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一段歷史，不同時代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寫史要力求忠實，而論史則千差萬別了。土爾扈特的東歸，在現代的大部分歷史學家眼中，都是悲壯而富有正面意義的事件，是“中華向心力”的有力註腳。而在清朝，學者們的看法則大不相同。
在魏源眼中，土爾扈特東歸是因為舍楞“盛言伊犁空虛可據狀……渥巴錫惑其言，……伊犁將軍舒赫德嚴兵備邊，遣人迎詰之。渥巴錫與眾臺吉等計議數日，始以慕化歸附為辭”。俞正夔則更不客氣：“三十六年，土爾扈特烏巴錫聞綽羅斯、和碩特、輝特皆亡，可以竊據伊犁遊牧也，即棄俄羅斯，率眾南來。六月，至卡倫，知伊犁規模已定，不敢逞，乃藉眾來歸”，“來歸之由，實由舍楞唆搶伊犁，繼至而知其不可逞也，舍歸順更無他法”。
現代史家要迎合民族團結的國策，必定要找出歷史上的例證，悲壯的東歸故事自然是最佳選擇。而清代學者則是對與清朝爭鬥百年的準噶爾汗國印象過於深刻，以至於連同宗同源的土爾扈特人也充滿不信任。他們說得都有道理，但卻忽視了當事人，也就是渥巴錫為首的土爾扈特人和大清帝國的統治者乾隆皇帝。
先說渥巴錫和土爾扈特人。若說是渥巴錫是在聽說準噶爾汗國崩潰後，冒著俄羅斯的圍追堵截，用全部族17萬人的生命來做搶奪已經被清朝佔領的伊犁地區的賭博，就太小看了渥巴錫的智慧。準噶爾是土爾扈特的宿敵，並且一直處於上風，一百多年來在中亞馳騁縱橫，但最終被清朝軍隊蕩平，以至於連人口都被屠殺殆盡。俄羅斯帝國是惹不起躲得起的強者，乾隆時期的清朝難道就是任人宰割的弱邦？把自己置於一個強敵的尾追之下，去進攻另一個強敵，只能是神經錯亂的表現。
但若說渥巴錫和土爾扈特人把自己看作“中華大家庭”的一員，不遠萬里來投入祖國母親的懷抱，卻又是拿著現代政治理念來意淫前人的笑話。清朝作為以征服立國的帝國，無論對於漢人還是蒙古人來說，都是征服者，對於臣服者不會吝嗇懷柔之賞，而對於敢於反抗的，也從來是兵威相加，犁廷掃穴。土爾扈特人雖然與清朝一直有貢使往來，關係較為親密，但把清朝看作是“祖國母親”，如現在的海外遊子一樣充滿著親情，決不是當時土爾扈特人所能達到的“覺悟”。渥巴錫率眾東歸，他所希望的，是回到祖先的土地上求得一個獨立藩屬的地位，這樣不僅維繫了部族的生存，也可延續汗國的國祚。
再說清朝。清朝皇帝從順治開始，便積極的對外進行擴張，對於未歸順於己的蒙古汗國都採取恩威並施的方針，並在其中折衝樽俎，拉一派打一派。到乾隆中期，周邊的蒙古汗國，漠北喀爾喀、青藏和碩特、新疆準噶爾相繼滅亡。而對於已經得到的疆土，清朝皇帝無論哪一個都不允許再出現獨立的國家，即使是願為臣屬也不允許。和碩特汗國滅亡後，和碩特諸部臺吉協助清軍驅逐了佔領西藏的準噶爾軍，原本是獲得了康熙皇帝事成之後幫其復國的許諾。然而，在西藏落入清朝掌握後，曾經許諾便全部作廢，從而激起了羅卜藏丹津的反清起義。準噶爾汗國的崩潰是在阿穆爾撒納為清兵帶路之下完成的，可當阿穆爾撒納希望自己繼續作準噶爾汗的時候，清朝卻予以拒絕，使得阿穆爾撒納再次反清。
因此，吐爾扈特人的東歸，對於清朝來說，決不會從一開始就毫無疑慮，悉心接納。在1771年1月渥巴錫率領土爾扈特人從伏爾加河啟程之後，4月間，乾隆皇帝便得知了情報，並召集廷議。朝臣們爭論不休，難有結果，乾隆皇帝派參贊大臣舒赫德往伊犁，與伊犁將軍伊勒圖一起了解情況。
而當土爾扈特隊伍到達伊犁之後，渥巴錫便會見了清軍總管伊昌阿，表明來意，希望得到接納。伊昌阿則言道：“……此地一切事宜，均由將軍、參贊大臣承擔辦理，爾等若不將此等情由親往乞述於將軍、參贊大臣，我等豈有將爾等何項難處提出呈文，並將所報酌情辦理之理乎？況且適才我將軍、參贊大臣尚與我諮文前來，初三日與策伯克多爾濟會面，暫且留下。俟爾等抵達商辦，指定良牧居之，辦理完畢，將自願前往京師朝覲大聖皇帝之清明臺吉頭人，均返遣其遊牧收拾啟程，由此看來，若爾等越早前往，則對爾等之眾越發裨益”。
也就是說，渥巴錫不前往伊犁，什麼事都是不能談的。渥巴錫立即啟程前往伊犁會見舒赫德，而得到的，是舒赫德向他出示的，要求他和所有汗國貴族前往承德避暑山莊拜謁皇帝的諭旨。乾隆皇帝是在一點點地考察渥巴錫等人。
渥巴錫別無選擇，為了早日獲得接納，讓臣民“可獲蒙受恩澤，得以生活”，他將部眾家屬交給清軍照看，自己率領所有貴族前往承德。這包括策伯克多爾濟、舍楞、默們圖、勞章扎布、沙喇扣肯、雅蘭丕爾等12臺吉和土爾扈特扎爾固成員：洛桑丹增大喇嘛、達什敦多克、甘珠克圖、查幹曼濟、津巴，以及所屬宰桑13人，喇嘛7人，隨從20人。
這樣的誠意，乾隆皇帝總算相信土爾扈特人是真心來投，於是要求沿途盛情款待。一些官員如總兵恆德、山西按察使德文、口北道明琦、知府博爾敦、懷安知縣何燧等因為招待不週而被革職，甚至連山西巡撫鄂寶、直錄總督楊廷璋等地方大吏也因沒有對渥巴錫一行盛情接待而受到申斥。
渥巴錫到達承德後，受到了乾隆皇帝高規格的接待。皇帝親自接見，並用蒙古語垂詢，召集大臣、蒙古王公數百人舉行宴會，並與渥巴錫一起圍獵。冊封渥巴錫為“烏訥恩素誅克圖舊土爾扈特部卓裡克圖汗”，不但一次賞銀就達5000兩，而且每次宴飲必有賞賜。其餘首領也均有厚重封賞，策伯克多爾濟被封為親王，舍楞、巴木巴爾被封為郡王，達什敦多克被封為一等臺吉，其餘為貝勒、貝子等。
同時，乾隆皇帝還下令向土爾扈特人眾調撥牛羊20餘萬頭，米麥4萬多石、茶2萬餘封，羊裘5萬多件，棉布6萬多匹，棉花近6萬斤以及大量氈廬等物資，使得飢寒交迫的土爾扈特人重新獲得生機。這是一幅皆大歡喜的圖景，但最為關鍵的問題還沒有談——如何安置土爾扈特人？渥巴錫所希望的成為藩屬的願望能否實現？
乾隆皇帝可沒有被“萬眾歸心”的喜悅衝昏頭腦，大清帝國的根本方針是絕不會變的。皇帝的諭旨言之鑿鑿：“指地安置伊等時，務以間隔而居之。我之將軍、大臣等駐於其間，致使伊等斷然不能互通音訊為善。其中之渥巴錫、策伯克多爾濟、舍楞等三人，更不得居於一處”。渥巴錫的希望完全落空，他向皇帝表示，自己仍然是土爾扈特的汗，不應該將部眾拆分，但根本得不到迴應。
他不是羅卜藏丹津，也不是阿穆爾撒納，他不能在部族已經元氣大傷的時候還表現出強硬，否則，準噶爾人就是前車之鑑。亡國，總比滅種要好。渥巴錫選擇了忍耐。由和鄂爾勒克率眾西遷所建立的土爾扈特汗國，就在東遷之後，在盛世慶典的禮樂當中，無聲的傾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