渾河堡的“堡” 究竟該讀什麼音

瀋陽晚報

渾河堡位於渾河南岸，現屬瀋陽渾南區轄下。

渾河堡原本是個古村落，至遲在明朝就出現了，曾經是瀋陽有名的遞鋪和渡口，明金爭雄、日俄戰爭，這裡是重要戰場，解放軍解放瀋陽時，駐守該地的國民黨軍隊是最後投降的……這裡留下了許多名人足跡和歷史故事。

雖然渾河堡作為村鎮的風貌已經蕩然無存，但渾河堡的名字仍然在遼瀋大地流傳，由於歷史及語音方面的原因，渾河堡的“堡”字讀什麼，有多種說法。

渾河堡有三個報站名

從瀋陽北站開往甦家屯的333路公交車，抵達渾河堡時，語音報站器連續報出三個站名：渾河堡(pù)、渾河堡(bǔ)、渾河堡(bǎo)。

一個車站，怎麼報出三個站名呢？榮昌巴士公司解釋說，2012年7月以前，333路渾河堡站只報一個站名，即渾河堡(pù)，結果常有乘客坐過站，公司常接到投訴。公司經過了解得知，瀋陽市內乘客稱渾河堡為“渾河pù”，市郊地區乘客則稱為“渾河pǔ”(bǔ的土音兒)，而外來人員則稱之為渾河堡(bǎo),針對這三種情況，為了適應乘客不同的習慣，公司決定採用三種讀音報站，於是就出現了公交系統不多見的多音報站名的情況，這種親民的報站方式，受到乘客的歡迎。

那麼這三個來自不同地區的人群，對“堡”字為什麼會有不同的讀音呢？這個問題是不容易一下子就能說明白的。在常見的較大型辭書《辭海》對“堡”的解釋是：一、堡讀pù時通“鋪”，本為驛站，今多用於地名；二、堡讀bǔ時指集鎮，常用於地名；三、堡讀bǎo時，泛指軍事上的防禦建築。通用的《新華字典》中對“堡”字也是三個讀音，與《辭海》的解釋也基本相同，只是對堡(bǔ)的解釋是“有城牆的村鎮”。

這樣看來，既然辭書對“堡”字有基本一致的解釋，那麼我們遇到帶“堡”地名時，是不是隻要對號入座，按圖索驥就可以了呢？實際上可沒有這麼簡單。“堡”字讀bǎo時,一般是指軍事建築，所以一般不用作地名，但外來翻譯過來的地名，比如德國的漢堡、美國的匹茲堡，就讀成了bǎo，其他如興登堡、薩爾斯堡、聖彼得堡等也都如此。還有一種情況，就是“約定俗成”，比如瀋陽地區有許多叫“堡”的村鎮，按字典規定本應讀bǔ，但瀋陽人多讀成了pǔ，大家習慣了，年年歲歲都這麼叫，沒人說不對，其實是不標準的。

總之，既然“堡”字有三種讀音，那麼就要按三種讀音的不同解釋，加上“約定俗成”的原則，來確定“堡”字的讀音。因此關於渾河堡的三種讀音，不宜絕對說哪個對，哪個錯，不過了解一下渾河堡的歷史，對理解渾河堡的讀音還是有益的。

渾河堡原為“渾河鋪”

渾河堡何時形成村鎮？明代遼東檔案告訴我們：明神宗萬曆二十年(1592)以前，渾河堡早已是有名的遞鋪了。明初為加強對遼東的控制，方便軍情政情的傳達，建立了四通八達的驛傳制度。其中陸路北線是從遼陽抵達開原，就有驛站、急遞鋪和遞運所，有人認為急遞鋪、遞運所與水陸驛站同時構成明代的驛傳制度。驛站主要是快速傳遞軍情報告及接待過往軍政人員，遞鋪主要是傳遞地方政府文書(類似用人遞送的特掛)，遞運所是運送物質(近似現在的物流特快)。遼東的急遞鋪隨著政府對遼東管理的加強而大量出現。

明代安樂州處理渾河鋪何文秀案，具體記載了從遼陽到開原之間的遞鋪情況。明安樂州設在開原老城內，是安置女真上層的特殊建制，既是州,又別於普通的州，沒有轄區，不以治民理財為宗旨，主要職能是撫輯流亡，後期也管理馬市、審理軍民刑訟等。

萬曆二十年(1592)二月二十二日(農曆)，駐遼陽都司的巡按(中央御史，巡視監督地方，一年一換，權力很大),給安樂州發一份文書,通過遞鋪傳送。

文書封入九號簡筒(專用文件筒)，三月二日未時(13時—15時)，文書由遼陽送到鹽泥溝，後到山坳鋪，四日卯時(5時—7時)，山坳鋪兵送抵板橋鋪，當天巳時(9時—11時)，板橋鋪兵送到北沙河鋪，五日午時(11時—13時)，抵白塔鋪，六日由鋪兵陳友福送抵渾河鋪，七日午時渾河鋪兵何文秀送交瀋陽，瀋陽鋪兵汪世虎以公文遲誤，不肯接遞，十日午時，將文書連同何文秀一起遞送榆林鋪，當天申時(15時—17時)，榆林鋪兵彭守仁將文書、何文秀遞送蒲河鋪，當日酉時(17時—19時)，鋪兵蔡明接著送到泥溝鋪，當天亥時(21時—23時)，送至懿路鋪，接著經汎河盧野鋪、新興鋪、鐵嶺鋪、中安鋪……等接替遞送，至十二日申時，開原城南鋪兵金六十帶何文秀到清河岸邊，因水勢洶湧，渡河時何文秀落水，後被同行人救起，但文書簡筒卻掉入河中，被激流沖走。二人見無法交差，便返回原鋪，將真相隱瞞起來。

安樂州遲遲不見文書送到，便搜索線路逐鋪查訊，終於弄清了何文秀遲誤及與金六十丟失文書真相，便處分了何、金二人，並將處分呈文報告遼陽，可喜的是，這份呈文作為檔案被保存下來，使我們能夠了解到當時瀋陽遞鋪的十分珍貴的情況。

從這份檔案中，我們不僅瞭解了遼陽、開原間遞鋪的設置、數量、鋪兵及遞送規定等情況，而且也知道了今天的渾河堡、白塔堡、榆林堡等，明朝時期是因承擔遞鋪作用而出現，並被稱作渾河鋪、白塔鋪、榆林鋪的，這些村鎮極有可能就是由於明初設立遞鋪而興建起來的，至於在明初設置遞鋪之前是否有這些村鎮，就不得而知了(筆者沒見到相關資料)。

這樣看，明朝檔案都記為“渾河鋪”了，那麼現在也應該稱“渾河鋪”，而不應稱其為“渾河堡”了吧，但事情並不這樣簡單。

“堡”與“鋪”早就混用了

明代承擔遞鋪作用的地方，基本被稱作鋪，在明中後期編撰的《遼東志》的“瀋陽中衛山川地理圖”中，瀋陽地區主要遞鋪都被標出：城南有板橋鋪、沙河鋪、白塔鋪及渾河鋪、瀋陽城南鋪等，城北有泥溝鋪等，地圖上標出的鄉鎮並不多，而遞鋪多數上名，說明當時遞鋪地位重要。大約六十年後，安樂州“關於處理何文秀遲誤文件的呈文”中把經過的十九處地方，均稱為鋪，說明當時凡是被確定轉送官府文件的村鎮，都稱為“某某鋪”。

但情況後來卻發生了變化，到清末民初時，“鋪”“堡”混同的現象已很普遍。在清宣統二年(1910)撰成的《承德縣誌》的“承德縣所屬輿圖”中(瀋陽在1667年至1913年期間設承德縣)，原明代瀋陽地區的遞鋪依然稱作“鋪”，但同書的“鄉鎮志”中，除渾河鋪、榆林鋪外，其他的則成了沙河堡、白塔堡、泥溝堡了。在1917年成書的《瀋陽縣誌》中，“瀋陽縣全圖”相關的地名是渾河堡、白塔鋪、沙河鋪等，而同書“村鎮”部分卻相反，成了渾河鋪、白塔堡、沙河堡。

這種“鋪”與“堡”混用現象出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堡字”本身就有三種讀音，而其中之一的讀音pù，與“鋪”的讀音相同，語意也一致，因此極易混用。明朝這三種不同性質的“堡”，並不是單一的，至少可分為堡城(軍事)、驛城(驛站)和鋪城(遞鋪)，有的“鋪”也是驛站，也有駐軍，本身就是鋪堡同城，所以混用就不可避免了。其次，明朝曾在遼東地區修建了遼河套長城，在瀋陽段就建了長勝堡、長勇堡、長營堡、武靖營堡、靖遠堡、平虜堡、十方寺堡等，這些城堡主要是屯兵之所，屬於軍事建築，初建時稱“堡”bǎo，現在這些地名多數已消失，個別剩下的也改叫bǔ或pù了，這些“堡”與“鋪”同時存在，讀音相互難免不受到影響。再次，清朝闖關東大潮中，到達遼東的族人往往同住一地，為了安全，住地四周建有土牆水溝等，這些舉族而居的地方，往往稱為某家堡子(多讀pǔ)，如現在的李家堡子、王家堡子等，這些堡子大量存在，也極易影響明朝傳下來的地名發音，這樣原來的渾河鋪就成了渾河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