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論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信念

思想|論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信念

作者:馬擁軍,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原載於《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9年第1期

[摘 要]早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宣告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從此以後,“消滅私有制”成為共產主義信仰的核心。即便如此,仍然有人僅把共產主義視為一種抽象的歷史必然性。唯物史觀是《共產黨宣言》的“核心的基本思想”。在列寧看來,《資本論》把唯物史觀由假設變成了科學。由此,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信念不再是一種“無可辯駁的抽象的歷史真理”,而成為經過系統論證的新的科學形態。《資本論》證明,共產主義生產方式是資本主義私有制自我否定的規律即利潤率下降規律發揮作用的必然結果。這使對共產主義信仰的證實和證偽成為可能。

[關鍵詞]《資本論》;信仰;信念;共產主義;科學

圍繞《共產黨宣言》中的“消滅(揚棄)私有制”問題,曾經產生過無數爭論。很多人反對“消滅私有制”的提法,原因在於望文生義,誤以為共產主義就是要“共”一切“財產”,包括個人消費品。但更多人,包括大量共產黨員甚至黨的高級領導幹部在內,明明知道“共產主義”的含義是指共有資本或生產資料,也仍然會對共產主義表示懷疑。可見,知道什麼是共產主義,並不意味著必然相信共產主義。這說明,共產主義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知識問題,而是一個複雜的信仰問題。但是信仰有多種,而且往往是相互對立的,例如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宗教信仰和科學信仰、私有制信仰和共產主義信仰,等等。不在信仰層面上進行具體分析,以為只是讓人們理解“什麼是共產主義”,人們就會自動地去相信它,這種想法未免天真。

把科學社會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區別開來的是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理論。早在《神聖家族》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經創立了唯物史觀,在《哲學的貧困》中已經創立了剩餘價值理論,因此《共產黨宣言》中的共產主義理論是有充分根據的。但是按照列寧的看法,在《資本論》之前,唯物史觀“暫且還只是一個假設”;是《資本論》把唯物史觀變成了“科學”。從此以後,馬克思與那些把共產主義視為宗教信仰、非理性信仰或單純理性信仰的人分道揚鑣,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信念成為一種經過論證的科學信仰。

一、從“揚棄私有制”到“消滅私有制”

共產主義並不是指共有一切財產,而只是指共有資本、共有生產資料。對於共產黨員來說,這本應是常識,無須任何說明。但共有生產資料為的是什麼,並不是每個共產黨員都清楚。回答很簡單:為消滅謀生的活動。馬克思把謀生的方式叫作“生產方式”。比如資本家依靠資本謀生、無產者依靠勞動謀生。只有生產資料公有,才能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製度,人類才不必再為謀生而勞動,從而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創造條件。

在《共產黨宣言》中,這一思想已經表達得非常清楚。但是,人們卻仍然為中譯本究竟應當翻譯成“消滅”私有制還是“揚棄”私有制爭論不休。主張翻譯成“揚棄”的學者,理由是德文原詞本來是多義詞,其中一個含義就是“揚棄”;反對者舉出經過恩格斯審核的英文版,指出在那裡翻譯成了不具有“揚棄”意義的“消滅”。兩派學者都沒有意識到,其實從《共產黨宣言》1848年德文版出版到1888年英譯本出版,作者的思想已經發生了變化:如果說《共產黨宣言》發表時,馬克思和恩格斯想表達的是“揚棄私有制”的意思,那麼,到晚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想表達的肯定是“消滅私有制”。而這一變化恰恰是與共產主義由一種歷史信仰變為歷史科學的過程聯繫在一起的。

同“消滅”不同,“揚棄”是一個德語中特有的哲學概念。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92年德文版序言中曾經指出:在這本書中“到處都可以發現現代社會主義從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國古典哲學起源的痕跡。例如本書,特別是在末尾,很強調這樣一個論點: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工人階級的黨派性學說,而是一種最終目的在於把連同資本家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係的狹小範圍中解放出來的理論。這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無益的,甚至是有害的”。恩格斯接著說,“1789年的法國資產者也曾宣稱資產階級的解放就是全人類的解放;但是貴族和僧侶不肯同意”,這一論斷雖然當時對封建主義來說是一個無可辯駁的抽象的歷史真理,但它很快就變成了一句“純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話”而在革命鬥爭的火焰中煙消雲散了。

恩格斯對於《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所說的這句話,也適用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早期著作,包括《共產黨宣言》。但是“揚棄”作為與“人類解放”聯繫在一起的一個概念,畢竟是哲學批判的結果,按照上述邏輯,我們可以說“揚棄私有制”對於資本主義來說“是一個無可辯駁的抽象的歷史真理”。正如恩格斯早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就已經確立這一真理一樣,馬克思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就已經確立這一真理。他不僅在“私有財產與共產主義”一節中,通過私有財產的普遍化和完成、私有財產的否定、私有財產的否定之否定三個環節,論述了共產主義對私有財產的揚棄,而且在“對黑格爾辯證法和整個哲學的批判”一節中專門討論了“否定的辯證法”。順便說一下,馬克思當時所說的“私有財產”指的正是資本,他把資本與勞動的對立當成實體與主體(客體與主體)的對立來研究,由此得出了人類解放實現之後的社會即“人類社會”(或“人的社會”)的概念。馬克思明確指出:作為私有財產的否定之否定,“共產主義並不是人類發展的目標,並不是人類社會的形態”。在《神聖家族》中,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已經由哲學層面上升到歷史層面,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提出了“革命的實踐”概念,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則明確提出“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初步形成了剩餘價值理論,從而把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作為歷史發展的核心概念。由此,《共產黨宣言》第一章的理論基礎(唯物史觀)和第二章的理論基礎(剩餘價值理論)終於雙雙齊備。因此,到《共產黨宣言》發表的時候,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信仰已經堅如磐石,不可動搖了。

在《共產黨宣言》1883年德文版的序言中,恩格斯明確指出,“貫穿《宣言》的基本思想”即唯物史觀,“完全是屬於馬克思一個人的”。但正如列寧指出的那樣,一直到《資本論》出版之前,唯物史觀仍然是一種假設,儘管是科學假設。由此決定了馬克思的信仰仍然是“無可辯駁的抽象的歷史真理”,正如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信仰還只是無可辯駁的抽象的哲學真理一樣。就此而言,恩格斯強調《共產黨宣言》的基本思想時談到階級鬥爭,講“這個鬥爭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鬥爭,就不再能使自己從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下解放出來”。既然是解放“整個社會”,那麼,對於1848年版的《共產黨宣言》來說,“揚棄私有制”就比“消滅私有制”的翻譯更加貼切,但是“消滅私有制”更加合乎在《資本論》中形成的歷史科學觀點,因而對於1888年英譯本的翻譯來說更加貼切。“揚棄”畢竟是一種含混的哲學概念,而“消滅”則成為一種嚴格意義上的科學概念。

二、《資本論》對共產主義信仰的科學論證

列寧是在評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唯物史觀經典表述時,提出當時唯物史觀“暫且還只是一個假設”的。唯物史觀根據生產方式劃分各種“經濟的社會形態”,但必須解剖其中的一個形態,讓它的變革機理以“自然科學的精確性”顯現出來,唯物史觀才能成為科學。列寧進一步指出:“自從《資本論》問世以來,唯物主義歷史觀已經不是假設,而是科學地證明了的原理。”馬克思研究了商品經濟社會怎樣通過把勞動力變成商品,“怎樣變成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組織而造成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兩個對抗的……階級,怎樣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從而證明了資本主義內在地包含著自我否定的因素,由此,“馬克思……第一次把社會學放在科學的基礎之上”。

如果說,人們在閱讀《共產黨宣言》時,更突出兩個“不可避免”,那麼,閱讀《〈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時所突出的則往往是兩個“決不會”。有的人僅把前者稱為兩個“必然”(“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這是片面的。其實,兩個“必然”的完整表述應當既包括兩個“不可避免”,也包括兩個“決不會”,因為資本主義滅亡和社會主義勝利的必然性既在於“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也在於“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即僱傭勞動制度發揮出它所能發展的“全部生產力”。在這裡,馬克思強調的仍然是“整個社會”的解放,馬克思甚至把共產主義之前的社會都稱作“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

《資本論》之所以使唯物史觀成為科學,是因為唯物史觀是從歷史學角度而不是從社會學角度研究資本主義的滅亡,而《資本論》則是從社會學角度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經濟的社會形態”(列寧稱為“社會經濟形態”的各種形式或“社會經濟諸形態”)產生、發展和滅亡的歷史。從邏輯上看,《資本論》是一部從辯證抽象到辯證具體的邏輯學,包括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邏輯、資本自我擴張的邏輯和資本自我否定的邏輯。從內容上看,馬克思首先研究了“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自我擴張和資本自我否定的歷史條件。正是對這種歷史條件精確的具體研究,使唯物史觀上升到科學層面。

列寧曾經指出,不懂黑格爾的邏輯學,就不可能懂得《資本論》。我們在這裡強調的則是:不懂資本產生、發展、滅亡的歷史條件,就不可能懂得《資本論》。資本產生的歷史條件是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分離,也就是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它使勞動從屬於資本。資本發展的歷史條件是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資本的生產過程要求降低作為勞動力成本的工資,而資本的流通過程要求提高作為有效需求的條件的工資以便使剩餘價值得到實現,這就使資本主義生產在自相矛盾中(即一方面,生產過程要求壓低工資,另一方面,流通過程要求提高工資)往前發展。尤其是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使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採取週期性經濟危機的形式。但總的趨勢是平均利潤率或“一般利潤率”的螺旋式下降。一旦利潤率降低為零,資本就還原為貨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我否定的時機就到來了。在這一意義上,剩餘價值剝削如何導致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滅亡,是使唯物史觀從而使社會主義從哲學乃至宗教信仰變為科學的核心問題,其中利潤率下降趨勢的規律是關鍵環節。

通過《資本論》及其三大手稿,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規律是如何逐漸成形的。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是作為《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成果的一部分發表的。一般認為,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內容超出了《資本論》,但《資本論》的三個部分,即圍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而展開的“資本的生產過程”“資本的流通過程”“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已經初具雛形,因此很多人也把《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視為《資本論》的第一稿,而把《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視為《資本論》的第二稿,把《1863—1865年經濟學手稿》視為《資本論》的第三稿。正是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研究了“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的界限,認為這來自資本的內在界限:“(1)必要勞動是活勞動能力的交換價值的界限;(2)剩餘價值是剩餘勞動和生產力發展的界限;(3)貨幣是生產的界限;(4)使用價值的生產受交換價值的限制。”這些界限造成生產的相對過剩,導致資本主義經濟必然發生週期性的商業危機。馬克思此時已經認識到,這種商業危機正是兩個“不可避免”和兩個“決不會”綜合作用的結果。這是因為,商業危機本身並不能造成資本主義的滅亡,只有平均利潤率(馬克思稱為“一般利潤率”)不斷下降才導致資本主義的滅亡。資本的界限表現在利潤率的不斷下降中,因此必須研究利潤率不斷下降趨勢的規律。

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根據資本的內在界限,研究了利潤率下降趨勢的內在原因: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為了追求超額剩餘價值,資本家試圖通過科技創新獲得更高的生產率,這使得這些資本家的單位產品中所包含的個別勞動時間低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能夠以高於價值的價格出售。但是“競爭使這種生產方式普遍化並使它服從於一般規律”。普遍技術更新的結果是整個資本家階級能夠獲取相對剩餘價值,問題是“剩餘價值率的提高不與生產力的增長成比例……或者說,剩餘價值率不按可變資本與資本總量相比下降的比例而提高。由此而來的是剩餘價值量相對減少。由此而來的是利潤率下降”,利潤率有不斷下降的趨勢。整個社會的利潤率不斷下降,其內在機制正是“可變資本與總資本相比不斷減少”導致的。

恩格斯在編輯《資本論》第三卷時,對各個手稿中馬克思研究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方方面面的成果做了整理。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時代,利潤率下降規律是一個得到公認的經驗規律。直到今天,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這個規律在發揮作用。比如在一國內部,頭一批發現商機的人都是賺大錢的,第二批就僅能獲得平均利潤,等到所有人都蜂擁而入,就到了虧本的時候了。在國際上,越是發展中國家利潤率和經濟增長率越高,越是發達國家利潤率和經濟增長率越低。同那些誤以為“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的“庸人”不同,李嘉圖對利潤率的下降感到憂慮不安,馬克思認為“這恰恰證明李嘉圖對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有著深刻的理解”, 李嘉圖雖然感到憂慮,但是對這個經驗的規律卻未能給出正確的解釋。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總結了以前的研究成果,指出:“資本主義生產,隨著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相比的日益相對減少,使總資本的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由此產生的直接結果是,在勞動剝削程度不變甚至提高的情況下,剩餘價值率會表現為一個不斷下降的一般利潤率。”同時,馬克思也研究了“起反作用的各種原因”,包括“勞動剝削程度的提高”“工資被壓低到勞動力的價值以下”“不變資本各要素變得便宜”“相對過剩人口”“對外貿易”“股份資本的增加”,等等。在此基礎上,馬克思考察了“規律的內部矛盾的展開”。他指出:“李嘉圖自以為考察了利潤率,實際上只是考察了剩餘價值率,而且只是考察了在工作日的內涵和外延都是不變量這個前提下的剩餘價值率。”馬克思發展了《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關於“資本的界限”的理論,從“生產擴大和價值增殖之間的衝突”“人口過剩時的資本過剩”等方面,研究了利潤率下降規律的螺旋式展開機制,結論是:“資本的權力在增長,社會生產條件與實際生產者分離而在資本家身上人格化的獨立化過程也在增長。……由資本形成的一般的社會權力和資本家個人對這些社會生產條件擁有的私人權力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地發展起來,並且包含著這種關係的解體,因為它同時包含著把生產條件改造成為一般的、公共的、社會的生產條件。這種改造是由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的發展和實現這種發展的方式決定的。”

有的研究者不懂《資本論》的邏輯,誤以為馬克思對利潤率螺旋式下降規律的展開表明他取消了這一規律,另有人認為,迄今為止利潤率並沒有降低為零,資本主義也沒有滅亡,這證明《資本論》關於利潤率下降的規律是錯誤的。這些人就跟列寧所批判的那些人一樣,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歷史科學”缺乏理解能力。作為“歷史科學”,《資本論》自帶一套證實和證偽的標準。

三、科學信仰的證實與證偽

正如革命的實踐被理解為“環境的改變和人的……自我改變的一致”的活動一樣,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歷史科學”包括“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的科學和“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科學,因為“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當代西方的科學哲學之所以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是科學,是因為他們不是從“歷史科學”歷史性著眼,而是從恩格斯批判過的“自然主義的歷史觀”著眼,人和自然由此被對立起來。無論是“證實”,還是“證偽”,當代西方的科學哲學都立足於自然主義歷史觀,而不是立足於自然的改變和人的自我改變的一致。由於把人和自然脫離開來甚至對立起來,人們習慣於認為自然是可以預測的,而人類歷史則是不可預測的。但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只要有人存在”,人和自然就是不可分離的;人和自然的對立反映的不過是異化的存在狀態。在歷史科學的視野中,人和自然本來就是實踐基礎上的統一,因此服從同樣的歷史規律。歷史的本質是“改變”。問題在於改變世界,包括人的自我改變。不同的歷史階段會形成不同的歷史主體和歷史對象,因而遵循不同的歷史規律。不能把證實和證偽標準建立在科學規律的不變化上面。

從歷史科學的角度看,《資本論》有它自身的證實和證偽標準。

對於證實標準,馬克思講得很清楚:《資本論》同一切科學一樣,有其理想模型。只要符合這一模型的要求,同樣的規律就是可重複的。《資本論》以英國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但這決不意味著《資本論》的分析只適用於英國。“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按照這一看法,德國和其他任何國家,只要具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那麼《資本論》的分析就會得到證實。

歷史科學的證偽標準比較複雜,因為它必須把規律本身的改變考慮進去。馬克思在《資本論》德文第二版的跋中,藉助於別人對他的評論說明了這一道理:“有人會說,經濟生活的一般規律,不管適應於現在或過去,都是一樣的。馬克思否認的正是這一點。在他看來,這樣的抽象規律是不存在的……根據他的意見,恰恰相反,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它自己的規律……舊經濟學家不懂得經濟規律的性質,他們把經濟規律同物理學定律和化學定律相比擬……對現象所做的更深刻的分析證明,各種社會有機體像動植物有機體一樣,彼此根本不同……由於這些有機體的整個結構不同,它們的各個器官有差別,以及器官藉以發生作用的條件不一樣等等,同一個現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規律支配。”馬克思認為,評論家所描述的正是“辯證方法”。歷史科學的證偽標準不能採取傳統的歸納或演繹方法,而必須採取辯證方法來確定。

馬克思是1873年1月寫作《資本論》德文第二版的跋的。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92年德文版序言中進一步談到了資本主義在其生產方式界限以內的發展。恩格斯承認,因為當時科學社會主義還處於它“胚胎髮展”的階段,而英國當時還處於它的“資本主義剝削的青年時期”,他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德文第一版中所設想的“資本主義的滅亡”還不具備其經濟條件,所以在這方面《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哲學結論被證偽了。這一點對於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哲學信仰和《共產黨宣言》的歷史信仰來說也是成立的。但是,與《共產黨宣言》及其以前的所有理論不同,《資本論》是科學,它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是科學信仰,因此還有證實標準。換言之,《資本論》是肯定與否定或實證與批判的統一。這裡的肯定和實證是一個詞(positive),而批判和否定、革命,在馬克思看來是同一個概念即辯證法的不同表現。因此,歷史科學的證偽表現為理論批判和實踐改造的一致。恩格斯1892年的觀點屬於事後的歷史回顧,而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則以前瞻性的眼光和“自然科學的精確性”研究了資本在其限度內發展的邏輯進程。應當從這裡面去尋找對《資本論》的證偽。

《共產黨宣言》已經注意到資本主義基本矛盾表現在週期性的生產過剩危機中,1848年革命就是這種危機的結果。以往的危機都是由短缺導致的,由過剩導致的危機是整個人類歷史的轉折點。在這一意義上,1847年危機和1848年革命以後的平穩發展對《共產黨宣言》的證實和證偽,開闢了通往《資本論》的科學道路。所謂“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實際上只適用於短缺經濟,不適用於過剩經濟。“增長的意識形態”也是這樣,因為靠增長解決問題,實際上只適用於短缺的時代,不適用於過剩的時代。斯密對停滯狀態的憂慮和李嘉圖對一般利潤率下降的憂慮都超越了庸俗經濟學對增長的盲目樂觀態度,但他們都沒有看到,從短缺到過剩,其內在機制是由資本的界限決定的。通過對這一界限的研究可以看到,資本過剩與產品過剩具有不同的性質。產品過剩的危機可以通過凱恩斯主義方式加以克服,資本相對過剩的危機也可以通過凱恩斯主義方式加以克服,但資本絕對過剩的危機是無解的。這導致資本主義滅亡的危機不可能是產品過剩的危機,也不是一般的資本過剩危機,只能是資本絕對過剩的危機。一旦利潤率降低為零,資本也就還原為貨幣,因為從此以後價值將不能帶來剩餘價值,剩餘價值的生產將不再可能。

馬克思在寫作《資本論》的過程中,注意到一般利潤率或平均利潤率在個別部門或個別企業的分佈是不同的。從理論上說,“只要為了資本主義生產目的而需要的追加資本=0,那就會有資本的絕對生產過剩”。問題是追加資本必須能夠獲取利潤,“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資本增殖,就是說,是佔有剩餘勞動,生產剩餘價值,利潤。因此,只要資本同工人人口相比已經增加到既不能延長這些人口所提供的絕對勞動時間,也不能增加相對剩餘勞動時間,……就是說,只要增加以後的資本同增加以前的資本相比,只生產一樣多甚至更少的剩餘價值量,那就會發生資本的絕對生產過剩,這就是說,增加以後的資本C+ΔC 同增加ΔC以前的資本C相比,生產的利潤不是更多,甚至更少了”。馬克思在這裡實際上提出了一個邊際利潤率的問題。在競爭規律的作用下,邊際利潤率的降低表現為利潤率在不同部門和不同企業的不均勻分佈。通常情況下,越是高新科技產業,利潤率越高,越是傳統產業,由於競爭的作用,利潤率越低。這裡就出現了新資本家和老資本家之間的鬥爭。“在任何情況下,一部分舊資本必然會閒置下來,就是說,從其資本屬性來看,就其必須執行資本職能和自行增殖來說,必然會閒置下來。”但是,一旦資本閒置,必然造成相應的勞動力人口過剩,通過凱恩斯所說的“乘數效應”形成鏈鎖反應,就會導致經濟危機。解決問題的辦法很簡單:只要把不能帶來利潤的這部門剩餘資本收歸國有即可。這是因為,國有企業不必以贏利為目的,即使利潤率為零,為了保證工人就業,也要繼續開工。結果是,同樣通過“乘數效應”,被疊加的危機得到消除。在這個意義上,可以通過對利潤率為零的部門依次實行資本主義國有化來挽救那些仍然可以獲得利潤的企業和部門。

凱恩斯革命和羅斯福新政實際上正是通過政府幹預和建立宏觀經濟部門,對資本主義進行了改良。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思時代的自由資本主義已經滅亡。在歷史科學的意義上,這無疑是對《資本論》的證實和證偽。但另一方面,資本主義並沒有完成對所有部門的國有化,而是通過建立消費社會延緩了資本主義的滅亡,20世紀70年代以後新自由主義產生,更是通過開闢世界市場把資本主義全球化推向新的階段,直到資本碰到空間上的新界限。這再一次形成了對《資本論》的證實和證偽。雖然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計劃只完成了第一冊“資本”論,沒有完成“僱傭勞動”論、“土地所有制”論、“國家”論、“對外貿易”論、“世界市場”論,但已經為對《資本論》的證實和證偽指明瞭方向。當代的所謂“逆全球化”浪潮,則再次實現了對《資本論》的證實與證偽。

歷史科學的證實和證偽要求決定了馬克思主義是開放的體系,共產主義信仰是科學信仰。這是因為,隨著實踐的發展,理論也要發展。如果說羅莎·盧森堡和列寧等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研究在理論上發展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那麼,蘇聯的建立和崩潰,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由短缺經濟走向產能過剩和資本過剩的經濟新常態,就從證實和證偽兩方面表明,資本就要在世界範圍內到達它的極限了。一種新的文明類型即共產主義新文明,正在東方露出魚肚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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