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仕勇
關於《明史》的撰修，明清史專家顧誠認為，清朝統治者是非常重視的，只不過，他們的著眼點與其說是編纂前朝信史，不如說是首先為自己的政治利害考慮。康熙皇帝深知自古無不亡之國，所以指示明史官臣特別要注意避免把明朝皇帝說得太壞，以免“本朝”傾覆之後，史家秉筆直書，落個千古罵名。負責纂修明史的官員遵照了這一旨意，儘量對明代皇帝的過失點到為止，而把明朝覆亡的責任推到大臣、太監身上。列名於《明史.奸臣傳》的有胡惟庸、陳瑛、嚴嵩、周延儒、溫體仁、馬士英。把這些人物同當時的政局聯繫起來考察，不難發現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批替罪羊。
原本，“人”是一個很複雜的個體，作為政治人物，往往會集是非功過於一身，很多東西並非都是像想象中那麼黑白分明、忠奸立判。政治人物所做的事、所說的話，很難一言以蔽之其好壞對錯。因此，簡單武斷地把他們列入專門開闢的《奸臣傳》中，把他們臉譜化了，非常不利於後世研究歷史的人開展研究工作。
再有，誰是好人、誰是壞人；誰是忠臣、誰是奸臣，當界線模糊時，就完全取決於撰史者的主觀意願和感情取向了。
另一個明清史專家謝國楨直言，《明史》出於東南文人之手，於江浙文人尤其是東林黨人多立佳傳。自明嘉靖以後，內閣柄政大臣，多為東南縉紳所操持，一脈相承，當時謂之“傳衣缽”。
這種“一脈相承”不但體現在東林黨誕生之後，也可以上溯到東林黨誕生以前。
象周延儒、溫體仁、馬士英這些人之所以成為臭名昭著的大奸臣，就完全是拜“東南文人”所賜。
關於周延儒，清朝趙翼的評論是，周延儒的能力是欠缺了點，但要說他是奸臣，那就太過了。
關於溫體仁，曾任崇禎、弘光兩朝給事中的李清認為，溫體仁長於心計，決斷能力一流，不足之處就是為人太過圓滑了點。
關於馬士英，其實，馬士英的本質和史可法是相同的，他們的結局也都一樣壯烈，可一入了《奸臣傳》，就被永遠釘在恥辱柱上了。
眾多明朝“奸臣”中，名聲最臭的，則又非嚴嵩莫屬。
而嚴嵩之所以高居奸臣榜之首，主要是他的政敵除階、以及明代文壇領袖和著名史學家王世貞和搞的鬼。
編著《明史》，就肯定會參考官修的《明實錄》。
而《明實錄》中《明世宗實錄》的檢修大權就掌握在徐階的手中。
徐階踩倒了嚴嵩，繼任首輔，當然要抹黑嚴嵩。
而王世貞是和嚴嵩有生死過節的。王世貞的父親王忬為嘉靖二十年進士，嘉靖三十八年，在總督薊遼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任上，以灤河失事論死。王世貞為救父親性命，與弟弟王世懋每天在嚴嵩門外跪求嚴嵩出手幫忙，以得寬免。但王忬的失職，責任就在於平日疏於練兵，而當時朝廷對待督撫邊將失守律法極嚴，嚴嵩雖然出面求情，世宗仍是親自指示將之處斬。王世貞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是把這筆賬記在嚴嵩的頭上，認定是嚴嵩害死了自己的父親。
徐階看中王世貞“能以毛錐殺人”的手段，給他提供方便，“盡窺金匱石室之藏”，助他作《嘉靖以來首輔傳》，讓他在其中的《嚴嵩傳》中配合自己給嚴嵩潑髒水。
王世貞的《嘉靖以來首輔傳》影響力巨大，《明史.嚴嵩傳》就沿襲了王世貞所作《嘉靖以來首輔傳》中的《嚴嵩傳》舊文。
王世貞抹黑嚴嵩，主要是從如下幾方面入手：
一、誣陷嚴嵩“竊國權柄” 。
其實，嚴嵩並非大權獨握，當時掌權的還有勳臣朱希忠、都督陸炳。再說，內閣的首輔一旦擁有了人事任免權，當然會是收羅人才以待己用的。此前的張璁、夏言和此後的徐階、張居正莫不如此。而嚴嵩在安插人才的時候，就遭到了吏部許贊等人的彈劾。大家都說趙文華是嚴嵩的親信，趙文華要推薦胡宗憲總督倭事，也遭到了吏部尚書李默的阻撓。即使是在嚴嵩在朝後期，他不遺餘力地援引自己的親戚歐陽必進做吏部尚書，但也只是幹了幾個月就被辭退了。所以，說嚴嵩“竊國權柄”，其實是誇大其詞了。
二、誣陷嚴嵩只知道討好世宗、不作為。
嘉靖朝屬於大明王朝中期，天下承平日久，衛所軍隊的訓練素質大為下降，而邊防設備多已陳舊不堪，東南的海防更是形同虛設，財政方面也不容樂觀。
嘉靖二十七年，邊將曾銑曾向世宗提出要統兵十二萬，用三年時間收復河套。曾銑自己的財政預算是，如果進展順利，則花費四百五十萬兩白銀就可以成就這不世之功業。注意，曾銑說的是在進展順利的前提下的，如果遇到挫折，或者打成了爛仗、敗仗，後果就不好說了。
另外，這所謂的“不世之功業”，只是把蒙古人驅逐到陰山以北。由於河套地區太大，即使收復了，大明軍隊也不可能全面防守，而要沿陰山修建新的長城防線，一來工程量過大，二來防線過長，後勤補給難於跟上，那麼收復河套只能是暫時，不能長久。
而由於葡萄牙人佔據了浙江舟山附近的雙嶼島，將東南亞國家到中國參加朝貢貿易的船隊納入自己的管理，已對我國海防構成了威脅。
也就是說，南北同時發生了邊患。
嚴嵩經過反覆權衡，否決了曾銑的提議。
這一年（嘉靖二十七年），右副都御使朱紈進剿雙嶼島。
可是，世宗還是念念不忘曾銑的提議，第二年（嘉靖二十八年）二月，他對嚴嵩說，朕要效法太祖、成祖和武宗親率大軍前去北方巡邊。
嚴嵩的回答是，偶有侵犯之患，不足構成大害。
一個月之後，世宗再次向嚴嵩說起同樣的話。
嚴嵩只好明確回答，南方已經全面展開平倭戰爭，國家軍事重心已經南移，不宜再在北邊開展軍事行動。
嘉靖三十年，發生了庚戍之變。
這場變故其實是證實了嚴嵩的正確判斷。
但在這場變故中，大明被迫接受了城下之盟，答允和韃靼人通市。
一時間，天下眾口一致唾罵嚴嵩喪權辱國，罪該萬死。
嚴嵩卻很沉得住氣，仍然堅定貫徹此前制定的抗倭戰略，在北方戰場採取堅守措施，而把大量的資源源源不斷地投到南方戰場。
在嚴嵩的堅持下，倭寇最終被徹底消滅了。
南方戰事結束，軍事重心重新北移，蒙古人也老實了。國家很快恢復了先前的太平。
憑什麼說嚴嵩只知道討好世宗、不作為呢？
還有，西苑萬壽宮失火被焚，世宗打算重修，嚴嵩也有苦口婆心地規勸世宗不要大興土木，要世宗居住在以前英宗居住過的宮殿。
三、誣陷嚴嵩屠害忠良
大家都認為，夏言、張經、李天寵、楊繼盛等人是忠良，他們被嚴嵩害死了，那嚴嵩當然就是大奸臣了。
不妨先來看看這幾個人的“被害”過程。
夏言擔任首輔的時候，嚴嵩擔任次輔。嚴嵩的的確不是品格高尚的人，坐在那個位置，他是很想扳倒夏言以取代之的。當夏言的岳父蘇綱和曾銑的兒子出現了私通賄賂問題，嚴嵩就與邊將仇鸞合作，告發了夏言。世宗處理夏言的手段很果斷明快，以“邊將結交近侍”罪下令將之殺掉。嚴嵩大出意料，這個並不是他想要的結果，他也因此連續六次上書，請求皇帝赦免夏言的死罪。但“邊將結交近侍”自古以來就是大罪，沒有起到效果。
至於張經、李天寵之死，按《明史》的說法，是趙文華要搶奪張經在王江涇大捷的功勞，因而將誣劾他們，致使他們被殺。
事實果真如此嗎？
張經和李天寵手掌江南地區兵權，卻在很長一段時間毫無作為。
張經和李天寵的內心當然是很想有一番作為的，但他們認為沿海地區的軍隊不能打，就一心等著從湖南調來的土家族狼兵。前來督戰的趙文華催促他們出戰。他們不但拒絕執行命令，也拒絕向趙文華作任何解釋。
這就是不作就不會死了。
倭寇橫行東南大地，你們不但熟視無睹，還對督戰官員的命令置若罔聞，到底什麼意思？
無論是誰，都會選擇上疏彈劾。
趙文華的彈劾奏章一上，張經和李天寵要等待的去援兵就到了，王江涇大捷就出現了。
在世宗看來，不彈劾你們就不作為，一彈劾，馬上就有作為，這不是玩寇避戰是什麼？！
於是，張經和李天寵就這麼告別人世了。
楊繼盛為了“邀譽賣直”，上《請誅賊臣疏》，歷數嚴嵩有“十大罪、五奸”，儼然有你無我、有我無你，其勢不共戴天。面對咄咄逼人的楊繼盛，嚴嵩也主動引退，一再請示休致。但世宗認為楊繼盛所奏空疏無實，挽留了嚴嵩，回頭把楊繼盛投入牢獄拷打問罪，最後以詐傳親王旨令判了絞罪。
四、誣陷嚴嵩貪汙
嚴嵩雖然沒有倒在楊繼盛的彈劾之下，但在嘉靖四十一年五月（1562年六月）被徐階等人成功整倒了。
徐階是一個很有手段的人物。大禮儀中，他看到楊廷和勢大，就站在楊廷和一邊，所上奏章措辭激烈，讓世宗恨得牙痛。在那段時間，世宗曾命人在皇宮的柱子上刻上“徐階小人，永不敘用”八個字。嚴嵩當權，徐階為了討好嚴嵩，把自己的孫女嫁給嚴嵩的孫子做妾。為了得到世宗的重用，他又投其所好地玩命撰寫青詞。這不，多年的努力沒有白費，他竟然成功地讓世宗忘了柱子上刻的那八個字，登上首輔之位。
徐階做事很絕，不給嚴家有任何復起的機會，誣捏嚴嵩的兒子嚴世蕃謀叛，把嚴世蕃往死裡整。結果，嚴世藩被殺和嚴嵩被抄家。
徐階上報朝廷查抄嚴家的結果是：金三萬二千九百多兩，銀二百二萬多兩，田塘二萬七千三百餘畝，甲第六千六百餘楹，還有不少的珍珠玉器鑲金盃盤等東西。
可是，搜查到的贓款只有十幾萬兩而已。
世宗大為不滿，問徐階抄了幾百萬兩銀子都到哪裡去了。徐階很無恥地回答說，資財都被嚴嵩家人散逸轉移了，我奉詔徵追，搞得雞飛狗跳，江西全省鼎沸，這事，最好還是不要再追究下去了。
實際上，徐階是賊喊捉賊。
要論貪汙腐敗，徐階就是天字號第一特大貪汙犯。他用他貪汙來的錢財在北京差不多買下了半條街，開了幾十間店，又在老家巧取豪奪了海量土地，後來海瑞查其家產，驚歎其“產業之多，令人駭異”，田產高達40萬畝，富甲天下。
說起來，嚴嵩當二十年首輔所積累的財富，還不到徐階當五年首輔積累的財富的十分之一。
若以貪汙論忠奸，那徐階絕對是個比嚴嵩奸得多的大奸臣。
徐階當上內閣首輔以後，除了引誘世宗修道造廟外，毫無建樹。
不難想象，如果徐階早上二十年取代嚴嵩，北方會不會發生類似“土木堡之變”的悲劇不好說，但東南倭亂一定會糜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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