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說到，周玘死後，他的兒子周勰發動了一次叛亂，結果草草收場；幾個月之後，在王敦、陶侃、周訪、甘卓的聯手打擊下，持續三年多的杜弢之亂也落下了帷幕。
此時的中國北方，再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匈奴人劉淵去世之後，他建立的漢趙帝國很快就出現了分裂跡象——中原西部地區，依然為匈奴人所有；在中原東部地區活動的羯人石勒，名義上受漢趙帝國節制，實際上已經成了一股獨立的力量。
自永嘉之亂過後，為了爭奪對司馬睿政權的控制權，南北門閥的鬥爭一直連綿不休，此起彼伏的流民動亂，更使局勢動盪不安。隨著周勰之亂和杜弢之亂的先後平息，南方的局勢終於出現了好轉的跡象。如果坐鎮長江中上游的王敦有匡時救世的雄心大志，利用地理優勢震懾長江下游的江東門閥，配合王導處理好南北門閥的關係，然後集中力量揮師北伐，並不是絕對沒有收復中原的可能。
東晉時代的皇權不振，受制於權臣的皇帝幾乎都沒有什麼大作為，把持朝政的權臣卻幾乎個個出手不凡。在涉及民族尊嚴和政權尊嚴的北伐問題上，有大手筆的也不在少數，庾亮、桓溫、劉裕都曾經發動過聲勢浩大的北伐。雖然北伐的目的不單純，或者是為了收攬軍權，或者是為了給篡位做準備，但這在客觀上都是對胡人政權的一種威懾，然而王敦是個例外，自始至終都沒有北伐的意願和動作，或許這就是他在東晉權臣當中的評價比較低的原因之一吧。
當年為了擊敗杜弢，王敦對陶侃百般拉攏，甚至不惜公然牴觸司馬睿，強行任命陶侃出任荊州長官。隨著杜弢的戰敗，同舟共濟的“友情”歲月走到了盡頭——王敦打起了荊州的主意，想把它從陶侃手裡奪過來，於是以召開軍事會議為由，邀請陶侃參會，打算藉機對陶侃下手。陶侃料到王敦必有所圖，部下也極力勸阻，認為此去必然凶多吉少，但他還是決定單刀赴會。
有的人是想了再做，有的人是做了再想，王敦屬於第二種人，寧可做了以後再返回來查缺補漏，也不願意事前因為糾結於可能會漏掉什麼而踟躕不前。
陶侃不來，王敦肯定不開心；陶侃來了，也被扣押了，王敦還是不愉快。這時候，他忽然發現忘了考慮陶侃的親家公——手握雄兵的周訪。所以，他只能暫時把陶侃囚禁起來，再慢慢想辦法。
陶侃被幽禁期間，他的部下聯名致信王敦，呼籲釋放陶侃，王敦斷然拒絕，陶侃的部下於是在荊州發動兵變，意圖動用武力脅迫王敦放人。一時間，長江中上游地區劍拔弩張，好不容易才穩定下來的局勢再次走到了動盪的邊緣。
飛揚跋扈的王敦是一個寧折不彎的人，他沒有被陶侃的部下震住，以為這次兵變是陶侃在幕後指使。兵變發生之後，他緊急調動軍隊進入荊州平亂，並打算親自動手，殺死陶侃。
不久之後的一天，幽禁多日的陶侃被帶到了王敦的公署，一進門，他就察覺到了強烈的不祥氣息。在主人的座位上，如臨大敵的王敦全身披掛，手執長矛，像一個準備撲向猛虎的青銅武士。
陶侃瞭解王敦，知道他做事不計後果，雖然內心很恐懼，但陶侃強作鎮定，表面上沒有流露出絲毫畏懼。除了王敦和陶侃，在座的還有一些王敦的高參，他們並不願意把事情鬧大，唯恐陶侃之死會激怒周訪，引發更大的動亂，只是王敦殺氣騰騰的姿態使他們噤若寒蟬，不敢出言相勸。
王敦一開始確實是想殺死陶侃，可就在真的要下手的時候，陶侃的鎮定自若卻讓他忽然猶豫不決，他好幾次暗中告誡自己不可優柔寡斷，拿起長矛的一剎卻又總是莫名其妙地洩氣。如此往復數次，嗅覺靈敏的陶侃察覺到了他內心的掙扎，於是不動聲色地說，“閣下雄毅果斷，能裁決天下事，怎麼今日反而如此猶疑？”說完就以如廁為由，離開了席位。
近代歷史學家呂思勉對王敦做過一個一針見血的評價，他說王敦是個“妄人”，凡事喜歡爭先，不甘心落於人後，往往為了賭一時之氣而不計後果。說白了，王敦就是把面子看得很重。你勇敢，他就要表現得比你更勇敢；你聰明，他就要表現得比你更聰明；你鎮定，他就要表現得比你更鎮定......陶侃表現得雲淡風輕，氣度不凡，如果王敦再下殺手，在氣度上就落到了下風，跟仗勢欺人的流氓也就沒有什麼區別了。陶侃當眾揭破王敦的心事，表面上是讓王敦難堪，實際上是利用王敦好面子的心理爭取生機。陶侃這樣做也是在暗示王敦的高參——你們的老大已經開始動搖了，快給他找個臺階下吧。
果不其然，陶侃離席外出之後，王敦的高參立刻建議停止刺殺行動，說陶侃和他的親家公周訪猶如左右手，砍斷左手，右手必然不會善罷甘休。
放過陶侃，可以表現出容人之量；接納忠言，可以表現得虛懷若谷；更為重要的是，從實際利益上來說，與陶侃和解也是一個最為明智的選擇。所以，當陶侃返回席位的時候，公署內的殺氣已經蕩然無存，突然間冰釋前嫌雖然使氣氛有些尷尬，但是總體還算友好。
當天，陶侃得到了人身自由，不過王敦沒有讓他回荊州，而是派他南下，出任廣州長官。
回看這場有驚無險的“鴻門宴”，我們難免有些疑惑：陶侃有兵有將，實力非同小可，還有周訪的支持，然而，即使在明知凶多吉少的情況下，他還是應約赴會，並且對王敦的安排逆來順受。他這樣做的動機是什麼呢？
正如開篇所言，東晉是一個缺乏忠臣的時代。作為東晉權臣之一，史官對陶侃的評價同樣有負面色彩，陰陽怪氣地說陶侃有不臣之心。
陶侃和王敦不一樣，王敦做過大逆不道的事，陶侃沒有幹過。也就是說，史官說陶侃有野心，並沒有足夠的事實依據，只是一種猜測，不過，史官的說法也不全是空穴來風，因為陶侃對皇權的態度比較曖昧。
人都是複雜的，陶侃也不例外。對於百姓，他溫和寬厚，無論官居何職，以及在何處任職，都能善待百姓。然而，官場上的他卻是一個精明狡黠的投機主義者，既不是祖逖那種堅定的勤王派，也不是王敦那種目無君上的野心家。他出身寒門，前半生沉淪下僚，在講究出身的官場上幾乎沒有出人頭地的可能，幸而有貴人（*劉弘*）助力，他才青雲直上，為了維持得來不易的成就，也為了施展雄心壯志，他每走一步都得小心翼翼，尤其是在門閥與皇權爭鬥激烈的南方，他必須找到一個微妙的平衡點，他可以效忠皇室，但是絕不愚忠，只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
杜弢之亂平息之後，長安的晉愍帝派人南下，接管荊州。這個可憐的少年皇帝誤以為自己可以掌控江東政權，可是事實上江東政權已經自成一體，並不會太把他的號令當一回事，況且江東政權內部也有矛盾，王敦正在挑戰司馬睿的權威，就算司馬睿願意接納晉愍帝的專使，王敦也不會答應。
這所有的矛盾集中到一點，一切壓力就都落到了陶侃肩上，因為當時掌管荊州的就是他。晉愍帝是帝國的最高領袖，如果陶侃和王敦站在同一戰線，拒絕讓出荊州長官的職位，那麼逆賊的罪名就坐實了；如果和晉愍帝站在同一戰線，那麼無疑會得罪王敦，甚至有可能得罪整個江東集團。
就在陶侃左右為難的時候，迫不及待地想把荊州據為己有的王敦發來了邀約，陶侃則正好順水推舟，離開各路勢力犬牙交錯的荊州，對於赴約的附帶風險，他了然於心，但是與被捲入政治鬥爭的漩渦相比，赴約何嘗不是一個更好的選擇。至於如何化解赴約的危險，那就只能寄希望於親家公周訪的鼎力相助，以及臨場發揮。
周訪沒有讓陶侃失望，關鍵時刻使王敦有所顧忌；陶侃的臨場發揮也很出色，為自己打開了一條生路。南下廣州途中，經過周訪的駐地時，陶侃前去拜訪。這時候已經沒有危險，也無須再強作鎮定，一見到親家公，驚魂未定的陶侃就淚如雨下，說如果不是有你做外援，我這次真是連命都保不住。
陶侃南下廣州之後，他的部下依然拒絕放下武器，奉晉愍帝派來的專使為荊州長官，正式向王敦宣戰。這已經不是江東的內部問題了，而是江東政權與長安政權的衝突。一個政權越是臨近尾聲，權力爭端就越是激烈，這似乎真是一個顛撲不破的鐵律，至少西晉帝國的衰亡就是一個很好的註解。
廣州，當時還是蠻荒之地。因為荒涼，與胡騎奔騰的北方和內訌不休的江東相比，這裡反而少了許多是非。遠離了權力紛爭和鼓角爭鳴的生活固然安逸，但是也容易使人閒散萎靡。陶侃並不甘心在廣州度過下半生，真正讓他魂牽夢繞的地方，是遺民淚盡的中原。來到廣州之後，每天早上，清晨的第一縷曙光還沒有灑下，他就穿衣起床，把放在書齋裡的一百塊磚搬到院子裡，到了日暮時分又把這一百塊磚搬回書齋。有的人好奇，問他為什麼周而復始地搬磚，他說，我志在收復中原，恐怕生活過於閒適，將來不堪大用。
陶侃不知道的是，他正生活在一個南北裂口不斷被撕開的年代，對於他來說，光復中原註定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奢望，南北再次走向統一，那是200多年以後的事。
陶侃南下廣州的第二年，匈奴人攻佔了長安，晉愍帝成了繼晉懷帝之後被異族俘虜的第二個皇帝。從陶侃南下到晉愍帝被俘的這段時間裡，他的舊部和王敦的戰爭一直沒有停止過，即使是晉愍帝被俘這種舉國蒙羞的大事，也沒有影響到戰車的狂暴衝撞。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