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記憶|一代才女林徽因:中國第一位女建築師,一身詩意,人們卻只關注她的情感故事

童年

1904年林徽因出生於杭州陸官巷的祖父寓所,父親林長民是清末明初政壇上的風雲人物,母親何雪媛沒有文化。幼年的林徽因和一群表兄弟姊妹住在祖父大院裡,她的啟蒙教育落在同住一起的大姑母身上,大姑母出嫁後依然常年住在孃家。林徽因異母弟林暄曾回憶:“林徽因生長在這個書香家庭,受到嚴格的教育。大姑母為人忠厚和藹,對我們姊兄弟親勝生母。”這位姑母彌補了林徽因母親性格、文化方面的不足。

父親時常在外,留林徽因在祖父身邊,她六歲開始代筆為祖父給父親寫家信。林徽因的摯友費慰梅曾回憶:“她的早熟使家中的親戚把她當成一個成人而因此騙走了她的童年。”“早熟”二字點中了林徽因童年生活的特徵。祖父病故後,父親常在北京忙於政事,全家人住在天津,林徽因幾乎成了家裡的主心骨,伺候母親,照應弟妹,乃至搬家打點行李,全部由這個十二三歲的女孩承擔起來了。

1916年,林長民全家定居北京,林徽因進了有名的培華女子中學讀書,三位表姐妹也都進了培華女中。四姐妹個個亭亭玉立,美麗端莊,星期天上街常有輕薄男子尾隨而來,於是不得不叫來身材高大的表兄弟充當保鏢。培華女中是所教會辦的貴族學校,教風謹嚴而得法,原本聰慧的林徽因受到良好培育,日後出色的英語水平即起步於此,並早早萌生了文化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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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林徽因在英國

1920年春天,林長民赴歐洲考察西方憲制,特意攜林徽因同行,旅居倫敦一年有半。這次遠行,其實是林長民引領愛女登上她新的人生歷程,不論生理還是心理,從此林徽因都告別了她少女時代。他行前明確告知女兒:“我此次遠遊攜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觀察諸國事物增長見識。第二要汝近我身邊能領悟我的胸次懷抱……第三要汝暫時離去家庭煩瑣生活,俾得擴大眼光,養成將來改良社會的見解與能力。”

在倫敦,林長民為愛女僱了兩名教師輔導她英語和鋼琴,英語教師斐理璞母女很快成了林徽因信賴喜愛的朋友。八月下旬林徽因考入愛丁堡一所學校,在這所學校,林徽因的英語愈加嫻熟純正。

也是在倫敦,林徽因確立了獻身建築科學的志願。父親的房東是位女建築師,林徽因從她那裡領悟到了建築的魅力。她漸漸明白,房子不僅能遮風蔽雨,而且蘊涵著藝術意味,可是當時中國還沒有建立起西方這樣的現代建築科學。

樑思成

樑思成個子瘦小,卻白淨秀氣,他進入清華學校後便是校園裡異常活躍的少年:喜愛繪畫,任《清華年報》美術編輯;喜愛音樂,當管絃樂隊隊長,吹第一小號;喜愛體育,獲得過校體育運動會跳高冠軍。他的外語也好,翻譯了王爾德作品《摯友》,發表於《晨報副鐫》;還與人合作譯了一本威爾司的《世界史綱》,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五四”運動爆發,他是清華學生中的小領袖之一,是“愛國十人團”和“義勇軍”的中堅分子,留給同學們的強烈印象是“具有冷靜而敏捷的政治頭腦”。

在眾多兄弟姐妹裡,梁啟超最寄望于思成,從學業、婚姻到謀職,無不一一給予入微的關懷照顧。然而,梁啟超還是開明的,他沒有規定兒子一定要走哪條路,只是不希望他再做政治家。最終影響樑思成獻身於建築科學的是林徽因,思成曾對朋友們說過:“當她從英國回來我去拜訪時,她談到以後要學建築。我當時連建築是什麼還不知道,徽因告訴我,那是包括藝術和工程技術為一體的一門學科。因為我喜愛繪畫,所以我也選擇了這個專業。”

樑思成大約17歲時,有一天,梁啟超要樑思成到他的老朋友林長民家裡去見見他的女兒林徽因。思成明白父親的用意,雖然他還年輕,並不急於談戀愛,但他仍奉命來到了林家。在“林叔”的書房裡,樑思成正暗自猜想,這位林小姐是何種打扮,這時門開了,年僅14歲的林徽因走進房來。樑思成看到的是一個亭亭玉立卻仍帶稚氣的小姑娘,梳兩條小辮,雙眸清亮有神采,五官精緻有雕琢之美,左頰有笑靨,淺色半袖短衫罩在長僅及膝下的黑色綢裙上,她翩然轉身告辭時,飄逸如一個小仙子,給樑思成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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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倫敦時與父親林長民合影

其實,梁啟超早已有了與林長民家聯姻的想法,林長民也樂意有此通家之好。不過,梁啟超對兒女婚姻的態度相當民主,事後他說:“我對於你們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覺得我的方法好極了,由我留心觀察看定一個人,給你們介紹,最後的決定在你們自己,我想這真是理想的婚姻。”

樑、林真正戀愛開始在林徽因回國以後,他們常常選在環境優美的北海公園約會,那裡坐落著新建的鬆坡圖書館,梁啟超正是館長。林徽因亦跟隨樑思成去清華學堂,看他參加的音樂演出,和他一起逛太廟,那段時光對於林徽因來說是溫暖的。

加速他們戀愛進程的是一場意外的車禍。1923年5月7日是國恥日,樑思成騎摩托和弟弟思永上街參加示威遊行被汽車撞倒,思成滿身是血傷了筋骨,落下殘疾,左腿比右腿短了小小一截。林徽因每天往醫院服侍,揩面擦身,無微不至。兩人戀愛以來從未如此親密地接近,感情經受驚嚇過後愈發顯得甜蜜。

因為車禍,樑思成原本計劃赴美留學的日期只得推遲一年,正好等到林徽因中學畢業,也考取了半官費留學,兩人比翼齊飛,漂洋過海。身處異國他鄉,一對朝夕相伴的年輕人彼此日益依戀、感情彌篤。

1925年,林長民早逝,梁啟超隨即致信兒子,囑他轉告林徽因:“我和林叔的關係,她是知道的,林叔的女兒,就是我的女兒,何況更加以你們兩個的關係。我從今以後,把她和思莊(梁啟超二女兒)一樣的看待,在無可慰藉之中,我願意她領受我這種十二分的同情,渡過她目前的苦境。她要鼓起勇氣,發揮她的天才,完成她的學問,將來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國藝術界有點貢獻,才不愧林叔的好孩子。”

林徽因斷了經濟來源,原想提前回國自己謀生,梁啟超又去信說,“徽音留學總要以和你同時歸國為度。學費不成問題,只算我多一個女兒在外留學便了。”幾天後梁啟超即著手兌現。當時樑家的經濟並不寬裕,梁啟超準備動用股票利息解難。由此可見,梁啟超早已把林徽因納入家庭的一員,對徽因多了一份舔犢之情。

在林徽因心中,樑思成終究是位溫和的君子,兩人精神上息息相通,在日常生活中亦充滿情趣。夫婦倆時常比記憶,互相考測,哪座雕塑原坐何處石窟、哪行詩句出自誰的詩集,那和諧的家庭氛圍令人羨慕。民間流行著一句俏皮話:“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樑思成將其改成“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在朋友中流傳甚廣。

樑思成有著學者的穩重作風、嚴密思維和踏實精神,但平心而論,在才情上,他顯然遜於林徽因。樑思成起草的文稿,非得經過夫人修改潤色才肯發表。他的文章裡那些閃光的句子很多是林徽因的點睛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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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林徽因與樑思成在北京

樑思成在中國現代建築學史上的建樹,若沒有林徽因的奉獻也是不可想象的。1934年樑思成出版的《清式營造則例》,林徽因不僅在實際研究中與丈夫默契合作,而且還執筆撰寫了統率全書的第一章“緒論”。樑思成坦承:“我不能不感謝徽因,她以偉大的自我犧牲來支持我。”林徽因不僅是丈夫的助手,而且一直和樑思成完全站在同一平臺上切磋、合作。正如詩人卞之琳所說:林徽因“實際上是他(樑思成)靈感的源泉。”

徐志摩

徐志摩出身在浙江海寧的富商家庭,其父徐申如系當地商會會長,他希望徐志摩子承父業,送他去美國留學,為他進入金融界打下基礎。徐志摩自己也曾經想做一箇中國的漢密爾頓,成為兼通經濟的政治家。後來他寧可放棄不易到手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帽,而情願到英國皇家學院,是為崇拜羅素以求作他的及門弟子。然而,就在徐志摩踏進皇家學院之前,羅素已被學校除名啟程來了中國。徐志摩失望之至,經英國著名作家狄更生的勸說和介紹,留下來進了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而後再轉到康橋皇家學院,住在沙士頓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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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時代的林徽因

徐志摩認識林長民父女,差不多就在結識狄更生的同時。當時徐志摩並沒在意林長民身邊16歲的大女孩,而林徽因望著23歲的徐志摩,架著襯大了年齡的眼鏡,竟脫口叫他“叔叔”。直到徐志摩登門正式拜訪林長民,才驚喜異常地發現,林家姑娘那般聰慧伶俐,楚楚動人,徐志摩慢慢成為林寓的常客。

林徽因出生於杭州,祖父在徐志摩家鄉浙江海寧做過父母官,母親又是毗鄰海寧的浙江嘉興人,如今在倫敦邂逅徐志摩,恰似他鄉遇故人,彼此間的共同話題自然很多。再說,徐志摩像團火,充滿朝氣,如他自己說的:“我是個好動的人,每回我身體行動的時候,我的思想也彷彿就跟著跳蕩。”蔡元培曾這樣評價徐志摩:“談詩是詩,舉動是詩,畢生行徑都是詩,詩的意境滲透了,隨遇自有樂土。”更不必說他的寬厚、體貼、活潑,當然吸引年輕人。

徐志摩是可愛的,但對林徽因來說,這不過是朋友式的可愛。她沒有料到,他們的交往在徐志摩那方急速超越了友誼的界線,於是她惶恐起來,不得不求助父親來守住這條情感防線。所以就有了林長民給徐志摩的一封信:“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為答,並無絲毫嘲笑,想足下誤解耳。”這使徐志摩暫時收起了灼熱的情感。

然而,徐志摩卻已決意跟張幼儀離婚。當時張幼儀有孕在身,徐志摩毫無憐惜地抽身離去,把才到英國的妻子留在沙士頓冰冷的小屋。嬰兒剛一出生,他即催促妻子簽署了離婚協議。

與林徽因的相識改變了徐志摩的人生航向,他在《猛虎集序》裡這樣記述自己的轉變:“生命的把戲是不可思議的!整十年前我吹著了一陣奇異的風,從此起我的思想就傾向於分行的抒寫。一份深刻的憂鬱佔定了我,這憂鬱漸漸的潛化了我的氣質……”徐志摩所說的“憂鬱”正是追求林徽因未能遂願所致,失戀造就了詩人。

對於徐志摩的狂熱追求,林徽因是否也陷入愛河?學界始終未取得共識,至今無人提供林徽因熱戀徐志摩的確鑿證據。諸多文章繪聲繪色描述徐、林的相戀情狀,其實都不過是根據“年譜”所作的文學演繹。

本書作者曾為此專訪了徐志摩、林徽因同時代的幾位朋友與知情人,但沒有一人證實過林徽因迴應了徐志摩的熱烈追求,這決非共謀的集體沉默。陳叔通侄女、陳植之妹陳意女士,二十年代留學美國攻讀家政系營養學,林徽因當年從費城到紐約,多借住陳意宿舍。陳問過她和徐的關係,林徽因明確否認“戀情”,並認為徐志摩不該拋棄張幼儀。林表示自己決不能做破壞別人婚姻的事,並說自己曾經勸說過徐志摩與張幼儀和好。

文潔若和蕭乾去看望冰心,也曾問及林對徐有沒有過戀情,冰心斷然否認:“林徽因認識徐志摩的時候才16歲,徐比她大十來歲,而且是有婦之夫,像林徽因這樣一位大家閨秀,是絕不會讓他因為自己的緣故而離婚的。”

林徽因的莫逆之交、哈佛校長的女兒費慰梅說得更詳盡:“聽她(指林徽因)談到徐志摩,我注意到她的記憶總是和文學大師們聯繫在一起——雪萊、基茲、拜倫、凱塞琳·曼斯菲爾德、弗吉尼亞·伍爾芙,以及其他人。在我看來,她是被徐志摩的性格和熱情所吸引。然而她只有16歲,不過是一個住在父親家裡的女學生,並不像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樣是一個有心計的女人。徐志摩的熱情並沒有在這個缺乏經驗的女孩身上引起同等的反應。”

更為直接的材料,是林徽因本人抗戰期間給沈從文的信:“……差不多20年前,我獨自坐在一間碩大的書房裡看雨,理想的我老希望著生活有點浪漫的發生,或是有個人叩下門走進來坐在我對面同我談話,或是與我同坐在爐邊給我講故事,最要緊是有個人要來愛我。我做著所有女孩做的夢。而實際上卻只是天天落雨又落雨,我從不認識一個男朋友,從沒有一個像我所想像的浪漫人物,卻還加上一大堆人事上的紛糾。”16歲女孩熱切地期盼愛情,所以期盼,是因為愛情並沒有發生,這話把旁人所謂與徐的戀情說得再明白不過。

徐志摩在他的詩中稱林徽因是“永遠照徹我的心底”的“那顆不夜的明珠”。他對戀愛的態度是:“須知真愛不是罪,在必要時我們得以身殉,與烈士們愛國,宗教家殉道,同是一個意思。”即便是在林徽因已經與樑思成公開了戀愛關係後,徐志摩仍繼續他不懈的追求。當這對戀人在鬆坡圖書館小屋約會時,徐志摩常來打擾,忠厚如樑思成不得不貼一張字條在門上:“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情人不願受干擾)”

直到一年多後泰戈爾訪問中國,徐志摩和林徽因(其實還有樑思成)一起接待,一起演戲,徐誤以為曙光出現,再度加緊追求,但最終依舊是徒勞。他在陪泰戈爾離京去太原的一刻,望著車站上送別人群中的林徽因,禁不住淚眼盈盈,寫下了傷情的話:“離別!怎麼的能叫人相信?我想著了就要發瘋,這麼多的絲,誰能割得斷?我的眼前又黑了!”

兩人再度重逢時,林徽因已成樑家媳婦,徐志摩也與陸小曼終成眷屬,彼此都已成熟,儘管外界時有流言蜚語,他們卻一直坦然地保持著友誼。徐志摩突然罹難,林徽因不勝哀痛,樑思成親往撞機的濟南處理後事,並帶去了林徽因親手製作的希臘式鐵樹葉小花圈。北平的追悼會也是由林徽因、樑思成夫婦和余上沅一手操辦的。

一身詩意

1931年春天,林徽因患肺結核移居北平西郊香山療養,就在這時,她開始了文學創作。這位才女,詩歌、小說、散文、劇本,各種題材無所不能,且都出了精品,她還經常發表關於文學的精闢見解,語驚四座,贏得北平作家們的欽佩和愛戴。蕭乾說:“她又寫,又編,又評,我甚至覺得她是京派的靈魂。”

林徽因的詩歌在起點上就不同凡響,《誰愛這不息的變幻》是她最早發表的作品之一。那時不少女性詩人的作品多纏綿而流於抒寫個人的失意,而林徽因的詩雖未完全擺脫個人的情懷,但落筆卻昇華到形而上的感嘆,不無些微的哲理意味。而作者筆下那些日月星雲、峰巒江海的意象,更為詩作平添了幾分胸襟的博大,氣魄的雄渾。

林徽因的詩歌大都短小,寫給秋天的詩卻相對較長。或許是因她所患的肺結核在當時是不治之症,她覺得自己提前進入了人生的秋天,已經來日無多。她珍愛生命,但決不苟且。她寫道:“算做一次過客在宇宙裡,/認識這玲瓏的生從容的死,/這飄忽的途程也就是個——/也就是個美麗美麗的夢。”林徽因的詩歌優美,但與柔媚無緣;它堅韌,卻遠離剛烈。哪怕看似沒有多少內容的小詩,她也做得亦玲瓏精緻,亦別有滋味。

林徽因曾為自己編過一本詩集,1937年春天的《新詩》雜誌上已刊登了出版預告,但因她赴野外考察耽擱了編輯進程,等她歸來時抗戰已全面爆發,她也由此錯過了生前唯一一次出版詩集的機會。直到1985年《林徽因詩集》才得以問世,這時她病逝已整整3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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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林徽因與兒子從誡、女兒再冰

差不多在寫詩的同時,林徽因亦開始了小說創作。處女作《窘》1931年初夏發表於《新月》雜誌,描述的是一個知識分子的人生尷尬和無聊窘態。小說語句簡潔而行文流暢,刻畫細密而含蓄蘊藉,圓熟地融合了中西藝術手法,其藝術起點之高證明了林徽因非凡的文學才華。

1933年,林徽因又創作了小說《九十九度中》,朱自清讀了手稿認為“確係佳作,其法新也。”可林徽因藏於篋底不肯立即發表。又過了一年,才將其發表於創刊的《學文》雜誌。李健吾曾撰寫評論稱讚它:“在我們過去短篇小說的製作中,盡有氣質更偉大的,材料更事實的,然而卻只有這樣一篇,最富有現代性。”他感嘆:“在我們好些男子不能控制自己熱情奔放的時代,卻有這樣一位女作家,有最快利的明淨的鏡頭(理智),攝來人生的一個斷片,而且縮在這樣短小的紙張(篇幅)上。”這篇小說後來成為林徽因最享聲譽的作品。

此後林徽因創作的四篇小說《鍾綠》《吉公》《文珍》《繡繡》,因主人公都有其生活原型,所以林徽因冠它們以一個總題目“模影零篇”,使之成為系列作品,全部發表於《大公報》“文藝”副刊。

林徽因的小說盡管數量不多,但足以顯示京派小說的特色,四篇“模影零篇”尤為顯著。這些作品從人性出發,以回憶來敘事,於風俗畫中,理性、節制、舒緩、抒情地描寫人物。林徽因深受中國古典作品和西方現代文藝思潮的雙重影響,作品形成了一種兼有古典意味的現代小說風格。從題材的深刻,結構的周密,表現時的理智雋永,文體上的純正雅緻,乃至語言的簡潔,描寫的精細等諸多方面看,既可反映京派的一般風貌,又能卓然自成一家。

林徽因的散文僅寥寥數篇,可許多人評價,林徽因的散文當在“五四以來優秀篇目之列”;說“將這些散文放在散文大家的作品一起也是毫不遜色的”。若要真切瞭解林徽因的精神、品格、氣質與才華,非讀她散文不可。她的睿智、爽朗,還有幽默,均在散文中畢露無遺。

林徽因的藝術氣質和文學才華,使她寫起建築論文竟也一樣的文采斐然、情思邈邈,有些篇章無異於遊記或抒情小品,是十足的美文。林徽因以詩人的眼睛發現,堅硬冰冷的建築物中蘊涵著“詩意”和“畫意”。在她的眼裡,“無論哪一個巍峨的古城樓,或一角傾頹的殿基的靈魂裡,無形中都在訴說,乃至於歌唱。”於是她提出一個建築學概念“建築意”,將建築學研究注入了人文的色彩,這是林徽因在建築學方面獨特的重要建樹。

中國第一位女建築師

1928年,新婚不久的林徽因、樑思成受聘於東北大學,創建了當時中國大學裡的第一個建築學系。創建之初,全系教員僅林、樑夫婦二人,林徽因講授“雕飾史”和建築設計,後又講專業英語。她幾乎每晚替學生修改繪圖作業,每每夜深回家。繁重的工作加之東北的寒冷氣候,使她感染了肺結核病。

生下兒子從誡後,林徽因的身體明顯好了起來,她力爭要與樑思成同行外出考察。在五六年時間裡,林徽因的足跡遍及六、七個省份,北京八大處,山西大同的華嚴寺、善化寺及雲岡石窟;太原、文水、汾陽、孝義等縣的四十多座寺廟殿閣,河北的正定隆興寺,蘇州的三清殿、雲巖寺塔,杭州的六和塔、金華的天寧寺、宣平的延福寺;開封的繁塔、鐵塔、龍亭;山東十一個縣包括歷城神通寺和泰安岱廟,以及西安的舊布政司署,陝西的藥王廟,處處留下了林徽因的身影。

最為輝煌的一次考察,要數五臺山木結構佛光寺的發現。當時日本人曾揚言,中國的唐代木構建築已不復存在,要看這樣的建築只有去他們的奈良。林徽因和樑思成立志要找到中國唐代的木結構建築,然而舊中國沒有一份建築名錄,到全國各地去尋找,無異於大海撈針。

1937年初夏,樑思成、林徽因和學社同仁莫宗江、紀玉堂向五臺山進發,山路狹窄崎嶇,他們只好騎馱騾前行,蹣跚了兩天,在黃昏中突然望見了夕陽下金光四射的宏偉殿宇,再近看遠翹的飛簷,碩大的斗拱,還有柱頭、門窗,處處都像唐朝工匠的高超手藝。發現的興奮頓時使眾人渾身的疲憊消失得無影無蹤。林徽因第一個爬上高懸的大殿脊檁尋找可能的文字依據,打亮手電,只見檁條蓋滿了千百隻蝙蝠,底下還擠滿了密密麻麻的臭蟲。終於,林徽因隱約辨出了兩丈高的大梁底面有一行字:“女弟子寧公遇”,其餘則依舊模糊一片。他們耗費兩天洗去樑上厚積的塵土,林徽因費了三天才解讀出全部題字,原來寧公遇就是捐資建造佛殿的女施主,大殿建於唐朝大中十一年,即公元八五七年。它正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木結構建築!大家的狂喜之情不言而喻。

野外考察古建築的生活異常艱苦,常常要擔心斷餐,在交通很不發達的當年,行路都要靠原始的大車和毛驢,風塵撲面,顛顛簸簸,目的地一般都在很偏遠的深山荒野。而林徽因,一個身患肺結核的弱女子,卻和男人一樣,餐風宿雨,爬樑上柱,顯示出她的堅忍、樂觀以及對理想的執著。

參加新中國國徽的設計,是林徽因事業上的又一個輝煌。新中國宣告成立前夕,全國政協籌備會於1949年7月10日在各大報紙發佈啟事,徵集國旗圖案、國徽圖案、國歌歌詞。國徽圖案的設計要求是,具有中國特徵、政權特徵,須莊嚴富麗。

8月20日應徵截止,收到應徵國徽圖案900餘件,選出28件送國徽評選小組初選,但均被否定。幾天後,剛成立的全國政治協商委員會召開首屆全體會議,主席團正式決定,再次邀請專家另行設計國徽圖案,清華大學擔當了這一重任。

樑思成因事務繁多,無暇顧及具體設計工作,僅承擔了組織領導責任,實際的設計任務基本由林徽因和她的合作者、年輕助手完成。國徽設計中許多新的構思都是林徽因首先提出,並勾畫成草圖的。當時林徽因正在病中,家裡的客廳變成了“作坊”,有時她只能坐在床上,面前擱一塊木板便是“工作臺”,她完全忘記了自己重病在身。經過一個月的奮鬥,10月23日,林徽因主持設計的國徽圖案完成了第一稿。

1950年6月11日,經全國政協常委會討論,議決採取由另一美術家小組設計的天安門作國徽圖案。但樑思成認為,“這個圖稿看起來好像一個商標,顏色太熱鬧庸俗,沒有莊嚴的色彩。”這是他和林徽因的共同看法。

出乎意料,會後當天周恩來親自邀請樑思成,再按政協常委會的要求,組織清華教師重新設計國徽圖案。翌日,樑思成在家裡開會(由於林徽因病重,會只能在家裡開),擴大了設計組成員。林徽因分配各人蒐集資料、設計細部,強調細部與整體關係,組織他們共同參與完整方案的構思。她啟發大家討論國徽和商標的區別,反覆說明,國徽代表國家,包含政權,如果用色太多,就會顯得輕率豔俗,會讓人感覺像商標。因而國徽圖案應該莊嚴穩重,又不妨富麗堂皇;要象徵化、圖案化、程式化;要有民族特色。圖案要能夠雕塑、能做證章、做鋼印和其他印章,還得便於印刷不宜走樣。聽了林徽因的精闢見解,同事們好比上了一堂精彩的設計課,客廳裡你言我語,熱情和信心一起高漲。

林徽因、樑思成大膽突破了以天安門為主體的設計要求,縮小其在整個圖案中的比例,突出五星,表達了新政權的特徵。比例縮小後的天安門,雖小卻落落大方。與此同時,美術家小組也提交了再次修改的國徽圖稿。

6月20日,全國政協再次召開全體委員會,審議兩個國徽圖案,決定從中確定一個,周恩來總理親臨會場。會上大家眾說紛紜,氣氛熱烈。周總理注意到一直沉默不言的李四光,悄悄走到他座旁問:“李先生,您看怎樣?”李四光指著左邊清華的圖案說:“我看這個圖案有氣魄,天安門上空像是一幅整個天空一樣大的五星紅旗,氣魄很大;下邊,天安門前的廣場也顯得寬廣深遠,氣勢恢弘。金、紅兩色,使得整個圖案有鮮明的中華民族特色,對稱均衡,莊嚴典雅又富麗堂皇。我贊成清華大學這個方案。”周總理再次看了兩個方案,問大家是否還有其他意見。停頓片刻,看沒有人發言,就說:“那麼好吧!就這樣決定吧!”周恩來還建議將圖案中的稻穗向上,這樣顯得更挺拔。

6月23日,在毛澤東主持的政協二次全體會議上,全體起立通過了國徽圖案決議。在這莊嚴時刻,受特邀出席大會的林徽因淚花簌簌。1946年,醫生曾預言她活不過五個年頭,然而五年後的她依然活躍在自己熱愛的崗位上。

1955年4月1日清晨,林徽因悄悄地走了,生前蘊就的朵朵雲彩不帶走一片。醫生預料的五年生命期限,她堅毅地度過了十年,超出的那五年異常燦爛。

內容摘自《蓮燈微光裡的夢——林徽因的一生》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作者:陳學勇

編輯製作:徐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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