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壹、魏晉書法和明清書畫市場的發展:論書法的大眾普及和發展

在所有有關中國書法史問題的研究中,魏晉總是繞不過去的話題,不管是古代還是現在,魏晉作為中國書法真正開始自覺化、藝術化的起始階段,其史學研究價值是巨大的。

魏晉時期,真正奠定了中國書法基礎的人物,不光有王羲之,它還包括以王羲之為代表的世家貴族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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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從書法發展的史論意義上講,中國書法在一開始就是貴族政治的產物,是與上層貴族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這就讓書法天然帶有一種貴族精英藝術的基因。

因此,與書法緊密相關聯的其他藝術形式,無論是在物質條件上還是在社會大環境下,都對窮困的下層人設定了一個無法逾越的鴻溝。

趙壹、魏晉書法和明清書畫市場的發展:論書法的大眾普及和發展

東漢時期,著名的儒生趙壹,從儒家的觀點出發,對於當時人人學習草書、人人致力於草書書法學習的局面進行了嚴厲的抨擊和諷刺。

趙壹之所以這麼認為,還是跟當時社會時代的思想有關。兩漢作為中國書法發展的醞釀階段,對於後來書法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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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漢朝高祖劉邦及其後人在推翻秦朝之後,與項羽爭霸而得到天下,在總結前人經驗教訓之後,走向了與秦朝“焚書坑儒”行為相反的另外一個極端——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這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妥,但是漢朝人在這條路上算是走到了極端。包括我們後來所知道的大奸賊王莽,奪取漢朝江山,建立新朝,就與這有很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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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王莽,歷史和當代學界關於不止一次的給出過兩種非常極端的評價,一種觀點認為他是欺世盜名之人,會打小算盤,有野心,道德偽裝高手,史書中的大部分人都持這一觀點;另外一種觀點認為它是儒家傳統道德薰陶下的社會共同推舉出來的變革者,是一個傳統道德價值觀下被犧牲的小人物,比如雷葛的《王莽改革新論》,就從這一角度來論證王莽的悲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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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無論這兩種觀點究竟誰對誰非,漢朝崇儒尊孔以及他們僵化的道德觀念是導致這一切的原因,這一點可以肯定。即便我們假設王莽真的是一個小人,或者他不是一個小人,而當時的社會已經在用實際行動來“鼓勵”王莽朝著一個道德聖人的方向努力,或許他是這樣一個聖人,或者他不是,但是在當時,他最終呈現給大眾的面貌就是,他的確是一個聖人。

這樣的聖人,以儒家觀點來說,不去當皇帝簡直可惜,整個社會的儒生對他的期望也是越來越高,呼聲也是越來越高的。所以後來王莽半推半就的當上了皇帝,至少體現了一種缺陷所存在的可能性。整個社會如果不允許這種“裝”的可能,王莽即便可以被評選上“漢朝十大道德人物”,也是沒有辦法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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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一點上來說,即便我們承認王莽的確如史書記載的那樣如此卑劣,但是當時整個體制卻從一開始就讓這個“卑劣”的小人抓住了漏洞,如果這不是當時整個社會文化氛圍的問題,那又是誰的過錯呢?

這種文化背景下,趙壹就不能不受他當時對於草書藝術偏狹之見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對於當時社會存在的藝術學習現象給予了最嚴厲的批判。

從趙壹的《非草書》中我們至少可以窺探出當時漢朝末年,整個社會儒家價值體系崩潰下的亂象,人們追求自由、個性的訴求願望也越發明顯,趙壹的主張在當時已經是逆潮流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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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得不說,在當時,趙壹的這篇文章還是極具說服力的。

首先文章以當時名士學習效仿草書的現象作為開篇,鮮明的表達了自己反對的意見。接著就對古代草書大家進行一定程度的否定,然後從史論的角度,揭示出草書真正的來源,是秦末暴政下的產物,從反面對其進行否定,接著從實用主義角度來說草書的非實用性,這是對草書功用範圍的否定。

可以說,這幾條在當時來看,每一條都是無比的正確,符合當時社會價值標準。但是在內理上來說,它就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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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情並沒有想趙壹中想象的那樣,在客觀上來說,當年東漢全民性質的書法熱潮隨著漢朝的覆亡逐漸消失不見,整個國家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只有那些出身高貴的士大夫,才有資格學習書法。事情雖然看起來朝著趙壹所期望的方向發展了,但是隨之而來的,是書法進一步的與政治緊密結合在一起了。

東晉時代,王羲之家族可謂是權傾朝野,而他們家族的藝術教育也是非常深厚,從祖輩開始,就有一大批書法家,例如王導等人,他們對於子孫的書法教育十分重視,對於王羲之的書法學習產生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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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代時期的社會完全不同於漢朝,在漢朝,寒門尚有一線可能,躋身於貴族行列,成為朝中大臣。但是魏晉時期門閥政治下,門閥子弟所形成的政權壟斷完全使得寒門之士註定一生要碌碌無為了。

社會心理學中,有一個人盡皆知的概念——馬太效應。這個效應在世家貴族中也完全適用。整個王氏家族為王羲之等人的書法發展奠定了一個非常良好的物質條件和文化基礎,所以他們的書法才能在當時取得如此燦爛奪目的成就。

這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社會的不公平,但是就是這樣的不公平,造就瞭如此偉大的藝術突破和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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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漢末年趙壹眼中的全民皆學書,到魏晉時期書法學習權力被壟斷和限制發展,這一個過程是書法不斷往精英上層發展的趨勢體現。

魏晉之後,隋唐時期,尤其是關隴集團潰敗之後,普通的文士和知識分子才能從一定程度上對於書法有所接觸,尤其是唐朝皇帝對於魏晉時期書法的提倡,讓書法的學習再一次達到了高潮,而各種技術的發展,比如拓碑技術、商品經濟發展,為人們提供了學習書法的物質基礎,在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唐朝書法也到了一個頂峰。

而隋唐時期非常重要的一個制度設計——科舉制——也在之後的千年時間內,影響了書法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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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制度主要是以文章來判斷人才,所以,人們常說“見字如面”,一個人在試卷上寫字寫的怎麼樣,就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主考官對其印象如何。

而科舉制度從隋朝創立之日起,經過不斷地完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已經發展出比較完善的程式化體系,從撰寫文章到卷面字體的要求,都有不成文的潛規則,比如明清時期,書寫館閣體已經成為科舉考試的常識,作為一種特殊的書法字體,館閣體不僅在風格上具有程式化和可被模仿的特點,而且在具體的體系上,也是從原有的書法體系中鎔鑄而成。

這一書體帶有很濃厚的實用色彩,作為官方文書所指定使用的書體風格,明清兩代的館閣體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書法的普及,但是它所提供的千人一面的書寫效果和風格,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書法個性的揮灑和自由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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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開呆板僵硬的館閣體不談。宋元時期,屬於文人欣賞、創作範疇的文人書法、繪畫逐漸發展壯大,由此而引發的書畫收藏、鑑賞、把玩的藝術市場也得以興起,很多藝術漸漸從貴族壟斷的牢籠裡被釋放出來,大眾也有機會可以接觸到這些藝術作品。比如明代仇英擅長書畫,但是出身是一個木匠。

明清時期,藝術市場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一些靠賣字畫為生的文人,他們依靠這個來賺錢。而我們也時常見到古代一些沒落的文人通過賣字畫度日,雖然這在當時是為人所不齒的,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時期書畫市場的狀態。這些市場的存在,自然為藝術的發展、普及帶下了很深厚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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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大多數人而言,普通百姓仍然沒有機會接觸到書畫,接受藝術的薰陶,這只是在士大夫階層有較為廣泛的普及罷了。

總的而言,中國書法發展的起始階段,呈現出了趙壹在《非草書》中說批判的藝術盛況,但這只是曇花一現,如此高度的藝術全民化並沒有持續下去,魏晉時期,門閥政治的壟斷,讓書法技巧以及書法整體的藝術水平登上了頂峰,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書法的發展。

趙壹、魏晉書法和明清書畫市場的發展:論書法的大眾普及和發展

隋唐時代大一統時期,在創立科舉以及帝國上層人物進行大力推廣之下,書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在文人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陡然上升,以至於明清時期形成了專門在考場上書寫的館閣體。明清商品經濟的發展,催生了藝術收藏的熱潮,藝術作品開始藉助資本的力量在文人士大夫之間流傳,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士大夫的藝術鑑賞力。

以上就是整個書法史所呈現出來普及程度和與大眾之間的關係,基本上呈現出這樣的發展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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