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封陳留東窯東青瓷

作者：韓鵬

中國陶瓷文化歷史上，發源於開封陳留的東窯東青瓷具有重要歷史地位。

許多人認為，開封以燒製東青瓷器見著的東窯（亦稱董窯）始於北宋。其實至少在唐代汴州浚儀、後周柴榮東都開封時期，在外城東南部迎春苑、新蔡河之間的陳留縣之地，就已有東窯的存在，並受命為朝廷製作、進貢東青瓷器。

一

上古時期，受技術條件限制，銅、鐵、錫、鉛冶煉產量極低，民間青銅合金產品極少。因而，當時築造的青銅鼎器也極其珍貴，只有帝王才能在大型祭祀場合使用青銅鼎器。一般大臣、百姓祭祀活動，多采用陶土瓷石燒製的鼎狀陶甄、陶瓷作為祭祀禮器。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後周皇帝柴榮時期。

後周皇帝柴榮

後周柴榮稱帝后，以超人的膽略智慧實施了“毀佛鑄錢”“禁銅興瓷”重大國策，迅速扭轉了國庫空虛的殘敗局面，為革新政治、發展經濟、提高後周國家實力奠定了基礎。

柴榮既是懂瓷器的行家裡手，也是以詞賦詩、生動表述瓷器的文化大師。據明朝《五雜俎·卷12》記載：柴窯瓷器“世傳柴世宗時燒造，所司請其色，御批雲：雨過天青雲破處，者般顏色作將來”。關於後周柴榮“御批”柴窯之事的可靠性，清代進士、江西巡撫幕僚朱琰《陶說》明確指出：“柴世宗時燒者，故曰柴窯。當時亦稱御窯，入宋始以柴窯別之。相傳當日請器式，世宗批其狀曰：‘雨過天青雲破處，者般顏色作將來。’”民國收藏鑑賞大家趙汝珍《古玩指南》論述：“柴窯系後周柴世宗所燒，故以其姓名之窯。”

柴窯 蓮花洗

後周柴榮“禁銅興瓷”與御柴窯所起的示範帶頭作用，推動了後周尤其是河南各地瓷窯群起，質量上乘，並以東青瓷絕佳，已可摘“中國古瓷皇”的桂冠。

關於柴窯所建的地理位置和時間，史學家多有爭議。如學者桑行之等編《說陶》引清代早期佚名著《南窯筆記》認為：“柴窯出汝州”或“柴窯出鄭州北地”；再如清代早期宮室都窯官制瓷權威大師唐英認為：“柴窯起於汴，相傳當日請器式世宗批其狀曰：雨過天青雲破處，者般顏色作將來。今論窯器者必曰柴、汝、官、哥、定，而柴久不可得矣。”

說明對於柴窯地理之爭主要有汝州、鄭州、汴（開封）三處，而這三處均曾歸屬河南道治之地的開封浚儀管轄。

宋柴窯天白裂紋釉雙耳四方膽瓶

明代學者黃一正《事物紺珠》中說：“柴窯制精色異為諸窯之冠。”“諸窯”，一般是指柴、汝、官、哥、定五大名窯。柴窯排首，汝窯排二。民國學者許之衡《飲流齋說瓷》中說：“論窯器者必曰柴、汝、官、哥、定，而柴不可得矣，得殘器碎片，製為絛環玩具，蓋難得而貴重之也。”說明柴窯、汝窯為兩處不同的名窯。

北宋文壇領袖歐陽修《歸田賦》明確指出：“柴氏窯色如天、聲如馨，世所希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飾為器。北宋汝窯頗彷彿之，當時設窯汝州，民間不敢私造，今亦不可多得。”這說明汝窯始於北宋而非後周，且由仿造柴窯而來，故北宋汝窯不可代替後周柴窯。至於鄭州柴窯，除後人史料記載與汝州、汴柴窯有爭議之外，無瓷窯入五大名窯之列，不再詳述。開封的官窯，也僅僅是北宋後期的產物，無法與後周柴窯同日而論。據清代醫家唐秉鈞《文房肆考圖說》記載：“宋政和間徽宗於京師，置窯燒造曰官窯”。可見，後周柴窯不僅制精色異為諸窯之冠，建窯歷史也在汝、官等諸窯之先。

柴窯綠釉方碟

柴窯製作的柴瓷獲此殊榮，與後周皇帝柴榮確實關係重大。據學者荊子久《鈞瓷考證》記載：“柴榮為五代之令主，文治武功，概有可觀，然賦性嚴格，故能令出惟行，無敢玩忽者。試問如此嚴格之皇帝，如此幽默之命令，制瓷專官唯有邀同工匠翹首雲天，靜待陰晴之變幻，先為實際之觀察，適至進入窯場，又須詳察所有之本能，即釉色之預備能否盡如天象之形色，種種謹慎之心理及今人難思之。”

這說明後周皇帝柴榮十分重視燒製瓷器天之顏色的選定，一直專注著御窯建設、瓷器顏色和製作質量等問題。這也是後周柴窯發展水平迅速達到極高程度的重要原因。

由於汝州瓷窯被認為建於北宋時期，國內許多學者一般將汝州從後周柴窯遺址中排除，認為柴窯主要分佈在三地：一地是河南新密柴窯村，為監窯官柴榮胞弟柴貴（虢州防禦史）監管的柴窯；一地是河南中牟、新鄭柴窯；一地是後周皇都開封迎春苑、新蔡河一帶的御窯。

二

後周時期開封已有迎春苑，北宋稱宜春苑，位於開封新舊宋門外通往陳留、杞縣、睢縣、商丘（古宋國）的官道之側，大致在今宋門、文莊、殯儀館、六裡莊、王墳、屠府墳村一帶，尤以今殯儀館東南、王墳西北的汴河沿岸、官道兩側為重點。北宋初期，迎春苑是宋太祖三弟秦王趙廷美的別墅園。宋太宗時期，秦王趙廷美被貶官，宜春苑收為御苑，位置或有遷徙，每年新科進士在此賜宴。因地處開封城外東部、四象對應春季時節，故稱迎春苑。後來逐漸荒廢，迎春苑被改作為汴河岸邊國家和京師儲備糧食的大型倉庫。

據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外諸司》記載：“諸米麥等，自州東虹橋元豐倉、順城倉，東水門裡廣濟、裡河折中、外河折中、富國、廣盈、萬盈、永豐、濟遠等倉。”“富國”等國家倉庫的糧食，通過汴河從“江淮湖浙”運來，又通過汴河轉運到開封府各地，是京師國計民生的重要保證。

為了木薪、瓷器的運輸方便，東窯緊臨開封東南官道，也是皇帝、官員順路視察的一個重要原因。據歷史文獻顯示，後周世宗柴榮就曾親自視察迎春園、新蔡河一帶的東窯，給予製陶人以很高榮譽，並命其為皇宮製作御製青器。對此，宋真宗時期政治家、宰相王欽若《冊府元龜·卷一百五十 帝王部》記載，公元959年，柴榮視察開封外城東南迎春苑及新蔡河水利工程時，曾親自到當地後周御製瓷窯視察“制瓷家”生產陶瓷器的具體情況，感到非常滿意，便根據“制瓷家”“陶人”的不同等級給予不同賞賜。

王欽若《冊府元龜·帝王部》記載的後周“新蔡河”西北部，便是“新蔡河”的分流口汴河。公元959年，柴榮命樞密使王樸至河陰檢查黃河堤壩，於汴口立水閘。又命檢校太尉韓通、吳廷祚發徐、宿、宋、單等州數萬民夫浚汴水；由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大梁（北宋開封）東導汴水東入蔡水，以通陳州（今河南淮陽）、潁水（今河南禹州至安徽阜陽）漕運之路。

蔡水，即蔡河之水，是流經後周、北宋開封府的“四大運河”之一。“四大運河”為汴河（渠）、黃河、蔡（惠民）河、廣濟（五丈）河，人稱“漕運四河”。

北宋史學家司馬光主編《資治通鑑·卷二九四 顯德六年》也記載：“甲申，（柴榮）命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大梁東，導汴水入於蔡水，以通陳潁之漕。”“新蔡河”之說，也由“大梁東”新開通、連接的汴水河道而生。可見，新蔡河之水的源頭就是開封外城東南的汴河之水。柴榮此時視察的“導汴水東入蔡水”工程和“制瓷家”正在此地，而非北宋之後的今祥符區太平崗之地。

筆者認為，此處“制瓷家”即瓷窯燒製之地，是唐代“河南道”貢瓷、後周“汴”官窯、御窯、柴窯的可能性最大。不然，民間誰家瓷窯能擔當得起皇帝親臨視察和賞賜的殊榮？因此，在探索專門為後周皇家生產貢瓷的三地柴窯、御窯中，最大可能就是開封外城東南迎春苑、汴河、新蔡河一帶的“制瓷家”，即後周御窯。對此，清代早期宮室都窯官制瓷權威大師唐英的《瓷器肆考》明確認定：“柴窯起於汴，相傳當日請器式世宗批其狀曰：雨過天青雲破處，者般顏色作將來。今論窯器者必曰柴、汝、官、哥、定，而柴久不可得矣，得殘器碎片製為冠飾絛環玩具亦足珍貴，世傳柴片寶瑩射目，光可卻矢，寶瑩則有之，卻矢未必然，蓋難得而重言之也。”“汴”，即唐代汴州、北宋開封。唐代汴州管六縣，即治地浚儀、開封、陳留、雍丘、封丘、尉氏。直到後周柴榮時期，開封仍有汴州之稱。後周各類“柴窯”遍佈河南，雖不可能全部“起於汴”治浚儀，但後周柴榮御定的“御窯瓷”“御柴窯”起於汴州治浚儀，即後周皇都開封的陳留當無可爭議。

直到清乾隆時期江西巡撫幕僚朱琰撰《陶說·說古》記述後周柴窯時，仍認為“後周都汴，唐屬河南道，《新唐書·地理志》，河南道貢瓷石之器，是其本地宜於陶也，宋政和官窯亦起於汴，汝亦河南道所轄之州，柴窯當即位於都內”。其中“後周都汴”“柴窯當即位於都內”的“御柴窯”“御窯瓷”非後周皇都開封、陳留之地莫屬。至於“都汴”之外的民間柴窯，河南遍地有之，但當以“汝”窯瓷器為突出代表。

後周皇帝柴榮親自視察“制瓷家”，目前史料記載中僅發現有開封外城東南一地、一例，成為後周柴窯、官窯、御窯、御窯瓷在開封外城東南部的一個孤證。

三

後周時期，開封東南陳留之地已存在官窯、御窯、御柴窯，或稱東窯、董窯、東青瓷器，且已達到當時最高水平的重要憑證。

對此，民國學者荊子久《鈞瓷考證》中的觀點尤其精闢：“柴榮軍政餘暇，兼好製作器物，大而冶鐵，小而樂器，至於設窯制瓷，尤為精神之所專注，特設專官以理御窯事務，使之為完善之籌備，訓工選料，經過多時已達於任何色瓷器無所不能地步。”可見，柴榮精神專注地設窯制瓷，並親自視察、賞賜的開封“制瓷家”窯址，理應是後周官家瓷窯、御窯、御柴窯之地。

試想，當後周皇都開封外城東南陳留縣一帶的“制瓷家”，產出值得皇帝親自視察和賞賜的瓷器後，他還會捨近求遠地去新鄭、中牟甚至新密、汝州等地建官家瓷窯、御窯、御柴窯製作御瓷嗎？

北宋歐陽修的《歸田集》，大約作於公元1071年的宋神宗時期，距後周柴榮視察開封陳留“制瓷家”僅百餘年，其記載應該是可信的。從歐陽修時期人們得到後周柴瓷殘片，不惜用黃金來裝飾的情況來看，後周柴瓷自宋太祖初期已經失傳，才會有北宋中期官府開辦汝州窯仿造柴瓷的情況發生。北宋中期柴瓷已出現稀有、珍貴的狀況，印證了汝窯仿製開封陳留“制瓷家”“色青如天”的柴瓷，即東窯東青瓷，是一個具有歷史傳承的客觀事實。

明代皇宮中曾收藏一些柴瓷，據明代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呂震《宣德鼎彝譜》記載：“內府所藏：柴、汝、官、哥、鈞、定(瓷器)。”可是，柴瓷在民間實在難得一見。明末畫家、園林設計師文震亨在《長物志》中慨嘆：“窯器，柴窯最貴，世不一見。聞其制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未知然否。”故有“片柴值千金”的傳說。明代之後，柴瓷開始絕跡，無人再見過柴瓷實物。據說目前為止，中國各大博物館均沒有收藏一件柴瓷。

中國柴瓷絕跡的歷史原因，大致有三點：一是後周御窯柴瓷生產量較小、流傳範圍不大。柴榮規定，御窯燒出的合格瓷器只允許在後周宮廷裡使用，殘次品全部當場毀掉，不準流入民間。二是趙匡胤初建宋朝時，倡導勤儉節約，反對鋪張奢侈，詔令關停一批耗資巨大的後周御窯、柴窯，遣散工匠人員，造成御窯、柴窯高檔瓷器燒製技術斷檔。三是遺留於北宋的後周御窯、柴窯出現了轉型。開封的御窯、柴窯之名，也改用東窯、董窯、東青瓷舊稱；御窯、柴窯由燒製高檔精品的柴瓷，改為燒製普通實用的青瓷。即便宋都東京陳留東窯東青瓷的燒製也不例外，僅保留歷史上創造東青瓷的傳統工藝特色。

南宋以後，各代官窯、名窯燒製瓷器雖有不同恢復，卻多以北宋官窯官瓷為複製樣本，後周柴瓷、北宋東青瓷未能得到傳承，是導致後周陳留御瓷、柴瓷，北宋陳留東窯東青瓷最終消失或失傳的主要原因。

四

清人藍浦《景德鎮陶錄》轉引《爰日堂抄》認為：“自古陶重青品，晉曰縹瓷，唐曰千峰翠色，柴周曰雨過天青，吳越曰祕色，其後宋瓷雖具諸色，而汝瓷在宋燒者淡青色，官窯、哥窯以粉青為上，東窯、龍泉窯其色皆青，至明而祕色始絕。”

龍泉窯梅瓶

蘭浦在《景德鎮陶錄》中指出：“東窯，北宋東京民窯也，即今開封府陳留等處。土脈黎細,質頗粗厚，淡青色，亦有淺深，多紫口鐵足，無紋，比官窯器少紅潤。後人有‘東窯’為‘董窯’者，窯址迄今未被發現。到明清，景德鎮曾仿製東青釉，清雍正的豆青釉也被稱作東青。”這說明後世東青瓷釉，均由北宋開封府陳留“東窯”仿製傳承而來。

宋代重要政書《宋會要》“窯務”條文記載：“京東西窯務掌陶工為磚瓦器給營繕之用，舊有東西二務，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廢止。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復置東窯務。”北宋景德四年為宋真宗時期，他廢止東西窯務是宋太祖、宋太宗體恤百姓之苦，減少林木浪費理念的延續。

兩年後，雖因各種原因東窯務得以恢復，但仍然以生產普通實用的瓷器為主。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宋徽宗建立官窯、燒製官瓷時期為止。

具有官署管理職能的東西窯務，雖與具體燒製陶器的東西窯址不同，但沒有東京東西多個窯址的存在，就沒有建立官署管理東西窯務的必要。只是官署管理的東窯務地址，與北宋《冊府元龜》記述柴榮親自視察迎春苑、新蔡河、汴河之間的“制瓷家”地址頗為一致。這印證了北宋東窯務一帶，自後周開始就有“東窯”“制瓷家”的客觀事實，而不是北宋初期才開始出現。

實際上，開封東窯燒製的東青瓷也被稱為“東青器”，胎骨細緻，釉色也有深、淡兩種青色，而非清人藍浦所說的一種青色。東青器淺青者，近似“汝器”，雖無蟹爪紋，但具有紫口鐵足的原始特徵。北宋後期官窯燒製的官瓷，不僅在工藝上繼承了東窯東青瓷的燒製特徵，在藝術特色上也保留了東青瓷的傳統神韻。

據清末《辭源》“北宋官窯條”下記載：官窯為“宋代五大名窯之一，北宋大觀間京師置窯燒造。胎骨有白、灰、紅之分。其土取自汴東陽翟，淘煉極精”。此說是對清代朱琰關於河南道治汴州浚儀縣“其地本宜於陶”觀點的再次確認。據坊間傳聞，今日開封陳留較深處挖出的瓷土，仍多呈黑紅色，含鐵量很高，為燒製獨具紫口鐵足特徵的開封東窯東青瓷提供了資源依據和理論支撐。

開封東窯東青瓷之青色，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青，是一種底色，清脆而不張揚，伶俐而不圓滑，清爽而不單調。古代青色的本義是藍色，如在藍色中混有少量綠色（是減法三原色之一），就會類似於翡翠玉石的顏色。正所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它象徵著堅強、希望、古樸和莊重，是傳統器物和服飾常常採用青色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