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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票”制度把政治權利賦予每一個公民，人們也因此得到不同程度的福利，但這並沒有使得社會變得更加公平。（圖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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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從人類出現開始，貧與富現象就已經存在，所以幾乎所有文明都把追求公平作為核心價值之一。不平等現象永遠存在，但今天人們所見到的不平等，則是近代以後資本主義尤其是工業革命的發生、發展和擴散的產物。近代之前的漫長曆史進程中，因為技術水平落後，幾乎所有國家人民的生活只維持在生存的水平，這是一種普遍貧窮的狀態。
近代工業革命一方面大大促進了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加速了不公平和社會的分化。進入20世紀之後，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各國經濟增長速度更快，同時幾乎所有國家內部收入差異也越來越大，社會也越來越分化。這造成了今天民粹主義擴展到各國的局面，而且越是發達的國家和社會，民粹主義越是盛行。
沒有一個絕對平等的社會，但如果一個社會過於分化，這個社會就失去了穩定的基礎，社會衝突乃至內戰就會變得不可避免。自西方發始的近代福利制度，無疑是人類應對極端社會不公平的偉大發明。自近代以來，社會的穩定與福利制度的產生、發展和維持緊密相關；而社會的穩定又為資本主義的常態運作提供了有利的大環境。
如果把福利制度理解為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實際上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資本主義創造財富，而社會主義分配財富。實際上，人們已經很難用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來描述一些典型的福利社會了。
福利制度產生的背景各異
在歐美，福利制度的產生具有不同的背景和路徑，包括自由主義模式（如英國、美國）、保守主義模式（如德國、意大利）和社會民主主義模式（如北歐國家）。但不管怎樣的模式，它們都大同小異，所有模式都強調政府的作用，只是政府在收入再分配方面的作用大小不同罷了。不管怎樣的發展途徑，都是圍繞著三者之間的關係，即“資本主義＋民主＋福利”。福利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也是為了拯救資本主義而產生的。在一些國家，福利制度的產生和民主並沒有多大關係，因為在福利制度產生的時候，那些國家還沒有民主。
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保障制度（福利國家的核心）就產生在俾斯麥時代的德國。社會保障制度是德國保守主義的產物，因為俾斯麥看到資本主義動搖社會的根基，如果政府袖手旁觀，社會就會動盪不安，資本就很難作為。促成福利制度產生的另外一個因素具有意識形態性。
近代啟蒙運動之後，歐洲思想界逐漸發展出各種人權概念，一部分政治和經濟精英把同情社會、賦權社會作為精英階層的責任。當然，精英階層也享受著不可與普通民眾同日而語的政治權力。在當代大眾民主產生之前，只有社會的極少數（即精英）享受政治權利。
民主的發展確實助力福利制度的加速發展。在世界範圍內，今天人們所體驗到的“一人一票”大眾民主，可說自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二戰之後加速，而到20上世紀70年代普遍實現。從經驗來看，大多數國家的福利制度也是在這段時間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但不可思議的是，“一人一票”制度把政治權利賦予每一個公民，人們也因此得到不同程度的福利，但這並沒有使得社會變得更加公平。在近幾十年來，尤其是1990年代之後，在世界範圍內，“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已經成為一個普世現象。也就是說，政治權利的充分實現，並沒有賦予人們經濟權利的實現。
最近西方出現一條轟動一時的消息，說包括投資家索羅斯、Facebook共同創辦人休斯（Chris Hughes）在內的美國18位超級富豪，向2020年美國各總統參選人發表聯署信，稱美國政府有道德及經濟責任向富人徵稅，以應付全球暖化，改善經濟、醫療等問題，緩解社會問題，維持穩定，鞏固民主。
的確，美國民主黨選戰已經開始，各參選人在不同程度上顯現出社會主義的趨向，使得一些人把此視為美國社會主義運動的開始。民主黨參議員沃倫（Elizabeth Warren）提出了富豪稅方案，主張向那些資產超過5000萬美元的人士一年徵收2％稅，對超過10億美元者徵收額外1％。她認為，這樣做，10年可為國庫增加2.75萬億美元。
不過，富人稅並不新。財富稅的設想在歐洲已經比較普遍，但這個想法從一開始就遭人質疑，因為富人是一個社會最有能力的群體，尤其是避稅能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有15個成員國早在1995年設立富人稅，但迄今只有瑞士、比利時、挪威、西班牙等四小國實行這一制度，法國、瑞典和德國等因為實施困難而取消。
富人的真正擔憂
在美國，儘管到今天仍然有人甚至認為富人稅不符合“憲法”，但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支持這項稅收。美國Hill-HarrisX今年2月發表的民調顯示，74％美國受訪者支持這項稅收，包括65％的共和黨人。
美國政治人物徵富人稅的想法和民眾的支持，都是對今天美國社會現實的反應：在社會積累了巨量財富的同時，社會越來越分化，中產階層萎縮，民粹主義崛起，社會呈不穩定趨勢。
美國聯邦儲備局6月21日發表的美國人財富分佈數據顯示，美國人由1989年第三季度至今年第一季的資產分佈顯示，過去30年間美國最富有的1％人口，總資產值增加了27.2萬億美元，達到31.9萬億，增幅4.8倍；最少資產的一半人，總資產值由原來的7500億美元升至約1.3萬億美元，只增加了78％。如果計算通貨膨脹率，底層的財富一直處於萎縮之中。據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的統計，美國最富有的0.1％掌握全國五分之一的財富，相當於最貧90％的所有財富。
世界範圍內民粹主義的崛起，貧富差異和社會分化無疑是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正如一些人所指出的，富豪自己主張徵富人稅，可能並不是因為這個群體突然“良心發現”，具有了高尚的道德感，更可能是因為這個群體害怕民粹主義的崛起破壞西方民主，從而影響甚至破壞他們自己的利益。
富人可以高調地顯示他們的道德姿態，藉此來減輕富人群體所面臨的政治壓力。要意識到，民主制度儘管確實增進了社會福利，但主要用來保護富人利益，否則就很難解釋“政治上越來越民主，但經濟上越來越不民主”這一經驗現象。
不管富豪群體的動機如何，這個群體畢竟比例太小、太富，向這個群體徵稅可以緩解人們（窮人）的情緒，但從經驗來看，富人稅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當“福利”變成人們一種與生俱來的權利的時候，福利制度就很難持續了。如果是權利，沒有實現這一權利的就會努力去實現，權利不足的就會努力爭取更多的權利，而要減少這個權利則是“開倒車”，是萬萬不可的。
如果“一人一票”的制度保障了“一人一份”的實現，那有什麼機制來保障“一人貢獻一份”呢？也就是說，當福利社會越來越貴時，誰來支付費用？富人可以到處流動（避稅），窮人本來就沒有錢，只好徵中產階層的稅。
問題在於，在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的影響下，中產階層也已經捉襟見肘，而且規模在普遍萎縮。一個嚴酷的現實是，這一波民粹主義的社會基礎，並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窮人，而是遭遇困境的中產階層，或者由中產階層下沉為窮人的社會群體。
解決貧富分化是嚴峻挑戰
即使政府通過開闢新的稅種（包括富人稅、機器人稅或互聯網流量稅）來暫時緩解一些問題，但從經驗來說，效果不會太好。歐洲一些發達國家（都是人口較小的國家）施行“一人一份工資”的普遍工資制度，但這只是新版本的福利制度，或者原來福利制度的延伸。
對社會底層來說，普遍工資制度也可能只是現代版本的生計經濟，即維持一個最低“體面”的生活水準。而對人口眾多的國家來說，普遍工資制度面臨不可逾越的困難：錢從哪裡來？畢竟願意被徵稅的富人仍然是極少數。
從經驗來看，如果說貧富分化是今天各國各種社會問題的核心和根源，那無論在應付“貧”還是在應付“富”方面，各國政府都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看。
第一，技術與就業之間的矛盾。包括自動化、機器人、人工智能等在內的技術進步在加速。不管人們喜歡與否，技術的進步不可阻擋。人們所面臨的問題並不在於技術進步本身，而在於由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好處流向了極少數人，大多數人不僅工作被取代，更沒有得到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好處。
在世界範圍內，今天的經濟形態是“獨佔經濟”，而非“分享經濟”。對大多數人來說，財富的來源不是通過政府稅收而得到的“福利”，而是通過就業而得到的收益。沒有就業就等於沒有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機會。當機器剝奪了就業機會的時候，“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趨勢就變得不可遏制。
第二，全球化與財富的集中。這裡的矛盾猶如技術與就業之間的矛盾。全球化已經創造了巨量的財富。問題不在於全球化本身所帶來的財富，而是全球化所帶來的好處被參與和主導全球化的極少數人所佔有，而大部分社會成員所得不足，甚至成為全球化的受害者，即他們的工作機會因為全球化而流失，他們的工資水平因為全球化而下降。
全球化意味著資本和技術的流動，資本和技術流向了擁有廉價勞動力和土地的國家和地區。不過，就業者是不能流動的。資本和技術流失對原來的勞動者的影響是明顯的。如果考慮到對很多富人來說，經濟全球化也是他們避稅的最有效方法，情況就更為嚴峻。
第三，移民的挑戰。移民往往是人口從窮國到富國的流動。窮人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富國實際上也是需要新移民的。一些學者認為，在一些國家，新移民實際上是變相的“奴隸制度”，因為儘管新移民提供了本地社會的諸多需要（尤其是從事低工資、勞動強度大的工作），但他們生活在“體制外”，得不到當地體制的保護。問題並不在這裡。移民今天往往導致本地公民的不滿，排外和反外是當代社會民粹主義最凸顯的普遍特點。
第四，現存體制的挑戰。現存體制並非建立在流沙之上，而是建立在各種縱橫交錯的既得利益網絡之上，並且經過長期和平發展（即沒有戰爭），既得利益已經變得牢不可破。儘管一些既得利益有時候也會“良心發現”（如上述富豪），願意為社會多做一些貢獻，但若真正動到他們的利益時，情況就會截然不同，他們會拼命抵抗。
這也就是當代政治“局外人”崛起的原因，即“局外人”通過有效使用社交媒體和“一人一票”而掌握政治權力。但是，迄今為止，沒有看到任何一位“局外人”能夠動得了既得利益。即使是被很多人視為“政治瘋人”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儘管成功從“局外”崛起並且處處與建制作對，但沒有人會認為他有能力動搖美國社會的既得利益；相反，特朗普越來越成為他所認可的資本利益的代表。
應當說，傳統的“資本主義＋民主＋福利”模式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裡是成功的，至少較之其他制度更成功。但今天這一制度因為財富分配高度不均和社會高度分化，而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現在看來，人們不會也不能夠放棄這一制度，因為這一制度本身背後就是巨大的既得利益。
由此看來，這一制度如何轉型升級、如何創造轉型升級的動力機制、如何尋找轉型升級的中介（例如政治家），就基本決定了西方世界的未來，即使不是整個世界的未來。
★ 本文作者：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
文章原載於《聯合早報》2019年7月9日，經作者授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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