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P評論是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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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種危機之中，最嚴峻的莫過於人類本身的再生產危機，也就是生育危機。（圖源自：互聯網）
◆ ◆ ◆ ◆ ◆
今天，人類無疑面臨著無窮的危機，危機之多使得人們對未來充滿著越來越大的不確定感。不過，在各種危機之中，最嚴峻的莫過於人類本身的再生產危機，也就是生育危機。這種危機在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分佈很不平衡。一些國家和地區已經處於深度甚至是極度危機之中，並且呈現出不可扭轉的大趨勢。對這些國家和地區來說，如果不能有效解決生育危機，討論其他危機或者未來就變得毫無意義。
繁衍後代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不難理解，經驗地看，各種文明都有各種保障和有利於繁衍後代的文化和機制。一些基於宗教之上的文明都有這樣的明文規定，例如不可離婚、不可流產、不可絕育等。對他們來說，人類本身並沒有終結上帝所賦予的生命的權利。中國是世俗文明，但也具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深層文化意識，數千年來深深植根於人們的觀念裡面；不僅如此，和其他文明一樣，中國也發展出了各種社會的和文化的制度安排（甚至是從今天看來非人道的安排），來保障生育和家族再生產的繼續。
也可以說，保障生育和人類再生產是人類各種文明的核心。或者說，在漫長的歷史裡，如果說人類沒有保障其他方面發展的機制，但各種文明都具有保障生育和人類再生產的機制。也正因為如此，也導致了人們對人口的繁衍和增長的擔憂，最顯著的是表現在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理論上。
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認為，如沒有限制，人口是呈幾何速率（即：2，4，8，16，32，64，128等）增長，而食物供應呈算術速率（即：1，2，3，4，5，6，7等）增長，因此，除了自然原因（事故和衰老），災難（戰爭、瘟疫及各類饑荒），道德限制和罪惡（包括殺嬰、謀殺、節育和同性戀）能夠限制人口的過度增長之外，別無他法。
個體權利的產生
不過，近代以來的現實則和馬爾薩斯所預測的剛好相反，至少就一些國家和地區來說是這樣。近代以來的諸多變化，有效和深刻地影響了人類的生育和再生產。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看。
第一，以人為核心的人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人本主義的核心是人權觀念，人權觀念最終導致了極端的個人主義。在漫長的歷史上，生育是群體權利，並不是個體權利。儘管生育是個體所為，但個體不能做主，群體以各種方式為生育的個體做主。如果個體不能生育，那就會有被排擠出群體的風險。但隨著個人權利觀念的發展，不生育很快成為個人的核心權利，生育不再是群體選擇，而僅僅是個體選擇，群體無法干預。
第二，工業化和城市化所導致的高度人口流動，把個人和大家庭、個人和群體分離開來，在生育方面，個體不再承載很大的家庭和社會壓力。也就是說，上述個人權利的產生和發展是具有客觀社會經濟背景的。生育因此並不僅僅是一種權利觀念的變化，更是客觀現實變化的反映。當客觀現實變化之後，舊的生育觀念便變得不相關了。在出現新的有利於生育的觀念之前，生育狀況就難以改變。
利用科技干預
第三，科學技術（節育和絕育等）的發展賦權人類，人們把傳統上屬於“上帝造人”的權利奪回，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技術對人類生育有著里程碑式的影響。在沒有這類技術之前，生育始終處於一種“自然”狀態，即毫無干預狀態，與理性計算毫不相關。但技術的出現和改進，個體就可以自主地干預生育，生育可以以一種“計劃”的方式出現和進行。在一些國家和地區，技術甚至可以促成生育的“群體計劃”，例如一些國家（如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
第四，現代化導致生育成本過高。工業化和城市化所導致的人口流動不僅僅導致傳統大家庭的消失，而且大大導致了生育成本的過高。傳統大家庭在生育、教育和養老等方面有效減低生命的成本。隨著大家庭的消失，各方面的生命成本急劇提高。在過高的成本面前，即使仍然具有生育觀念的人們，對生育也具有了理性計算，有了“計劃”。
人是理性的，理性是受年齡限制的。考慮到生育是年輕人的事情，當年輕人為生育決策時，很少有人會考慮到生育的長期重要性。不會為了長遠的未來而犧牲眼前的利益，是很多年輕人生育決策的思考規則。
提高社會福利適得其反
第五，福利社會保障了個人生活，生命的載體從家庭過渡到國家，家本身的意義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就生育來說，福利社會有一個悖論。一方面，正是因為當代社會生育成本過高，因此在一些國家，為了鼓勵人們的生育，國家就想方設法通過提高社會福利來提高人們生育的動機，從而改善國家整體的生育狀況。
但另一方面，在實際層面，效果要麼不好，要麼剛好走向了反面。隨著福利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可以依靠國家而生存，家庭變得可有可無。儘管也可以對生育設置特殊的“生育福利”，但在整體福利提高的情況下，這種特殊福利很難改變生育者的動機。
資本影響力巨大
第六，資本成為現代社會的核心。為什麼隨著社會的發展、財富的增加，生育成本會如此之高？這裡資本的作用不可忽視。資本一方面對人起到了解放作用，把人從傳統的家庭、組織解放出來，成為個體，但同時另一方面又把人變成了資本的奴隸，任意奴役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說，今天人的生命的整個過程都被資本所瓜分，都是資本用來盈利的工具。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的整個過程，包括教育、工作和生活等環節都離不開資本。社會流行的“生不起、養不起、活不起、死不起”的說法，都是資本控制生命過程的真實反映。
第七，民主的需要。在民主社會，生育更和民主的運作相關。當代民主都表現為“一人一票”，這一制度保障了所有方面的個人權利，包括生育權利。同時，政府也需要資本來“購買選票”（例如通過社會福利），這個事實也限制了政府對資本的規制意向和能力。實際上，政府是可以對資本對人的奴役狀況加以規制的，減少甚至不容許資本在人的生命方面盈利，但考慮到政府對資本的依賴，作為公共權力載體的政府，基本上忽視甚至漠視資本這些方面的作為。結果，生育本來是最具有公共意義的，即保障群體的生存和發展，但現在演變成最為私人的領域，是純私人的決定，和政府毫不相關了。
第八，LGBTQ群體的產生和發展，也在影響人們的性觀念和生育觀念。LGBTQ即女同性戀者（Lesbian）、男同性戀者（Gay）、雙性戀者（Bisexual）、跨性別者（Transgender）和對其性別認同感到疑惑的人（Questioning）。今天一個奇特的局面是，數千年來被視為是正常的異性之間不想結婚，結婚之後又非常容易離婚，但同性戀者則高調爭取婚姻的權利。
儘管隨著時代的變化，這些也無可非議。不過，這些群體不僅影響生育（即他（她）本身不產生生育），而且也在深刻影響著人們的性觀念。性觀念是生育的前提，一旦性觀念發生了變化，生育也就無從談起了。
人口老齡化
從很多年來的各國生育率統計數字很容易看出來，生育率首先和經濟發展水平有明確的關聯，即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生育率就越低；經濟發展水平越低，生育率就越高。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人們的生活水平、教育程度和流動性等，這些都直接影響生育觀念和實際的生育行為。
其次是和文化（尤其是宗教）相關。經濟發展水平影響所有文化（宗教）下的生育率，但不同文化（尤其是宗教）對生育率還是有很大的影響。在同等經濟發展水平內，一些文化（宗教）下的生育率，要比另一些文化（宗教）下的生育率要高。
生育危機正在促成諸多危機的發生。老齡化可以說是很多國家所面臨的即刻危機。年輕人少生育甚至不生育，但因為醫療等生存條件的改善，人的平均壽命大大增加，這就輕易導向一個社會的老人化，使得這些社會成為老人國度。老人國會體現出一些共同的特點：消費水平下降，養老（社會和家庭）維艱，經濟萎縮，社會生命能量不足。
在東亞，日本是老齡化社會的典範。中國緊隨其後。面臨老齡化，像新加坡那樣的較小社會，還可以通過移民來解決問題，但像中國這樣的大社會，很難通過移民來解決問題。這些社會或許可以通過延長退休年齡、自動化技術、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的使用來緩解勞動力危機，但仍然解決不了生育危機。
或導致衝突和戰爭
一個社會的內部衝突也不是不可想象的，即在低生育率的財富群體和高生育率的社會底層之間。傳統上，富裕家庭一般都會是大家庭，因為富裕家庭有條件養育更多的小孩。但今天，即使是富裕家庭也很難出現擁有很多小孩的大家庭。這是因為，如上所說，生育已經演變成單純的個人權利和選擇，而非家庭（群體）的權利和選擇。在富裕家庭，年輕人的權利觀念甚至比其他群體還要高。
而對社會底層來說，傳統社會所面臨的一些不利於生育和養育小孩的條件已經不存在，例如飢餓、疾病等，同時工業化、城市化和人口流動對社會底層（尤其是具有廣大農村的社會）影響要比其他群體小，因此底層的生育率還是可以維持一個較高的水平。在這些社會，如果政府沒有足夠的財富分配能力，那麼生育率的確會影響社會衝突。如果對當代盛行的民粹主義做些深入的分析，也不難看到生育因素的影響。
更為嚴重的是，生育危機在各個國家、民族、種族的分佈是極端不平衡的。一些國家、民族和種族的生育危機越來越深刻，甚至沒有任何有效的解決方式（至少到目前為止）；而另一些國家、民族和種族則不僅沒有危機，而且人口經歷著高增長，並且隨著人口的高增長，其在世界範圍內的空間也在擴張。無疑，移民（無論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都會是從經濟落後社會流向經濟發達社會。這和生育率分佈相一致，經濟落後社會呈現高生育率，而經濟發達社會呈現低生育率。也就是說，移民從高生育率社會向低生育率社會流動。
這種情況如果不能加以改變，會不會最終導致衝突甚至戰爭？可以設想，那些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萎縮的國家、民族和種族到了一定的時候，就會恐懼於自己的消失；而另一些生育率高和具有人口優勢的國家、民族和種族則會變得蠢蠢欲動，開始爭奪和擴張生存空間。
如果這樣，兩者之間發生衝突和戰爭的可能性就會出現。再者，歷史地看，帝國時代，國家間頻繁發生以爭奪土地和人口為目標的衝突和戰爭。但如果未來產生這樣的情況，還會出現爭奪人口的衝突和戰爭嗎？
生育危機已經給人類帶來了太多的不確定性。但可以確定的是，未來的世界會屬於那些有利於生育的文明，而不屬於那些不利於生育的文明，前者能夠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而後者則會以各種方式逐漸消失。
對充滿慾望的人類社會來說，生育危機也算是人類的自我黑色幽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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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種危機之中，最嚴峻的莫過於人類本身的再生產危機，也就是生育危機。（圖源自：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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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類無疑面臨著無窮的危機，危機之多使得人們對未來充滿著越來越大的不確定感。不過，在各種危機之中，最嚴峻的莫過於人類本身的再生產危機，也就是生育危機。這種危機在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分佈很不平衡。一些國家和地區已經處於深度甚至是極度危機之中，並且呈現出不可扭轉的大趨勢。對這些國家和地區來說，如果不能有效解決生育危機，討論其他危機或者未來就變得毫無意義。
繁衍後代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不難理解，經驗地看，各種文明都有各種保障和有利於繁衍後代的文化和機制。一些基於宗教之上的文明都有這樣的明文規定，例如不可離婚、不可流產、不可絕育等。對他們來說，人類本身並沒有終結上帝所賦予的生命的權利。中國是世俗文明，但也具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深層文化意識，數千年來深深植根於人們的觀念裡面；不僅如此，和其他文明一樣，中國也發展出了各種社會的和文化的制度安排（甚至是從今天看來非人道的安排），來保障生育和家族再生產的繼續。
也可以說，保障生育和人類再生產是人類各種文明的核心。或者說，在漫長的歷史裡，如果說人類沒有保障其他方面發展的機制，但各種文明都具有保障生育和人類再生產的機制。也正因為如此，也導致了人們對人口的繁衍和增長的擔憂，最顯著的是表現在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理論上。
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認為，如沒有限制，人口是呈幾何速率（即：2，4，8，16，32，64，128等）增長，而食物供應呈算術速率（即：1，2，3，4，5，6，7等）增長，因此，除了自然原因（事故和衰老），災難（戰爭、瘟疫及各類饑荒），道德限制和罪惡（包括殺嬰、謀殺、節育和同性戀）能夠限制人口的過度增長之外，別無他法。
個體權利的產生
不過，近代以來的現實則和馬爾薩斯所預測的剛好相反，至少就一些國家和地區來說是這樣。近代以來的諸多變化，有效和深刻地影響了人類的生育和再生產。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看。
第一，以人為核心的人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人本主義的核心是人權觀念，人權觀念最終導致了極端的個人主義。在漫長的歷史上，生育是群體權利，並不是個體權利。儘管生育是個體所為，但個體不能做主，群體以各種方式為生育的個體做主。如果個體不能生育，那就會有被排擠出群體的風險。但隨著個人權利觀念的發展，不生育很快成為個人的核心權利，生育不再是群體選擇，而僅僅是個體選擇，群體無法干預。
第二，工業化和城市化所導致的高度人口流動，把個人和大家庭、個人和群體分離開來，在生育方面，個體不再承載很大的家庭和社會壓力。也就是說，上述個人權利的產生和發展是具有客觀社會經濟背景的。生育因此並不僅僅是一種權利觀念的變化，更是客觀現實變化的反映。當客觀現實變化之後，舊的生育觀念便變得不相關了。在出現新的有利於生育的觀念之前，生育狀況就難以改變。
利用科技干預
第三，科學技術（節育和絕育等）的發展賦權人類，人們把傳統上屬於“上帝造人”的權利奪回，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技術對人類生育有著里程碑式的影響。在沒有這類技術之前，生育始終處於一種“自然”狀態，即毫無干預狀態，與理性計算毫不相關。但技術的出現和改進，個體就可以自主地干預生育，生育可以以一種“計劃”的方式出現和進行。在一些國家和地區，技術甚至可以促成生育的“群體計劃”，例如一些國家（如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
第四，現代化導致生育成本過高。工業化和城市化所導致的人口流動不僅僅導致傳統大家庭的消失，而且大大導致了生育成本的過高。傳統大家庭在生育、教育和養老等方面有效減低生命的成本。隨著大家庭的消失，各方面的生命成本急劇提高。在過高的成本面前，即使仍然具有生育觀念的人們，對生育也具有了理性計算，有了“計劃”。
人是理性的，理性是受年齡限制的。考慮到生育是年輕人的事情，當年輕人為生育決策時，很少有人會考慮到生育的長期重要性。不會為了長遠的未來而犧牲眼前的利益，是很多年輕人生育決策的思考規則。
提高社會福利適得其反
第五，福利社會保障了個人生活，生命的載體從家庭過渡到國家，家本身的意義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就生育來說，福利社會有一個悖論。一方面，正是因為當代社會生育成本過高，因此在一些國家，為了鼓勵人們的生育，國家就想方設法通過提高社會福利來提高人們生育的動機，從而改善國家整體的生育狀況。
但另一方面，在實際層面，效果要麼不好，要麼剛好走向了反面。隨著福利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可以依靠國家而生存，家庭變得可有可無。儘管也可以對生育設置特殊的“生育福利”，但在整體福利提高的情況下，這種特殊福利很難改變生育者的動機。
資本影響力巨大
第六，資本成為現代社會的核心。為什麼隨著社會的發展、財富的增加，生育成本會如此之高？這裡資本的作用不可忽視。資本一方面對人起到了解放作用，把人從傳統的家庭、組織解放出來，成為個體，但同時另一方面又把人變成了資本的奴隸，任意奴役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說，今天人的生命的整個過程都被資本所瓜分，都是資本用來盈利的工具。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的整個過程，包括教育、工作和生活等環節都離不開資本。社會流行的“生不起、養不起、活不起、死不起”的說法，都是資本控制生命過程的真實反映。
第七，民主的需要。在民主社會，生育更和民主的運作相關。當代民主都表現為“一人一票”，這一制度保障了所有方面的個人權利，包括生育權利。同時，政府也需要資本來“購買選票”（例如通過社會福利），這個事實也限制了政府對資本的規制意向和能力。實際上，政府是可以對資本對人的奴役狀況加以規制的，減少甚至不容許資本在人的生命方面盈利，但考慮到政府對資本的依賴，作為公共權力載體的政府，基本上忽視甚至漠視資本這些方面的作為。結果，生育本來是最具有公共意義的，即保障群體的生存和發展，但現在演變成最為私人的領域，是純私人的決定，和政府毫不相關了。
第八，LGBTQ群體的產生和發展，也在影響人們的性觀念和生育觀念。LGBTQ即女同性戀者（Lesbian）、男同性戀者（Gay）、雙性戀者（Bisexual）、跨性別者（Transgender）和對其性別認同感到疑惑的人（Questioning）。今天一個奇特的局面是，數千年來被視為是正常的異性之間不想結婚，結婚之後又非常容易離婚，但同性戀者則高調爭取婚姻的權利。
儘管隨著時代的變化，這些也無可非議。不過，這些群體不僅影響生育（即他（她）本身不產生生育），而且也在深刻影響著人們的性觀念。性觀念是生育的前提，一旦性觀念發生了變化，生育也就無從談起了。
人口老齡化
從很多年來的各國生育率統計數字很容易看出來，生育率首先和經濟發展水平有明確的關聯，即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生育率就越低；經濟發展水平越低，生育率就越高。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人們的生活水平、教育程度和流動性等，這些都直接影響生育觀念和實際的生育行為。
其次是和文化（尤其是宗教）相關。經濟發展水平影響所有文化（宗教）下的生育率，但不同文化（尤其是宗教）對生育率還是有很大的影響。在同等經濟發展水平內，一些文化（宗教）下的生育率，要比另一些文化（宗教）下的生育率要高。
生育危機正在促成諸多危機的發生。老齡化可以說是很多國家所面臨的即刻危機。年輕人少生育甚至不生育，但因為醫療等生存條件的改善，人的平均壽命大大增加，這就輕易導向一個社會的老人化，使得這些社會成為老人國度。老人國會體現出一些共同的特點：消費水平下降，養老（社會和家庭）維艱，經濟萎縮，社會生命能量不足。
在東亞，日本是老齡化社會的典範。中國緊隨其後。面臨老齡化，像新加坡那樣的較小社會，還可以通過移民來解決問題，但像中國這樣的大社會，很難通過移民來解決問題。這些社會或許可以通過延長退休年齡、自動化技術、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的使用來緩解勞動力危機，但仍然解決不了生育危機。
或導致衝突和戰爭
一個社會的內部衝突也不是不可想象的，即在低生育率的財富群體和高生育率的社會底層之間。傳統上，富裕家庭一般都會是大家庭，因為富裕家庭有條件養育更多的小孩。但今天，即使是富裕家庭也很難出現擁有很多小孩的大家庭。這是因為，如上所說，生育已經演變成單純的個人權利和選擇，而非家庭（群體）的權利和選擇。在富裕家庭，年輕人的權利觀念甚至比其他群體還要高。
而對社會底層來說，傳統社會所面臨的一些不利於生育和養育小孩的條件已經不存在，例如飢餓、疾病等，同時工業化、城市化和人口流動對社會底層（尤其是具有廣大農村的社會）影響要比其他群體小，因此底層的生育率還是可以維持一個較高的水平。在這些社會，如果政府沒有足夠的財富分配能力，那麼生育率的確會影響社會衝突。如果對當代盛行的民粹主義做些深入的分析，也不難看到生育因素的影響。
更為嚴重的是，生育危機在各個國家、民族、種族的分佈是極端不平衡的。一些國家、民族和種族的生育危機越來越深刻，甚至沒有任何有效的解決方式（至少到目前為止）；而另一些國家、民族和種族則不僅沒有危機，而且人口經歷著高增長，並且隨著人口的高增長，其在世界範圍內的空間也在擴張。無疑，移民（無論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都會是從經濟落後社會流向經濟發達社會。這和生育率分佈相一致，經濟落後社會呈現高生育率，而經濟發達社會呈現低生育率。也就是說，移民從高生育率社會向低生育率社會流動。
這種情況如果不能加以改變，會不會最終導致衝突甚至戰爭？可以設想，那些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萎縮的國家、民族和種族到了一定的時候，就會恐懼於自己的消失；而另一些生育率高和具有人口優勢的國家、民族和種族則會變得蠢蠢欲動，開始爭奪和擴張生存空間。
如果這樣，兩者之間發生衝突和戰爭的可能性就會出現。再者，歷史地看，帝國時代，國家間頻繁發生以爭奪土地和人口為目標的衝突和戰爭。但如果未來產生這樣的情況，還會出現爭奪人口的衝突和戰爭嗎？
生育危機已經給人類帶來了太多的不確定性。但可以確定的是，未來的世界會屬於那些有利於生育的文明，而不屬於那些不利於生育的文明，前者能夠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而後者則會以各種方式逐漸消失。
對充滿慾望的人類社會來說，生育危機也算是人類的自我黑色幽默吧。
IPP評論是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臺。
在各種危機之中，最嚴峻的莫過於人類本身的再生產危機，也就是生育危機。（圖源自：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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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類無疑面臨著無窮的危機，危機之多使得人們對未來充滿著越來越大的不確定感。不過，在各種危機之中，最嚴峻的莫過於人類本身的再生產危機，也就是生育危機。這種危機在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分佈很不平衡。一些國家和地區已經處於深度甚至是極度危機之中，並且呈現出不可扭轉的大趨勢。對這些國家和地區來說，如果不能有效解決生育危機，討論其他危機或者未來就變得毫無意義。
繁衍後代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不難理解，經驗地看，各種文明都有各種保障和有利於繁衍後代的文化和機制。一些基於宗教之上的文明都有這樣的明文規定，例如不可離婚、不可流產、不可絕育等。對他們來說，人類本身並沒有終結上帝所賦予的生命的權利。中國是世俗文明，但也具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深層文化意識，數千年來深深植根於人們的觀念裡面；不僅如此，和其他文明一樣，中國也發展出了各種社會的和文化的制度安排（甚至是從今天看來非人道的安排），來保障生育和家族再生產的繼續。
也可以說，保障生育和人類再生產是人類各種文明的核心。或者說，在漫長的歷史裡，如果說人類沒有保障其他方面發展的機制，但各種文明都具有保障生育和人類再生產的機制。也正因為如此，也導致了人們對人口的繁衍和增長的擔憂，最顯著的是表現在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理論上。
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認為，如沒有限制，人口是呈幾何速率（即：2，4，8，16，32，64，128等）增長，而食物供應呈算術速率（即：1，2，3，4，5，6，7等）增長，因此，除了自然原因（事故和衰老），災難（戰爭、瘟疫及各類饑荒），道德限制和罪惡（包括殺嬰、謀殺、節育和同性戀）能夠限制人口的過度增長之外，別無他法。
個體權利的產生
不過，近代以來的現實則和馬爾薩斯所預測的剛好相反，至少就一些國家和地區來說是這樣。近代以來的諸多變化，有效和深刻地影響了人類的生育和再生產。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看。
第一，以人為核心的人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人本主義的核心是人權觀念，人權觀念最終導致了極端的個人主義。在漫長的歷史上，生育是群體權利，並不是個體權利。儘管生育是個體所為，但個體不能做主，群體以各種方式為生育的個體做主。如果個體不能生育，那就會有被排擠出群體的風險。但隨著個人權利觀念的發展，不生育很快成為個人的核心權利，生育不再是群體選擇，而僅僅是個體選擇，群體無法干預。
第二，工業化和城市化所導致的高度人口流動，把個人和大家庭、個人和群體分離開來，在生育方面，個體不再承載很大的家庭和社會壓力。也就是說，上述個人權利的產生和發展是具有客觀社會經濟背景的。生育因此並不僅僅是一種權利觀念的變化，更是客觀現實變化的反映。當客觀現實變化之後，舊的生育觀念便變得不相關了。在出現新的有利於生育的觀念之前，生育狀況就難以改變。
利用科技干預
第三，科學技術（節育和絕育等）的發展賦權人類，人們把傳統上屬於“上帝造人”的權利奪回，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技術對人類生育有著里程碑式的影響。在沒有這類技術之前，生育始終處於一種“自然”狀態，即毫無干預狀態，與理性計算毫不相關。但技術的出現和改進，個體就可以自主地干預生育，生育可以以一種“計劃”的方式出現和進行。在一些國家和地區，技術甚至可以促成生育的“群體計劃”，例如一些國家（如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
第四，現代化導致生育成本過高。工業化和城市化所導致的人口流動不僅僅導致傳統大家庭的消失，而且大大導致了生育成本的過高。傳統大家庭在生育、教育和養老等方面有效減低生命的成本。隨著大家庭的消失，各方面的生命成本急劇提高。在過高的成本面前，即使仍然具有生育觀念的人們，對生育也具有了理性計算，有了“計劃”。
人是理性的，理性是受年齡限制的。考慮到生育是年輕人的事情，當年輕人為生育決策時，很少有人會考慮到生育的長期重要性。不會為了長遠的未來而犧牲眼前的利益，是很多年輕人生育決策的思考規則。
提高社會福利適得其反
第五，福利社會保障了個人生活，生命的載體從家庭過渡到國家，家本身的意義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就生育來說，福利社會有一個悖論。一方面，正是因為當代社會生育成本過高，因此在一些國家，為了鼓勵人們的生育，國家就想方設法通過提高社會福利來提高人們生育的動機，從而改善國家整體的生育狀況。
但另一方面，在實際層面，效果要麼不好，要麼剛好走向了反面。隨著福利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可以依靠國家而生存，家庭變得可有可無。儘管也可以對生育設置特殊的“生育福利”，但在整體福利提高的情況下，這種特殊福利很難改變生育者的動機。
資本影響力巨大
第六，資本成為現代社會的核心。為什麼隨著社會的發展、財富的增加，生育成本會如此之高？這裡資本的作用不可忽視。資本一方面對人起到了解放作用，把人從傳統的家庭、組織解放出來，成為個體，但同時另一方面又把人變成了資本的奴隸，任意奴役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說，今天人的生命的整個過程都被資本所瓜分，都是資本用來盈利的工具。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的整個過程，包括教育、工作和生活等環節都離不開資本。社會流行的“生不起、養不起、活不起、死不起”的說法，都是資本控制生命過程的真實反映。
第七，民主的需要。在民主社會，生育更和民主的運作相關。當代民主都表現為“一人一票”，這一制度保障了所有方面的個人權利，包括生育權利。同時，政府也需要資本來“購買選票”（例如通過社會福利），這個事實也限制了政府對資本的規制意向和能力。實際上，政府是可以對資本對人的奴役狀況加以規制的，減少甚至不容許資本在人的生命方面盈利，但考慮到政府對資本的依賴，作為公共權力載體的政府，基本上忽視甚至漠視資本這些方面的作為。結果，生育本來是最具有公共意義的，即保障群體的生存和發展，但現在演變成最為私人的領域，是純私人的決定，和政府毫不相關了。
第八，LGBTQ群體的產生和發展，也在影響人們的性觀念和生育觀念。LGBTQ即女同性戀者（Lesbian）、男同性戀者（Gay）、雙性戀者（Bisexual）、跨性別者（Transgender）和對其性別認同感到疑惑的人（Questioning）。今天一個奇特的局面是，數千年來被視為是正常的異性之間不想結婚，結婚之後又非常容易離婚，但同性戀者則高調爭取婚姻的權利。
儘管隨著時代的變化，這些也無可非議。不過，這些群體不僅影響生育（即他（她）本身不產生生育），而且也在深刻影響著人們的性觀念。性觀念是生育的前提，一旦性觀念發生了變化，生育也就無從談起了。
人口老齡化
從很多年來的各國生育率統計數字很容易看出來，生育率首先和經濟發展水平有明確的關聯，即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生育率就越低；經濟發展水平越低，生育率就越高。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人們的生活水平、教育程度和流動性等，這些都直接影響生育觀念和實際的生育行為。
其次是和文化（尤其是宗教）相關。經濟發展水平影響所有文化（宗教）下的生育率，但不同文化（尤其是宗教）對生育率還是有很大的影響。在同等經濟發展水平內，一些文化（宗教）下的生育率，要比另一些文化（宗教）下的生育率要高。
生育危機正在促成諸多危機的發生。老齡化可以說是很多國家所面臨的即刻危機。年輕人少生育甚至不生育，但因為醫療等生存條件的改善，人的平均壽命大大增加，這就輕易導向一個社會的老人化，使得這些社會成為老人國度。老人國會體現出一些共同的特點：消費水平下降，養老（社會和家庭）維艱，經濟萎縮，社會生命能量不足。
在東亞，日本是老齡化社會的典範。中國緊隨其後。面臨老齡化，像新加坡那樣的較小社會，還可以通過移民來解決問題，但像中國這樣的大社會，很難通過移民來解決問題。這些社會或許可以通過延長退休年齡、自動化技術、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的使用來緩解勞動力危機，但仍然解決不了生育危機。
或導致衝突和戰爭
一個社會的內部衝突也不是不可想象的，即在低生育率的財富群體和高生育率的社會底層之間。傳統上，富裕家庭一般都會是大家庭，因為富裕家庭有條件養育更多的小孩。但今天，即使是富裕家庭也很難出現擁有很多小孩的大家庭。這是因為，如上所說，生育已經演變成單純的個人權利和選擇，而非家庭（群體）的權利和選擇。在富裕家庭，年輕人的權利觀念甚至比其他群體還要高。
而對社會底層來說，傳統社會所面臨的一些不利於生育和養育小孩的條件已經不存在，例如飢餓、疾病等，同時工業化、城市化和人口流動對社會底層（尤其是具有廣大農村的社會）影響要比其他群體小，因此底層的生育率還是可以維持一個較高的水平。在這些社會，如果政府沒有足夠的財富分配能力，那麼生育率的確會影響社會衝突。如果對當代盛行的民粹主義做些深入的分析，也不難看到生育因素的影響。
更為嚴重的是，生育危機在各個國家、民族、種族的分佈是極端不平衡的。一些國家、民族和種族的生育危機越來越深刻，甚至沒有任何有效的解決方式（至少到目前為止）；而另一些國家、民族和種族則不僅沒有危機，而且人口經歷著高增長，並且隨著人口的高增長，其在世界範圍內的空間也在擴張。無疑，移民（無論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都會是從經濟落後社會流向經濟發達社會。這和生育率分佈相一致，經濟落後社會呈現高生育率，而經濟發達社會呈現低生育率。也就是說，移民從高生育率社會向低生育率社會流動。
這種情況如果不能加以改變，會不會最終導致衝突甚至戰爭？可以設想，那些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萎縮的國家、民族和種族到了一定的時候，就會恐懼於自己的消失；而另一些生育率高和具有人口優勢的國家、民族和種族則會變得蠢蠢欲動，開始爭奪和擴張生存空間。
如果這樣，兩者之間發生衝突和戰爭的可能性就會出現。再者，歷史地看，帝國時代，國家間頻繁發生以爭奪土地和人口為目標的衝突和戰爭。但如果未來產生這樣的情況，還會出現爭奪人口的衝突和戰爭嗎？
生育危機已經給人類帶來了太多的不確定性。但可以確定的是，未來的世界會屬於那些有利於生育的文明，而不屬於那些不利於生育的文明，前者能夠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而後者則會以各種方式逐漸消失。
對充滿慾望的人類社會來說，生育危機也算是人類的自我黑色幽默吧。
本文作者：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
文章原載於《聯合早報》2019年8月27日，經作者授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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