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真實的趙貞吉：被高分劇《大明王朝》誤解的四川學者

《大明王朝1566》一直是國內得分最高的歷史題材電視劇，由劉和平編劇，陳寶國、倪大紅、王慶祥、黃忠志、王勁鬆等一眾戲骨精彩發揮，很大程度上把嘉靖時期的許多真實人物的事蹟演繹地栩栩如生，很有觀賞性和回味性。影視作品是藝術創造，難免就有虛構誇張，全劇最不真實的一個歷史人物應該就是被認為是徐階弟子的趙貞吉了，劇中兩次成為海瑞的上司，成為阻礙海瑞的對抗角色，令觀眾覺得很不舒服，甚至讓人生厭。

歷史上真實的趙貞吉完全不是劇中的形象，實際是一個有功於社稷的正直大臣和學者。他的墓地於2008年在四川內江市發現，十分簡樸，沒有發現隨葬品，似乎曾經被盜掘。內江城區沱江之濱，擁有一個四川目前最大的休閒廣場——大洲廣場，正以趙貞吉號大洲而命名，表達對這位明代西蜀四大家之一紀念景仰之情。

大明王朝裡的趙貞吉劇照

一、繼承陽明心學思想的純正學者

趙貞吉字孟靜，號大洲，明代四川內江桐梓壩（當時是屬於資州的內江縣，今四川內江市東興區）人。生於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幼年與弟弟趙蒙吉隨父親趙勣刻苦讀書，十五歲接觸王陽明的《傳習錄》，驚為天書，還想去浙江拜王陽明為師，被父母嚴厲阻止。原因史料不詳，年少離家萬里迢迢去浙江固然可能是人之常情，但從歷史背景分析，趙貞吉十五六歲時正是嘉靖初年，世宗朱厚熜為了鞏固地位，一再表明尊崇程朱理學為正統儒家學說，王陽明被閒置在家五六年，上下對陽明心學的爭議批評天下皆知，可能因此趙貞吉家人不許他去學習陽明心學才是真正原因。

趙貞吉沒有放棄，為此在家鄉般若寺靜修（位於內江市東興區三溪鄉松柏寨，初建於唐朝代宗年間，擴建於宋代，以典藏全國史上僅有的三部《般若經》之一而聞名），繼續以王陽明的格物和靜心方法領悟，號洞巾道人，把王陽明三教合一的理念融會貫通。

這時，輔佐朱厚熜繼位的首輔楊廷和因為議禮失敗而遭到罷免，回到四川新都老家。趙貞吉十分感觸，前去新都拜會，楊廷和鼓勵趙貞吉科舉出仕。嘉靖七年（1528），二十歲的趙貞吉中四川鄉試第四，再去拜會楊廷和，受到稱讚也鼓勵他：“將為社稷器，吾兒慎（指楊慎）弗逮也。”楊慎是武宗正德六年的狀元，但嘉靖三年因左順門諫言被廷杖貶去雲南，楊廷和因此有遺憾之感，寄希望於趙貞吉這樣的同鄉後輩。

巴蜀書社出版的趙貞吉詩文集

次年，王陽明、楊廷和先後過世，趙貞吉感到精神空虛。楊廷和曾經輔佐帝王的名臣被放逐，王陽明功業學識堪稱頂尖，到頭來被朝野上下批評和非議。趙貞吉再次選擇苦讀，繼續在寺廟靜修，“不櫛沐解衣者數年”（見陽明後學胡直所寫的《少保趙文肅公傳》）

到嘉靖十四年（1535），在父親趙勣的壓力下，再次參加殿試終於考中進士。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稱讚他的對策可與漢朝賈誼媲美：“雖《治安策》弗能絕也。”王廷相是標準的儒家文士（嘉靖前七子之一），雖然趙貞吉傾向陽明學，但在仕途渴望積極有為。在策對文章中，就當時弊端提出系統見解，涉及邊疆安危、財政收入、農民負擔、整頓吏治等方面，並提出於進行調整措施的思路。

趙貞吉因此留在翰林院任編修。朱厚熜在位前十來年還有點奮發有為，關心百姓的舉動，包括整頓各種繁瑣的禮儀事務。到嘉靖中期就開始推崇江湖術士，開始訪仙求道。趙貞吉毫不避諱，大膽進諫《乞求真儒疏》，希望多多啟用真正有用的文士儒將，勸諫皇帝多幹正經事。惹惱朱厚熜，派他以副使身份隨隆平侯張偉出使邊塞，安撫西北軍民。

趙貞吉雖然是一介文臣，在明朝中期軍事開始衰弱之際，卻屢屢提醒君臣重視邊防，並數次參與邊疆事務，建立功勳，這也是繼承王陽明文武並重、知行合一思想的具體表現，與當時只鑽研八股文章的腐儒是完全不同的。

到隆慶元年（1567），明穆宗剛繼位，趙貞吉就上《三幾九弊三勢疏》，向新皇帝提出需要注意的三種幾微之事（三幾）、必須去除的九種弊端（九弊）和需要改弦易轍的三大要害（三勢）。明末大家陳子龍在編撰《皇明經世文編》時收錄此疏，並評價：“公此一疏，不但事理明暢，文筆亦復高勁，不減賈太傅諸篇。”也將趙貞吉同賈誼相提並論。

趙貞吉論述朝廷事務往往直陳利害，議論深刻，主張具有可操作性，可惜從未得到皇帝足夠重視。穆宗繼位已經人到中年，雖然調整了嘉靖一些弊端，但也沒有真正振作的心態。趙貞吉在朝一日從不敷衍矇混，位列閣臣雖然只有一兩年，他陸續上奏《議邊事疏》、《論營制疏》、《練馭議》、《調兌議》等等措施方案，希望通過營制、馬政、軍制等方面，可以一改明朝中期邊防廢弛、兵力疲弱的情況，可因為趙貞吉個性剛直，他的改革主張並沒有得到實施的機會。

過去如李贄、顧炎武、黃宗羲等都認為趙貞吉屬於王學傳承的泰州學派，但今天已經有不少研究者表示懷疑。趙貞吉更像是王陽明思想的純正的繼承者和踐行者，出仕的時候積極進取，勇於任事，於國於民有益的事情，堅持到底，百折不回，這是儒家本色。但受挫去職的時候，就輕鬆解脫，一方面修學修禪，悠遊山林，一方面堅持講學為社會培養人才。

大明王朝裡的世宗嘉靖帝劇照

當然人與人肯定有差異，不可能完全一致。王陽明本人經歷是由道入儒，如陽明稱號和養病方面都尊道法。但趙貞吉的生平卻是援佛入儒，少年時在佛寺讀書，入仕以來同嚴嵩幾番對抗，幾番壓制。趙貞吉個性極強，但內心卻很佛系。後經歷父母之喪，弟弟、兒子死（趙貞吉次子據說意外溺死在沱江，名字沒有記載，但稱已經能寫詩作文，至少是十來歲的少年），趙貞吉的內心向佛的一面更加顯著。

今天流傳下來的趙貞吉文集中，他在經筵講章等系列著作，對儒家傳統概念如仁、中、心、性等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充分體現趙貞吉在心學發展方面融合佛學的成果，趙貞吉是陽明心學在四川最具代表性，也是最有成就的學者。左東嶺先生在《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中分析趙貞吉：“為何趙大洲要用禪來補儒：一是出於現實境遇的險惡，必須以禪之境界超越之，方可不灰進取之念，二是由於士人更加關注自我的人生價值，在其人生進取的同時，為其自我安排一條人生退路，以便在遭受人生挫折時不至於手忙腳亂而不知所措。”

趙貞吉曾在《祭古聖賢文》中提出自己的理想：“身居臣子之地，每懷經世之憂，心慕道德之途，時發出世之願。”這是一種互補的哲學，而不是簡單的“向左走向右走”的選擇題。出世與經世都是對人的修行和考驗，也是同時體現人生在世的價值和應對能力的舞臺。明代中後期的士人在仕途和私人生活都難見“本色”，往往充滿“表演”和“矯情”傾向，經常有人把文士和戲子相提並論，可見陳寶良《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中的相關論述。

原本王陽明的心學就是趨向還原儒家本色，趙貞吉的心態互補正是一種兩方面都求真務實的觀念，不論仕途還是生活都真誠踏實，也就是王陽明講的“致良知”。因此晚年去職在家，他還希望撰寫《經世通》和《出世通》兩篇著作總結自己的經驗和心得，但可惜沒有完成。

另一方面趙貞吉的文學成就，在當時就享有盛名，與楊升庵（楊慎）、任少海（任翰）、熊南沙（熊過），並稱“蜀中四大家”。除了涉及議論的奏疏文章，其他文學性作品也都有特色，雄快豪邁，氣韻不俗，像《洗心亭記》、《求放心齋銘》、《克己箴》、《掌石賦》等都很受好評。詩歌方面大約有五百餘首，學陶潛和李白的往往比較恬淡，學白居易和蘇軾的以直抒性情，揮灑胸臆為主，也有個性，也有奇巧。明末清初的大詩人錢謙益評價說：“公為詩駿發，突兀自放，一洗臺閣嬋媛鋪陳之習。其文章尤為雄快，殆千古豪傑之士，讀之猶想見眉宇。” （見《列朝詩集小傳·趙宮保貞吉》）

大明王朝裡的趙貞吉劇照

二、趙貞吉一生與嚴嵩對立

嘉靖中期開始，嚴嵩父子攬事將近二十年，趙貞吉從來都與之勢不兩立，嚴嵩多次打擊趙貞吉，矛盾衝突絲毫不亞於楊繼盛、海瑞。

嘉靖二十九年（1550），塞外俺答進兵大同，威脅京師，閣臣嚴嵩、徐階和大多同僚普遍害怕作戰，傾向言和。朱厚熜召百官廷議半天，沒有一個人進言，只有趙貞吉挺身而出力排主和，而且拿皇帝從前經常唸叨的儒家學說微言大義說事：“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且既許貢，則必入城要索不已，即內外夾攻，胡以御之？”他不光講大道理，而且提出具體幾條應變措施，當然後來被嚴嵩破壞和打擊沒能實現。但朱厚熜當時精神一振，畢竟不再議和，避免議和後可能導致的“歲遣重使，輸以歲幣，而終不能塞虜人無厭之求，以召戎啟釁”（見何良俊《四友齋叢說》）。趙貞吉頂著巨大壓力風險的抗爭，完全不計個人安危得失，功在社稷，朱厚熜表示嘉獎，命他為監察御史去邊關巡查，並宣告旨意。

趙貞吉個性很強，對身為閣臣首輔的嚴嵩無所作為很不滿，壓住火氣希望下來找嚴嵩申辯，到西苑值班房卻遭遇閉門羹，朝看門的撒氣。湊巧趙文華（刑部主事，嘉靖八年進士，認嚴嵩為義父）前來，趙貞吉連他一塊痛斥。趙文華見了嚴嵩，自然大講趙貞吉壞話。

大明王朝裡的嚴嵩劇照

嚴嵩在安排邊軍備戰時，故意不給趙貞吉督戰職權，也不派一兵一卒護送。趙貞吉作為安撫大臣，攜帶一批下撥款項，沒有人保護顯然非常危險，當時只有他的三弟趙頤吉跟著。到了大同府，趙貞吉拜會總兵仇鸞，接到嚴嵩私下叮囑，仇鸞對趙貞吉愛答不理。因為趙貞吉之前向皇帝、閣臣建言表彰前大同總兵周尚文，以此激勵將士，對仇鸞帶領邊兵樹立自己威信頗為不利，所以也對趙貞吉不滿。趙貞吉唯有單獨前往軍營，宣諭犒士，表達共同生死的決心。將士對趙貞吉孤身犯險，共同進退很感動。

回到大同城中，趙貞吉又上書請求督戰之權，仇鸞害怕他指手畫腳，使人為趙貞吉謄疏，故意拖延。京師那邊世宗朱厚熜關注局勢變化，嚴嵩趁機彈劾趙貞吉書生空談大志，其實到邊關以後毫無章法。以此激怒皇帝，稱趙貞吉“漫無區畫”，將其召回廷杖四十（《明世宗實錄》記為杖五十，《明史》記載為杖九十），貶去廣西慶遠荔波典史。該地今屬於貴州黔南自治州南部，與廣西毗鄰。慶元府所轄多土司，也是明代南方市馬的地方。

趙貞吉攜家人從北京一路赴廣西，途中從永州進入廣西時病了兩個月，幸好得到廣西督學王宗沐照顧休養（任廣西按察僉事兼督學政，與嘉靖七子王世貞、李攀龍等相交甚好）。在荔波待了兩年左右，趙貞吉被遷到南京擔任閒職。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父親趙勣病故，趙貞吉卸職返回四川。

到嘉靖四十年（1561年），趙貞吉改任戶部右侍郎，嚴嵩本想打壓他十年，可以提拔一下讓其感恩戴德，想派趙貞吉到薊州掌督運糧草。趙貞吉卻不買賬，回覆此事原有人司職，徒增一職無益於事，婉言拒絕。嚴嵩大怒，再次把趙貞吉奪官去職。

趙貞吉就在家鄉內江繼續講學，在桂湖街聚眾講學，修建玉屏書院（之前修建獅山山房），從者甚眾。另外遍遊巴蜀各名勝寺廟，撰寫詩文，題詩刻石。

影視劇中五四運動劇照：趙家樓就是趙貞吉當年的舊宅

明穆宗繼位後，趙貞吉才回到北京為皇帝講學，新首輔李春芳對他也很賞識，推薦入閣，掌管督察院，趙貞吉到晚年終於功成名就。他在北京長安街東北的宅邸三百多年後因五四的一把火而名揚中外，就是大名鼎鼎的趙家樓。

隆慶四年（1570），趙貞吉告老還鄉，到萬曆四年（1576）病故，過了幾年相對清閒的退休生活。一方面繼續講學、著述，一方面和當地名士劉望之、高公韶等交往，他經常去劉望之家“蹭飯”，每次都用特色小吃招待他。趙貞吉有詩寫道：“從吾飽吃黃麻飯，五嶽峰頭好自誇。”

趙貞吉晚年仍然流連佛寺，如報恩寺、般若寺、聖水寺，據說他對《楞嚴經》等典籍非常有心得，生平也和許多高僧大德談禪論佛。他也有不少贈送文字中，帶著自己對禪學的領悟。

三、《大明王朝》對趙貞吉的誤解

電視劇中的趙貞吉是一個藝術化人物，設定為在應天府為巡撫，與胡宗憲算是朋友，有心幫助他抗倭，同時夾在嚴嵩父子和徐階等人之間，對浙江的災情無動於衷。

首先在師承關係上，趙貞吉被認為是徐階弟子，這是不準確的。徐階也是心學門人（為聶豹弟子，聶豹曾經做過華亭縣令，與徐階年輕時有交際），只比趙貞吉大幾歲。就公認的心學門派而言，徐階是聶豹的江右派，而趙貞吉，在過去大多數明代觀點是王艮的泰州派，也是明顯不對路的，反而張居正倒才是徐階弟子。

趙貞吉在內江報恩寺書寫的題壁保留至今

其次，趙貞吉在劇中不算反派，但由於作為徐階弟子的定位，暗中是屬於倒嚴一方，但表現出的官宦積習，和與海瑞對立的形象，卻完全扭曲了本來面目。

趙貞吉出場很早，給觀眾第一個深刻印象的情節就是嚴世蕃毀堤淹田，導致浙江淳安、建德兩縣災民遍野，引出整個故事。這裡也是有一個不合歷史的小漏洞，淳安、建德在明朝是歸嚴州府（實際上明初以來嚴州是以建德縣為府治，管轄建德、淳安、遂安、桐廬、分水、壽昌6個縣）。

這時，原任鄰省江蘇巡撫的趙貞吉來到浙江處理改稻為桑事務，胡宗憲在浙江主持抗倭，遇到災情希望安民，實在沒有辦法，就找到巡撫借糧救災。而趙貞吉卻一口回絕了胡宗憲，原因很簡單，如果借糧給他賑災，那就不會有災民，若不會有災民，就不會驚動朝廷，若不驚動朝廷就沒法除去嚴世番。他最精彩的臺詞就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逝者如斯，死一萬人是個數字，死十萬人百萬人也是個數字，你和我都擋不住。”其實他不是反派角色，居然說出這種話，簡直讓觀眾足夠寒心，甚至引起憤恨。

電視劇塑造的趙貞吉是一個有才幹，相對傾向自保的多數臣子普遍形象。趙貞吉善於處理政務，長久以來他也算支持胡宗憲打擊倭寇，不論是江蘇還是浙江，趙貞吉都充當明軍有力的大後方。但面對天災人禍，在趙貞吉等大部分官員的眼中，根本沒有下到民間地方，百姓的生死存亡就是一級一級報告上的幾筆數字。更重要的是，時刻警惕捲入風險旋渦。當深思熟慮之後，趙貞吉還能把這樣的災難當成武器，作為倒嚴的一種方式。本質上他看重的，只是自己關心的利益得失。

換句話說，來到浙江以後，趙貞吉非常清楚浙江事態的嚴重性，也明白朝廷明裡暗裡交代下來的意思：第一原則就是不能牽涉到朝廷尤其是皇帝，浙江貪墨一案由鄭必昌、何茂才全部承擔。鄭何二人也深知朝廷會將他二人作為遮羞布，也是極力配合的。因此一切歸於平靜，似乎審判者與受審者達成了默契。趙貞吉就是這樣一種懂得維繫官場平衡“識大體”的人物，在古代屬於有能力的代表性官員形象，但不是主創人員心目中的理想人物，雖然能夠被今天的人所理解，但依然被很多觀眾討厭，不受歡迎。

因為《大明王朝》是相當優秀的歷史題材電視劇，在觀眾心目中的地位和影響很大，海瑞、嘉靖朱厚熜、嚴嵩、胡宗憲，包括趙貞吉的形象都非常出色，但其他人物都相對貼近真實，唯有這個趙貞吉帶有很大的扭曲和誤解，脫離真實差異很大，和歷史上趙貞吉形象幾乎判若兩人，根本一個天上一個地下，感覺有必要澄清還原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