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位大學老師，每一年都會遇見“更年輕”的學生，很多時候好奇這些年輕人在想些什麼？關注些什麼？哪些議題對他們而言是很重要的。尤其，青年世代所持有的價值觀，和戰後成長的世代相當的不同，經歷過戰禍和經濟蕭條的年長世代，著重在物質主義的滿足，成長於富裕和民主年代的青年世代，關注的議題不再僅限於基本需求的滿足。
和平議題、平等議題、反核議題、性別議題、人權議題或動物權保護等，都可見青年世代關注和討論，這尤其可從大學校園內社團的多樣化窺知。除了1990年代陸續出現的性別和女權相關社團、以及異議性社團外，近年大學校園內也都可見關注動物權益、社會或政治議題、學生權益或環保社團陸續設立，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不同年齡世代間關注和在乎的議題的差別，價值觀取向的差異。
為什麼要關注青年世代的關注呢？因為我們正處於人口老化嚴重的社會，當社會中老年人比例愈來愈多，如何在制訂公共政策過程中納入青年觀點，制訂出符合世代正義的政策，就顯得相當重要。無論是擴大青年的參政機會，或是提升在臺“立法院”中青年代表性，都能有助於在政策制訂過程中注入青年思維。
根據國際國會聯盟（Inter-Parliament Union）近期出版的2016年青年國會議員統計報告分析中指出，全球128個國家中，30歲以下國會議員的比例超過10％的國家只有瑞典、厄瓜多、芬蘭和挪威四國。整體來看，納入研究國家中的國會議員年齡在30歲以下者，比例不到2％，40歲以下國會議員比例為14.2％，若再將青年國會議員的定義放寬到45歲以下，也僅有26％的國會議員在45歲以下。該項報告也指出，各國各地對青年政治涉入的關注焦點，已由“青年諮詢”轉為青年政治代表性的命題。
影響一國青年議員代表性高低的原因有許多，例如參政權年齡的規定、青年對政治關心和參與程度、政黨提名青年參選的意願、又或是選舉制度設計等。低落的國會青年代表性，影響青年相關公共政策的倡議和制定，從政治賦權角度來看，更多的青年投身政治，有助於促進青年對政治的關注和參與，激勵更多一般青年的政治涉入。是以各國各地也不斷研擬和落實促進青年參政和政治代表性的方案與政策，降低投票年齡就是其中一項措施。
去年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時，蔡英文競選團隊提出的“青年好政”青年政策之一便是主張降低投票年齡至18歲。在執政即將滿一週年之際，無論是公民權降至18歲的“憲法”第130條條文修正草案或“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雖已通過一讀審查會，交付“修憲委員會”審查，但仍未有顯著進度，值得未來持續關注。
然而，要改善青年代表性，除了降低投票年齡外，降低參選年齡，也陸續獲多國多地採用，例如近年英國、肯亞和摩洛哥將參選年齡降至18歲，奧地利和厄瓜多則從18歲降至16歲。此外，無論是從法律層次規範政黨提名辦法或政黨內部自行規定，若能從政黨提名辦法制度化著手，保障一定席次給予青年，根據其他國家的實施經驗，確實顯著地提升青年國會代表性，也有助於將青年觀點納入公共政策制訂過程中。
蔡英文競選前也承諾要將青年事務諮詢委員會，提升至臺“行政院”層級。該委員會已於去年11月成立，雖已召開兩次會議，但成效為何尚難評估，尤其是廣邀委員參與各“部會”的會議或活動，這樣的舉措是否能成功將入青年觀點帶入政策制訂過程，仍有待時間來檢驗。除了中央，各縣市地方政府近幾年也陸續增設青年事務(諮詢)委員會，若能促進臺當局和地方青年事務委員會經驗交流，一方面能促進青年代表間針對青年議題的整合與合作，另一方面更能提升公共政策中有關青年議題更獲重視。
對看中理念、議題主張更甚於感性的青年世代來說，“青年好政”不能只停留在美麗的口號，更需要落實到有助於青年參與的機制中，因為我們都知道，期待幻滅後的轉身是最嚴酷的懲罰。
【林瓊珠／臺灣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