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載哲學中的辯證法思想

張載在宋明道學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的“氣本論”影響了羅欽順與王廷相,“一物兩體”成為王夫之的辯證法和方以智“公因反因”的理論來源,崇尚禮制、躬行實踐的思想又被呂柟所採納。

在宋明道學家中,要以王夫之的辯證法最為成熟,王夫之通過對《正蒙》作注把張載略顯粗陋的辯證法思想演繹成了一個龐大的哲學體系。《正蒙》一書較為複雜,裡面不僅有張載晚年的成熟之論,還參雜早年《橫渠易說》裡的一些思想。所以程顥說:“子厚卻如此不熟!”而程頤也評價說:“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

通過對《正蒙》的研讀,我們會發現,張載的思想經歷了由片面觀向辯證法的轉變過程。

張載哲學中的辯證法思想

張載,號橫渠,提出“一物兩體”的辯證思想

張載最初的世界觀

“氣本論”是張載的核心思想,前後並沒有太大變化。他認為作為本體的是太虛,太虛並非空無一物,而是充塞著。氣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是虛實、動靜之機,同時也是陰陽剛柔之始。太虛跟氣的關係就像水與冰一樣,冰有凝釋,氣有聚散。氣分散成有形象的萬物,仍不失為氣;而當它清通無形無象時,就叫作“”。因此,張載說:

“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

“凡氣清則通,昏則雍,清極則神。”

這是他最初對於“氣”與“神”這兩個範疇的定義,在他看來,“神”不過就是清極之“氣”。所以“神”跟“太虛”一樣,都是無形無象的。

在早期,張載的宇宙論是這樣的:他認為氣在太虛中升降飛揚,其中向上浮的氣為“陽之清”,向下沉的氣為“陰之濁”。氣飛昇到上空就會變得越來越清,故為“神”,形成天。所以他說“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清通之氣沒有形象,深不可測,無法體知,就像天一樣神祕,所以才叫“神”;同時,這些清通之氣常常顯現在頭頂上,為人觀察,是為天。另一邊,那些沉濁之氣不斷下降,渣滓們凝集成了有形體之物,是為地,此所謂“地為凝聚不散之物”也。所以,他說:

“地,物也;天,神也。”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

在張載看來,有形之地是靜止不動的,而有神之天則運行不息。這便是《易》裡的“地勢坤”和“天行健”。天地皆為一氣所生,區別在於氣的清濁程度不同。清者為陽、為神、為虛、為運動、為發散,故而剛;濁者為物、為實、為靜止、為凝聚,故而柔。

在這個宇宙論中,我們只看到了對立,沒有同一。清濁、陰陽、虛實、動靜、聚散等絕對地對立著,它們之間天差地別。因此這個宇宙論的弱點十分明顯,所以受到了二程的批判。

張載哲學中的辯證法思想

張載的宇宙論雜糅了渾天說與蓋天說,認為天包乎地,天動地靜

二程對張載的詰難

二程對張載的“清虛一大”理論不以為然,程顥認為氣是形而下者,張載專以氣來說本體,是未觸及到“形而上”。而《周易》明明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因此程顥評論張載的體系說:

“若如或者以清虛一大為天道,則乃是以器言而非道也。”

程顥認為作為本體的是“理”而不是“氣”,這自然是個人之見,還算見仁見智。不過他接著說:

“一氣相涵,周而無餘。謂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是兩之也。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

這確實擊中了張載的弱點。張載對神的理解過於片面,認為只有清通之氣才是神,沉濁之氣則為物,這其實是把運動與物質分離到了兩邊。他說“天下之動,神鼓之也”、“惟神能變化”,這就是把事物之外的“神”拿來當做事物變化的動力,就如清澈的流水(神)推動小船(物)運行一樣。張載認為變化僅僅是“天之良能”,而覆載萬物的大地卻凝聚在其中,巋然不動,這本質上是片面的形而上學不變論。

程頤則從源頭去否定張載的本體說,當有人跟他語及太虛時,他說:

“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

程頤認為張載說“氣聚於太虛”,彷彿太虛是一個方所、一個容納氣在裡面聚散的空間。這其實就是把太虛設定為空虛,割裂虛實之間關係,強行用氣來充實太虛。所以程頤說:“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以其說個太虛,不如說個“理”,或者直接取消太虛,只用“氣”為好。

其次,程頤也認為張載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有失片面,他說“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張載只說清通之氣為神,但是我們永遠也無法知道要“清通”到什麼程度才算是神。

蘇昞記載張載的事蹟:一次,張載跟呂大臨說香和聲都是看似無形而有形,因為風一過來,味道就會消失、聲音也會變模糊,它們都還算是粗的,不如清水為清。把清水倒入銀器(玻璃)中,從外面便可以看見水珠,沒有漏洞間隙可通,這便是“至清之神”。所謂的神,第一、它是至清透明的;第二、它是“不行而至”的“通極”。

程頤聽到這個故事後,詰難說:

“此亦見不盡,卻不說此是水之清?銀之清?若雲是水,因甚置瓷碗中不如此?”

在程頤看來,並不存在“清通之氣。”張載在生前曾寫信給程頤,裡面有說“虛無即氣則無無”,程頤答覆說“此語未能無過”。在與二程反覆交流後,張載改變了自己原來的體系。這點朱熹與弟子就有所論及。《朱子語類》記載朱熹的話:

“橫渠‘清虛一大’卻是偏。他後來又要兼清濁虛實言,然皆是形而下。”

當弟子問朱熹為什麼張載後來要“兼清濁虛實”時,朱熹回答說:

“渠初雲‘清虛一大’,為伊川詰難,乃雲‘清兼濁,虛兼實,一兼二,大兼小。’”

這樣一來,張載就修正了原先的片面思想,並且還走向了辯證法,得出了矛盾論。

張載的“一物兩體”思想

在後期的張載思想中,“氣”與“太虛”近乎為一。“神”則不僅是清,還兼具了濁,這是最大的變化。張載頗具辯證思維地說: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所謂的“兩”就是兩體,包括虛與實、動與靜、聚與散、清和濁等等;所謂的“一”便是“一物”,就是作為的本體的氣,而氣本身也可以是“一物兩體”,它包含著兩體。

張載哲學中的辯證法思想

太極圖本身也是一個“一物兩體”,“一”為太極,“兩”為兩儀

首先,兩體之間互相對立統一。從對立的方面來看,是“物無孤立之理”,有一事物存在,必然也會有與之矛盾的對立物相對,有陰氣必有陽氣。從統一的方面看,則是“合而成質,生人之萬殊”。陰陽二氣雖然互相對立,卻能夠統一、相感而生成萬物,賦予萬物質的規定。因此說“立天地之大義”是“陰陽兩端循環不已”——矛盾普遍存在於世界之中,是事物存在的根據。

根據《太和篇》的說法,氣本是清虛湛一無形的,但陰陽二者存在對立統一,所以相感而聚集,聚集在一起就會從幽轉向明,得到形象。萬物有了形象就不再是二氣,而是萬殊;其中每個事物都有自己的對立物,它們與對立物進行鬥爭、和解,成為世界發展的動力。此所謂:

“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兩體”之間不僅存在矛盾,而且它們還與“一物”矛盾著,如果沒有聚散、虛實、清濁、動靜等兩端,我們也就無法知覺到一氣,此所謂“兩不立則一不可見”;同樣,如果沒有一氣存在,聚散、虛實、清濁、動靜都無法發揮作用,它們失去了本體,所以說“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

聚散、清濁、動靜等等,歸根結底都只是氣的存在方式——運動

張載的矛盾運動觀

當張載把矛盾的觀念引入自己的體系之後,形而上學的不變論也就被破除了,首先他摒棄了“神”從外面推動萬物的思想。改口說:

“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

事物發展的源泉和動力並不是外部的神給予的,不是神鼓動萬物,而是萬物自身的矛盾推動著它們的發展。後期的張載不僅沒有再離“神”與“氣”為二,而且還建立起了“神”的對立面——“鬼”。說“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張載哲學中的辯證法思想

張載著《正蒙》

當然,張載所說的“鬼神”並不是我們俗人們所說的鬼怪與神仙,他說: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

“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虛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在張載的體系中,鬼神其實只是氣發生運動的兩種趨勢而已,鬼為歸為屈,神則為伸。《動物篇》說:

“物之初生,日至而滋息;物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這是對鬼神通俗的解釋,對於任何事物而已,都存在生長與消亡兩種傾向,此乃氣之本性所決定的。只要有矛盾、事物內部存在的兩體可以相感,鬼神就會“施受之性”,使其建立起自己的質;如果矛盾消滅,“不能感”,鬼神就會逐漸瓦解這個事物,令其消散,稱之為“化”。

在張載看來,運動來自於事物內部的矛盾,最主要的矛盾就是鬼神兩種氣化的傾向。其中,緩慢變易,能夠被察覺的變易就是“化”;疏忽而至、難以預測的變易就是“神”。所以在張載的體系中,“神”有多種含義,當它與“鬼”相對時,指變易的伸展趨勢;當它與緩慢量變的“化”相對時,則側重突出“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毫髮之間”的飛躍性質變

張載的辯證法粗具雛形,在他的體系裡,我們已經看到了“一物兩體”的對立統一,又分析出“神”與“化”的質量互變。但唯獨少了辯證法的最後一條規律——否定之否定

前面我們說過,張載的宇宙論乃是一個大輪迴,是循環論,缺乏發展的觀念。在張載看來,宇宙的變化不是上升的、發展的,而是在不停循環。因此,他的辯證法裡缺少了否定之否定。張載總是說“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慾”、“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遊魂為變與!所謂變則,對聚散存亡為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身而為說也。”

由於循環論的存在,甚至要動搖“神”與“化”的質量互變律,這是張載哲學中的不徹底的地方,所以在程頤的《入關語錄》中多被批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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