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後，南京方面形成了主戰派和主和派的對壘。宋美齡一方的主和派逐漸佔領上風，並把“討伐”主張劃入一種陰謀論中。南京方面情況正在發生變化。自端納到西安後，宋子文也不顧何應欽等人的阻攔，於20日攜隨從飛往西安，代表宋美齡進行和平勸說工作。但是即使到端納赴陝的14日為止，張、楊都態度堅決。當晚8時，兩人在西安廣播電視臺發表談話，嚴厲批評蔣介石“自誤誤國”，要求其“能有最大的反省”。同時強硬地宣稱：“我們這次行舉動，完全是為民請命，絕非造成內亂……若有不顧輿情，不納忠言，一味肆行強力壓迫者，即是全國之公敵。我們為保衛國家民族一線生機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絕不屈服於暴力之下……”
張學良在看端納帶來的宋美齡的信
在南京政府主戰派大軍壓境的情況下，張、楊部隊連續出現倒戈現象，形勢對西安不利。15日，張學良分別致電宋美齡、孔祥熙、閻錫山等人，強調“良等此舉，純為抗日，絕無造成內亂之意，並盡其所能，避免內戰。如中央不顧民意，肆行壓迫，則是中央造成內亂”。16日電告馮玉祥，表示“良等此舉，對事而非對人，介公果能積極實行抗日，則良等束身歸罪，亦為樂為”。
17日是關鍵的一天，張學良與楊虎城聯名覆電程潛等南京高層，稱“只求主張貫徹，決不稍為身謀”。表示只要蔣承認西安方面的政治主張，即可恢復其自由，同時，張學良還首次提出了“容共之論”，同意周恩來之提議，即內戰爆發西安被圍，即對蔣介石“行最後手段”。這一天，蔣介石也給何應欽下達停止轟炸西安的手諭，理由是“中（指蔣介石）於本星期六(19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萬不可衝突，並即停止轟炸為要”。何應欽不僅照令停止轟炸，還領會了蔣“本星期六前”的含義，若三日內蔣介石未歸，武力討伐則可繼續。
張學良後來回憶說，自己發動事變是反覆思慮後才付諸行動的，即使西安城破，他也做好了“自殺”或“入山為匪”的準備。但在對峙的這幾天裡，至關重要的蘇聯對西安事變持否定和批評態度的意向越發明顯，最晚在21日晚8時，張學良就確切得知蘇聯的態度。至於南京，因蔣介石在19日並未歸來，“討逆軍”前線總指揮劉峙殺氣騰騰進逼西安，內戰一觸即發。儘管張學良此時電告中共，希望成立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三位一體的西北軍政委員會，但中共方面的政策已從之前的組建抗日聯軍轉變為和平解決事變，雙方都十分為難。
瑞納與宋美齡
在此時刻，南京方面的主和派起到至關重要之作用。自端納到西安後，宋子文也不顧何應欽等人的阻攔，於20日攜隨從飛往西安，代表宋美齡進行和平勸說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在談判過程中，宋子文提議“先組織過渡政府，三個月後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將何應欽、張群、張嘉璈、蔣鼎文、吳鼎昌、陳紹寬趕走”，並對新政府人員做了一系列安排。這恐怕是宋想借西安事變之機達到肅清政敵之目的，身陷囹圄蔣介石再被動也不可能賦予他這麼大的權力。
不過宋子文對和平解決的樂觀態度給張、楊造成假象，客觀上緩和了局勢。12月22日宋美齡抵達西安，雙方於次日在張學良公館正式進行談判，恰在這天晚上，中共中央也決心繼續保持第三者立場，發電告訴張、楊，望暫不公開西北三位一體軍事組織的事。在此情況下，張學良也不願自己“揹負戰爭罪名”，把和平旗幟假手於人，事情便朝著有利於和平解決的方向發展了。
最後的結果為：蔣介石同意了抗日、聯共等要求，並口頭保證恢復自由後絕不對西安實施報復，張學良則親自護送蔣離開西安。24日，中共中央接到周恩來發來的電報，稱根據張學良的轉告，蔣介石已就之前談判中對他提出的中共及紅軍六項主張進行答覆，基本同意紅軍的要求。周恩來給予蔣介石放棄共產主義宣傳、取消蘇維埃、服從其指揮的保證，換取了蔣介石於12月25日關於停止“剿共”、聯共抗日的口頭承諾。
然而就在蔣釋前夕，張學良與楊虎城之間卻發生了很大分歧。總的來說就是楊虎城對蔣不信任，認為僅憑口頭承諾便讓其離開是一種冒險，他認為以蔣的為人，“他一定會把我們砍頭”。而張學良則堅決主張釋蔣，並表示自己會扛起全部責任，如果不服，大可開槍打死他，否則就必須依照他的計劃行事。直至25日當天，楊虎城和周恩來都“認為（蔣介石）在走之前還須有一政治文件表示，並不同意蔣今天走、張去”。張學良自然也沒有同意，因為他之前已向宋氏兄妹許諾今日釋蔣，斷不能因一紙文件就食言。
1936年12月25日，由張學良護送，蔣介石、宋美齡等一行人搭乘飛機離開西安，至此，震驚全國的西安事變告一段落，儘管雙方尚未結束對峙局面，但內戰的可能性已因蔣介石的歸來而大大降低。蔣介石經洛陽回到南京後，滿城百姓雀躍慶祝，連鞭炮也燃放殆盡。後來有人將此現象解讀為百姓對領袖蔣介石的愛戴和擁護，恐怕有粉飾之嫌。但老百姓為自身避過了一場大規模的兵禍而歡呼則是必定無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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