一隻巨舟，在這些礁石之間，蹣跚行駛。日本因為從沒有科舉的緣故，它幸運的沒有製造出來這些礁石，日本政府航行的大海是遼闊的，只要領導人決心改變方向，它就可以改變，不會遭遇到像中國領導人所遭遇到的密如星斗般礁石的阻嚇。
科舉制度主要內容是考試兩千年前的儒書，儒家學派強烈的保守和崇古本質，也就成為士大夫最突出的冥頑性格，八股文的機械訓練，更使士大夫腦筋裡殘存的想象力蕩然無存。士大夫習慣於不用自己的思想，所有的著作都是代替聖人系統發言，於是養成一種不切實際發高燒的毛病，對社會上的任何改革和進步，都狂熱的對抗。日本知識分子也有這種毛病，但毛病要輕得多，大多數都能冷靜地思考到自己國家的缺點，虛懷若谷地接受西洋的生活方式和西洋文化的意識形態。
日本的長子繼承製度也使日本社會的資金容易累積，比中國社會蘊藏較高的活力。長子繼承製度一定使次子以下的子弟（至少佔全國青年三分之二）都有一種不安全感，他們發現父母的財產跟自己無關時，只有走出家庭，赤手空拳到陌生的社會上創立事業。中國則是平均繼承的，每一個男子都有一份遺產，他缺少創業的刺激，如果他雄心勃勃地去創業——除非是去參加科舉考試，社會上沒有一個人會讚揚他奮發進取，反而會認為他不知道安分守己。
十九世紀以前的中國的家庭，往往跟家族同義，《紅樓夢》上的賈府就是一個士大夫地主家庭的典型形態，沒有工作不能生產的成年人，他不必工作，只要停在家裡，照樣可以享受被重視的生活。而在老年時，尤其佔優越地位，所以中國人永遠在礁石保護之下，而不是在政府巨舟的保護之下。日本人沒有礁石作他們的藏身之所，他們必須奮鬥。
中國政府的性質和皇族的地位，跟日本的完全不同。日本皇帝被形容為萬世一系，是一種傳奇的政治形態，日本有過將近700年的幕府政治，但幕府的最高官位不過“徵夷大將軍”，他們把天皇的權力剝奪罄盡，但從沒有人想到把天皇排除，自己去當天皇。而中國任何一個有權力的野心家，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把皇帝擠下寶座，由自己的屁股坐上去，並且還要用極殘忍的手段對付失去權力的帝王，以免他死灰復燃。帝王本身自然也用同樣殘忍的手段對付那些有權力的野心家，以免他們的屁股發癢。
所以，中國統治階級對於權力問題，具有高度的敏感和緊張，帝王的最大工作不是治理國家，而是防止官員或將領獨攬大權。一些高級官員或軍事將領，也特別用不攬大權——事實上也就是不負責任，來表示自己並不是野心家。
西洋文化中的民主政治，主要的精神是帝王無權，權在民選的宰相和議會，而這恰恰的嚴重違反了中國政治傳統，更觸犯了權力中心最大的禁忌。日本天皇事實上一直沒有權力，所以也從不擔心喪失權力，徵夷大將軍歸還大政，不過把權力從舊式的幕府轉移給新式的內閣與國會而已。
因此，中國專制政體下的帝王，是世界上危險感最大的人，對野心家的恐懼心理，助長一種對中國傷害最大的貪汙罪行。貪汙在中國數千年不能絕跡，而在大黑暗時代尤其無孔不入，原因之一就是帝王有意培養它，當憤怒的人群紛紛控告某一有權人物貪汙暴虐時，帝王往往暗自高興，認為手握大權的人一旦把注意力放到貪汙上，他就再不會有坐金鑾殿那種野心。
英明的康熙大帝，就公開承認，絕對不貪汙的官員根本沒有。以貪汙為中心的官員們的結合，形成一個只有中國才有，而其他各國所無的“官場”和官場特有的意識形態，在官場中，以善頌善禱和不負責任為第一要務。這些跟西洋近代文化，尤其跟自然科學工業以及軍備業務，不能並存。日本卻在一開始就肅清了貪汙，建立起來一個非常有效率的文官制度，這是重要的分野。
石頭投入河流會生出漣漪，蘋果種進肥沃的土壤會發芽成長。石頭投入醬缸只會聽到“噗”的一聲，蘋果種進醬缸很少能發芽，即令發芽，也無法成長，即令成長，結出的果實也使人沮喪。
中國沒有力量擺脫數千年累積下來、沉澱下來的渣滓廢物的汙染，這是中國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