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是我國曆史上南北朝時的一個朝代，如果連後面的東魏、西魏也算進去，它從公元386年起，到公元556年為止，前後延續凡171年。當時北魏的統治者崇奉佛教，因而佛教盛行於北朝，佛教徒造像建塔，立寺修廟，以及大修各種功德，加上隨葬時的墓誌等，留下了大量的碑記石刻。而同一時期的南朝因禁碑甚嚴，故碑刻罕見。
北朝無刻碑的禁令，取石又方便，所以名山大川，刻石造像不計其數，其中著名的如：中嶽嵩山高靈廟碑，孝文帝吊比干墓文，止和寺尼道僧等造彌勒像記，雲峰山摩崖題字，張黑女墓誌等。傳世最享盛譽的魏碑，有北魏龍門造像記二十種，即《龍門二十品》，以及王遠所書、著名石匠武阿仁所鑿的《石門銘》等。所以，于右任在《十九年一月十日夜不寐，讀詩集聯》詩中有：“朝寫石門銘，暮臨二十品”的詩句。
德風堂考藏於右任書法作品欣賞
康有為對《石門銘》的評價很高。他說：“（王）遠書石門銘，飛逸奇恣，分行疏宕，翩翩欲仙。”又說：“石門銘正則端嚴，斜則奇崛，筆含篆隸，作真如草，疏處不離，密處不犯，疏宕飄灑，率直自然。”他的評價與于右任對《石門銘》的看法真所謂書家所見略同。可見，政見上歧異的人，並不妨礙他們在學術上取得一致，這也許是“殊途同歸”罷！
于右任為了研究魏碑，保護古代的碑刻，曾嘔心瀝血，不惜代價，多方搜求魏墓誌、造像記等。經過二十年的蒐集，耗資十餘萬銀元，陸續收購到漢熹平石經一塊，北魏及各朝墓誌三百餘方。因其中有夫婦成雙的墓誌七對，所以他的居室名曰：“鴛鴦七志齋”，這些藏石名之曰：“鴛鴦七志齋藏石”。
于右任買魏碑，有些古董商索價過高，他身邊的人認為應該還價。他說：“這些碑石，上海的日本人和走私商都在收買。你如勒價過緊，他們就會賣給那些人。”那時他任監察院院長不久，隨從人員建議他對盜賣者進行嚴辦，他說：“政府並沒有說不嚴辦，可有什麼用？你們不要為了愛惜錢而見小失大。要是對這些人擺出一副有權勢的架子，也只能作一次買賣，以後他們就嚇得不再來了。你們好好想想我的話吧！”
德風堂考藏於右任書法作品欣賞
于右任花了無數心血和巨大代價購買的這些碑刻，對他研究魏碑起了極大的作用。憑著他的天賦，博採眾家之長，融會貫通，加上勤學苦練，日漸成熟，自成一家。不但與自北魏以來第一個學北碑的趙之謙（1829—1884），以及後來以北碑名家著稱的康有為、沈曾植、鄭孝胥等人不同，而且與他同時代的弘一法師、李瑞清、曾熙等人的風格相異。趙之謙書婉約勁挺，兼而有之；康有為凝練綿邈，爐火純青；沈曾植古拙峻削，未曾得有；鄭孝胥倜儻鋒利，信筆拈之；弘一法師靜穆閒逸，不食人間煙火；李瑞清盤曲滯澀，方正不阿；曾熙流麗典雅，瀟灑過人。而於右任的魏書，將他們這些長處兼容幷包，既有婉約勁挺，凝練綿邈，古拙峻削，倜儻鋒利，靜穆閒逸，盤曲滯澀，流麗典雅，又有他自己的龍騰虎躍，跌宕多姿，大氣磅礴，雄健雅緻，運筆純任自然，不拘泥於繩墨間，體兼眾美，已達化境。所以在學魏碑的諸家之中，脫穎而出。他獨樹一幟，雄視書壇，睥睨眾家，形成“於體”。
于右任並沒有以能寫自具面目的魏書為滿足，他不同於其他名家的偉大之處就是不固步自封，在一覽北碑精華後，逐漸步入到寫草書的時期。于右任初期草書，沿襲他寫魏書的那種磅礴之氣，用筆險勁峭拔，大刀闊斧，旁若無人。隨著年歲漸高，他後期的草書，漸入寧靜恬淡之境，不求態而態美，不著意而意境橫生，隨意揮灑，心曠意遠，信手拈來，皆成佳構。
德風堂畫廊期購銷于右任、石魯、黃胄、何海霞、劉自櫝等名家書畫作品，名人字畫定製(帶視頻或作者本人與作品的合影)，幫您免費鑑定字畫。德風堂畫廊向藏家鄭重承諾：凡在德風堂畫廊購買的書畫作品，均附有德風堂畫廊出具的保真證書，以及部分當代藝術家創作作品時的照片及視頻影像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