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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莫野

上個世紀80年代的第三個年頭,那年的春來得很晚,寒風伴著雪粒打在臉上生疼,在白雪一片的賀蘭山東麓曠野上留下了一行行深深淺淺的腳印。

順著腳印向前望去是3位不速之客,他們是剛剛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的學生,也就是後來被稱為“中國第五代導演”的電影人張藝謀、張軍釗、何群。

他們是清晨5點鐘起來選景的,寒風中他們用腳步丈量著賀蘭山下的土地,時而蹲下,時而抬頭張望,生怕這裡的蒼涼景象從他們的視線中溜走。

他們從三關口一個廢棄的軍營營房走到了西夏王陵,又從西夏王陵走到了小口子風景區,又從小口子風景區走到了鎮北堡。

這次的銀川之行在張藝謀的心中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也為日後張藝謀在這裡拍攝《紅高粱》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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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莫野

上個世紀80年代的第三個年頭,那年的春來得很晚,寒風伴著雪粒打在臉上生疼,在白雪一片的賀蘭山東麓曠野上留下了一行行深深淺淺的腳印。

順著腳印向前望去是3位不速之客,他們是剛剛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的學生,也就是後來被稱為“中國第五代導演”的電影人張藝謀、張軍釗、何群。

他們是清晨5點鐘起來選景的,寒風中他們用腳步丈量著賀蘭山下的土地,時而蹲下,時而抬頭張望,生怕這裡的蒼涼景象從他們的視線中溜走。

他們從三關口一個廢棄的軍營營房走到了西夏王陵,又從西夏王陵走到了小口子風景區,又從小口子風景區走到了鎮北堡。

這次的銀川之行在張藝謀的心中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也為日後張藝謀在這裡拍攝《紅高粱》奠定了基礎。

張藝謀的寧夏情

幾天後,他們就匆匆離開了銀川。

因為《一個和八個》這部電影是描寫抗日戰爭時期發生在冀中平原某地抗日聯軍的故事。

室內一部分的鏡頭要在河北易縣拍攝完成,只有在那裡拍完了室內的場景,才能到寧夏來拍攝大部分的外景。

4個月後,我又見到了張藝謀,問:“當初怎麼想到到寧夏拍片?”

“真想在河北拍,但那裡的外景地不理想。”

“為什麼?”

“因為那裡電杆太多,不適合劇情需要,你想抗日戰爭時期哪有電杆子?”“怎麼知道賀蘭山下能拍片子?”

張笑了,他撇撇嘴看著身邊的導演張軍釗。

原來張軍釗在考入電影學院之前曾在新疆建設兵團,寒暑兩季他都要在包蘭線上來回走幾趟。

他對寧夏有一定的印象,“銀川這地方不太愛下雨,雨水少有利於拍片子。我們剛走出學校大門,這是剛在廣西電影製片廠報到後的第一部片子,也是畢業後的初次實踐。到了廣西廠,廠領導很重視我們,專門為我們成立了青年攝製組。”一臉憨厚的導演張軍釗解釋說。

幾年後才知道:由於當時政治條件的原因,《一個和八個》在廣電部的審查中沒有通過,一放就是七八年。

但對張藝謀在該劇中的人物造型像雕塑般的美感在電影圈中可是有口皆碑。

在《一個和八個》拍攝現場,張藝謀總是第一個架好了攝影機,根據導演的意圖拍攝最佳的畫面,然後根據劇情的需要尋找人物最佳對焦點,並讓副攝影師肖風記準每一個場景中流動的人物畫面,使每一個遠近都保證清晰。

在三關口拍攝現場,拍八路軍進入剛被日寇襲擊過的村子一場戲時,急一名臨時的配角演員,但是一時沒有合適的人選,張藝謀建議導演張軍釗讓美工何群試試,化妝師給何群化好了妝,導演十分滿意。

何群真的不負眾望,對著攝影機一陣瘋瘋癲癲朝遠方奔去。

由於風向的原因,導演張軍釗喊“OK”時,何群還在拼命向前跑,直惹得全體劇組人員哈哈大笑。

當何群累得筋疲力盡回到攝製組時,張藝謀給他遞了一碗水,並深情地說:“你好好休息,今天下午的活我幹了。”

張藝謀根據藝術的需要一會兒爬上攝影平臺俯視整個場景,一會兒跳下平臺跑進被日寇燒過的房子中間搬動那被火燒焦了的房屋大梁,拍下了一幅幅精彩的電影畫面。

正是張藝謀和他的同學張軍釗、何群等人的這種吃苦耐勞不怕困難的精神,使得影片在銀川的拍攝進展非常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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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莫野

上個世紀80年代的第三個年頭,那年的春來得很晚,寒風伴著雪粒打在臉上生疼,在白雪一片的賀蘭山東麓曠野上留下了一行行深深淺淺的腳印。

順著腳印向前望去是3位不速之客,他們是剛剛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的學生,也就是後來被稱為“中國第五代導演”的電影人張藝謀、張軍釗、何群。

他們是清晨5點鐘起來選景的,寒風中他們用腳步丈量著賀蘭山下的土地,時而蹲下,時而抬頭張望,生怕這裡的蒼涼景象從他們的視線中溜走。

他們從三關口一個廢棄的軍營營房走到了西夏王陵,又從西夏王陵走到了小口子風景區,又從小口子風景區走到了鎮北堡。

這次的銀川之行在張藝謀的心中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也為日後張藝謀在這裡拍攝《紅高粱》奠定了基礎。

張藝謀的寧夏情

幾天後,他們就匆匆離開了銀川。

因為《一個和八個》這部電影是描寫抗日戰爭時期發生在冀中平原某地抗日聯軍的故事。

室內一部分的鏡頭要在河北易縣拍攝完成,只有在那裡拍完了室內的場景,才能到寧夏來拍攝大部分的外景。

4個月後,我又見到了張藝謀,問:“當初怎麼想到到寧夏拍片?”

“真想在河北拍,但那裡的外景地不理想。”

“為什麼?”

“因為那裡電杆太多,不適合劇情需要,你想抗日戰爭時期哪有電杆子?”“怎麼知道賀蘭山下能拍片子?”

張笑了,他撇撇嘴看著身邊的導演張軍釗。

原來張軍釗在考入電影學院之前曾在新疆建設兵團,寒暑兩季他都要在包蘭線上來回走幾趟。

他對寧夏有一定的印象,“銀川這地方不太愛下雨,雨水少有利於拍片子。我們剛走出學校大門,這是剛在廣西電影製片廠報到後的第一部片子,也是畢業後的初次實踐。到了廣西廠,廠領導很重視我們,專門為我們成立了青年攝製組。”一臉憨厚的導演張軍釗解釋說。

幾年後才知道:由於當時政治條件的原因,《一個和八個》在廣電部的審查中沒有通過,一放就是七八年。

但對張藝謀在該劇中的人物造型像雕塑般的美感在電影圈中可是有口皆碑。

在《一個和八個》拍攝現場,張藝謀總是第一個架好了攝影機,根據導演的意圖拍攝最佳的畫面,然後根據劇情的需要尋找人物最佳對焦點,並讓副攝影師肖風記準每一個場景中流動的人物畫面,使每一個遠近都保證清晰。

在三關口拍攝現場,拍八路軍進入剛被日寇襲擊過的村子一場戲時,急一名臨時的配角演員,但是一時沒有合適的人選,張藝謀建議導演張軍釗讓美工何群試試,化妝師給何群化好了妝,導演十分滿意。

何群真的不負眾望,對著攝影機一陣瘋瘋癲癲朝遠方奔去。

由於風向的原因,導演張軍釗喊“OK”時,何群還在拼命向前跑,直惹得全體劇組人員哈哈大笑。

當何群累得筋疲力盡回到攝製組時,張藝謀給他遞了一碗水,並深情地說:“你好好休息,今天下午的活我幹了。”

張藝謀根據藝術的需要一會兒爬上攝影平臺俯視整個場景,一會兒跳下平臺跑進被日寇燒過的房子中間搬動那被火燒焦了的房屋大梁,拍下了一幅幅精彩的電影畫面。

正是張藝謀和他的同學張軍釗、何群等人的這種吃苦耐勞不怕困難的精神,使得影片在銀川的拍攝進展非常順利。

張藝謀的寧夏情

一個多月的拍攝終於結束了,我想請張藝謀、張軍釗、何群、覃一堅、郭珂琦等人吃頓飯,以表示我們的謝意。

7月28日,在京津春餐廳訂好了雅座,並搞到了當時憑票供應的茅臺酒兩瓶,邀請了現任銀川市攝影家協會主席溫炳光先生、寧夏電視臺電視劇部主任唐澤芊先生及當時任新城區黨委辦公室主任馬玉清先生作陪。那天何群因有事去北影廠,未能如願。

我們先後遊覽了銀川的南關清真大寺。當時的南關清真大寺剛剛建成不對外開放,由馬玉清主任聯繫請到了寺裡的阿訇說明情況後,破例讓我們參觀。

我們脫掉了鞋子十分虔誠地走進清真大寺,地面上擺放整齊的布墊和高空巨大的拱形建築,顯得肅穆和莊重。踏進寺內的張藝謀仰望裝飾美麗的圖案足足看了3分鐘,然後他來到依瑪目領拜房雙目緊閉站立了10多分鐘。

從清真寺出來後,我們在這座雄偉的伊斯蘭風格建築前一起合影留念。這張珍貴的照片當時是用120相機拍攝的,因在寧夏無法沖洗,最後竟然是借一次機會東渡重洋在日本東京沖洗的,我分別寄給了張藝謀等人。

當我們走進京津春時,餐廳的段經理出現在我們面前說:“客人都是南方人,應當以甜食為主,不知京津春菜味如何?”

客人們都異口同聲的表示滿意。段經理是位和善慈祥的老人。後來我去了深港再沒有見過老人一面,再後來聽說他調到了銀川迎賓樓餐廳任經理直到去世。

張藝謀代表攝製組向老段敬了3杯酒表示謝意。那天我們都很開心,談攝影談未來似乎找到了知音。那天酒後的張藝謀談得很多,從西安到北京電影學院的求學之路談到了朱辛莊到北海公園拍片的艱辛,隨後我倆都哭了。

張藝謀離開銀川那天,我沒有為他送行,只是打電話給他告別,那時因為我倆都不願意再看到對方的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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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莫野

上個世紀80年代的第三個年頭,那年的春來得很晚,寒風伴著雪粒打在臉上生疼,在白雪一片的賀蘭山東麓曠野上留下了一行行深深淺淺的腳印。

順著腳印向前望去是3位不速之客,他們是剛剛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的學生,也就是後來被稱為“中國第五代導演”的電影人張藝謀、張軍釗、何群。

他們是清晨5點鐘起來選景的,寒風中他們用腳步丈量著賀蘭山下的土地,時而蹲下,時而抬頭張望,生怕這裡的蒼涼景象從他們的視線中溜走。

他們從三關口一個廢棄的軍營營房走到了西夏王陵,又從西夏王陵走到了小口子風景區,又從小口子風景區走到了鎮北堡。

這次的銀川之行在張藝謀的心中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也為日後張藝謀在這裡拍攝《紅高粱》奠定了基礎。

張藝謀的寧夏情

幾天後,他們就匆匆離開了銀川。

因為《一個和八個》這部電影是描寫抗日戰爭時期發生在冀中平原某地抗日聯軍的故事。

室內一部分的鏡頭要在河北易縣拍攝完成,只有在那裡拍完了室內的場景,才能到寧夏來拍攝大部分的外景。

4個月後,我又見到了張藝謀,問:“當初怎麼想到到寧夏拍片?”

“真想在河北拍,但那裡的外景地不理想。”

“為什麼?”

“因為那裡電杆太多,不適合劇情需要,你想抗日戰爭時期哪有電杆子?”“怎麼知道賀蘭山下能拍片子?”

張笑了,他撇撇嘴看著身邊的導演張軍釗。

原來張軍釗在考入電影學院之前曾在新疆建設兵團,寒暑兩季他都要在包蘭線上來回走幾趟。

他對寧夏有一定的印象,“銀川這地方不太愛下雨,雨水少有利於拍片子。我們剛走出學校大門,這是剛在廣西電影製片廠報到後的第一部片子,也是畢業後的初次實踐。到了廣西廠,廠領導很重視我們,專門為我們成立了青年攝製組。”一臉憨厚的導演張軍釗解釋說。

幾年後才知道:由於當時政治條件的原因,《一個和八個》在廣電部的審查中沒有通過,一放就是七八年。

但對張藝謀在該劇中的人物造型像雕塑般的美感在電影圈中可是有口皆碑。

在《一個和八個》拍攝現場,張藝謀總是第一個架好了攝影機,根據導演的意圖拍攝最佳的畫面,然後根據劇情的需要尋找人物最佳對焦點,並讓副攝影師肖風記準每一個場景中流動的人物畫面,使每一個遠近都保證清晰。

在三關口拍攝現場,拍八路軍進入剛被日寇襲擊過的村子一場戲時,急一名臨時的配角演員,但是一時沒有合適的人選,張藝謀建議導演張軍釗讓美工何群試試,化妝師給何群化好了妝,導演十分滿意。

何群真的不負眾望,對著攝影機一陣瘋瘋癲癲朝遠方奔去。

由於風向的原因,導演張軍釗喊“OK”時,何群還在拼命向前跑,直惹得全體劇組人員哈哈大笑。

當何群累得筋疲力盡回到攝製組時,張藝謀給他遞了一碗水,並深情地說:“你好好休息,今天下午的活我幹了。”

張藝謀根據藝術的需要一會兒爬上攝影平臺俯視整個場景,一會兒跳下平臺跑進被日寇燒過的房子中間搬動那被火燒焦了的房屋大梁,拍下了一幅幅精彩的電影畫面。

正是張藝謀和他的同學張軍釗、何群等人的這種吃苦耐勞不怕困難的精神,使得影片在銀川的拍攝進展非常順利。

張藝謀的寧夏情

一個多月的拍攝終於結束了,我想請張藝謀、張軍釗、何群、覃一堅、郭珂琦等人吃頓飯,以表示我們的謝意。

7月28日,在京津春餐廳訂好了雅座,並搞到了當時憑票供應的茅臺酒兩瓶,邀請了現任銀川市攝影家協會主席溫炳光先生、寧夏電視臺電視劇部主任唐澤芊先生及當時任新城區黨委辦公室主任馬玉清先生作陪。那天何群因有事去北影廠,未能如願。

我們先後遊覽了銀川的南關清真大寺。當時的南關清真大寺剛剛建成不對外開放,由馬玉清主任聯繫請到了寺裡的阿訇說明情況後,破例讓我們參觀。

我們脫掉了鞋子十分虔誠地走進清真大寺,地面上擺放整齊的布墊和高空巨大的拱形建築,顯得肅穆和莊重。踏進寺內的張藝謀仰望裝飾美麗的圖案足足看了3分鐘,然後他來到依瑪目領拜房雙目緊閉站立了10多分鐘。

從清真寺出來後,我們在這座雄偉的伊斯蘭風格建築前一起合影留念。這張珍貴的照片當時是用120相機拍攝的,因在寧夏無法沖洗,最後竟然是借一次機會東渡重洋在日本東京沖洗的,我分別寄給了張藝謀等人。

當我們走進京津春時,餐廳的段經理出現在我們面前說:“客人都是南方人,應當以甜食為主,不知京津春菜味如何?”

客人們都異口同聲的表示滿意。段經理是位和善慈祥的老人。後來我去了深港再沒有見過老人一面,再後來聽說他調到了銀川迎賓樓餐廳任經理直到去世。

張藝謀代表攝製組向老段敬了3杯酒表示謝意。那天我們都很開心,談攝影談未來似乎找到了知音。那天酒後的張藝謀談得很多,從西安到北京電影學院的求學之路談到了朱辛莊到北海公園拍片的艱辛,隨後我倆都哭了。

張藝謀離開銀川那天,我沒有為他送行,只是打電話給他告別,那時因為我倆都不願意再看到對方的淚水!

張藝謀的寧夏情

次見到張藝謀那是4年以後的事了。

1987年8月,張藝謀又一次來到寧夏首府銀川。

這一次他帶來了《紅高粱》攝製組,是由西安電影製片廠投資拍攝的描寫抗日戰爭時期“我爺爺”和“我奶奶”的傳奇愛情故事。

片名原定《九九青殺口》,從西影開來的巴士車上還可以看到一行醒目的大字:西安電影製片廠1987年隆重推出巨片《九九殺青口》。

由於此劇原作系著名作家莫言的《紅高粱家族》系列中《紅高粱》和《高粱酒》兩個短篇小說改編而成,拍好片子後經張藝謀的再斟酌,還是又用了原名《紅高粱》。

我是在寧夏軍區招待所二樓東首會議室見到藝謀的,他還是老樣子,只是同4年前相比顯得消瘦了許多,但還是精神抖擻,和藹可親。

他之所以變得消瘦,是因為在之前的4年間他參加過兩部電影的拍攝,一部是《黃土地》,他任攝影;另一部是在吳天明導演的《老井》中同時擔任演員和攝影兩職。

後來我在西影聽說藝謀在《老井》拍攝地,每天要背1塊100多公斤的石板在路上走上幾裡。

晚飯之後,藝謀一一給我介紹了《紅高粱》的副導演楊風良及演員功利、姜文和羅漢大叔的扮演者滕汝駿先生。

緊接著大家來到會議室,藝謀談起了第二天的拍攝計劃,並把每場戲的服裝、道具、燈光及攝影一一作了精細安排,有專人在一塊黑板上作了詳細說明。飯後回到宿舍聽的曲子就是《紅高粱》的主題歌《顛轎歌》。

第二天天不亮,我隨藝謀和攝製組的全體人員一同乘坐兩輛大轎車到了鎮北堡。主要的拍攝地是南堡,大家被眼前的景象震驚了。

堡的中央是近20米的長工房。長工房的西頭是南北一排的酒作坊,酒作坊的北頭是“我爺爺”餘佔鰲和“我奶奶”九兒住的四合院。最引人注目的是堡東北角的月亮門,一面旌旗在月亮門的上空飄舞著,院中放滿了大大小小近百口酒缸。

這裡的美景是美工師楊鋼的傑作,他在一個多月前便悄悄來到銀川完成了這項工作。

楊鋼在領會了導演張藝謀對《紅高粱》的創作思想後,僅用了一週時間就繪製了4幅令張藝謀滿意的效果圖,眼前的場景便是楊鋼根據效果圖精心搭建出來的。

看到這一切,使張藝謀興奮不已。張藝謀第一個走下汽車。他來到長工房的門口然後蹲下,雙手捧起一捧黃土凝視良久。

也許這時的藝謀想起了《黃土地》中的黃土,也許是他等待這一天太久。

從走出校門第一次來寧夏拍片,一晃4年就這樣過去了。

從攝影到改行做導演,等到這一天是何等的不易,有多少同事的幫助才有了這一步。

沒有西影吳天明廠長的支持,哪有在山東高密那100多畝綠油油的高粱地和眼前這雄偉的酒作坊……沒有劇組的哥們每天擔水抗旱才使那100多畝的紅高粱免遭了百年大旱,沒有劇組兄弟們辛勤水汗水,那片片的高粱葉咋能由黃變青。

此時的藝謀應該是聽到了高粱地裡高粱抽穗時的吱吱聲。藝謀把手中的一捧黃土緊緊地握成兩個團,然後輕輕地放在地上,大踏步地向月亮門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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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莫野

上個世紀80年代的第三個年頭,那年的春來得很晚,寒風伴著雪粒打在臉上生疼,在白雪一片的賀蘭山東麓曠野上留下了一行行深深淺淺的腳印。

順著腳印向前望去是3位不速之客,他們是剛剛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的學生,也就是後來被稱為“中國第五代導演”的電影人張藝謀、張軍釗、何群。

他們是清晨5點鐘起來選景的,寒風中他們用腳步丈量著賀蘭山下的土地,時而蹲下,時而抬頭張望,生怕這裡的蒼涼景象從他們的視線中溜走。

他們從三關口一個廢棄的軍營營房走到了西夏王陵,又從西夏王陵走到了小口子風景區,又從小口子風景區走到了鎮北堡。

這次的銀川之行在張藝謀的心中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也為日後張藝謀在這裡拍攝《紅高粱》奠定了基礎。

張藝謀的寧夏情

幾天後,他們就匆匆離開了銀川。

因為《一個和八個》這部電影是描寫抗日戰爭時期發生在冀中平原某地抗日聯軍的故事。

室內一部分的鏡頭要在河北易縣拍攝完成,只有在那裡拍完了室內的場景,才能到寧夏來拍攝大部分的外景。

4個月後,我又見到了張藝謀,問:“當初怎麼想到到寧夏拍片?”

“真想在河北拍,但那裡的外景地不理想。”

“為什麼?”

“因為那裡電杆太多,不適合劇情需要,你想抗日戰爭時期哪有電杆子?”“怎麼知道賀蘭山下能拍片子?”

張笑了,他撇撇嘴看著身邊的導演張軍釗。

原來張軍釗在考入電影學院之前曾在新疆建設兵團,寒暑兩季他都要在包蘭線上來回走幾趟。

他對寧夏有一定的印象,“銀川這地方不太愛下雨,雨水少有利於拍片子。我們剛走出學校大門,這是剛在廣西電影製片廠報到後的第一部片子,也是畢業後的初次實踐。到了廣西廠,廠領導很重視我們,專門為我們成立了青年攝製組。”一臉憨厚的導演張軍釗解釋說。

幾年後才知道:由於當時政治條件的原因,《一個和八個》在廣電部的審查中沒有通過,一放就是七八年。

但對張藝謀在該劇中的人物造型像雕塑般的美感在電影圈中可是有口皆碑。

在《一個和八個》拍攝現場,張藝謀總是第一個架好了攝影機,根據導演的意圖拍攝最佳的畫面,然後根據劇情的需要尋找人物最佳對焦點,並讓副攝影師肖風記準每一個場景中流動的人物畫面,使每一個遠近都保證清晰。

在三關口拍攝現場,拍八路軍進入剛被日寇襲擊過的村子一場戲時,急一名臨時的配角演員,但是一時沒有合適的人選,張藝謀建議導演張軍釗讓美工何群試試,化妝師給何群化好了妝,導演十分滿意。

何群真的不負眾望,對著攝影機一陣瘋瘋癲癲朝遠方奔去。

由於風向的原因,導演張軍釗喊“OK”時,何群還在拼命向前跑,直惹得全體劇組人員哈哈大笑。

當何群累得筋疲力盡回到攝製組時,張藝謀給他遞了一碗水,並深情地說:“你好好休息,今天下午的活我幹了。”

張藝謀根據藝術的需要一會兒爬上攝影平臺俯視整個場景,一會兒跳下平臺跑進被日寇燒過的房子中間搬動那被火燒焦了的房屋大梁,拍下了一幅幅精彩的電影畫面。

正是張藝謀和他的同學張軍釗、何群等人的這種吃苦耐勞不怕困難的精神,使得影片在銀川的拍攝進展非常順利。

張藝謀的寧夏情

一個多月的拍攝終於結束了,我想請張藝謀、張軍釗、何群、覃一堅、郭珂琦等人吃頓飯,以表示我們的謝意。

7月28日,在京津春餐廳訂好了雅座,並搞到了當時憑票供應的茅臺酒兩瓶,邀請了現任銀川市攝影家協會主席溫炳光先生、寧夏電視臺電視劇部主任唐澤芊先生及當時任新城區黨委辦公室主任馬玉清先生作陪。那天何群因有事去北影廠,未能如願。

我們先後遊覽了銀川的南關清真大寺。當時的南關清真大寺剛剛建成不對外開放,由馬玉清主任聯繫請到了寺裡的阿訇說明情況後,破例讓我們參觀。

我們脫掉了鞋子十分虔誠地走進清真大寺,地面上擺放整齊的布墊和高空巨大的拱形建築,顯得肅穆和莊重。踏進寺內的張藝謀仰望裝飾美麗的圖案足足看了3分鐘,然後他來到依瑪目領拜房雙目緊閉站立了10多分鐘。

從清真寺出來後,我們在這座雄偉的伊斯蘭風格建築前一起合影留念。這張珍貴的照片當時是用120相機拍攝的,因在寧夏無法沖洗,最後竟然是借一次機會東渡重洋在日本東京沖洗的,我分別寄給了張藝謀等人。

當我們走進京津春時,餐廳的段經理出現在我們面前說:“客人都是南方人,應當以甜食為主,不知京津春菜味如何?”

客人們都異口同聲的表示滿意。段經理是位和善慈祥的老人。後來我去了深港再沒有見過老人一面,再後來聽說他調到了銀川迎賓樓餐廳任經理直到去世。

張藝謀代表攝製組向老段敬了3杯酒表示謝意。那天我們都很開心,談攝影談未來似乎找到了知音。那天酒後的張藝謀談得很多,從西安到北京電影學院的求學之路談到了朱辛莊到北海公園拍片的艱辛,隨後我倆都哭了。

張藝謀離開銀川那天,我沒有為他送行,只是打電話給他告別,那時因為我倆都不願意再看到對方的淚水!

張藝謀的寧夏情

次見到張藝謀那是4年以後的事了。

1987年8月,張藝謀又一次來到寧夏首府銀川。

這一次他帶來了《紅高粱》攝製組,是由西安電影製片廠投資拍攝的描寫抗日戰爭時期“我爺爺”和“我奶奶”的傳奇愛情故事。

片名原定《九九青殺口》,從西影開來的巴士車上還可以看到一行醒目的大字:西安電影製片廠1987年隆重推出巨片《九九殺青口》。

由於此劇原作系著名作家莫言的《紅高粱家族》系列中《紅高粱》和《高粱酒》兩個短篇小說改編而成,拍好片子後經張藝謀的再斟酌,還是又用了原名《紅高粱》。

我是在寧夏軍區招待所二樓東首會議室見到藝謀的,他還是老樣子,只是同4年前相比顯得消瘦了許多,但還是精神抖擻,和藹可親。

他之所以變得消瘦,是因為在之前的4年間他參加過兩部電影的拍攝,一部是《黃土地》,他任攝影;另一部是在吳天明導演的《老井》中同時擔任演員和攝影兩職。

後來我在西影聽說藝謀在《老井》拍攝地,每天要背1塊100多公斤的石板在路上走上幾裡。

晚飯之後,藝謀一一給我介紹了《紅高粱》的副導演楊風良及演員功利、姜文和羅漢大叔的扮演者滕汝駿先生。

緊接著大家來到會議室,藝謀談起了第二天的拍攝計劃,並把每場戲的服裝、道具、燈光及攝影一一作了精細安排,有專人在一塊黑板上作了詳細說明。飯後回到宿舍聽的曲子就是《紅高粱》的主題歌《顛轎歌》。

第二天天不亮,我隨藝謀和攝製組的全體人員一同乘坐兩輛大轎車到了鎮北堡。主要的拍攝地是南堡,大家被眼前的景象震驚了。

堡的中央是近20米的長工房。長工房的西頭是南北一排的酒作坊,酒作坊的北頭是“我爺爺”餘佔鰲和“我奶奶”九兒住的四合院。最引人注目的是堡東北角的月亮門,一面旌旗在月亮門的上空飄舞著,院中放滿了大大小小近百口酒缸。

這裡的美景是美工師楊鋼的傑作,他在一個多月前便悄悄來到銀川完成了這項工作。

楊鋼在領會了導演張藝謀對《紅高粱》的創作思想後,僅用了一週時間就繪製了4幅令張藝謀滿意的效果圖,眼前的場景便是楊鋼根據效果圖精心搭建出來的。

看到這一切,使張藝謀興奮不已。張藝謀第一個走下汽車。他來到長工房的門口然後蹲下,雙手捧起一捧黃土凝視良久。

也許這時的藝謀想起了《黃土地》中的黃土,也許是他等待這一天太久。

從走出校門第一次來寧夏拍片,一晃4年就這樣過去了。

從攝影到改行做導演,等到這一天是何等的不易,有多少同事的幫助才有了這一步。

沒有西影吳天明廠長的支持,哪有在山東高密那100多畝綠油油的高粱地和眼前這雄偉的酒作坊……沒有劇組的哥們每天擔水抗旱才使那100多畝的紅高粱免遭了百年大旱,沒有劇組兄弟們辛勤水汗水,那片片的高粱葉咋能由黃變青。

此時的藝謀應該是聽到了高粱地裡高粱抽穗時的吱吱聲。藝謀把手中的一捧黃土緊緊地握成兩個團,然後輕輕地放在地上,大踏步地向月亮門走去。

張藝謀的寧夏情

晨曦中的月亮門似一幅剪影,秋日的太陽從東方的地平線冉冉升起。

他站在月亮門的中央用手撫摸著月亮門的牆壁,雖是用新土砌成,但月亮門在美工精心作舊後真像百年前的斷牆殘壁一樣。

“開拍!”隨著張藝謀的一聲令下,這場在月亮門外顛轎的一場戲就這樣順利地開拍了。

從此,這座用西北黃土高原上普普通通的黃土夯成的月亮門被張藝謀和自己的一干人馬用轎子抬到了柏林國際電影節。

撞上了“金熊”,使中國的電影躋身於世界前列。

這小小的月亮門也為日後寧夏的旅遊業創造了人間奇蹟。

在拍“我爺爺”餘佔鰲抱回“我奶奶”九兒一場戲時,面對那古香古色的小院,“爺爺”的扮演者姜文問藝謀“怎麼抱?怎麼進屋?”

藝謀說:“你想想餘佔鰲當時的心情,是怎麼抱著‘我奶’”。一陣試戲過後,姜文又問藝謀,可不可以這樣演,抱回九兒後,用腳把那扇開著的門給關上?

張藝謀說:“好!”就是這樣,張藝謀總是激發他的演員,把演員的集體智慧充分地發揮出來,而不是像某些導演要求演員必須這樣演,反而使演出的效果不真實。在攝製組每時每刻都能聽到藝謀說“戲演過了”的聲音,在藝謀的藝術標準下要求演員有所悟後的真實,而不是把戲演過了。

在軍區大院的操場上,吃過飯你就可以看到當天沒有參加拍戲的演員,光著膀子趴在地上被高原9月的太陽晒著。就是這樣,演員們心甘情願地團結在張藝謀周圍出謀劃策,去精心扮演著劇中的每一個角色。可以看出真實才是藝謀所說的一種藝術表現。

在拍《紅高粱》造酒作坊一場戲時,藝謀喊開拍,大家一同行動起來,有造酒的,有拉風箱的。彩排過後,藝謀看到拉風箱的演員動作不到位,他當即跳下1米多深的地坑,拉起了拉風箱,原來那個近兩米的大風箱由於放在門中受潮,拉推困難。

藝謀從地上抬起一根小木棒,插在那風箱下面的風擋板上,讓空氣出來一部分,拉風箱的困難迎刃而解,這讓那伙伕的扮演者姚二嘎激動不已。從難走的場景到危險地段,從煙熏火燎的土灶到潮溼的長工房,藝謀用心丈量著每一寸土地,在鎮北堡這塊地上究竟灑下了多少汗水,劇組的每個人和堡子裡的一草一木可以見證。

50多天的拍攝很快結束了,劇組的人員部分離開銀川。

就在這節骨眼上由於膠片沖印原因,有一個主要的鏡頭需要補拍。

可偏偏那個抬轎的轎伕考進了北京電影學院,早已離開了寧夏。

月亮門外坡陡路滑,由於天剛下過雨,從月亮門外面進去非常困難。找來補拍替身轎伕的演員,怎麼也把轎子抬不上月亮門,張藝謀急中生智脫下工作服,換上了厚厚的老棉褲,穿一雙粗布鞋。然後隨著楊風良副導演的一聲開始,抬著這頂轎子晃晃悠悠地進了月亮門。

後來我從藝謀穿的粗布鞋中找到了答案:他用剪子在兩隻鞋子的腳大拇指處下面挖了兩個大洞,使伸出來的腳趾緊抓沙地,才拍完了這個完美的鏡頭。



文章選自《銀川市西夏區文史資料第三輯》圖片源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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