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政治正確與戰後世界格局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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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政治正確與戰後世界格局的變遷


理想與理想的載體之間的界線,不是那麼清晰可辨的,這也就給了“政治正確”以存在的空間。

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外交學院外交學與外事管理系副教授施展,本文原載於《知識分子論叢》。


施展:政治正確與戰後世界格局的變遷


1

理想與現實的衝突

所謂“政治正確”,背後掩映著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衝突,或者更準確地表述,是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衝突。任何理想,都必須是普遍性的,這是康德道德哲學的一個基本前提;任何現實,都是特殊性的,因為現實就是經驗性的存在,所有的經驗都是特殊的。

困境也就出在這裡。理想都有一種內在的精神衝動,要將自己外化為一種現實的制度安排,以便對各種現實存在給出規範性的意義。假如理想沒有被外化為制度,僅僅是作為理想存在,其普遍性可以充分容納現實的多樣性,因為理想是一種抽象的存在,可以通過對它的再解釋、再抽象化,來提升其容納多樣性的能力。但是理想一旦外化為現實制度,理想的普遍性馬上就會遭遇到一種自我悖反,因為任何一個具體的制度相對於理想來說都是特殊的,儘管制度相對於一個具體的行政行為而言是有普遍性的。特殊的制度就不一定能夠應對所有的多樣性,尤其是在人口、資源、信息等等各種要素的流動性越來越大的情況下,制度所要面對的多樣性變得越來越複雜,有可能超出彈性承受能力之外。

這種情況下,人們在做倫理判斷,尤其是做政治倫理判斷的時候,就會出現糾結,糾結於理想與理想的載體之間的衝突。我們應當堅持理想的普遍性(從而是其無條件性),只有這樣,理想才能作為一種普遍的、無條件的判準,不給詭辯留下空間;假如我們放棄了普遍性,只會帶來更糟的後果。但是假如我們把對理想之普遍性的堅持,轉化為對於理想的載體,即那種外化出來的制度的堅持,則理想就會遭遇異化,對理想的堅持會被異化為“政治正確”。

更復雜的是,理想的載體不僅僅是外化出來的制度,甚至用以表達理想的話語本身,也是個載體,這就會帶來一個更深刻的自我悖反,是否我們在談論理想的時候,已經在令理想遭遇異化?理想與理想的載體之間的界線,不是那麼清晰可辨的,這也就給了“政治正確”以存在的空間。

2

從冷戰到後冷戰:“政治正確”的變遷

所幸,政治不僅僅是個理論問題,還是個實踐問題,理論上的反思不會有終了,在實踐中則會有一個決斷。這不是因為實踐中找到了邏輯上的絕對完備自洽,而是找到了讓理想與現實大致匹配的制度安排,使得兩者之間的張力不至於經常挑戰人們的情感與嘗識;理論上的反思可以仍然繼續下去,現實實踐當中則形成可以凝聚共識的秩序。所以,我們可以說,雖然理想與現實的張力永恆存在,但並不必然會異化為“政治正確”。只要制度所要規範的對象內部不存在過大的質的差異,或者說,即便存在某些差異,但這個差異是可以在理想內部被消化掉的,那麼就不會出現異化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在冷戰時期,“政治正確”並不是個問題,後冷戰時代,它開始浮現為問題的根本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規模,以及原子武器的出現,使得民族國家徹底退出了世界主導者的地位,19世紀的秩序不可逆地終結了,戰後的世界是由美、蘇兩大普世帝國主導的。這兩大帝國各自都有一種普遍主義理想的價值觀念體系,形成了遠超本國之外的動員效力,也組織起冷戰時期的兩大帝國集團,民族主義的觀念體系及政治秩序完全被其所吞噬。這兩大集團,都承認對方是個真實的秩序存在,但都認定對方為邪惡的秩序,認為對方最終必將被自己所代表的歷史方向所終結,己方的秩序終將成為人類的共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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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兩大帝國來說,其秩序邏輯都可能會面臨一個困境,即,其理想的普遍性與其事實上擴展半徑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將會使得理念本身的正當性遭遇質疑,而理想的正當性正是這個帝國賴以形成吸引力的基本前提。這裡所謂的擴展半徑的有限性,還不是說帝國的擴展會遭遇到其他帝國的抵制,而是指這個帝國所整合的物質秩序,有受到其生存原則所限的擴展極限。

對美國的普世人權政治來說,它預設著各國對於人權的普遍承認與保障。但是,任何承認與保障,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說得更清楚些,現實的法權秩序需要被具體化為一種財政方案才能落實,這是一重經濟成本;而財政方案以稅收為前提,稅收問題卻往往與選票相關,這又構成一重政治成本,同時,保障人權與應對國際安全這兩個問題,可能會在一個國家內部爭奪財政資源,這構成第三重成本。普世人權觀預設著正常國家都會在本國付出這些成本,但事實是,不是所有國家都有能力及有意願付出所有這些成本的;於是,處於主導地位的霸主國,原則上來說便應代為付出這些成本,以作為外部世界對其主導地位之承認的補償。但除非霸主國與這些其代為付出成本的國家之間有著正向的經濟循環,使得輸出秩序之事可以形成一種自我循環自我支撐的財政過程,否則霸主國根本無力持續地代為付出成本,因為一個純消耗的過程是不可持續的。也就是說,美國的海洋帝國秩序的擴展極限,便是美國能夠與其形成有機的正向經濟循環的區域,除此之外,則海洋帝國無力可持續地擴展過去。

對USSR的普遍階級政治來說,它預設著所有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都會有著同樣的理想,與對於歷史方向的同樣認知。如果其帝國範圍內有國家的認知有不同,則需要將其校正過來;那些保持著正確的方向的國家,則需要對其進行鼓勵幫助其保持正確方向——這在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時期發展為“社會主義大家庭”說,勃列日涅夫強調社會主義大家庭“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這就意味著不僅僅是對外的財政投放過程,還需要蘇聯對其帝國範圍內一種實際的軍事控制能力,以確保方向的統一性。這樣一種大陸帝國秩序,便以其軍事投放能力與其對此的財政支撐能力之均衡為其擴展極限,除此之外,則它也無力可持續擴展過去。

冷戰的二元對抗秩序當中,美國海洋帝國勢力範圍所及為麥金德的地緣政治學意義上的內、外新月邊緣地帶,都是與其能夠形成正向經濟循環的,超出此範圍則較難形成正向經濟循環,這剛好就是其擴展的極限;蘇聯大陸帝國勢力範圍所及的東歐與中亞地區以及部分中東地區,也是其軍事投放能力與財政支撐能力的均衡點所在——阿富汗因其極度複雜的地理結構,便已超出這種均衡點,這是其後來在阿富汗栽了大跟頭的原因。

因此,二元對抗秩序初看上去對於兩大普世帝國似乎都是不理想的,因其並未能夠實現自己的普世擴展的願望,但事實上剛好是兩大帝國各自達到了其現實可行的擴張極限之後的均衡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其無需對自己擴張極限之外地區的秩序承擔任何責任,卻可以指責對方在這些地方構建邪惡秩序;這也讓它們各自都能達成邏輯自洽,也不至於被人指責為虛偽。一個歷史的弔詭因此便浮現出來,美、蘇兩大普世帝國的邏輯自洽,恰恰是以其理想秩序之敵手的存在為前提的,這可以幫它們輕鬆地卸下理想的普遍性與擴展範圍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

冷戰以USSR解體而告終,繼承其國際法地位的俄羅斯,不再有一種普世主義的帝國秩序之想象,二元對抗秩序當中的一方退出了舞臺。USSR勢力範圍內留下了大量的秩序真空,只待海洋帝國的秩序擴展於此,通過有序對無序的克服來實現人類的普遍史。

但是一個逆向的進程就此浮現。對海洋帝國來說很尷尬的現實是,蘇聯留下的秩序真空之地,有很多是無力自主支付人權保障的成本,又與海洋帝國之間很難形成正向的經濟循環的地方,也就是說,即便海洋帝國願意將秩序擴展於此,這也超出其擴展極限了。這些地區有的是徹底的失序之地,諸如索馬里;也有些是有著一種秩序,諸如一些伊斯蘭威權國家,但其對人權缺乏足夠的尊重與保護,從而對西方國家來說難以接受。在普世人權政治的角度看來,兩者都是有待克服的虛無。西方國家近年發起了對於伊斯蘭世界一些威權統治者的打擊,但西方似乎對問題並沒有做過深思熟慮,人權輸出的結果,反倒是這些地方陷入普遍的失序。為了重建秩序,以及在當地建立切實的人權保障,則需西方世界代為付出更大的成本,但它們顯然不願、實際上也是無力承擔如許成本。這就令西方的普世人權觀處於被質疑的境地,乃至其價值承諾有可能墮人虛偽之中,這種虛偽性正可為反西方的力量提供理據。

3

後冷戰時代的精神悖反

反西方的力量需要獲得自己的精神凝聚力與道德正當性辯護,曾被意識形態所壓制的傳統宗教及傳統文化,在意識形態衰退的情況下,重新形成了巨大的影響力。世界因此而開始陷入一種“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狀態,這些衝突甚至通過移民過程而內在於西方世界自身。

西方對此並未真正地有所準備,又一次精神悖反的過程於此展開西方的普世人權觀之價值體系在冷戰之後由於暫時喪失了真正的敵人,於是也就喪失了對於真正深刻嚴肅的政治問題的思考,逐漸走上一種對政治的技術化討論,日常政治的瑣碎與輕巧遮蔽了非常政治的深刻與擔當,理想在這過程中也逐漸被建制化,過度而走向異化。“Clash of Civilizations”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將嚴肅的政治問題重新帶回人們的視野當中;使得西方秩序的道德正當性本身遭遇到嚴肅挑戰,並逼使世界直面“何謂政治”這個問題。非常政治有可能以這樣一種方式重新被激活,它需要特殊的精神強度與思想強度才能被真正地面對——精神強度與思想強度並不是一回事,對於問題的深刻反思需要思想的強度,面對決斷時刻擁有行動的勇氣則需要精神的強度。

在權利政治的時代重思“何謂政治”,此種討論,需要先有對權利觀念本身的辨析。對於權利的來源,會有至少三種不同的認識。權利可能是來自傳統,基於經年累月的社會互動而形成了人們普遍默認的慣例,這些慣例對於人們的具體行為有著實在的約束力,當它被法律化表達時,就成為了“權利”。權利也可能來自理性,在啟蒙時代以來,理性要求將一切都置於自己的審視之下,各種現成事實並不因其作為事實便自動獲得正當性,除非它們經過了理性辯詰而為自己爭得了存在的資格,思想家們基於理性的建構而確認了一些權利,並以這些權利作為現成事實賴以獲得評判的法律標準。權利還可能來自信仰,信徒們堅信自己與神之間的神聖契約,它規定了作為個體的人在世間的義務,也承諾了個體在世間的尊嚴,人世的法律不過是用來保障神所賜予的個體權利的。這些不同的權利來源,呈現出的法律外觀可能很相似,但是其底層的動力機制是不一樣的。當然,這些差別並不能通過對於法條的分析而被識別出來,它更多是基於對政治哲學,以及對托克維爾所說的“民情”——即那使得法律能夠活動起來的社會心理要素——的分析而被識別。

美國的權利觀是基於信仰的。無論是《獨立宣言》的開篇處所言,造物主賜予個體的不可被剝奪的權利,還是美國總統手扶《聖經》宣誓的傳統,再如美元上印的“我們信仰上帝”,等等,都在提醒我們,清教精神貫穿於美國的政治哲學與其民情,它以某種方式規定著美國人對於世界的理解,以及對於人的權利與義務的理解。它激勵著美國人的開拓精神,也帶來了美國人的傲慢自負。我們在美國所能發現的令人興奮的東西與令人厭惡的東西,很多時候都是伴生於清教精神的,無法剝離開來看。以信仰為基礎,美國人形成了一種有時顯得不合時宜地固執的權利觀,它對應著一種責任觀,權利與責任都是不容置疑的。當然,更具體地說,這樣一種清教精神為基礎的權利觀,在美國的東西海岸等高度國際化的地方,相對來說已大為柔化,這些地方的民情有些近於下面要談的歐陸的權利觀了;美國其他的頑固堅持地方自治、重視宗教價值的區域才是清教權利觀存留更加穩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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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方面,英國的權利觀差不多是基於傳統的,而歐陸國家的權利觀則基於理性的反思。歐陸式的理性反思有一種自反性的效果,任何絕對的東西在反思面前都無法徹底站住腳,它會突破任何禁忌,因為禁忌在本質上也是種非理性的存在。於是理性的反思,有可能令權利的擴展突破各種不容置疑的疆界,這種無止境的自由,使得人的創造力可以獲得巨大的釋放,是人文精神與藝術得以發展的最重要土壤。但同時它也帶來一種相對主義的效果,權利似乎不是那麼地強固,它本身也要經受不斷的反思,在相對主義的情境之下,就可能會導致政治意志的喪失,缺乏行動的力量。

歐陸式(不等於歐陸)的理性權利觀,擁有思想的強度;美國式(不等於美國)的清教權利觀,則擁有精神的強度。但是一種奇妙的辯證在這裡又浮現出來。

歐洲的相對主義雖則無力,卻因其突破了各種不容置疑的理念疆界,而走向了實實在在的普世人權實踐。它對於穆斯林難民的接納,甚至在一系列恐襲案之後也並未決意停步,正是一個極佳例證,因為歐洲在理念上無法將穆斯林排除在普世人權的承諾與保護之外。歐洲的這種決策有著深刻的人道主義氣質,表達了一種極有價值的道德勇氣。但是這種道德勇氣的悖反卻是,歐洲有可能一方面因此背上負擔不起的成本,一方面將恐怖主義問題內在化於歐洲自身,從而使得相對主義的權利觀有走向自我否定的危險,成了一種事實上無法普世的普世主張。

美國的力量支撐著普遍主義帝國,面對難民的時候卻會呈現出一種防火牆式的格局,牆的這一邊是普遍主義法權得以適用的地區,另一邊則是不能適用的地區。普遍主義面對這種並不普遍的二元格局,可依憑對清教精神影響甚大的奧古斯丁神學來自我辯護——對美國來說,牆的兩邊只不過是善的存在與善的缺失的關係,缺失善的那一邊尚不能適用普遍主義法權,並不是它在本質上不能適用,而是需要等待其完成對善的孕育,在此之前它是需要被隔離與規訓的。這是在某種意義上拒絕普世的普世主張,卻使得美國的政治決斷所需支付的成本,能夠比較容易地控制在可承受範圍之內。

現代世界秩序需要為人類提供更多的可能性,這要求各種的突破;但同時世界秩序也需要有力量維護自身,這又需要一種固執的不妥協。在今天看起來,似乎歷史已經做出裁定,就西方文明對世界秩序的意義而言,歐洲負責勾勒未來美景,美國負責提供當下保護。美國的普世主義有著某種意義上的虛假性,需要歐洲為普世主義正名;歐洲的普世主義有著某種意義上的虛幻性,需要美國為其撐腰。舊大陸與新大陸,對於世界歷史有了不一樣的責任。

單薄的日常政治視野,會迷失在對細小問題的爭論中,無法再直面更為根本的問題——人類需要思想強度來回答,自由與正義的本質究竟是什麼?人類需要精神強度來回應,在自由與正義遭受威脅之際,它如何保衛自身?這種威脅可能來自內外,來自理想的異化,來自建制本身的蛻變。

倘若喪失直面這些根本問題的勇氣,將會讓自由變得脆弱不堪,讓人類的前景變得晦暗。在這個意義上,Clash of Civilizations讓人重獲勇氣,被建制化所異化的理想也能夠脫開建制的束縛,進行一種更為嚴肅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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