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個朋友，女性，在軍人家庭長大，從小喜歡軍裝，少年時代又讀到埃克蘇貝里，醉心於飛行員那種美，同學們於是送她外號“將軍”，她看了《敦刻爾克》之後，喜歡得不得了，在群裡向大家表示“超級喜歡，所有元素都是我的最愛”，並且自嘲說“我可能是個直男”。
的確，看《敦刻爾克》之前，我曾以為，這個片子不適合女性觀看，只有軍迷才會喜歡，想想看，它是戰爭題材，事關撤退、轟炸、死亡，而且，整個撤退發生在春寒料峭的海灘上，盡是陰冷和泥濘，它準保又冷又硬又粗暴，不在女性的興趣列表裡。事實上，一位女性朋友在朋友圈發佈的觀後感是這樣的：“bong、bong、bong、pong、pong、pong”。
何況，諾蘭籌拍這片子，用了三年，其間不斷有拍攝花絮流出，在美國和英國上映，又是在一個半月前，在看到正片前，我們已經看到很多長的短的影評，這些評論，或者探究歷史背景，或者細述戰爭場面。所有這些都給我一個錯覺，諾蘭拍了一部突破自己風格的作品，向著戰爭大片靠攏了。
真正看過之後，我發現這是誤會。
《敦刻爾克》拍的不是戰爭，也不是政治博弈，諾蘭把這些都丟掉了，他拍的是能存留更久的東西：“戰爭的感覺”，“戰爭中人的感受”。
故事並不複雜，雖然有三條線，但都很簡單。一條線是海灘上等待上船的士兵渡海的故事，故事發生在一週時間裡，核心人物是湯米，他和戰友上了一條船又一條船，每條船都沉沒了，他們最後藏身在一艘擱淺的船裡，等待漲潮，德軍卻拿這條船打靶玩，他們躲在船艙裡，待也待不住，走也走不了。
第二條線屬於道森父子，講的是他們在一天時間裡經歷的事。他們是平民，擁有一條小遊船，在大撤退開始後，他們帶上兒子的朋友喬治，去接軍人回家。
第三條線屬於英軍的飛行員，是他們在一個小時裡的經歷。三架戰鬥機編隊飛行，為撤退護航，卻與德軍的戰機遭遇，三架飛機履行了自己的使命，卻也陸續被擊中和墜落。
三條線的時間長度雖然不一樣，但諾蘭依然讓三個故事平行進行，而最後，道森父子接上了第一條線裡的湯米，和第三條線裡的倖存飛行員，三條線在這裡交匯了。
整場戰爭的背景，只是通過片頭的傳單，和片尾的報紙點出來，我們看不到國家元首們的博弈，看不到高級將領的運籌帷幄，只能看到軍人和平民，看到他們的遭遇，他們的感受。
這樣做無疑非常聰明，敦刻爾克大撤退，作為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事件，結果近乎人盡皆知，已經無所謂劇透不劇透，馬伯庸發微博做劇透狀說“三十三萬人逃走了”，人們都會心一笑。鏡頭裡的元首，表現再精彩，也是衝著某個已知的結果去的，政治博弈的細節再緊張，人們也都瞭然於胸。唯獨戰爭中具體的人的命運，是未知的，是有創作空間的。
所以諾蘭把視線放在這些人身上，講述他們的逃生、遇難、倖存和拯救，講述他們怎麼爬上一條船，怎麼掉進水裡，怎麼遇到另一條船，怎麼躲過來歷不明的子彈；講述他們怎麼擊中敵人的戰機，怎樣在水面迫降，怎樣在飛機沉沒前獲得拯救。
故事因此非常揪心，充滿懸疑色彩，諾蘭也再三強調，自己拍的是一個“逃生懸疑電影”。對，它其實是個懸疑片，是沒有時間性和時代感的，可以放在任何時代，和任何一場戰爭中，而不覺得違和。
它的重點，是“戰爭的感覺”和“戰爭中人的感受”。
在這個電影裡，每個人的感受，都是被反覆注視，反覆放大的。湯米和戰友抬著傷兵，走過漫長的海灘，走過只剩一條木板的棧道，在船起錨之前，擠上船去，整個過程，緩慢又凝滯。
湯米和戰友被困在船艙裡，德軍的子彈突然來了，擊穿了船艙，留下一個又一個彈孔，子彈擊穿艙壁的聲音，非常逼真，像某種生死宣判，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來下一次，不知道會擊中什麼人，人們瞪大了眼睛，驚恐不安，海水慢慢注滿了船艙，淹過他們的腿、腰、胸，沒過了脖子，而子彈還不停地打進來。
船被擊中了，士兵們跳進大海逃生，炸彈在不遠處爆炸了，即便是在海水裡，也能感受到爆炸的衝擊，他們努力掙扎、遊動、拼命蹬著雙腿，還要騰出手來捂住耳朵，然後，又一顆炸彈來了，爆炸的聲音發悶、變鈍了，但依然衝擊到他們，他們口鼻吐著氣泡，努力蹬著雙腿。
道森父子遇到了那個坐在沉船上的士兵，士兵看到他們的船，並沒有驚喜交加，揮動雙手，而是繼續坐在那裡，頹然，像是用盡了全部的力氣，直到繩索被甩到腳下，他才面無表情地試圖接過繩索。
人的感官，人在面臨恐懼時的生理和心理表現，在《敦刻爾克》裡，就是這樣被鏡頭不斷放大，不斷把我們包圍，直到我們被帶入其中，我們彷彿就在那艘擱淺的船裡，等待下一顆子彈的到來，而那顆子彈也許就會擊中我們，我們彷彿就在漂浮著油汙的海水裡，努力逃離，任何一點火苗，都會帶來滅頂之災。
何況，漢斯·季默的配樂，還在不斷強化這種感受。湯米抬著傷員上船那段，一把提琴重複著一個簡單而緊張的旋律，畫面是沉默的，但那段重複的旋律，卻把緊張氣氛推到極致。道森父子在海上那段，配樂是類似實驗噪音的聲音，沙沙的、嘈雜的，卻又是有節奏的，不斷重複，不斷強化，把恐怖氣氛渲染到頂點。
整部電影，就是在這樣一個又一個緊張的段落裡，走向情緒的極致。
諾蘭所以說：“《敦刻爾克》是一部關於節奏與韻律的電影。‘謝帕德音調’通過數個不同音波疊放時的高低聲處理，能夠產生螺旋式的效果。我的劇本就是按照這一原理來完成的，三條時間線的敘事一直不停地產生持續不斷的強度，而且強度會越變越大。我不希望通過對白來講故事，而是通過畫面、音樂和音效去推動觀眾的視聽感受。”
為什麼要這麼做？它是用“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方式，來讓我們重新回到現場，去感受戰爭中的恐慌、疼痛、麻木、寒冷、飢餓。
《敦刻爾克》讓我聯想起的電影，都不是戰爭片，而是那些描述很微妙的感受的電影。例如婁燁的《推拿》，用盡奇怪的、扭曲的甚至猙獰的音畫，讓我們進入盲人的感官世界，還有侯孝賢的《聶隱娘》，用大環境和人的互動，讓我們感受某種特殊的蕭瑟和肅殺。
它並不是男性的電影，儘管整部片子從頭到尾只出現了三個女人，每個女人在畫面上停留的時間不超過十秒；它也不是戰爭片，它是一部感官電影，是為了給那個時代招魂，讓現場重現，讓我們不舒服兩個小時，揪心兩個小時。
是啊，讓人舒服的電影，實在太多了，包括諾蘭以前的電影，也都是讓人舒服的、安心的，但人不能只停留在舒適感裡，人也會追念某種不舒適感，而且是很具體的不舒適感。而當那種不舒適感結束的時候，我們感受到的是更巨大的舒適。
就像《敦刻爾克》的片尾，湯米坐著火車回家，車窗外有草地、孩童，有小車站，和穿著得體的老人和婦女，淡金色的陽光照在他身上。
那一刻，真是無比舒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