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百年的人口西遷與清代西南大開發

中國古代史 康熙 咸豐 清朝 中國歷史 讀史品生活 2018-12-02

從乾隆末年到咸豐年間,相繼爆發了川楚白蓮教起義、湘黔苗民起義以及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發源於廣西金田村的太平天國運動,其他小規模的起義反抗更是不計其數。在短短五六十年間中,中國內部就爆發瞭如此之多的農民動亂,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思考。再從空間上看,這些農民起義的發源地都在西南地區,更加準確的說,集中在以東經110度為中心的中南山區,這僅僅是歷史的巧合嗎?還是其背後有著更深層的社會原因?

兩百年的人口西遷與清代西南大開發

“地廣人稀”的西南地區

我們今天所提到的西南地區一般主要指的是川滇桂黔四省,與清代的地理位置差別不是很大,以四川為中心,土地肥沃,被稱作天府之國。然而在明清之交,這一地區遭受了綿延不息的戰亂兵火。

從明熹宗(有名的木匠皇帝)天啟元年的奢崇明之亂開始,一直到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亂被平定,六十年間還經歷了張獻忠五次入川以及南明遺留的武裝與入關清軍的對峙,幾十年間廝殺、屠戮、踐踏、災禍綿延不絕,往日的天府之國成為了戰亂蔓延之地。

兩百年的人口西遷與清代西南大開發

當戰事停息,這一地區留下的只有滿目瘡痍,殘垣斷壁。四川漢中一帶從往日的“煙戶稠密,無地不耕”到現如今的“彌望千里,絕無人煙”。隨著生存環境的凋敝,這一地區的人口數量也是大大銳減,據統計,明萬曆年間,川滇桂黔四省人丁在全國總人口的佔比為10%,到康熙二十四年僅僅只佔1.6%!就四川一省而言,人丁從明末的六十八萬餘降到清初的一萬八千五百丁,這是多麼可怕的變化。到嘉慶年間,作《四川通志》時仍然感嘆道:“蜀省有可耕之田,而無可耕之民”。

把此時川滇地區的人口與其他地區作比較,仍是康熙二十四年,西南四省的人口密度是東南八省的三十四分之一,華北六省的二十四分之一。這種人口因為外來力量造成的不協調必將長時間的影響到這一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

兩百年的人口西遷與清代西南大開發

清代自東向西的三次移民高潮

我們把眼光從西南地區轉移到全國範圍,在三藩之亂被平定之後,中國封建社會迎來了其最後一個所謂的盛世“康乾盛世”。國內相對比較平穩的政治環境,以及經濟的發展帶來的是全國人口的迅猛增加。從康熙二十年(1681)到咸豐初年,一百七十餘年間,中國的總人口增加了三億一千萬,其中僅東南八省就增加了一億八千萬,比全國的一半還要多。

人口的大幅增加相伴隨的自然是人均土地的減少,自從宋代以來,數百年間對江南地區的開墾與經營使得此處再無多餘之地,都被“耨耕殆盡”。東南地區的人口日漸飽和,而西南此時卻是人煙稀少,這一種落差在生存本能的驅使之下促使東南的人民前去填補。乾隆年間由地方官做到兵部尚書的甘汝來曾經以廣東為例,潮惠二府,嘉應一州,所屬州縣層巒疊嶂,或海邊斥鹵之地,田疇甚少,所以一聞川省田土肥美,欣然慾望。這是人們為求生所進行的一種自發的趨勢,由此迎來了三次自東向西的移民高潮。

兩百年的人口西遷與清代西南大開發

這其中第一次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便是被稱作“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活動。大致從順治十年明清戰爭基本結束的時候,外省人口越來越多的湧入四川,綿延不絕多大半個世紀。以湖南零陵為例,40年的時間裡就有十餘萬人入川,雍正五年,一年當中就有“不下數萬戶”的楚粵移民逃荒入川。他們為了生存,背井離鄉,攜妻帶女,在荒蕪的土地上用雙手來養活自己。到乾隆八年,原本空曠的四川此時已經“無荒土可闢”,以至於朝廷不得不下令勸阻外省人口入川。

經歷了五十多年的移民高潮之後,四川以沒有多餘的田地了,然而與其相鄰的川陝楚山區仍然地曠人稀,除少數河谷盆地之外,一些深山老林尚無一人。雖說這些地區的條件比不上四川盆地,但是與沒有立足之地相比,與其活活餓死不如到這些山區試探一番,由此便形成了清代第二次自東向西的移民高潮。到嘉慶年間,這一地區外省移民達數百萬人,同時向來與世隔絕的湘西苗族的聚居地,也湧進了外地大批移民,民族矛盾和對生存空間的爭奪為後來的動亂埋下了禍根。

兩百年的人口西遷與清代西南大開發

嘉慶道光之交,接納大批客民的川陝楚山區此時也趨向飽和,但是東邊的生存壓力依然嚴峻,他們只能繼續向西,走向雲南、廣西、貴州,從而形成第三次移民高潮。咸豐初年,客居於此的民眾已佔全省的十之六七。東南地區沉重的人口壓力促使向西的移民浪潮一層接著一層,一直到廣西的金田起義爆發,這種移民浪潮才逐漸停息下來。

西南大開發

近兩百年的移民西遷給西南地區的人口數量帶來的極大的變化。以四川一省為例,從1685到1851一百六十年間移民極其後裔為這一地區增加了二千二百二十萬的人口,千萬移民湧入西南地區,不能不對西南地區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產生重大影響。

兩百年的人口西遷與清代西南大開發

這些來自農耕比較發達地區的農民以自己的雙手和智慧大大加速了這一相對比較落後地區的經濟開發,出現了耕地面積大大增加,農業與手工業也快速發展,西南四省因此一躍成為全國的又一重要的經濟區域。四川在雍正年間就已經成為全國最大的餘糧產區,來華的德國旅行家李希霍芬在1870年說:“正常情況下,四川顯得處處存在著對生活物資充裕的滿足和幸福,這在中國其他省份是不常見的。”這反映出的是一種難得的田園之樂。

但是這些外來的移民的生存是以雙手和血汗拼搏出來的,其中的艱苦遠遠大於享樂,生活在山區的的農民更是如此,所以當吏治腐敗,這些人難以為生的時候,問題便產生了。

來稿/素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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