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年，趙匡胤用於統一戰爭的禁軍僅有二十萬人。對於如何統領二十餘萬禁軍，趙匡胤也可以說是煞費苦心。
禁軍除了要警衛京師之外，還要守土戍邊，保衛國內戰略要津。有宋一代，京師常駐禁軍的數量總是與屯邊的禁軍數目基本相當，不如此，萬一有突發狀況，處置起來就會很棘手。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竹籃之中，很有可能會全打的稀爛。
對於出守邊疆的禁軍士兵，也不能讓他們在同一個地方呆的太久，每三年時間更換一個駐地，此法名為“更戍法”。表面上看似是使士兵知道勤勉，勞逸結合，實則是有意讓這些禁軍形成“兵不識將，將不知兵”的局面。宋廷的主要精力和注意力並沒有放在邊境線上，而是隻顧著盯梢這些禁軍了，趙宋歷代統治者最擔心出現將領與軍兵上下一心、其利斷金的事情，進而威脅到一家一姓的統治。
為了避免來自各地的士兵染上城市生活中奢侈的風氣，趙匡胤絞盡腦汁後製定了嚴格的軍紀軍規。這些軍兵多是來自鄉下，甫一至繁華的都市，置身於天子腳下的花花世界，眼花繚亂之後，總是會在耳習目染中慢慢喪失農家子弟的忠厚勤儉。由儉入奢易，從奢返儉難。
趙匡胤此舉也是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的手段。
據沈括《夢溪筆談》記載，北宋的禁軍制服，長度不能超過膝蓋，允許士兵從外購買魚肉和酒帶入軍營。
趙匡胤在位期間，為了鍛鍊禁軍士兵的身體，規定所有士兵每月的口糧，必須得自己揹負。汴梁城中常見的一景：絡繹不絕的禁軍士兵，肩扛手提著分得的口糧，穿城而過。
據史料記載，政府向每個士兵一年提供十八石的穀物。宋制一石大約等於六十公斤，每月禁軍士兵扛著一百八十斤的口糧穿城而過，這絕對不是件輕鬆的事情。
並且趙官家明確指示：原則上以士兵所在軍營為標準，指定開封城另一側的倉庫作為配發糧食之地。也就是說——如果軍營在東，那麼領取配發口糧的地方將會是在城西方；軍營在南，那麼配發糧食的地方將是在北面。而不是就近配發。據史料記載，這段路程遠近約為四十里，大約是現在的二十三公里。
這辦法不可謂不高明！
一者，要這些軍兵牢記“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勿忘根本，永遠銘記稼穡的艱辛；二者，這種高強度的負重拉練，軍兵也不會太多怨言，畢竟背的糧食是用來裹腹的。既鍛鍊了身體，又領取了糧餉，一舉兩得。
這種情形，直到真宗年間才逐漸廢止。真宗景德年間，自趙匡胤以來實施了三十多年的規定漸漸成了廢紙。與遼簽定了澶淵之盟的和平條約後，短短几十年宋廷禁軍戰鬥力下降到令人吃驚的地步——上下不識干戈，更不用聞金鼓、識戰陣了。更離譜的是一些禁軍每月去領餉，都是僱人去背，完全沒有了宋立國之初的勤儉質樸。這樣的驕兵，作戰力如何可想而知。
宋真宗自然體會不到當初趙匡胤制定規矩的良苦用心，吃瓜群眾更不理解將禁軍集中於首都這一政策的真實意圖所在。於是朝野間就有了“竭民賦租以養不戰之卒，糜國帑廩以優坐食之校”的批評言論。
所謂養兵千日，用兵一時，講的極是！只是在國家承平日久的時候要牢記：居安思危，忘戰必危！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趙匡胤始終不忘居安思危，無愧“聖明天子”的稱謂。
一個國家失去了進取心與憂患意識，也會在不知不覺中被安樂死的！兩宋的覆滅就是前車之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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