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歷史的見證，是文化的傳承。這一期，讓我們走進蕭山博物館的文物庫房，來看看一對得來不易、內涵豐富又謎團重重的西晉越窯青瓷人物俑。
它出現在1700多年前的西晉時期，出於能工巧匠之手，代表了中國早期陶瓷工藝的精湛與輝煌。
它是一面歷史的鏡子，講述著那個時期民族大融合、海上絲綢之路等內外交流的故事。
它曾多次出國展出，是國內最大的西晉青瓷人物俑。它的發現是一次意外，也因為這次意外，它與國寶僅一步之遙。
3月15日，記者來到蕭山博物館尋覓這對珍貴的人物俑，並專訪了博物館前館長施加農研究員。在他的辦公室裡，這對青瓷人物俑的故事緩緩展開，圍繞著兩件寶貝的未解之謎也紛紛出現。
在蕭山博物館工作人員的配合下，記者終於在專家鑑定室內，見到了兩件從文物庫房裡拿出來的青瓷俑，一件為武士俑，一件為仕女俑。兩件文物都被裝在一個木製的囊匣裡，全身為海綿等襯墊裹得嚴嚴實實。
眼前的武士俑高28.9釐米。頭戴尖頂翻蓋帽，後繫帶子。深目，隆鼻，嘴為兩小圓洞，脣有翹須。胡人相。身著交領右衽袍。右手握劍，左手執盾。跪坐。胎體較厚，胎色青灰，俑中空，內呈紅褐色。帽子翻蓋內側尖頂的兩邊有兩個小孔，應為豎燒時的出氣孔。通體施釉，色青黃。衣帽上飾有條狀斜方格紋和鋸齒紋。
一旁的仕女俑高26釐米。頭飾髮髻，盤根錯節。深目，隆鼻，小嘴。雙耳帶有珠狀耳環。臉部豐滿圓潤，目光肅然。身著交領右衽袍。右手執一把長方形扇子，扇柄上下出頭。跪坐，長袍著地，裹住雙腳，左手懷抱一小孩，小孩頭飾髮髻，左臂抱一繡球。胎體較厚，色青灰，底心露胎處呈紅褐色。俑身中空，髮髻間有出氣孔。通體施釉，色青黃。長袍及小孩衣服上均印有條狀斜方格紋和鋸齒紋。
俑是人殉的替代品，目前發現最早的青瓷胡人俑在漢代，因此說，漢代是胡人俑的蒙發時期，出土的胡人俑為數極少，而瓷質的胡人俑更為稀見。西晉瓷俑主要流行於長江中下游地區，以越窯青瓷俑最為著名。“一般一個墓就出土1-2件，因為人俑的製作一般都是墓主人在生前找人定製的，而非大批量的生產，所以很珍貴”，施加農表示，而如此大體型的西晉時期青瓷人物俑在國內更是找不到第二件了。
此外，二俑面部刻畫非常細膩，俑中、頭部中空，耳部與帽沿等的對稱小孔，是為了防止在焙燒時炸裂而做的出氣孔，可見均出於技術熟練、經驗豐富的窯工之手，也是越窯工藝水平達到相當高度的一個重要證據。
因為稀有和珍貴，這對人物俑曾多次走出博物館在省內、全國，甚至出國展覽，“最遠的去過法國”。施加農說。
有點遺憾的是，這樣一對全國乃至全世界鮮有的越窯青瓷人物俑卻與國寶僅一步之遙。
這一步是什麼呢？施加農表示，這對越窯青瓷人物俑是採集品，而非考古發掘得到，缺乏紀年證據，而所謂的紀年證據就是墓葬裡有紀年銘文等能明確說明出土文物年齡的信息。
為什麼會缺如此關鍵的一步？這其中還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1991年6月，兩件文物在蕭山城南聯華村“煤氣瓶監測站”附近的苗木工地出土（今屬蜀山街道），同時出土的還有一個青瓷塔式堆塑罐和一個青瓷盤等。
“多虧了那名推土機工人，如果當時他沒有及時停止推土機，這些文物恐怕都已經被毀掉了。”施加農看著眼前這對眉目精緻的青瓷人物俑，回想起來，它們來到博物館可以說是又驚又險。
故事要從“金菩薩”出世說起。
1991年6月，當時還沒有蕭山博物館，施加農所在的蕭山市文管會辦公室接到一個舉報電話，說蕭山城南聯華村的一個苗木場在平整土地時發現了兩個“金菩薩”。
施加農知道，“金菩薩”不可能，但應該是好東西，便第一時間請同事倪秉章馬上趕到現場。遺憾的是，現場已經被破壞了，只帶回來四件文物：兩個青瓷人物俑、一個青瓷塔式堆塑罐和一個青瓷盤。因為堆塑罐的體積很大，文物看起來挺多，“有一籮筐”。
“金菩薩”怎麼變成了青瓷人物俑了？施加農表示，因為青瓷人物俑埋在土裡的時間長了，全身都被黃土裹著，看起來有點金黃色，民間傳著傳著就變成了“金菩薩”。事實上，在包括施加農在內的文保工作者看來，這對青瓷人物俑可比“金菩薩”的文物價值高多了。
事情到這裡還沒結束，過了沒多久，又有人來報告說發現的文物還不止這些，經過調查，發現者是一名推土機手。
發現這些文物的地方在哪裡，會不會還有一個大型墓葬，裡面會不會還有其他珍貴的文物呢？他們知道，只有找到那名推土機手才能搞清楚事情的經過。不巧的是，推土機手已不在現場工作了，轉移到杭州半山施工去了。
施加農等人專門趕到半山找到了這名推土機手。推土機手操著一口諸暨口音，講述了事情經過：他開著推土機推著推著，突然，前面出現了一個深坑，他停止了推土機，叫來工地負責人查探，工地負責人拿著一個梯子走下去，把裡面的文物拿了上來。施加農等人聽完後便明白了，事實上，那是一個墓，墓頂被弄掉了，底下就空了。好在推土機工人及時踩了剎車，這些文物才得以面世。
“很多時候文物能留下來是很僥倖的。”施加農感嘆道。
文物的年代如何判斷？施加農表示，這對人物俑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服飾上的條狀斜方格紋和鋸齒紋是西晉的，同時出土的塔式堆塑罐也是那個年代的。1995年，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認定這對人物俑為一級文物，年代為距今1700多年前的西晉時期。參與鑑定的有來自故宮博物院的耿寶昌和南京博物院的張浦生等國內著名古陶瓷專家。
因為長埋於地下，泥土中的土浸滲透進了人物俑裡，使得這對人物俑現在有一些黃土殘留。施加農表示，人物俑出土後，能清理掉的土都已清理了，如今的殘留多少也讓人物俑更有歷史的厚重感，對人物俑的保護並無影響。
這對人俑並非館內唯一一對來自西晉的青瓷傭。2002年，蕭山博物館又徵集到四件西晉青瓷人物俑，都是胡人俑，只是人俑在形態、工藝製作等方面有所差異。
所以，館內現藏的西晉青瓷俑的數量共計6件，平日裡，均放置於庫房內保存。
秦漢時期出土的陶俑幾乎皆為漢人形象，其出土地點多見於陝西、河南、江蘇、山東和四川等地，秦至西漢陶俑以陝西、江蘇、河南等地為主，東漢時期的陶俑以四川最為多見。為何在漢晉時期江南一帶墓葬中突然出現了眾多的又是清一色的胡人瓷俑呢？
施加農告訴記者，這或許與西晉時期胡人南遷、海上絲綢之路和吳地的喪葬習俗等有關。
與魏西晉時期的統治者曾倡導過薄葬之風不同，地處江南的三國孫吳時提倡厚葬，孫權為顯示對屬下的厚愛，曾不惜採用人殉的野蠻形式。此外，史書上也有對“刻柏作木人，內冢中以為兵衛”的孫吳境內厚葬之風的記載，那麼，這幾件青瓷傭的發現也就不難理解，江南一帶的六朝墓中也發現過眾多俑和其它陪葬明器。
至於為何是胡人？施加農表示，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因北方的戰亂的胡人俘虜南遷成為南方莊園主的奴僕。 還有一類是經商的貿易者。王國維先生曾說“貿易者自西來，此事實也”。而據考古資料表明，我國的東南沿海自漢代以來便是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遠航貿易的來往，為南亞、西亞人來華經商提供了有利的交通條件。
也有可能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來到東南沿海一帶的佛教傳播者。因為在東南沿海發現的漢晉時期佛教文物“塔式堆塑罐”上面塑造的全是胡人俑。
那麼這兩個胡人到底是南遷而來，還是從海上而來呢？
施加農表示，目前還不得而知，但他可以肯定的是，這兩個胡人是墓主人家僕人的寫照。
能擁有如此做工精緻的人物俑陪葬，想必墓主人的身份也不一般，那麼墓主人究竟是誰呢？
施加農表示，文物的坑早已被填平，墓葬找不到了，墓主人已經無從考證，多少有點遺憾。
還有一點讓他頗為疑惑的是這對人俑的燒造地。
我們都知道，浙江是越窯青瓷的產地之一，寧波上林湖、紹興、上虞等地均曾發現過大型窯址，他表示，在目前出土的幾大窯址中均尚未發現胡人俑的標本。
此外，兩件人俑的服飾也大有學問，可見當時民族交融、文化大融合的影子，甚至能找到現在江南生活中的一些原型。
施加農表示，武士俑所戴的帽子，與山東沂南漢墓出土石刻中深目高鼻的胡人騎兵十分相似，又與內蒙古諾顏山匈奴墓出土的薄氈尖頂帽實物相同，而帽沿、帽後的飄帶以及帽沿上的紋飾則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一件西晉青瓷騎獸器胡人的完全一致。有意思的是，這種尖頂帽又與當代紹興地區十分流行的烏氈帽非常相象。那麼，紹興烏氈帽是否是受胡人帽子的影響而產生的呢？明代張岱《夜航船》有記載：“秦、漢始效羌人制為氈帽。”這二者或許的確有淵源關係。
武士俑身上穿的則是寬袖袍，交領，右衽，是典型的漢人服飾式樣。“武士俑頭戴胡人的‘渾脫帽’，身著漢人的‘袍’，漢中帶胡，胡中有漢，應該是當時漢胡文化大融合的真實寫照。”他說。
仕女俑的衣著也是交領袍，右衽，但繁瑣的髮髻，是已發現的西晉青瓷俑資料中少見的。
懷中的小孩，穿靿靴，有明顯的胡人服飾特徵。《晉書》載：“嘗有人著靴騎驢，至北門外。”這或許說明魏晉時期靴在漢人中也在逐步流行著。小孩手中的繡球在以往的出土文物中也不多見，這個長得有點像現在的足球的球狀玩具，也引起了施加農的遐想，“說不定那個時候就已經有足球了”。
“俑身上的信息很多，很多專家都紛紛來要這對人俑的資料。”施加農表示。
這對胡人到底是從哪裡來的，他們的主人是誰，人傭又是哪裡燒造的？對於服飾的猜想又是否成立？這些謎團還有待在將來解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