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監聽帝國”的畫皮
——讀蒂姆·韋納的《監聽大國》
“國與國之間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這正是美國和盟國及“夥伴”之間關係的寫照。儘管杜魯門總統無意讓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變成“斗篷和劍”，但他的設想從一開始就被推翻了。儘管監聽多國政要電話的是美國國家安全局（NSA）所為，但CIA的“祕密行動”比NSA的“監聽門”有過之而無不及。
正如美國華倫威爾遜大學教授韓東屏所言，“美國政府建立的中情局是美國政府控制世界的一個難得的工具，他給全世界造成了無數災難。”從扶植傀儡、獨裁政權，到策動、操縱叛亂及刺殺民選總統，等等，CIA的“黑手”無處不在，就像印裔加拿大籍教授哈利·夏爾馬所說的，“我們這個世界上90%的災難都是由美國造成的”，而美國所做的壞事又有相當一部分是由CIA的“祕密行動”造成的，CIA的“祕密行動”包括但不限於滲透、顛覆、破壞、政變、暗殺和散播謠言。
撕下“針對恐怖主義”的面紗，CIA、NSA“祕密行為”（包括監聽等）不乏政治上的理由。作者蒂姆·韋納開篇指出，“戰時情報機關的前身註定了中情局全球性和集權性的性質……世界第一大國使盡渾身解數意圖建立與之對應的情報霸權。”儘管《監聽大國》中的CIA是愚蠢和不幸的，文中記錄的全是CIA因小失大的事，或短暫的成功和永遠的失敗，但美國之所以監聽全世界、尤其對各國領導人的電話通訊感興趣，是希望鞏固美國對全球政治、經濟、金融系統的控制力。
“監聽大國”是美國保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必然選擇。一是盟國也未必彼此的完全忠誠。今天在這個問題上是合作伙伴、是盟友，明天在另一個問題上又會成為戰略對手。尤其是冷戰後，美國強大的軍事實力變得貌似沒有太大的用處了，這就使華盛頓很擔心自己被邊緣化。二是美政府在內政上不自信。如，“911事件”之後，美國政府一直面臨反恐壓力，如果再有恐怖襲擊，美國政府的形象和黨派政治會遭受致命的衝擊，甚至危及總統的任期。
儘管“監聽”等“祕密行為”所造成的外交和政治影響之大超出想象，但利用在計算機和網絡信息技術領域上的絕對優勢謀求實際利益，以期在國際行動中掌握更大的主動權，是任何一個國家的不二之選。尤其在當前紛繁複雜的國際關係中，美國自然想利用技術優勢及時準確掌控各國的動向，特別是領導人決策意圖，以在重大的外交政策問題上進行決策。如，曾在英國《衛報》上幫助斯諾登曝光美國監控醜聞的記者格林沃德曾撰文稱，“我們的報道顯示，美國監聽那些為達成經濟協議而談判的會議、美洲國家組織、石油公司、監督礦業和能源資源的政府部門、民選的盟國領導人以及那些國家的所有國民。”
從NSA“要了解這世界上每一段對話以及每一種行為的內容”，到監視世界的“鷹眼”CIA，蒂姆•韋納的《監聽大國》凸顯美國的虛偽。正如美國曆史學家邁克爾·亨特所說，“美國決策者以種族等級來衡量其他民族和國家的價值，他們對……顯示敵對態度。”透過《監聽大國》，所謂的自由、民主、人權等都被美國政府賦予了特定的內涵，溫情脈脈的面紗之下難以掩蓋“貌似正義”的霸道。作者蒂姆•韋納以生動的語言，真實的故事和豐富的圖片，全面介紹了CIA的機構設置、歷史和變革，以及在現代反恐新形勢下的職能轉變，揭開了CIA的神祕面紗。
儘管“與其他國家不同，我們很少認為自己只是在捍衛本國的利益。由於每一場戰爭都是善與惡的較量，因此惟一可接受的結局就是敵人‘無條件投降’”。但是，“美國時代”早已“一去不復還”了。如果美國還“一意孤行”，“支持”和“信任”一旦成為普遍的“監聽”和“反監聽”，美國非但會失去霸主地位，還會成為“過街老鼠”。對美國來說，比“監聽”更緊迫、更當務之急的是汲取CIA如何從灰燼中再起。因為多極化世界的產生、發展中國家的壯大，已是不可更改的歷史潮流和發展趨勢，霸權主義和冷戰思維註定不會贏得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