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六盤山地區曾是宋夏激烈爭奪的邊境之地，後為金佔據。
1213年，蒙古鐵騎開始大舉伐金，在此後的幾年，六盤山逐漸進入了成吉思汗雄闊的視野。
1226年冬，成吉思汗親率大軍進攻靈州，後“還次六盤”。
1227年春，成吉思汗又揮師渡過黃河，由西道攻克臨洮，進入金境。
夏四月，成吉思汗攻至六盤山西麓，拔德順軍（今隆德縣）。閏五月，成吉思汗避暑六盤山。
在那個豔陽高照的夏天，六盤山以其特有的秀美與清涼，拂去了蒙古征戰者滿身的征塵，滋潤了朔漠離鄉人流浪的心田。
在六盤溫情脈脈的懷抱中，在大山流波湧翠的美景前，這些蒙古武士真正感受並領略了一種蕩魂銷魄的寧靜與幽美，溫馨與愜意，曠達與安適，遂產生了修宮造府、避暑南山的美好願望，形成了以六盤山為根據地，養精蓄銳攻金伐宋的戰略思想。
但成吉思汗並未實現自己的宏願，就在這年的秋天，一代天驕在大山的懷抱裡靜靜地閉上了雙目。
元太宗窩闊臺承接了父親的遺志，繼續經略六盤。
1235年春在和林築城，修萬安宮，派皇子闊端徵秦、蜀。到了1236年冬天，皇子闊端已進入成都，至此，蒙古統治者由北方和林經六盤山往南方成都一線滅金取宋的西線戰略終於形成並初獲功效。
窩闊臺死後，憲宗蒙哥汗即位。
1252年，蒙哥汗命忽必烈征伐大理，仍然因襲了太祖成吉思汗當年的進關路線。
1254年，忽必烈由大理班師北歸，於夏五月駐蹕六盤山。
1258年，憲宗蒙哥汗“自將伐宋，由西蜀入”，進關路線仍由六盤山、寶雞一線南行，夏四月亦駐蹕六盤，直到秋七月才離開南進。
這時候，經過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們的經營，六盤山已不僅僅是一座野草萋迷、萬木蔥蘢的大山，而是一處蒙元政權開疆闢壤的後方大本營了。
實際上，六盤山在蒙元時期歷史地位的奠定，應是在元世祖忽必烈時期。
憲宗三年（1253年）秋七月，忽必烈“受京兆封地”，這既奠定了他在西北的統治地位，也預示著六盤山地區大規模的開發。
受封京兆後，六盤山就成為忽必烈避暑議事、指揮南方軍事行動的地區之一。
後來，當他登上大元帝國的皇帝寶座後，又於至元九年（1272年）十月，“封皇子忙哥剌為安西王，賜京兆分地，駐兵六盤山”，並於山下建立安西王府，以鎮守秦、蜀。
隨後的歲月，六盤山便迎來了安西王開城建府、置兵屯田的熱鬧日子。
安西王府成為元朝派出的駐守秦、蜀地區的最高行政和軍事機構，六盤山也成了中國西部萬眾矚目的名山要地。
但物極必反是一條無情的自然法則。
經歷了大元的極盛時期，享盡了大元的榮耀風光，六盤山很快就容枯色退，盛極而衰。
元朝的屯田養兵，牧馬南山，開城造府，大興土木，明清的震災傾覆，戰火焚燒，無度砍伐，乾旱少雨，終於使六盤山在明清之際進入了災難的深淵。
儘管大山峻拔依舊，姿態如昔，但已是山色易容、草木稀疏的景象，已使後人難以再領略秦始皇當年所觀覽的一山青蔥與滿目蒼翠了。
翻破明清兩代史書，我們已經很難從中找出明清皇帝們登臨巡遊六盤山的隻言片語了。
有時候，明清皇帝們因西北戰事的需要，也要御駕親征一番，但往往是繞開六盤，取道他方。
六盤山是隴山主峰，山巒險峻，橫亙長200多公里、寬50多公里，森林茂密，牧草豐富，溪流密佈，氣候溼潤涼爽。
更重要的是，六盤山是通往中原的交通要隘和屏障，在此避暑有一舉兩得之功。
自成吉思汗進入六盤山，駐蹕涼殿峽以後，此時的六盤山，山巒吐翠，綠波萬頃，他決定在六盤山涼殿峽避暑。
涼殿峽是一道南北走向，長達20多公里的峽谷，這裡四面環山，群峰林立，怪石嶙峋，乃天然屏障中的一方洞天。
涇水穿峽而過，汩汩作響。雖然盛夏時間，卻涼風習習，香氣怡人。
成吉思汗避暑涼殿峽，悠然而生感慨：人生苦短，安得長生不老，永牧天下？
成吉思汗正為尋求“長生不老”之術和撫眾安民大傷腦筋時，他的一個臣子告訴他，山東棲霞山有一個叫丘處機的道士，精通養生學和道術，法術超人。
成吉思汗一聽，親自起草了一封邀請函，並派侍臣劉仲祿千里相邀。
當丘處機看到成吉思汗“謹邀先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悠遠為念，或以憂民當世之務，或以恤朕保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唯先生將咳唾之餘，但援一方斯可矣”的邀請函時，不禁為成吉思汗的誠意所打動。
隨即，他不顧年逾七旬的高齡，決定長途跋涉，去跟成吉思汗會面。
丘處機帶著18個弟子，一路飽經風霜，終於在六盤山見到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以長者之禮對待，盛宴款待，然後開門見山，直奔主題。
丘處機坦誠回答：“要長生，須清心寡慾；要統一天下，須敬天愛民。”
一句話說得成吉思汗醍醐灌頂，深深折服。他讚譽丘處機是濟世渡人的“神仙”。
成吉思汗深深佩服丘處機的淵博知識，丘處機深深佩服成吉思汗的英雄氣概，兩人彼此欣賞，成為莫逆之交。成吉思汗聽從丘處機的勸告，下令“止殺”。
當時蒙古騎兵每攻佔一座城市、一個國家，輕者大肆搶掠，將俘虜和女人作為奴隸，重者滿城屠殺乾淨。
後來成吉思汗的子孫攻取中原後，很少屠城。
成吉思汗令其子女學習中原文化，以禮御兵，忠孝事義，禮義待人。
傳道結束後，丘處機請辭返程，成吉思汗依依不捨，藉口給丘處機做生日，拖延好些時日，才肯放行。
臨行時成吉思汗贈給丘處機牛羊馬駝、金銀財寶，丘處機一一婉言謝絕。
丘處機離開後，成吉思汗曾託人打聽丘處機的生活健康狀況，捎去親切的問候，先後發佈三道詔書給丘處機，每道都暢談兩人的友誼，表達自己深深的思念。
1227年7月，成吉思汗病危，一天晚上，他忽然做了一個奇怪的夢，據此，他意識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於是派人將駐兵於附近的兒子窩闊臺與拖雷召到身邊，鄭重地立下臨終遺囑：“吾兒，父殆至壽終矣。賴長生天之助力，吾已為汝等建此大帝國。自國之中央達於四方邊極之地，皆有一年行程。設若汝等欲保其不致分解，則必同心禦敵，一意為汝等之友朋增加富貴。汝等中應有一人承大位，吾死後，汝等應奉窩闊臺為主，不得違我遺命。察合臺不在側，應使其勿生亂心。”
此時，成吉思汗的四個兒子中，拙赤已去世，窩闊臺最大的威脅者消失了。
察合臺一直擁護窩闊臺，成吉思汗死後仍然如此。
拖雷本人也多次強調自己對窩闊臺的擁護，所以，窩闊臺繼位似乎是毫無懸念的。
但是，按照遊牧民族“幼子守產”的習慣法，在成吉思汗逝世後，小兒子拖雷實際上繼承了成吉思汗本人所統領的諸部及大部分軍隊。
以12.9萬的漠北自由民騎士為例，成吉思汗諸子諸弟共分得2.8萬，其餘的10.1萬人都屬於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死後則全部屬於拖雷，這便意味著雖然按照成吉思汗的遺囑，窩闊臺將成為整個帝國的汗王，但其本人實力卻遠低於弟弟拖雷。
這一看似矛盾的處理，體現了成吉思汗的另一觀念，即：他認為汗位是屬於整個黃金家族的，而不只屬於自己。所以，在自己的財產繼承上，他遵循“幼子守產”的習慣法。
但在汗位的繼承上，他不願意以“幼子守產”的方式進行，而採取以賢能而定的方法。
如此處理，在成吉思汗看來，就是將公與私分別按各自的原則處理，是最妥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