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的美與體面早已被時間剝奪，可她用自己的教養和持守撿了回來。
——度公子
01
1918年，李佩出生於北京的一戶書香門第，而她卻形容自己的父母“完全是舊社會的人”。
父親先考取了上海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後來又公費去英國伯明翰大學學習礦冶。
學成回國後做礦冶工程師，把家搬到了北京。
位於北京故宮東邊無量大人衚衕裡的一座花園洋房。
李佩是家中長女，父親對兒女們很疼愛。
不過，父親雖然留學多年，思想卻依舊封建。
家裡的男女界限很嚴格，女孩子不能上大學，所幸母親支持女兒唸書，一番拼死抗爭之後，李佩終於如願進入學校。
李佩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學習英文，中學就讀於家附近教會女子中學。
1936年，女中畢業，又經過一番抗爭，父母終於同意她上大學，但要求必須上女子文理學院。
李佩不為所動，她當時考上了北京女子文理學院、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
最後堅持選擇了北京大學，進入“最時髦”的經濟系。
雖然李佩走讀天天回家，但母親還曾專門去北大圖書館，看她是不是真的在圖書館讀書而晚回家。
進入大學後，李佩還“自作主張”地改了名字。
她原本叫李佩珍，自己覺得‘珍’字太俗氣，就去掉了。
但事情永遠不會如想象般順利，來之不易的大學生活很快被中國風雨飄搖的局勢打破。
1937年，北京淪陷，大學也陸續停課。
李佩被困家中半年，內心只想找個安定的地方讀書，於是偷偷離家去了西南聯大。
她讓妹妹把家人騙去看電影，自己乘機溜走。
0202
1938年的一天，3名北京大學的女學生站在天津一家外國輪船公司的售票口，要買3張去香港的筒倉票。
售票的船辦打量她們後說：“你們3個女學生能住大筒倉嗎？那可是男女混雜的。”
3個女生面面相覷，犯難地搖搖頭。
那個船辦又說：“這樣吧，你們要是能湊出80元錢來，我就和船務打個商量，讓他把自己的房間讓給你們。”
3個女學生趕緊點頭，如數遞上了錢。
那是一艘運煤的船，她們之後再輾轉越南，最後進入雲南西南聯大。在日本人的轟炸中求學。
因為這事父母十分震怒，很久沒有原諒李佩。
到了昆明後，生活比較拮据，李佩就做一些家教工作，倒也過得去。
那時人們的生活要求都很低，也就是吃飯，衣服從家裡帶的那幾件已經夠用了。
戰爭期間，世界青年會要在巴黎舉行一次大會，由於西南聯大當時在世界也很知名，中國派出團希望李佩能隨團參加這次大會。
衣服是同學們幫著湊的，有位女同學借給她一件很漂亮的綢緞旗袍。
在那次大會上，李佩講述了西南聯大的一些情況：經常因為空襲警報而不得不停課，老師學生都往野地跑。
參會的還有日本人，有個日本女孩也很反對自己國家的軍事侵略，為此道歉，並解釋日本的百姓不是這樣的，那是政府的行為。
最初的一兩年，由於頻繁的空襲，學生們並不能整天安生地呆在教室，但這些並沒有阻止學生們的熱情。
他們還自發組織了一個空襲救護隊，大家學習了一些包紮等簡單的救護技巧。
每次空襲後，他們就迅速跑回城裡，去日本飛機投彈的地方看看，如果有傷員，做些簡單的處理。
因為性格活躍熱情，李佩在西南聯大曾當選學生會副會長。
學校之外，她還利用週末時間組織青年女工認字、學習，幫助她們解決生活難題。
03
03
1947年2月，李佩得到機會遠赴位於紐約州的康奈爾大學學習。
在一次演講中，遇見了一生的愛人郭永懷。
其實早在西南聯大 ，兩人便是校友，“理學院和女生宿舍是挨著的，出入那條風竹街都能看到”，但兩人並不熟識。
作為“航空之父”流體力學大師馮·卡門的博士畢業生，郭永懷受邀在康奈爾大學航空工程研究生院任教。
併成為研究生院三大創始人之一。
郭永懷從事的是當時最尖端的空氣動力學課題，並和錢學森合作完成了震驚世界的重要數論論文：
首次提出了“上臨界馬赫數”概念並得到了實驗證實，為解決跨聲速飛行問題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1948年春天，他們在紐約附近的小鎮綺色佳市政廳結婚。
在康奈爾，李佩結識了郭永懷的很多同窗好友，錢學森和夫人蔣英、林家翹和夫人樑守瀛等人都成了她一生的朋友。
郭永懷和錢學森一樣，是美國不能輕易放走的尖端科技人才。
“所以當美國緊令一取消，老郭就坐不住了。”
1956年9月，郭永懷和李佩帶著5歲的女兒郭芹啟程。
離開工作生活了近10年的綺色佳，在加州理工學院停留幾天後，他們由洛杉磯港口登上了美國“克里夫蘭總統號”輪船，踏上了歸程。
回國上船時把汽車送給最後一個給他們送行的人。
海上航行三個星期之後，他們又從香港九龍乘火車取道廣州，在深圳的羅湖邊防站踏上國土。
隨後，我國將研製發射地球衛星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郭永懷負責人造地球衛星設計院的領導工作。
1958年9月，中國科技大學創立，郭永懷擔任化學物理系首任系主任。
為了就近照顧他，李佩便出任中科院行政工作，她先後推動成立了中關村第一所幼兒園和第一所小學。
那時候，談慶明剛從北大畢業進入力學所工作。
住在擁擠的集體宿舍裡，沒有多餘的空間讀書學習，生活條件也非常艱苦，於是寫信到中科院行政部門。
李佩收到信件之後，親自找到談慶明，不僅細心聽取了他的意見，還請談慶明動員其他年輕人，對即將建設的一批新的集體宿舍提意見。
談慶明很感動，之後幾十年、甚至一直到最後，他再也沒有遇到過像李佩那樣的行政幹部。
那是一段幸福的時光，雖然工作忙碌，但一家人其樂融融，也會和朋友們一塊到香山、頤和園坐坐。
後來，隨著核武器研製步伐加快，開始在青海進行試驗，郭永懷經常在北京和青海奔波，
頻繁的高原反應，使50多歲的他顯得格外蒼老。
“那時，老郭從沒跟我說過他幹什麼，我也不問。他經常出差，每次要出差的時候，就自個兒拿一個小的手提箱，裝一點衣服擱在裡頭，那時我一看到車停樓下，就知道老郭又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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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很多科研工作者被打倒。
1968年，郭芹只有17歲，被視為狗崽子，去了內蒙古農區插隊。李佩則被誣衊為“美國特務”。
只有承擔原子彈研究工作的郭永懷受到特殊保護。
郭芹曾懇求父親利用在部隊的工作關係讓她去參軍，但郭永懷拒絕了。
很多知識分子迫於壓力彼此揭發檢舉，而郭永懷和李佩身處大浪之中，卻一直保持著氣度與操守。
別人都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她卻還敢去大字報所批判的人家裡慰問。
1968年11月，郭永懷去大西北研究中國第一顆導彈熱核武器，李佩則開始接受政治審查。
郭永懷內心焦急，在工作告一段後立即趕回北京瞭解情況。
12月4日晚上，他從蘭州乘飛機前往北京，結果飛機在第二天降落時失事。
飛機上唯一的倖存者回憶說，在飛機開始劇烈晃動的時候，他聽到一個人大喊：“我的公文包！”，後來便昏過去了。
在燒焦的屍體中有兩個人緊緊地抱在一起，當人們費力地把他們分開時，才發現兩具屍體的胸部中間，一個保密公文包完好無損。
最後，確認這兩個人是59歲的郭永懷和他的警衛員牟方東。
在生命的最後，公文包竟比性命還重要。
在外人面前的李佩卻顯得極其鎮靜，屋裡有人失聲慟哭，李佩卻滴淚未流。
那一個晚上她完全醒著，躺在床上幾乎沒有任何動作，極偶然發出輕輕的嘆息，剋制到令人心痛。
在郭永懷的追悼會上，被懷疑是特務，受到嚴重政治審查的李佩一個人孤零零地坐在長椅上。
在當時的環境，沒人敢坐在她旁邊。
22天后，中國第一顆熱核導彈試驗成功。
李佩將丈夫的骨灰從八寶山請了出來，和警衛員牟方東的骨灰一起，埋在中科院力學所郭永懷雕塑底下。
那些時候，樓下的人常聽到他們的女兒郭芹用鋼琴彈奏《紅燈記》中李鐵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堅強，頂天立地……”
郭芹幼時照片
從15歲到25歲，在生命中最重要的成長歲月裡。郭芹經歷了父親因飛機失事犧牲、母親以“特務”名義被隔離審查的苦難歲月。
生離死別，形影相弔。
追悼會後，有關方詢問李佩：作為烈士家屬，是否有需要照顧的地方。
倔強的李佩回答說：“我們不需要同情！”
結果是，李佩仍回到單位牛棚裡接受審查勞動，郭芹回到插隊的地方。
05
1970年，郭芹病退回北京，直至1977年秋，最終風平浪靜。
李佩與女兒郭芹終於在北京團聚，她們共同度過了20年時光。直到1997年，郭芹患癌症去世。
李佩當時已年近80歲，周圍人擔心她承受不住打擊，她卻像當初送別老郭一樣，沒人看到年近八旬的李佩流眼淚。
她抱著女兒小時候玩的會眨眼的布娃娃一語不發。
幾天後，她像平常一樣拎著收錄機給博士生上英語課去了。
1999年9月18日，李佩坐在人民大會堂，國家授予23位科學家“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郭永懷是其中唯一的烈士。
李佩回家後，郭芹的朋友們都嚷著來她家看“那坨大金子”。
該獎章直徑8釐米，用99.8%純金鑄造，重515克。
大家感慨，“確實沉得嚇人”。
4年後，李佩隨手把這枚重達515g的純金獎章塞進朋友的行李箱，捐給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時任校長朱清時打開箱子看到這坨金子，十分感動。
每次捐贈，她拒絕儀式，就像處理一張水費單一樣平常，“捐就是捐，要什麼儀式？”
2008年，李佩又請外教將她在美國的積蓄換成人民幣，再加上工資存款共60萬元的積蓄，分別捐贈給力學所和中科大。
5年後，郭永懷104歲誕辰，李佩不知道自己還能活多久，便決定把郭永懷的計算尺、犧牲時被火焰燻黑的眼鏡片和手錶等遺物捐贈給力學所。
我不能照顧你了，我要找個地方好好安放你。
2010年夏天，媒體突有“研究生院懷柔新校區建設工程，強拆錢學森實驗室”的熱議。
李佩很快就打了電話，詢問此事，對校方的解釋，仍是半信半疑。
終於在約好了時間之後，李佩跟隨校方到了距中關村70公里的新校區，見到了我國第一個火箭研發實驗室S2基地舊建築的完好無損。
她才舒展了眉頭。
“一直是郭先生負責實驗室的吧？”“不，他的辦公室在城裡，有事了才過來。”
“反正，是郭先生提出來要建這個實驗室的。”“不，是錢學森提出的。”
她保持著自己一生的淡泊，總把郭永懷的功勞貢獻，下意識地都攤到了他同事們的頭上。
當初，中科大要她當教授，她竟然拒絕了！
理由是自己沒有著作、不配當教授。
院裡領導一再堅持，說院裡的編輯和翻譯系列，也得評高級職稱，你自己都不當教授、研究員，怎麼去評定人家呢？
她才勉強接受。
曾有人把他們的故事排成舞臺劇《愛在天際》，李佩有句臺詞：“我等你，你不回來我不老。”
有一次，李佩去看劇，全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可人們從她的臉上，讀不出任何表情，那似乎演著別人的故事。
06
1977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成立了。
李佩被調任為研究生院外語教研室負責人，帶領三位北京大學學員籌建外語教研室。
李佩的英語水平非常優秀，她講課生動有趣，會引導學生讀《雙城記》《傲慢與偏見》等。
還邀請學生到家裡來，給大家放唱片，聽音樂戲劇、英文歌曲，以一種全新獨到的教學方式把學生們帶入英語世界。
但因為“文革”，中國的英語教育停滯了10年，既缺少老師，又沒有教材，僅靠李佩一人根本無法支撐。
於是她採取了三種辦法找老師，還發現了很多被劃為“右派”的教授，他們或曾被關進監獄，或曾被髮配到邊遠地區。
李佩找到他們並說服他們最終加入研究生院執教，黃繼忠和許孟雄便是其中兩位優秀的老教授。
黃繼忠是當年北大有名的英語老師，後來被髮配到銀川。
李佩得知後，努力將黃繼忠的戶口調回北京，請他到研究生院上課。上了一年課之後，他告訴李佩：“這些學生的英文非常好了，現在應該學好中文。”
於是，他又給學生們開了一門中國古典文學的課。
許孟雄原是中國人民大學的英文教授，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在英語學界揚名，當時有“北許南葛”之說。
“在研究生院，他上課時外語教研室的老師們都會去旁聽，課講得非常生動，一個簡單的介詞搭配就可講兩個小時，妙趣橫生。”
許孟雄後來將他在研究生院的講義修改後作為教材出版。
1979年1月，鄧小平同志出訪美國的英文文件最後是請許孟雄把關。
當時還招聘了一批外籍英文教師，其中一位美國教員瑪麗把託福試卷帶進中國，托福考試更注重聽力和閱讀，這給了李佩很多啟發。
她根據托福考試的原理，改進了研究生英語考試方法，把托福考試的出題方式首次應用到國內，此外她還添加作文一項內容。
經過幾年的努力，中國的英語教育逐漸復甦。
07
1983年，全國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
李佩主動請纓，在中關村創辦了博士生英語培訓點。
自己聯繫租借教學用房，用有償代培、申請專款等辦法籌集經費，想盡辦法給教學人員解決編制。連教材幾乎都是自己動手編寫。
自費留學的潮流也是自那時起開始興起。
1981年，國務院明確了自費與公費一視同仁，國內也開始舉辦托福考試。
但當時中國還沒有託福等外國學生進入美國研究生院必須通過的考試，所以當初在美國部分大學的推薦信中，英文水平證明書中只要有李佩的簽名，都會得到認可。
當初郭永懷回國時說過，中國最缺少的是西方先進的科學和技術，當務之急是培養人才。
而李佩用一生做好這件事，她被稱為“中國應用語言學之母”。
她一生都是時間的敵人。
70多歲學電腦，近80歲還在給博士生上課。
晚年的她用10多年，開設了600多場比央視“百家講壇”還早、還高規格的“中關村大講壇”。
幾十年裡，無數協會想讓這個能量超大的老太太當會長，她都拒絕了。
沒人數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學家，有多少是她的學生。
甚至在學術圈裡，從香港給她帶東西，只用提“中關村的李佩先生”，她就能收到了。
年輕時的李佩非常美麗，照片裡的她挽著郭永懷，笑靨如花，明媚亮麗。
走過近百年人生後，她仍保持著有尊嚴的生活。她身材瘦小纖細，但自始至終都是體體面面的。
她對生活充滿著熱愛。
“李先生在一個星期內的課堂裡從沒穿過相同的衣服。那個年代生活很清苦，根本沒有什麼好衣服，但她的衣服始終熨燙得整整齊齊，乾淨利落地穿去上課，形象永遠優雅得體。”
即使到晚年，她每天起床都要認真梳洗打扮，臉上塗一層薄薄的粉底，還會請人幫她畫眉。
她特別有尊嚴，不願意別人同情她，更不願意麻煩別人。
有一次洗腳倒熱水把腳燙傷了，自己不肯說，也不肯讓保姆幫忙，後來化膿了。
98歲時，真的老了，一個月給保姆發了3回工資。
李佩住院的最後幾個月裡，在身體時好時壞的過程中，但凡稍能動彈，就一定要勉強地自己吃飯喝水、頑強地自己到衛生間大小便。
在最後日子裡，老人家已經無力言語，但她竭力保持著生命尊嚴。
老人的美與體面早已被時間剝奪，可她用自己的教養和信念撿了回來。
一個人從戰火中走出來，經歷過無數次政治運動，走過大半個地球，中年喪夫，老年喪女。可她一生始終堅守內心的持守。
淡泊篤定，與世無爭。
2017年1月，李佩在北京病逝，留下遺言，“想與老郭埋在一起”。
2017年清明節後的第一天，他們終於合葬在一起，共同長眠於中科院力學所主樓前的蒼松翠柏之下。
世紀之後，驀然回首，驚覺無論是哪一個時代，自由與獨立都需要抗爭而來。
要與命運抗爭，與時間抗爭，更要與自己抗爭。
內心篤定，步履堅定，翻山越嶺。
再驚天動地的人生波折，在一個有尊嚴體面的人面前，皆會從容不迫。
生活總會繼續，誰不是千瘡百孔，可我們要努力過好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