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音社按】“選人不選黨”，這是本次臺灣地區中區選舉的一個重要特點。毫無疑問，這是社交媒體造就的結果。鄭永年先生很早就提出了“技術賦權”的分析工具，互聯網尤其是社交媒體的發展，畢竟會改變政府、政黨，各類組織和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這種關係正在重構之中。本文結合鄭永年先生的著作《技術賦權》及其發表的文章，來分析一下，社交媒體是如何利用傳統政黨的劣勢而顛覆之的。本文由東方出版社授權發佈。
一、特朗普當選是社交媒體現象
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首先無疑是社交媒體現象。如果沒有社交媒體，特朗普很難塑造這場“震驚”全世界建制派的“社會運動”（特朗普語）。這場社會運動的成功，對政黨政治預示著什麼？這是從事政黨政治的實踐者和研究者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近代以來，在所有類型的國家，所謂的政治就是政黨政治。在近代政黨產生之前，政治生活存在著多種多樣的形式，但自政黨產生後，政治生活整合到政黨這個平臺上。政黨也被證明為從事政治生活最有效的平臺。不過，究其本質而言，政黨政治就是精英政治，不管政黨的本意和其所要達到的目標是如何的不同。
1915年，德國社會學家米歇爾斯（Robert Michels）出版了《政黨：對近代民主寡頭傾向的社會學研究》一書，既指出了近代政黨的優勢，也指向了其劣勢。儘管100多年過去了，米歇爾斯在本書中提出的觀點，在今天仍然有效。站在今天的互聯網時代，人們也比較容易察覺出社交媒體如何利用傳統政黨的劣勢而顛覆之。
二、政黨將演變為寡頭政治
就近代以來的政黨政治，米歇爾斯有幾個重要的發現。
第一、較之其他任何組織，政黨掌握了更為優越的知識和信息。在收集信息方面，政黨所具有的優勢是其他組織所不能比擬的。政黨根據其所收集到的信息為其組織服務。
第二、政黨掌控著組織內部的信息溝通管道。一方面，政黨具有自己的全日制工作人員處理所收集到的信息，有自己的出版物；另一方面，政黨人員可以到處以公費考察宣傳，向公眾傳達該政黨所要傳達的信息。
第三、政黨掌握著政治的技巧，較之其他非專業人士，政黨人員在演講、寫作和組織活動方面具有更高的技巧。在另一端，政黨政治所體現的則是“大眾的無能”。大眾對政黨政治的影響力，取決於其對大眾組織的各種活動的積極參與，他們不僅需要了解和意識到組織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而且能夠提出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法。不過，在實際政治生活中並不是這樣的。大多數普通成員對組織活動並不感興趣，更多的人忙於養家餬口，沒有精力參與政黨政治生活。
在米歇爾斯時代，保守的政黨對近代以來的民主政治並不看好，甚至反對民主政治。米歇爾斯考察研究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因為這是一個追求民主的大眾政黨，但米歇爾斯所得出的結論是令人悲觀的。根據上述觀察，他提出了著名的論斷：政黨即寡頭。所有政黨，無論是民主的還是非民主的，最終都會演變成為寡頭政治，社會最終會淪落為自我封閉的少數人，對無助的多數人的統治。
二戰之後，西方逐漸演變成為大眾民主。從表面上看，西方不僅在宏觀層面存在著經濟權力、政治權力和知識權力之分，更在微觀層面表現為分權制衡。較之其他任何政體，民主政體表現為權力的分散和人民的參與。但這些新發展並不能改變米歇爾斯的結論，因為根據他的邏輯，所有這些變化都改變不了社會精英和大眾這樣一個政治結構。
事實的確如此。儘管就“一人一票”制度的實現來說，西方實現了大眾民主，但大眾民主的本質仍然是精英民主。正如西方左派早就加以證明的，在西方的經濟、政治、社會和媒體之間，形成了互相包容和互相依賴的關係。精英群體是多元的，但權力的多元性更能保障精英利益的表達和實現。
三、社交媒體或替代傳統政黨
互聯網尤其是社交媒體的產生，已經改變了所有這一切，為政黨政治引入了巨大的變革動力，也足以顛覆傳統政黨政治。社交媒體的主要幾個特徵包括：大眾性、民主性、個體性、分散性和聚集性。這些特性表明，社交媒體標誌著一個真正的大眾“政黨”時代已經來臨。
就政治來說，社交媒體產生了幾個主要的變化。
首先，支持者的政治認同，從以往有限選擇變成多元選擇。在政黨政治下，政黨數量有限，支持者的選擇有限；相比之下，社交媒體賦予支持者更多的關於政治認同的選擇。一些互相不認識的人，只要大家對一種思想或理念有了認同，就可以形成一個認同“共同體”。
第二，因為社交媒體的分散性和個體性，傳統政治所具有的那種控制成為不可能。
第三，今天人們所說的“大數據”創造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即能夠把傳統政黨所沒有能力發掘和動員起來的支持者“挖掘”出來，並加以動員。
第四，如同傳統政黨，社交媒體也具有聚集功能，把本來分散的力量聚集在社交媒體這個平臺之上。如果光有分散性而沒有聚集性，那麼社交媒體很難造就政治影響力。正是這種巨大的聚集功能，使得社交媒體具有了替代傳統政黨的可能性。
實際上，在過去的很多年裡，已經開始出現政黨互聯網化的趨向；如果用今天中國流行的術語來說，就是政黨＋互聯網。當奧巴馬成功利用互聯網當選美國第一個黑人總統時，人們就已宣稱互聯網政治時代來臨了。不過，奧巴馬時代仍然是政治人物通過社交媒體銷售自己的一攬子政策，只是在傳統媒體之上，又加上了社交媒體。
特朗普全然不同，至少表現為幾個方面。
首先，這次選舉已經顯現社交媒體的政黨功能。在美國政治中，因為兩黨制度確立已久，第三勢力很難出現。對很多美國人來說，選舉表明選擇自己的政黨，而非代表政黨的總統候選人，也就是人們所說的“政黨票”。因此，特朗普必須“借用”共和黨這個“平臺”。對共和黨的精英和既得利益者而言，他們實際上很不樂意把這個“平臺”“借”給特朗普，但社交媒體的力量使得特朗普較其他候選人更“受人歡迎”。共和黨是“不得不”接受特朗普作為候選人的。
其次，特朗普利用社交媒體，“廢”了傳統媒體的功能。作為既得利益一部分的傳統媒體，特朗普與之從一開始就表現出高度緊張的關係，雙方互相攻擊。但傳統媒體沒有上述社交媒體的民主、個體和分散特性，傳統媒體的流傳僅僅限於精英階層。鑑於體制內外的對立，體制外的“非精英”對代表體制的傳統媒體高度不信任，他們只相信社交媒體所提供的信息，哪怕信息是假的。今天所謂的“後真相”或“另類事實”，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
再次，社交媒體是一種語言政治，而非政策政治。傳統上，候選人都是通過媒體來“銷售”自己的政策。（在西方，民主政治的假設，是不同的候選人拿著自己的一攬子政策競爭選民的選票。）但在社交媒體的時代，候選人並不需要傳統意義上的一攬子政策，他們只要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品牌”即可。
在這次選舉中，較之於希拉里，特朗普所使用的語言更適用於社交媒體，或者說，特朗普的語言是為社交媒體準備的，例如“築牆”和“使得美國更偉大”等，類似的語言適合社交媒體的聽眾水平。希拉里也使用社交媒體，但其語言過於傳統，不那麼適用於社交媒體。
在傳統政黨平臺上，人們藉助聽演講和演講的內容，來判斷候選人。但在社交媒體時代，人們往往聽的不是演講，而是單詞和口號。候選人的演講能力仍然很重要，但更為主要的是候選人是否有合適於社交媒體流傳的單詞。
四、社交媒體為大眾民主提供條件
在經濟領域，互聯網已經對傳統實體經濟產生了巨大的衝擊。以中國電子商務為例，人們可以看到互聯網如何影響傳統經濟。第一，電子商務已經有效快速地把經濟活動，從傳統實體經濟轉移到互聯網平臺上，例如從實體百貨商店轉移到阿里巴巴。第二，電子商務能夠提供更快速和有效的服務。第三，電子商務能夠利用大數據掌握消費者的微觀消費方式，從而對顧客的需求做到“量身定做”。第四，電子商務也能把服務傳遞給更多人。
同時，電子商務具有如下不那麼積極甚至是消極的特徵。例如，消費者往往是“娛樂性消費”，消費並不是完全為了實際的需要，而是因為消費（採購）過程中的快樂性質。再如，電子商務中存在大量“假貨”，不過對一些顧客來說，“假”並不重要，能夠以廉價方式消費到一個品牌，也是值得的，甚至更為重要。
如上所討論的，互聯網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已經延伸到政治領域。政治本來僅僅限於精英圈。儘管是大眾民主，但政治一直為精英圈所操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社交媒體已經為真正的大眾民主提供了條件。社交媒體把政治活動從精英轉移到民眾；為民眾提供更加有效的政治參與途徑，而不僅僅是投票；使得民眾能夠把自己的人數（選票）優勢轉化成為政治優勢。
從英國公投和美國選舉經驗來說，如果政黨不能互聯網化，政黨政治就很難有效運作。因此，政黨＋互聯網會是今後很長一段時間的大趨勢。如果沒有更多的規制或限制舉措，重心會向社交媒體傾斜。
從長遠來說，人們要思考的問題是：社交媒體可以取代政黨嗎？因為利益的高度分化，社會意識形態更為多元化。傳統政黨似乎越來越難以整合這麼多元的利益和意識形態。作為社交平臺來說，社交媒體更能勝任表達和聚集社會利益和意識形態。
不過，作為政治平臺的社交媒體，也往往是以情感甚至非理性的手段達成的一種聚合。這種聚合並不是政治的終結，而是政治的開始。在一定程度上說，社交媒體在形式上和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大民主”（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類似，其結果和18世紀以來學者們所說的由社會運動產生的“烏合之眾”類似，它往往具有高度的革命性或破壞性，而少有建設性。
從這個視角來說，觀察英國如何理性處理公投之後的“脫歐”，和美國特朗普當選之後的理性政策作為，具有重大的意義。政治從古到今都具有非理性的一面，但也很難想象沒有理性的政治。社交媒體可以把非理性的一面放大，但它又如何幫助人們實現理性政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