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三丰出家於“老子故里·鹿邑太清宮”'
明初，統治者重用來自南方的正一道。全真道被排除出道教管理機構，弘教發展受到了諸多限制。因此，這一時期的全真道顯得頗為沉寂，少見於正史記載。但是，屬全真一系的張三丰卻以其隱仙風範受到了明統治者推崇，聲望彌高。社會上還興起了尋訪張三丰的熱潮，他的活動為沉寂的明代全真道注入了發展活力。
明初，統治者重用來自南方的正一道。全真道被排除出道教管理機構，弘教發展受到了諸多限制。因此，這一時期的全真道顯得頗為沉寂，少見於正史記載。但是，屬全真一系的張三丰卻以其隱仙風範受到了明統治者推崇，聲望彌高。社會上還興起了尋訪張三丰的熱潮，他的活動為沉寂的明代全真道注入了發展活力。
陝西青華宮張三丰石刻像
張三丰與全真道的關係
張三丰的生平和修道隱遁事蹟都充滿著神祕色彩，留下了許多難以考證的記載。從目前留存的記載中並未發現張三丰道派身份，其僅以遊方高道身份收徒授道。因此，其道派宗屬也便有些模糊不清。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認為“張三丰當時似未創宗立派，但他門下形成了一個與全真教義教制、宗風都有所不同的道派。張三丰的學說與陳摶一派有淵源關係，但陳摶一系，亦與全真道同源，張三丰的學說、行徑更多源自全真道者，張三丰一派當屬元明間新出的全真支派。”；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中亦言：“其隱仙風格，上承陳摶，而更顯示出全真道風格之一面。……從張三丰的隱逸之風看，其思想行徑與陳摶確有淵源關係。《道統源流》謂張三丰於元代師陳致虛，不知何據。”黃兆漢《明代道士張三丰考》從張三丰弟子入手，認為張三丰的弟子丘玄清、盧秋雲、王宗道都或多或少與全真道有關，既然弟子是全真道士，那麼他們的老師張三丰也應該是全真道士，否則與理是說不通的。
從明代當時的情況上來看，官方是將張三丰歸為全真一派的，張三丰的弟子王宗道被明政府授予了全真度牒。另據明葛寅亮《朝天宮重建全真堂記》記載“夫修真者，孤處雲居，棲巖屋樹，遺謝世羅，縱情獨往，草衣木食不為苦，餐風飲露不為槁，彼何屑躄風塵，眷留都會一方幅地居之？考之國初，聖祖楹圖一時，周顛仙、冷協律、張三丰、尹蓬頭皆以霞綃雲佩之姿，從駕臨陣，浮波立浪”。可見，在當時民間社會將周顛、冷謙、尹蓬頭與張三丰等人都歸為全真。
關於張三丰的師承，寶雞金臺觀現存明天順六年《張三丰遺蹟記》中記載“真仙陝西寶雞人，大元中於吾河南開封府鹿邑太清宮出家。吾先世開封之柘城縣人。柘城與鹿邑近犬牙相住，吾家離宮僅十五里。”此碑書於天順六年，堪稱最早談及張三丰的師承的文字記錄，可靠性較高。明陸深的《玉堂漫筆》沿襲了這種說法，後來的《明史稿》中也採用了這一說法，但言“不可考”。
明初，統治者重用來自南方的正一道。全真道被排除出道教管理機構，弘教發展受到了諸多限制。因此，這一時期的全真道顯得頗為沉寂，少見於正史記載。但是，屬全真一系的張三丰卻以其隱仙風範受到了明統治者推崇，聲望彌高。社會上還興起了尋訪張三丰的熱潮，他的活動為沉寂的明代全真道注入了發展活力。
陝西青華宮張三丰石刻像
張三丰與全真道的關係
張三丰的生平和修道隱遁事蹟都充滿著神祕色彩，留下了許多難以考證的記載。從目前留存的記載中並未發現張三丰道派身份，其僅以遊方高道身份收徒授道。因此，其道派宗屬也便有些模糊不清。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認為“張三丰當時似未創宗立派，但他門下形成了一個與全真教義教制、宗風都有所不同的道派。張三丰的學說與陳摶一派有淵源關係，但陳摶一系，亦與全真道同源，張三丰的學說、行徑更多源自全真道者，張三丰一派當屬元明間新出的全真支派。”；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中亦言：“其隱仙風格，上承陳摶，而更顯示出全真道風格之一面。……從張三丰的隱逸之風看，其思想行徑與陳摶確有淵源關係。《道統源流》謂張三丰於元代師陳致虛，不知何據。”黃兆漢《明代道士張三丰考》從張三丰弟子入手，認為張三丰的弟子丘玄清、盧秋雲、王宗道都或多或少與全真道有關，既然弟子是全真道士，那麼他們的老師張三丰也應該是全真道士，否則與理是說不通的。
從明代當時的情況上來看，官方是將張三丰歸為全真一派的，張三丰的弟子王宗道被明政府授予了全真度牒。另據明葛寅亮《朝天宮重建全真堂記》記載“夫修真者，孤處雲居，棲巖屋樹，遺謝世羅，縱情獨往，草衣木食不為苦，餐風飲露不為槁，彼何屑躄風塵，眷留都會一方幅地居之？考之國初，聖祖楹圖一時，周顛仙、冷協律、張三丰、尹蓬頭皆以霞綃雲佩之姿，從駕臨陣，浮波立浪”。可見，在當時民間社會將周顛、冷謙、尹蓬頭與張三丰等人都歸為全真。
關於張三丰的師承，寶雞金臺觀現存明天順六年《張三丰遺蹟記》中記載“真仙陝西寶雞人，大元中於吾河南開封府鹿邑太清宮出家。吾先世開封之柘城縣人。柘城與鹿邑近犬牙相住，吾家離宮僅十五里。”此碑書於天順六年，堪稱最早談及張三丰的師承的文字記錄，可靠性較高。明陸深的《玉堂漫筆》沿襲了這種說法，後來的《明史稿》中也採用了這一說法，但言“不可考”。
從各地記載張三丰行跡來看，張三丰確在明初活動於河南、安徽一帶。如：乾隆《江南通志》記載：“明張古山，潁州人，生而端重，父母欲為娶妻不從，入迎祥觀為道士，久之召為武當山提點，能言未形事，後入山採藥不知所終。相傳張三丰遊潁，古山師事之，遂得其術。今迎祥觀有混元衣，體制特異，或雲三豐所留也。”明任自垣《敕建大嶽太和山志》載：“張古山，穎上人，居太行王屋山天壇。養素葆和，勤修至道。永樂十五年，朝庭聞其道行，賜大嶽太和宮提點。永樂十六年秋，於清微宮解化。葬於檜林庵。”順治《河南通志》又載：“明張三丰，遼東人，或雲寶雞人。洪武初往來襄、鄧、許、潁之間，嘗居汝州煉真宮，人莫之識已而去，又寓汴延慶觀。” 潁州與汴梁皆去鹿邑不遠，因此，元中期，張三丰在鹿邑太清宮出家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
明初，統治者重用來自南方的正一道。全真道被排除出道教管理機構，弘教發展受到了諸多限制。因此，這一時期的全真道顯得頗為沉寂，少見於正史記載。但是，屬全真一系的張三丰卻以其隱仙風範受到了明統治者推崇，聲望彌高。社會上還興起了尋訪張三丰的熱潮，他的活動為沉寂的明代全真道注入了發展活力。
陝西青華宮張三丰石刻像
張三丰與全真道的關係
張三丰的生平和修道隱遁事蹟都充滿著神祕色彩，留下了許多難以考證的記載。從目前留存的記載中並未發現張三丰道派身份，其僅以遊方高道身份收徒授道。因此，其道派宗屬也便有些模糊不清。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認為“張三丰當時似未創宗立派，但他門下形成了一個與全真教義教制、宗風都有所不同的道派。張三丰的學說與陳摶一派有淵源關係，但陳摶一系，亦與全真道同源，張三丰的學說、行徑更多源自全真道者，張三丰一派當屬元明間新出的全真支派。”；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中亦言：“其隱仙風格，上承陳摶，而更顯示出全真道風格之一面。……從張三丰的隱逸之風看，其思想行徑與陳摶確有淵源關係。《道統源流》謂張三丰於元代師陳致虛，不知何據。”黃兆漢《明代道士張三丰考》從張三丰弟子入手，認為張三丰的弟子丘玄清、盧秋雲、王宗道都或多或少與全真道有關，既然弟子是全真道士，那麼他們的老師張三丰也應該是全真道士，否則與理是說不通的。
從明代當時的情況上來看，官方是將張三丰歸為全真一派的，張三丰的弟子王宗道被明政府授予了全真度牒。另據明葛寅亮《朝天宮重建全真堂記》記載“夫修真者，孤處雲居，棲巖屋樹，遺謝世羅，縱情獨往，草衣木食不為苦，餐風飲露不為槁，彼何屑躄風塵，眷留都會一方幅地居之？考之國初，聖祖楹圖一時，周顛仙、冷協律、張三丰、尹蓬頭皆以霞綃雲佩之姿，從駕臨陣，浮波立浪”。可見，在當時民間社會將周顛、冷謙、尹蓬頭與張三丰等人都歸為全真。
關於張三丰的師承，寶雞金臺觀現存明天順六年《張三丰遺蹟記》中記載“真仙陝西寶雞人，大元中於吾河南開封府鹿邑太清宮出家。吾先世開封之柘城縣人。柘城與鹿邑近犬牙相住，吾家離宮僅十五里。”此碑書於天順六年，堪稱最早談及張三丰的師承的文字記錄，可靠性較高。明陸深的《玉堂漫筆》沿襲了這種說法，後來的《明史稿》中也採用了這一說法，但言“不可考”。
從各地記載張三丰行跡來看，張三丰確在明初活動於河南、安徽一帶。如：乾隆《江南通志》記載：“明張古山，潁州人，生而端重，父母欲為娶妻不從，入迎祥觀為道士，久之召為武當山提點，能言未形事，後入山採藥不知所終。相傳張三丰遊潁，古山師事之，遂得其術。今迎祥觀有混元衣，體制特異，或雲三豐所留也。”明任自垣《敕建大嶽太和山志》載：“張古山，穎上人，居太行王屋山天壇。養素葆和，勤修至道。永樂十五年，朝庭聞其道行，賜大嶽太和宮提點。永樂十六年秋，於清微宮解化。葬於檜林庵。”順治《河南通志》又載：“明張三丰，遼東人，或雲寶雞人。洪武初往來襄、鄧、許、潁之間，嘗居汝州煉真宮，人莫之識已而去，又寓汴延慶觀。” 潁州與汴梁皆去鹿邑不遠，因此，元中期，張三丰在鹿邑太清宮出家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
道教祖庭鹿邑太清宮.山門
鹿邑太清宮在金末毀於戰火。後奉蒙元海都太子之命，丘處機弟子張志素與郝大通弟子王志謹在亳州萬戶張柔的協助下開始重建太清宮。不久，王志謹物故，張志素獨立承擔重建工程。太清宮竣工後，朝廷特旨賜張志素“應緣扶教崇道大宗師”，命住持太清宮。張志素為隨丘處機西行的“十八宗師”之一，教內威望極高，他在太清宮經營十餘年，廣收門眾，太清宮道侶雲集，玄教日興。元末，紅巾軍劉福通建都亳州，拆太清宮建宮闕，太清宮再次被毀。由此看來，張三丰如出家於鹿邑太清宮的話，應為丘處機弟子張志素的法裔。他在元末太清宮被毀之後，開始四處遊歷。因此，陳教友在《長春道教源流》中將張三丰歸入丘處機後全真法嗣是有一定道理的。
明初，統治者重用來自南方的正一道。全真道被排除出道教管理機構，弘教發展受到了諸多限制。因此，這一時期的全真道顯得頗為沉寂，少見於正史記載。但是，屬全真一系的張三丰卻以其隱仙風範受到了明統治者推崇，聲望彌高。社會上還興起了尋訪張三丰的熱潮，他的活動為沉寂的明代全真道注入了發展活力。
陝西青華宮張三丰石刻像
張三丰與全真道的關係
張三丰的生平和修道隱遁事蹟都充滿著神祕色彩，留下了許多難以考證的記載。從目前留存的記載中並未發現張三丰道派身份，其僅以遊方高道身份收徒授道。因此，其道派宗屬也便有些模糊不清。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認為“張三丰當時似未創宗立派，但他門下形成了一個與全真教義教制、宗風都有所不同的道派。張三丰的學說與陳摶一派有淵源關係，但陳摶一系，亦與全真道同源，張三丰的學說、行徑更多源自全真道者，張三丰一派當屬元明間新出的全真支派。”；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中亦言：“其隱仙風格，上承陳摶，而更顯示出全真道風格之一面。……從張三丰的隱逸之風看，其思想行徑與陳摶確有淵源關係。《道統源流》謂張三丰於元代師陳致虛，不知何據。”黃兆漢《明代道士張三丰考》從張三丰弟子入手，認為張三丰的弟子丘玄清、盧秋雲、王宗道都或多或少與全真道有關，既然弟子是全真道士，那麼他們的老師張三丰也應該是全真道士，否則與理是說不通的。
從明代當時的情況上來看，官方是將張三丰歸為全真一派的，張三丰的弟子王宗道被明政府授予了全真度牒。另據明葛寅亮《朝天宮重建全真堂記》記載“夫修真者，孤處雲居，棲巖屋樹，遺謝世羅，縱情獨往，草衣木食不為苦，餐風飲露不為槁，彼何屑躄風塵，眷留都會一方幅地居之？考之國初，聖祖楹圖一時，周顛仙、冷協律、張三丰、尹蓬頭皆以霞綃雲佩之姿，從駕臨陣，浮波立浪”。可見，在當時民間社會將周顛、冷謙、尹蓬頭與張三丰等人都歸為全真。
關於張三丰的師承，寶雞金臺觀現存明天順六年《張三丰遺蹟記》中記載“真仙陝西寶雞人，大元中於吾河南開封府鹿邑太清宮出家。吾先世開封之柘城縣人。柘城與鹿邑近犬牙相住，吾家離宮僅十五里。”此碑書於天順六年，堪稱最早談及張三丰的師承的文字記錄，可靠性較高。明陸深的《玉堂漫筆》沿襲了這種說法，後來的《明史稿》中也採用了這一說法，但言“不可考”。
從各地記載張三丰行跡來看，張三丰確在明初活動於河南、安徽一帶。如：乾隆《江南通志》記載：“明張古山，潁州人，生而端重，父母欲為娶妻不從，入迎祥觀為道士，久之召為武當山提點，能言未形事，後入山採藥不知所終。相傳張三丰遊潁，古山師事之，遂得其術。今迎祥觀有混元衣，體制特異，或雲三豐所留也。”明任自垣《敕建大嶽太和山志》載：“張古山，穎上人，居太行王屋山天壇。養素葆和，勤修至道。永樂十五年，朝庭聞其道行，賜大嶽太和宮提點。永樂十六年秋，於清微宮解化。葬於檜林庵。”順治《河南通志》又載：“明張三丰，遼東人，或雲寶雞人。洪武初往來襄、鄧、許、潁之間，嘗居汝州煉真宮，人莫之識已而去，又寓汴延慶觀。” 潁州與汴梁皆去鹿邑不遠，因此，元中期，張三丰在鹿邑太清宮出家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
道教祖庭鹿邑太清宮.山門
鹿邑太清宮在金末毀於戰火。後奉蒙元海都太子之命，丘處機弟子張志素與郝大通弟子王志謹在亳州萬戶張柔的協助下開始重建太清宮。不久，王志謹物故，張志素獨立承擔重建工程。太清宮竣工後，朝廷特旨賜張志素“應緣扶教崇道大宗師”，命住持太清宮。張志素為隨丘處機西行的“十八宗師”之一，教內威望極高，他在太清宮經營十餘年，廣收門眾，太清宮道侶雲集，玄教日興。元末，紅巾軍劉福通建都亳州，拆太清宮建宮闕，太清宮再次被毀。由此看來，張三丰如出家於鹿邑太清宮的話，應為丘處機弟子張志素的法裔。他在元末太清宮被毀之後，開始四處遊歷。因此，陳教友在《長春道教源流》中將張三丰歸入丘處機後全真法嗣是有一定道理的。
元.海都太子令旨碑（今鑲於太清宮太極殿）
張三丰全真道派身份的模糊與明代道教發展的趨勢有很大關係。從元代後期開始，道教各派便開始相互融攝、相互學習道法。明初寺觀合併後，不同道觀與宗派的道士合居於同一道觀之中，全真、正一相互拜師學習，道派師承更加模糊。明代有很多正一道士拜全真道士為師。天師張宇初所編撰《道門十規》中，號召正一道士學習全真道的真功修煉和教制、教風，其本人也師從劉淵然學習全真內丹術。而反過來說，全真道士學習正一道法的情況則更為普遍。明代全真道失去統治者的政治支持，正一科儀法術成為其在民間生存的重要手段。此外，正一道士多在道教管理機構佔據領導地位，具有較強的社會影響力，政府在發放度牒方面也給予正一道更大的方便，這些都吸引了一些全真道士拜正一道為師。這樣一來，明代全真與正一之間的道派師承關係更加模糊，許多道士兼有多派傳承，甚至一些全真道士拿正一道的度牒，不再表明自己的全真身份。明代全真道整體上的鬆散狀況及其與正一諸派之間的師承交錯最終導致了旨在強化全真教內部道派傳承的“派字譜”開始興起，派字譜逐漸成為全真道士身份認同的重要標誌。
明初，統治者重用來自南方的正一道。全真道被排除出道教管理機構，弘教發展受到了諸多限制。因此，這一時期的全真道顯得頗為沉寂，少見於正史記載。但是，屬全真一系的張三丰卻以其隱仙風範受到了明統治者推崇，聲望彌高。社會上還興起了尋訪張三丰的熱潮，他的活動為沉寂的明代全真道注入了發展活力。
陝西青華宮張三丰石刻像
張三丰與全真道的關係
張三丰的生平和修道隱遁事蹟都充滿著神祕色彩，留下了許多難以考證的記載。從目前留存的記載中並未發現張三丰道派身份，其僅以遊方高道身份收徒授道。因此，其道派宗屬也便有些模糊不清。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認為“張三丰當時似未創宗立派，但他門下形成了一個與全真教義教制、宗風都有所不同的道派。張三丰的學說與陳摶一派有淵源關係，但陳摶一系，亦與全真道同源，張三丰的學說、行徑更多源自全真道者，張三丰一派當屬元明間新出的全真支派。”；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中亦言：“其隱仙風格，上承陳摶，而更顯示出全真道風格之一面。……從張三丰的隱逸之風看，其思想行徑與陳摶確有淵源關係。《道統源流》謂張三丰於元代師陳致虛，不知何據。”黃兆漢《明代道士張三丰考》從張三丰弟子入手，認為張三丰的弟子丘玄清、盧秋雲、王宗道都或多或少與全真道有關，既然弟子是全真道士，那麼他們的老師張三丰也應該是全真道士，否則與理是說不通的。
從明代當時的情況上來看，官方是將張三丰歸為全真一派的，張三丰的弟子王宗道被明政府授予了全真度牒。另據明葛寅亮《朝天宮重建全真堂記》記載“夫修真者，孤處雲居，棲巖屋樹，遺謝世羅，縱情獨往，草衣木食不為苦，餐風飲露不為槁，彼何屑躄風塵，眷留都會一方幅地居之？考之國初，聖祖楹圖一時，周顛仙、冷協律、張三丰、尹蓬頭皆以霞綃雲佩之姿，從駕臨陣，浮波立浪”。可見，在當時民間社會將周顛、冷謙、尹蓬頭與張三丰等人都歸為全真。
關於張三丰的師承，寶雞金臺觀現存明天順六年《張三丰遺蹟記》中記載“真仙陝西寶雞人，大元中於吾河南開封府鹿邑太清宮出家。吾先世開封之柘城縣人。柘城與鹿邑近犬牙相住，吾家離宮僅十五里。”此碑書於天順六年，堪稱最早談及張三丰的師承的文字記錄，可靠性較高。明陸深的《玉堂漫筆》沿襲了這種說法，後來的《明史稿》中也採用了這一說法，但言“不可考”。
從各地記載張三丰行跡來看，張三丰確在明初活動於河南、安徽一帶。如：乾隆《江南通志》記載：“明張古山，潁州人，生而端重，父母欲為娶妻不從，入迎祥觀為道士，久之召為武當山提點，能言未形事，後入山採藥不知所終。相傳張三丰遊潁，古山師事之，遂得其術。今迎祥觀有混元衣，體制特異，或雲三豐所留也。”明任自垣《敕建大嶽太和山志》載：“張古山，穎上人，居太行王屋山天壇。養素葆和，勤修至道。永樂十五年，朝庭聞其道行，賜大嶽太和宮提點。永樂十六年秋，於清微宮解化。葬於檜林庵。”順治《河南通志》又載：“明張三丰，遼東人，或雲寶雞人。洪武初往來襄、鄧、許、潁之間，嘗居汝州煉真宮，人莫之識已而去，又寓汴延慶觀。” 潁州與汴梁皆去鹿邑不遠，因此，元中期，張三丰在鹿邑太清宮出家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
道教祖庭鹿邑太清宮.山門
鹿邑太清宮在金末毀於戰火。後奉蒙元海都太子之命，丘處機弟子張志素與郝大通弟子王志謹在亳州萬戶張柔的協助下開始重建太清宮。不久，王志謹物故，張志素獨立承擔重建工程。太清宮竣工後，朝廷特旨賜張志素“應緣扶教崇道大宗師”，命住持太清宮。張志素為隨丘處機西行的“十八宗師”之一，教內威望極高，他在太清宮經營十餘年，廣收門眾，太清宮道侶雲集，玄教日興。元末，紅巾軍劉福通建都亳州，拆太清宮建宮闕，太清宮再次被毀。由此看來，張三丰如出家於鹿邑太清宮的話，應為丘處機弟子張志素的法裔。他在元末太清宮被毀之後，開始四處遊歷。因此，陳教友在《長春道教源流》中將張三丰歸入丘處機後全真法嗣是有一定道理的。
元.海都太子令旨碑（今鑲於太清宮太極殿）
張三丰全真道派身份的模糊與明代道教發展的趨勢有很大關係。從元代後期開始，道教各派便開始相互融攝、相互學習道法。明初寺觀合併後，不同道觀與宗派的道士合居於同一道觀之中，全真、正一相互拜師學習，道派師承更加模糊。明代有很多正一道士拜全真道士為師。天師張宇初所編撰《道門十規》中，號召正一道士學習全真道的真功修煉和教制、教風，其本人也師從劉淵然學習全真內丹術。而反過來說，全真道士學習正一道法的情況則更為普遍。明代全真道失去統治者的政治支持，正一科儀法術成為其在民間生存的重要手段。此外，正一道士多在道教管理機構佔據領導地位，具有較強的社會影響力，政府在發放度牒方面也給予正一道更大的方便，這些都吸引了一些全真道士拜正一道為師。這樣一來，明代全真與正一之間的道派師承關係更加模糊，許多道士兼有多派傳承，甚至一些全真道士拿正一道的度牒，不再表明自己的全真身份。明代全真道整體上的鬆散狀況及其與正一諸派之間的師承交錯最終導致了旨在強化全真教內部道派傳承的“派字譜”開始興起，派字譜逐漸成為全真道士身份認同的重要標誌。
太清宮太極殿
張三丰行跡與明代北方全真道觀
張三丰作為明代著名的隱仙道士，明清之際很多地方文獻中記載有他的行跡。他所駐留的地方很多與全真道觀有直接關係。元末明初，北方的全真道觀在戰火中遭遇毀滅性打擊，像大長春宮一樣毀於戰火的全真宮觀不在少數。道觀殘毀以後，道眾四方星散，許多宮觀的全真傳承也就中斷了。因此，陳教友在著《長春道教源流》之時，曾感嘆道：“當明之世，全真之顯著者多出南方，而北方無聞焉，豈元末北方大亂，於時宮觀殘毀、徒眾星散，遂爾失傳耶？”除了戰亂之外，明代統治者的政策與態度也是導致全真道觀減少的原因之一。朱元璋實行道觀合併政策，廢止大量道觀，將各派道士集中於一個道觀，道教的管理者往往是正一道士，使得道觀屬性難以確定。同時，朱元璋認為全真道修身養性獨為自己，正一道益人倫、厚風俗。全真道士應潛隱深山修煉，並不得創建庵堂。明政府所發放的全真度牒也遠遠少於正一度牒。因此，明代，很多北方道觀全真傳承中斷，直到清代才又復興。但是，與張三丰行跡相關的全真道觀在明代大多還是保留了全真傳統，這應該與明統治者對張三丰的崇敬活動有很大關係。
明初，統治者重用來自南方的正一道。全真道被排除出道教管理機構，弘教發展受到了諸多限制。因此，這一時期的全真道顯得頗為沉寂，少見於正史記載。但是，屬全真一系的張三丰卻以其隱仙風範受到了明統治者推崇，聲望彌高。社會上還興起了尋訪張三丰的熱潮，他的活動為沉寂的明代全真道注入了發展活力。
陝西青華宮張三丰石刻像
張三丰與全真道的關係
張三丰的生平和修道隱遁事蹟都充滿著神祕色彩，留下了許多難以考證的記載。從目前留存的記載中並未發現張三丰道派身份，其僅以遊方高道身份收徒授道。因此，其道派宗屬也便有些模糊不清。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認為“張三丰當時似未創宗立派，但他門下形成了一個與全真教義教制、宗風都有所不同的道派。張三丰的學說與陳摶一派有淵源關係，但陳摶一系，亦與全真道同源，張三丰的學說、行徑更多源自全真道者，張三丰一派當屬元明間新出的全真支派。”；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中亦言：“其隱仙風格，上承陳摶，而更顯示出全真道風格之一面。……從張三丰的隱逸之風看，其思想行徑與陳摶確有淵源關係。《道統源流》謂張三丰於元代師陳致虛，不知何據。”黃兆漢《明代道士張三丰考》從張三丰弟子入手，認為張三丰的弟子丘玄清、盧秋雲、王宗道都或多或少與全真道有關，既然弟子是全真道士，那麼他們的老師張三丰也應該是全真道士，否則與理是說不通的。
從明代當時的情況上來看，官方是將張三丰歸為全真一派的，張三丰的弟子王宗道被明政府授予了全真度牒。另據明葛寅亮《朝天宮重建全真堂記》記載“夫修真者，孤處雲居，棲巖屋樹，遺謝世羅，縱情獨往，草衣木食不為苦，餐風飲露不為槁，彼何屑躄風塵，眷留都會一方幅地居之？考之國初，聖祖楹圖一時，周顛仙、冷協律、張三丰、尹蓬頭皆以霞綃雲佩之姿，從駕臨陣，浮波立浪”。可見，在當時民間社會將周顛、冷謙、尹蓬頭與張三丰等人都歸為全真。
關於張三丰的師承，寶雞金臺觀現存明天順六年《張三丰遺蹟記》中記載“真仙陝西寶雞人，大元中於吾河南開封府鹿邑太清宮出家。吾先世開封之柘城縣人。柘城與鹿邑近犬牙相住，吾家離宮僅十五里。”此碑書於天順六年，堪稱最早談及張三丰的師承的文字記錄，可靠性較高。明陸深的《玉堂漫筆》沿襲了這種說法，後來的《明史稿》中也採用了這一說法，但言“不可考”。
從各地記載張三丰行跡來看，張三丰確在明初活動於河南、安徽一帶。如：乾隆《江南通志》記載：“明張古山，潁州人，生而端重，父母欲為娶妻不從，入迎祥觀為道士，久之召為武當山提點，能言未形事，後入山採藥不知所終。相傳張三丰遊潁，古山師事之，遂得其術。今迎祥觀有混元衣，體制特異，或雲三豐所留也。”明任自垣《敕建大嶽太和山志》載：“張古山，穎上人，居太行王屋山天壇。養素葆和，勤修至道。永樂十五年，朝庭聞其道行，賜大嶽太和宮提點。永樂十六年秋，於清微宮解化。葬於檜林庵。”順治《河南通志》又載：“明張三丰，遼東人，或雲寶雞人。洪武初往來襄、鄧、許、潁之間，嘗居汝州煉真宮，人莫之識已而去，又寓汴延慶觀。” 潁州與汴梁皆去鹿邑不遠，因此，元中期，張三丰在鹿邑太清宮出家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
道教祖庭鹿邑太清宮.山門
鹿邑太清宮在金末毀於戰火。後奉蒙元海都太子之命，丘處機弟子張志素與郝大通弟子王志謹在亳州萬戶張柔的協助下開始重建太清宮。不久，王志謹物故，張志素獨立承擔重建工程。太清宮竣工後，朝廷特旨賜張志素“應緣扶教崇道大宗師”，命住持太清宮。張志素為隨丘處機西行的“十八宗師”之一，教內威望極高，他在太清宮經營十餘年，廣收門眾，太清宮道侶雲集，玄教日興。元末，紅巾軍劉福通建都亳州，拆太清宮建宮闕，太清宮再次被毀。由此看來，張三丰如出家於鹿邑太清宮的話，應為丘處機弟子張志素的法裔。他在元末太清宮被毀之後，開始四處遊歷。因此，陳教友在《長春道教源流》中將張三丰歸入丘處機後全真法嗣是有一定道理的。
元.海都太子令旨碑（今鑲於太清宮太極殿）
張三丰全真道派身份的模糊與明代道教發展的趨勢有很大關係。從元代後期開始，道教各派便開始相互融攝、相互學習道法。明初寺觀合併後，不同道觀與宗派的道士合居於同一道觀之中，全真、正一相互拜師學習，道派師承更加模糊。明代有很多正一道士拜全真道士為師。天師張宇初所編撰《道門十規》中，號召正一道士學習全真道的真功修煉和教制、教風，其本人也師從劉淵然學習全真內丹術。而反過來說，全真道士學習正一道法的情況則更為普遍。明代全真道失去統治者的政治支持，正一科儀法術成為其在民間生存的重要手段。此外，正一道士多在道教管理機構佔據領導地位，具有較強的社會影響力，政府在發放度牒方面也給予正一道更大的方便，這些都吸引了一些全真道士拜正一道為師。這樣一來，明代全真與正一之間的道派師承關係更加模糊，許多道士兼有多派傳承，甚至一些全真道士拿正一道的度牒，不再表明自己的全真身份。明代全真道整體上的鬆散狀況及其與正一諸派之間的師承交錯最終導致了旨在強化全真教內部道派傳承的“派字譜”開始興起，派字譜逐漸成為全真道士身份認同的重要標誌。
太清宮太極殿
張三丰行跡與明代北方全真道觀
張三丰作為明代著名的隱仙道士，明清之際很多地方文獻中記載有他的行跡。他所駐留的地方很多與全真道觀有直接關係。元末明初，北方的全真道觀在戰火中遭遇毀滅性打擊，像大長春宮一樣毀於戰火的全真宮觀不在少數。道觀殘毀以後，道眾四方星散，許多宮觀的全真傳承也就中斷了。因此，陳教友在著《長春道教源流》之時，曾感嘆道：“當明之世，全真之顯著者多出南方，而北方無聞焉，豈元末北方大亂，於時宮觀殘毀、徒眾星散，遂爾失傳耶？”除了戰亂之外，明代統治者的政策與態度也是導致全真道觀減少的原因之一。朱元璋實行道觀合併政策，廢止大量道觀，將各派道士集中於一個道觀，道教的管理者往往是正一道士，使得道觀屬性難以確定。同時，朱元璋認為全真道修身養性獨為自己，正一道益人倫、厚風俗。全真道士應潛隱深山修煉，並不得創建庵堂。明政府所發放的全真度牒也遠遠少於正一度牒。因此，明代，很多北方道觀全真傳承中斷，直到清代才又復興。但是，與張三丰行跡相關的全真道觀在明代大多還是保留了全真傳統，這應該與明統治者對張三丰的崇敬活動有很大關係。
太清宮全景
首先，北方地區最著名張三丰遺蹟應屬陝西寶雞的金臺觀。金臺觀的修建與張三丰有直接關係。民國《寶雞縣誌》引舊志言：“張三丰修道之所，元末邑人楊軌山等修。明宣德八年侍郎張用澣重修，嘉靖二十九年裡人趙世鳳修觀”。《明一統志》載：“張三丰，居寶雞縣東三裡金臺觀。本朝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自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楊軌山等置棺殮訖。臨葬發視之，三豐復生”。觀內張用澣撰《張三丰遺蹟記》雲：“真仙與吾高祖榮相識，常往來於家，託為施主、最親密，亦愛重吾父叔廉公勤學。元末，吾父避兵來邑，佔籍為是邑人。真仙洪武中亦來邑之西關玉陽觀，與道士李白雲老先生交甚厚，旅寓數月。……予時雖幼穉，聞斯言常記之於心。茲適分廵寶雞，公暇乃遊真仙舊時修真洞”。可見，無論是楊軌山還是張用澣，其對金臺觀的修建均與張三丰的神異事蹟有關。另外，據觀內《朝陽洞暨新開呂祖洞文昌祠碑記》記載，嘉靖二十九年“觀有修真、朝陽、飛昇諸洞，后稷、三官、三清、玄帝諸殿，五祖、七真團標。前為玉皇閣，朱楹雕檻，極為壯麗。古柏數株，傳是張真手植”。此時的金臺觀內已經建有五祖七真團標，可見，金臺觀在明代仍屬全真道。
明初，統治者重用來自南方的正一道。全真道被排除出道教管理機構，弘教發展受到了諸多限制。因此，這一時期的全真道顯得頗為沉寂，少見於正史記載。但是，屬全真一系的張三丰卻以其隱仙風範受到了明統治者推崇，聲望彌高。社會上還興起了尋訪張三丰的熱潮，他的活動為沉寂的明代全真道注入了發展活力。
陝西青華宮張三丰石刻像
張三丰與全真道的關係
張三丰的生平和修道隱遁事蹟都充滿著神祕色彩，留下了許多難以考證的記載。從目前留存的記載中並未發現張三丰道派身份，其僅以遊方高道身份收徒授道。因此，其道派宗屬也便有些模糊不清。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認為“張三丰當時似未創宗立派，但他門下形成了一個與全真教義教制、宗風都有所不同的道派。張三丰的學說與陳摶一派有淵源關係，但陳摶一系，亦與全真道同源，張三丰的學說、行徑更多源自全真道者，張三丰一派當屬元明間新出的全真支派。”；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中亦言：“其隱仙風格，上承陳摶，而更顯示出全真道風格之一面。……從張三丰的隱逸之風看，其思想行徑與陳摶確有淵源關係。《道統源流》謂張三丰於元代師陳致虛，不知何據。”黃兆漢《明代道士張三丰考》從張三丰弟子入手，認為張三丰的弟子丘玄清、盧秋雲、王宗道都或多或少與全真道有關，既然弟子是全真道士，那麼他們的老師張三丰也應該是全真道士，否則與理是說不通的。
從明代當時的情況上來看，官方是將張三丰歸為全真一派的，張三丰的弟子王宗道被明政府授予了全真度牒。另據明葛寅亮《朝天宮重建全真堂記》記載“夫修真者，孤處雲居，棲巖屋樹，遺謝世羅，縱情獨往，草衣木食不為苦，餐風飲露不為槁，彼何屑躄風塵，眷留都會一方幅地居之？考之國初，聖祖楹圖一時，周顛仙、冷協律、張三丰、尹蓬頭皆以霞綃雲佩之姿，從駕臨陣，浮波立浪”。可見，在當時民間社會將周顛、冷謙、尹蓬頭與張三丰等人都歸為全真。
關於張三丰的師承，寶雞金臺觀現存明天順六年《張三丰遺蹟記》中記載“真仙陝西寶雞人，大元中於吾河南開封府鹿邑太清宮出家。吾先世開封之柘城縣人。柘城與鹿邑近犬牙相住，吾家離宮僅十五里。”此碑書於天順六年，堪稱最早談及張三丰的師承的文字記錄，可靠性較高。明陸深的《玉堂漫筆》沿襲了這種說法，後來的《明史稿》中也採用了這一說法，但言“不可考”。
從各地記載張三丰行跡來看，張三丰確在明初活動於河南、安徽一帶。如：乾隆《江南通志》記載：“明張古山，潁州人，生而端重，父母欲為娶妻不從，入迎祥觀為道士，久之召為武當山提點，能言未形事，後入山採藥不知所終。相傳張三丰遊潁，古山師事之，遂得其術。今迎祥觀有混元衣，體制特異，或雲三豐所留也。”明任自垣《敕建大嶽太和山志》載：“張古山，穎上人，居太行王屋山天壇。養素葆和，勤修至道。永樂十五年，朝庭聞其道行，賜大嶽太和宮提點。永樂十六年秋，於清微宮解化。葬於檜林庵。”順治《河南通志》又載：“明張三丰，遼東人，或雲寶雞人。洪武初往來襄、鄧、許、潁之間，嘗居汝州煉真宮，人莫之識已而去，又寓汴延慶觀。” 潁州與汴梁皆去鹿邑不遠，因此，元中期，張三丰在鹿邑太清宮出家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
道教祖庭鹿邑太清宮.山門
鹿邑太清宮在金末毀於戰火。後奉蒙元海都太子之命，丘處機弟子張志素與郝大通弟子王志謹在亳州萬戶張柔的協助下開始重建太清宮。不久，王志謹物故，張志素獨立承擔重建工程。太清宮竣工後，朝廷特旨賜張志素“應緣扶教崇道大宗師”，命住持太清宮。張志素為隨丘處機西行的“十八宗師”之一，教內威望極高，他在太清宮經營十餘年，廣收門眾，太清宮道侶雲集，玄教日興。元末，紅巾軍劉福通建都亳州，拆太清宮建宮闕，太清宮再次被毀。由此看來，張三丰如出家於鹿邑太清宮的話，應為丘處機弟子張志素的法裔。他在元末太清宮被毀之後，開始四處遊歷。因此，陳教友在《長春道教源流》中將張三丰歸入丘處機後全真法嗣是有一定道理的。
元.海都太子令旨碑（今鑲於太清宮太極殿）
張三丰全真道派身份的模糊與明代道教發展的趨勢有很大關係。從元代後期開始，道教各派便開始相互融攝、相互學習道法。明初寺觀合併後，不同道觀與宗派的道士合居於同一道觀之中，全真、正一相互拜師學習，道派師承更加模糊。明代有很多正一道士拜全真道士為師。天師張宇初所編撰《道門十規》中，號召正一道士學習全真道的真功修煉和教制、教風，其本人也師從劉淵然學習全真內丹術。而反過來說，全真道士學習正一道法的情況則更為普遍。明代全真道失去統治者的政治支持，正一科儀法術成為其在民間生存的重要手段。此外，正一道士多在道教管理機構佔據領導地位，具有較強的社會影響力，政府在發放度牒方面也給予正一道更大的方便，這些都吸引了一些全真道士拜正一道為師。這樣一來，明代全真與正一之間的道派師承關係更加模糊，許多道士兼有多派傳承，甚至一些全真道士拿正一道的度牒，不再表明自己的全真身份。明代全真道整體上的鬆散狀況及其與正一諸派之間的師承交錯最終導致了旨在強化全真教內部道派傳承的“派字譜”開始興起，派字譜逐漸成為全真道士身份認同的重要標誌。
太清宮太極殿
張三丰行跡與明代北方全真道觀
張三丰作為明代著名的隱仙道士，明清之際很多地方文獻中記載有他的行跡。他所駐留的地方很多與全真道觀有直接關係。元末明初，北方的全真道觀在戰火中遭遇毀滅性打擊，像大長春宮一樣毀於戰火的全真宮觀不在少數。道觀殘毀以後，道眾四方星散，許多宮觀的全真傳承也就中斷了。因此，陳教友在著《長春道教源流》之時，曾感嘆道：“當明之世，全真之顯著者多出南方，而北方無聞焉，豈元末北方大亂，於時宮觀殘毀、徒眾星散，遂爾失傳耶？”除了戰亂之外，明代統治者的政策與態度也是導致全真道觀減少的原因之一。朱元璋實行道觀合併政策，廢止大量道觀，將各派道士集中於一個道觀，道教的管理者往往是正一道士，使得道觀屬性難以確定。同時，朱元璋認為全真道修身養性獨為自己，正一道益人倫、厚風俗。全真道士應潛隱深山修煉，並不得創建庵堂。明政府所發放的全真度牒也遠遠少於正一度牒。因此，明代，很多北方道觀全真傳承中斷，直到清代才又復興。但是，與張三丰行跡相關的全真道觀在明代大多還是保留了全真傳統，這應該與明統治者對張三丰的崇敬活動有很大關係。
太清宮全景
首先，北方地區最著名張三丰遺蹟應屬陝西寶雞的金臺觀。金臺觀的修建與張三丰有直接關係。民國《寶雞縣誌》引舊志言：“張三丰修道之所，元末邑人楊軌山等修。明宣德八年侍郎張用澣重修，嘉靖二十九年裡人趙世鳳修觀”。《明一統志》載：“張三丰，居寶雞縣東三裡金臺觀。本朝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自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楊軌山等置棺殮訖。臨葬發視之，三豐復生”。觀內張用澣撰《張三丰遺蹟記》雲：“真仙與吾高祖榮相識，常往來於家，託為施主、最親密，亦愛重吾父叔廉公勤學。元末，吾父避兵來邑，佔籍為是邑人。真仙洪武中亦來邑之西關玉陽觀，與道士李白雲老先生交甚厚，旅寓數月。……予時雖幼穉，聞斯言常記之於心。茲適分廵寶雞，公暇乃遊真仙舊時修真洞”。可見，無論是楊軌山還是張用澣，其對金臺觀的修建均與張三丰的神異事蹟有關。另外，據觀內《朝陽洞暨新開呂祖洞文昌祠碑記》記載，嘉靖二十九年“觀有修真、朝陽、飛昇諸洞，后稷、三官、三清、玄帝諸殿，五祖、七真團標。前為玉皇閣，朱楹雕檻，極為壯麗。古柏數株，傳是張真手植”。此時的金臺觀內已經建有五祖七真團標，可見，金臺觀在明代仍屬全真道。
唐.道德經注碑（唐玄宗）
除金臺觀之外，陝西安康的香溪洞與漢中豐都山也有兩處張三丰遺蹟。雍正《陝西通志》卷二十九載“純陽宮，即柴扉道院。在州舊城東南隅，相傳呂仙遺蹟，明萬曆中重修有記。本朝康熙六年，知州王章重建後毀，知州牟文龍重建。其一在州南七裡之香溪溪南，為純陽洞，有遇仙橋、玉皇閣。昔年樓臺掩映，竹樹陰森，宛如圖畫，呂純陽、郭尚灶常棲遲於此。明永樂中，大宗伯胡濙受命訪仙人張三丰，題詩崖壁。” 胡濙詩云：“枝頭小鳥語間闗，野徑無人自往還。扶杖香溪臨絶壁，石橋空聽水潺潺”。可見，香溪洞在明代為柴扉道院，乃是祭祀全真祖師呂洞賓的道場，胡濙尋訪張三丰曾在此題詩，香溪洞應是張三丰曾經出現的地方。《陝西通志》同卷又載：“崇道觀，在縣西北二十五里酆都山，宋元豐年建，元明迄今累代修葺不廢，相傳張三丰嘗居焉。明永樂間，命給事中胡濙訪三豐，至酆都山觀中，三豐正趺坐古柏下，咫尺不見。雲至今柏樹下螻蟻不生。酆都山自西蜀青城山分脈而來，古稱洞天福地，昔有道者王道巖偕門人郭崇仁輩建觀其上，明洪武年住持劉清溪修、王翼記縣誌本觀碑”。酆都山至今留存有景泰二年《豐都山圖景碑》，碑中載有李道安、李道巖、姚道生、白崇誠等道士題名。“道、崇”二輩字相連乃是全真華山派字譜。明代崇道觀應該也是一座與張三丰相關的全真道觀。
明初，統治者重用來自南方的正一道。全真道被排除出道教管理機構，弘教發展受到了諸多限制。因此，這一時期的全真道顯得頗為沉寂，少見於正史記載。但是，屬全真一系的張三丰卻以其隱仙風範受到了明統治者推崇，聲望彌高。社會上還興起了尋訪張三丰的熱潮，他的活動為沉寂的明代全真道注入了發展活力。
陝西青華宮張三丰石刻像
張三丰與全真道的關係
張三丰的生平和修道隱遁事蹟都充滿著神祕色彩，留下了許多難以考證的記載。從目前留存的記載中並未發現張三丰道派身份，其僅以遊方高道身份收徒授道。因此，其道派宗屬也便有些模糊不清。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認為“張三丰當時似未創宗立派，但他門下形成了一個與全真教義教制、宗風都有所不同的道派。張三丰的學說與陳摶一派有淵源關係，但陳摶一系，亦與全真道同源，張三丰的學說、行徑更多源自全真道者，張三丰一派當屬元明間新出的全真支派。”；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中亦言：“其隱仙風格，上承陳摶，而更顯示出全真道風格之一面。……從張三丰的隱逸之風看，其思想行徑與陳摶確有淵源關係。《道統源流》謂張三丰於元代師陳致虛，不知何據。”黃兆漢《明代道士張三丰考》從張三丰弟子入手，認為張三丰的弟子丘玄清、盧秋雲、王宗道都或多或少與全真道有關，既然弟子是全真道士，那麼他們的老師張三丰也應該是全真道士，否則與理是說不通的。
從明代當時的情況上來看，官方是將張三丰歸為全真一派的，張三丰的弟子王宗道被明政府授予了全真度牒。另據明葛寅亮《朝天宮重建全真堂記》記載“夫修真者，孤處雲居，棲巖屋樹，遺謝世羅，縱情獨往，草衣木食不為苦，餐風飲露不為槁，彼何屑躄風塵，眷留都會一方幅地居之？考之國初，聖祖楹圖一時，周顛仙、冷協律、張三丰、尹蓬頭皆以霞綃雲佩之姿，從駕臨陣，浮波立浪”。可見，在當時民間社會將周顛、冷謙、尹蓬頭與張三丰等人都歸為全真。
關於張三丰的師承，寶雞金臺觀現存明天順六年《張三丰遺蹟記》中記載“真仙陝西寶雞人，大元中於吾河南開封府鹿邑太清宮出家。吾先世開封之柘城縣人。柘城與鹿邑近犬牙相住，吾家離宮僅十五里。”此碑書於天順六年，堪稱最早談及張三丰的師承的文字記錄，可靠性較高。明陸深的《玉堂漫筆》沿襲了這種說法，後來的《明史稿》中也採用了這一說法，但言“不可考”。
從各地記載張三丰行跡來看，張三丰確在明初活動於河南、安徽一帶。如：乾隆《江南通志》記載：“明張古山，潁州人，生而端重，父母欲為娶妻不從，入迎祥觀為道士，久之召為武當山提點，能言未形事，後入山採藥不知所終。相傳張三丰遊潁，古山師事之，遂得其術。今迎祥觀有混元衣，體制特異，或雲三豐所留也。”明任自垣《敕建大嶽太和山志》載：“張古山，穎上人，居太行王屋山天壇。養素葆和，勤修至道。永樂十五年，朝庭聞其道行，賜大嶽太和宮提點。永樂十六年秋，於清微宮解化。葬於檜林庵。”順治《河南通志》又載：“明張三丰，遼東人，或雲寶雞人。洪武初往來襄、鄧、許、潁之間，嘗居汝州煉真宮，人莫之識已而去，又寓汴延慶觀。” 潁州與汴梁皆去鹿邑不遠，因此，元中期，張三丰在鹿邑太清宮出家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
道教祖庭鹿邑太清宮.山門
鹿邑太清宮在金末毀於戰火。後奉蒙元海都太子之命，丘處機弟子張志素與郝大通弟子王志謹在亳州萬戶張柔的協助下開始重建太清宮。不久，王志謹物故，張志素獨立承擔重建工程。太清宮竣工後，朝廷特旨賜張志素“應緣扶教崇道大宗師”，命住持太清宮。張志素為隨丘處機西行的“十八宗師”之一，教內威望極高，他在太清宮經營十餘年，廣收門眾，太清宮道侶雲集，玄教日興。元末，紅巾軍劉福通建都亳州，拆太清宮建宮闕，太清宮再次被毀。由此看來，張三丰如出家於鹿邑太清宮的話，應為丘處機弟子張志素的法裔。他在元末太清宮被毀之後，開始四處遊歷。因此，陳教友在《長春道教源流》中將張三丰歸入丘處機後全真法嗣是有一定道理的。
元.海都太子令旨碑（今鑲於太清宮太極殿）
張三丰全真道派身份的模糊與明代道教發展的趨勢有很大關係。從元代後期開始，道教各派便開始相互融攝、相互學習道法。明初寺觀合併後，不同道觀與宗派的道士合居於同一道觀之中，全真、正一相互拜師學習，道派師承更加模糊。明代有很多正一道士拜全真道士為師。天師張宇初所編撰《道門十規》中，號召正一道士學習全真道的真功修煉和教制、教風，其本人也師從劉淵然學習全真內丹術。而反過來說，全真道士學習正一道法的情況則更為普遍。明代全真道失去統治者的政治支持，正一科儀法術成為其在民間生存的重要手段。此外，正一道士多在道教管理機構佔據領導地位，具有較強的社會影響力，政府在發放度牒方面也給予正一道更大的方便，這些都吸引了一些全真道士拜正一道為師。這樣一來，明代全真與正一之間的道派師承關係更加模糊，許多道士兼有多派傳承，甚至一些全真道士拿正一道的度牒，不再表明自己的全真身份。明代全真道整體上的鬆散狀況及其與正一諸派之間的師承交錯最終導致了旨在強化全真教內部道派傳承的“派字譜”開始興起，派字譜逐漸成為全真道士身份認同的重要標誌。
太清宮太極殿
張三丰行跡與明代北方全真道觀
張三丰作為明代著名的隱仙道士，明清之際很多地方文獻中記載有他的行跡。他所駐留的地方很多與全真道觀有直接關係。元末明初，北方的全真道觀在戰火中遭遇毀滅性打擊，像大長春宮一樣毀於戰火的全真宮觀不在少數。道觀殘毀以後，道眾四方星散，許多宮觀的全真傳承也就中斷了。因此，陳教友在著《長春道教源流》之時，曾感嘆道：“當明之世，全真之顯著者多出南方，而北方無聞焉，豈元末北方大亂，於時宮觀殘毀、徒眾星散，遂爾失傳耶？”除了戰亂之外，明代統治者的政策與態度也是導致全真道觀減少的原因之一。朱元璋實行道觀合併政策，廢止大量道觀，將各派道士集中於一個道觀，道教的管理者往往是正一道士，使得道觀屬性難以確定。同時，朱元璋認為全真道修身養性獨為自己，正一道益人倫、厚風俗。全真道士應潛隱深山修煉，並不得創建庵堂。明政府所發放的全真度牒也遠遠少於正一度牒。因此，明代，很多北方道觀全真傳承中斷，直到清代才又復興。但是，與張三丰行跡相關的全真道觀在明代大多還是保留了全真傳統，這應該與明統治者對張三丰的崇敬活動有很大關係。
太清宮全景
首先，北方地區最著名張三丰遺蹟應屬陝西寶雞的金臺觀。金臺觀的修建與張三丰有直接關係。民國《寶雞縣誌》引舊志言：“張三丰修道之所，元末邑人楊軌山等修。明宣德八年侍郎張用澣重修，嘉靖二十九年裡人趙世鳳修觀”。《明一統志》載：“張三丰，居寶雞縣東三裡金臺觀。本朝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自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楊軌山等置棺殮訖。臨葬發視之，三豐復生”。觀內張用澣撰《張三丰遺蹟記》雲：“真仙與吾高祖榮相識，常往來於家，託為施主、最親密，亦愛重吾父叔廉公勤學。元末，吾父避兵來邑，佔籍為是邑人。真仙洪武中亦來邑之西關玉陽觀，與道士李白雲老先生交甚厚，旅寓數月。……予時雖幼穉，聞斯言常記之於心。茲適分廵寶雞，公暇乃遊真仙舊時修真洞”。可見，無論是楊軌山還是張用澣，其對金臺觀的修建均與張三丰的神異事蹟有關。另外，據觀內《朝陽洞暨新開呂祖洞文昌祠碑記》記載，嘉靖二十九年“觀有修真、朝陽、飛昇諸洞，后稷、三官、三清、玄帝諸殿，五祖、七真團標。前為玉皇閣，朱楹雕檻，極為壯麗。古柏數株，傳是張真手植”。此時的金臺觀內已經建有五祖七真團標，可見，金臺觀在明代仍屬全真道。
唐.道德經注碑（唐玄宗）
除金臺觀之外，陝西安康的香溪洞與漢中豐都山也有兩處張三丰遺蹟。雍正《陝西通志》卷二十九載“純陽宮，即柴扉道院。在州舊城東南隅，相傳呂仙遺蹟，明萬曆中重修有記。本朝康熙六年，知州王章重建後毀，知州牟文龍重建。其一在州南七裡之香溪溪南，為純陽洞，有遇仙橋、玉皇閣。昔年樓臺掩映，竹樹陰森，宛如圖畫，呂純陽、郭尚灶常棲遲於此。明永樂中，大宗伯胡濙受命訪仙人張三丰，題詩崖壁。” 胡濙詩云：“枝頭小鳥語間闗，野徑無人自往還。扶杖香溪臨絶壁，石橋空聽水潺潺”。可見，香溪洞在明代為柴扉道院，乃是祭祀全真祖師呂洞賓的道場，胡濙尋訪張三丰曾在此題詩，香溪洞應是張三丰曾經出現的地方。《陝西通志》同卷又載：“崇道觀，在縣西北二十五里酆都山，宋元豐年建，元明迄今累代修葺不廢，相傳張三丰嘗居焉。明永樂間，命給事中胡濙訪三豐，至酆都山觀中，三豐正趺坐古柏下，咫尺不見。雲至今柏樹下螻蟻不生。酆都山自西蜀青城山分脈而來，古稱洞天福地，昔有道者王道巖偕門人郭崇仁輩建觀其上，明洪武年住持劉清溪修、王翼記縣誌本觀碑”。酆都山至今留存有景泰二年《豐都山圖景碑》，碑中載有李道安、李道巖、姚道生、白崇誠等道士題名。“道、崇”二輩字相連乃是全真華山派字譜。明代崇道觀應該也是一座與張三丰相關的全真道觀。
同時，與寶雞相鄰的甘肅平涼地區也出現了關於張三丰的記載。崆峒山為天下名山，更是甘肅民眾的祭祀中心。嘉慶《崆峒山志》上卷稱：“張三丰，元末居金臺觀修行，成真證道。……後入太和山，尋入蜀，又入武當山，。洪武初遣三山高道訪於四方，避詔弗至。……成化年遊崆峒五年，人皆不知。”這裡將張三丰的活動年代後推至成化年間，似不可信，但其記載張三丰在洪武初嘗遊崆峒，還是很有可能的。崆峒山上現存有《重刊張三丰避詔碑》，碑雲：“張真人回書：一葉扁舟出離塵，二來江上獨稱尊，三向蓬萊尋伴侶，四海灘頭立姓名，五湖浪裡超生死，六渡江邊釣錦鱗，七絃琴斷無人續，八仙聞我也來迎，九霄自有安身處，十載皇萱不負恩，燒丹煉藥歸山去，那得閒心捧聖文。萬曆四十三年六月吉日主持道人霍真祥，徒張常明立。重刊立石，刻石匠李功能孫。大清乾隆歲次戊午四月初一日。主持全真道人談本玉。”可見，在明代崆峒山便有張三丰避居崆峒等傳聞軼事。嘉靖年間，全真龍門派道士霍真祥在韓藩王室的支持下整修崆峒山時，曾刻碑宣傳張三丰在崆峒山隱居避詔的事蹟。此外，位於甘肅隴南的金蓮洞在明代也出現了關於張三丰的傳聞。嘉慶《徽縣誌》載：“張三丰，初居武當山中二十二年，雲遊長安，既至隴右，居金蓮洞。”同《志》收錄胡濙《金蓮洞》詩：“香書久慕嗟無緣，遍訪豐師感應虔。萬載紅巖生玉筍，千年碧洞結金蓮。雲深喜見通明日，雨驟知逢黯淡天。峭壁真光邀永劫，赤心願睹白衣仙。”金蓮洞所在之隴南位於寶雞入川的必經路徑之一，張三丰曾居寶雞金臺觀，後遊四川。明初胡瀠奉旨尋訪張三丰，亦曾到達隴南一帶。金蓮洞現存明代碑銘數通，其中，弘治《重修金蓮洞三元聖像記》載：永樂庚寅，敕禮部尚書胡榮，捧香書拜謁，題詩、壁記。後復敕使張於恩、監生韓鵬，全真□□真，亦齎香書拜謁，非靈應矣。正德《新修九皇洞記》亦載：“皇明永樂初，太宗皇帝接至人張三丰於宣政殿，才數語，忽瞑晦不知所之，即遣禮部尚書胡榮，遍天下名山古洞而旁訪焉，躡跡至此，守洞者報曰：某年某月某日有一赤腳道人，披氅衣，曳九節杖，昂昂而來，憇半餉，問其姓名不答，徑去，隨有異香芬馥，經旬不散。公曰：此非三仹仙師降臨之時也，即齎捧香書，惆悵留題而返。”碑陰題名有：“上清大洞法師本洞住持靜貞子樊教明，門人呂演清、樊演濟。玉清宮道士辛玄文、張景通，陳靜明”。由此可見，在永樂年間，就有全真道士齎香書拜謁金蓮洞。正德年間金蓮洞住持雖稱“上清大洞法師”，但“教、演”、“玄、靜”等輩字乃是全真華山派與龍門派輩字。
明初，統治者重用來自南方的正一道。全真道被排除出道教管理機構，弘教發展受到了諸多限制。因此，這一時期的全真道顯得頗為沉寂，少見於正史記載。但是，屬全真一系的張三丰卻以其隱仙風範受到了明統治者推崇，聲望彌高。社會上還興起了尋訪張三丰的熱潮，他的活動為沉寂的明代全真道注入了發展活力。
陝西青華宮張三丰石刻像
張三丰與全真道的關係
張三丰的生平和修道隱遁事蹟都充滿著神祕色彩，留下了許多難以考證的記載。從目前留存的記載中並未發現張三丰道派身份，其僅以遊方高道身份收徒授道。因此，其道派宗屬也便有些模糊不清。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認為“張三丰當時似未創宗立派，但他門下形成了一個與全真教義教制、宗風都有所不同的道派。張三丰的學說與陳摶一派有淵源關係，但陳摶一系，亦與全真道同源，張三丰的學說、行徑更多源自全真道者，張三丰一派當屬元明間新出的全真支派。”；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中亦言：“其隱仙風格，上承陳摶，而更顯示出全真道風格之一面。……從張三丰的隱逸之風看，其思想行徑與陳摶確有淵源關係。《道統源流》謂張三丰於元代師陳致虛，不知何據。”黃兆漢《明代道士張三丰考》從張三丰弟子入手，認為張三丰的弟子丘玄清、盧秋雲、王宗道都或多或少與全真道有關，既然弟子是全真道士，那麼他們的老師張三丰也應該是全真道士，否則與理是說不通的。
從明代當時的情況上來看，官方是將張三丰歸為全真一派的，張三丰的弟子王宗道被明政府授予了全真度牒。另據明葛寅亮《朝天宮重建全真堂記》記載“夫修真者，孤處雲居，棲巖屋樹，遺謝世羅，縱情獨往，草衣木食不為苦，餐風飲露不為槁，彼何屑躄風塵，眷留都會一方幅地居之？考之國初，聖祖楹圖一時，周顛仙、冷協律、張三丰、尹蓬頭皆以霞綃雲佩之姿，從駕臨陣，浮波立浪”。可見，在當時民間社會將周顛、冷謙、尹蓬頭與張三丰等人都歸為全真。
關於張三丰的師承，寶雞金臺觀現存明天順六年《張三丰遺蹟記》中記載“真仙陝西寶雞人，大元中於吾河南開封府鹿邑太清宮出家。吾先世開封之柘城縣人。柘城與鹿邑近犬牙相住，吾家離宮僅十五里。”此碑書於天順六年，堪稱最早談及張三丰的師承的文字記錄，可靠性較高。明陸深的《玉堂漫筆》沿襲了這種說法，後來的《明史稿》中也採用了這一說法，但言“不可考”。
從各地記載張三丰行跡來看，張三丰確在明初活動於河南、安徽一帶。如：乾隆《江南通志》記載：“明張古山，潁州人，生而端重，父母欲為娶妻不從，入迎祥觀為道士，久之召為武當山提點，能言未形事，後入山採藥不知所終。相傳張三丰遊潁，古山師事之，遂得其術。今迎祥觀有混元衣，體制特異，或雲三豐所留也。”明任自垣《敕建大嶽太和山志》載：“張古山，穎上人，居太行王屋山天壇。養素葆和，勤修至道。永樂十五年，朝庭聞其道行，賜大嶽太和宮提點。永樂十六年秋，於清微宮解化。葬於檜林庵。”順治《河南通志》又載：“明張三丰，遼東人，或雲寶雞人。洪武初往來襄、鄧、許、潁之間，嘗居汝州煉真宮，人莫之識已而去，又寓汴延慶觀。” 潁州與汴梁皆去鹿邑不遠，因此，元中期，張三丰在鹿邑太清宮出家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
道教祖庭鹿邑太清宮.山門
鹿邑太清宮在金末毀於戰火。後奉蒙元海都太子之命，丘處機弟子張志素與郝大通弟子王志謹在亳州萬戶張柔的協助下開始重建太清宮。不久，王志謹物故，張志素獨立承擔重建工程。太清宮竣工後，朝廷特旨賜張志素“應緣扶教崇道大宗師”，命住持太清宮。張志素為隨丘處機西行的“十八宗師”之一，教內威望極高，他在太清宮經營十餘年，廣收門眾，太清宮道侶雲集，玄教日興。元末，紅巾軍劉福通建都亳州，拆太清宮建宮闕，太清宮再次被毀。由此看來，張三丰如出家於鹿邑太清宮的話，應為丘處機弟子張志素的法裔。他在元末太清宮被毀之後，開始四處遊歷。因此，陳教友在《長春道教源流》中將張三丰歸入丘處機後全真法嗣是有一定道理的。
元.海都太子令旨碑（今鑲於太清宮太極殿）
張三丰全真道派身份的模糊與明代道教發展的趨勢有很大關係。從元代後期開始，道教各派便開始相互融攝、相互學習道法。明初寺觀合併後，不同道觀與宗派的道士合居於同一道觀之中，全真、正一相互拜師學習，道派師承更加模糊。明代有很多正一道士拜全真道士為師。天師張宇初所編撰《道門十規》中，號召正一道士學習全真道的真功修煉和教制、教風，其本人也師從劉淵然學習全真內丹術。而反過來說，全真道士學習正一道法的情況則更為普遍。明代全真道失去統治者的政治支持，正一科儀法術成為其在民間生存的重要手段。此外，正一道士多在道教管理機構佔據領導地位，具有較強的社會影響力，政府在發放度牒方面也給予正一道更大的方便，這些都吸引了一些全真道士拜正一道為師。這樣一來，明代全真與正一之間的道派師承關係更加模糊，許多道士兼有多派傳承，甚至一些全真道士拿正一道的度牒，不再表明自己的全真身份。明代全真道整體上的鬆散狀況及其與正一諸派之間的師承交錯最終導致了旨在強化全真教內部道派傳承的“派字譜”開始興起，派字譜逐漸成為全真道士身份認同的重要標誌。
太清宮太極殿
張三丰行跡與明代北方全真道觀
張三丰作為明代著名的隱仙道士，明清之際很多地方文獻中記載有他的行跡。他所駐留的地方很多與全真道觀有直接關係。元末明初，北方的全真道觀在戰火中遭遇毀滅性打擊，像大長春宮一樣毀於戰火的全真宮觀不在少數。道觀殘毀以後，道眾四方星散，許多宮觀的全真傳承也就中斷了。因此，陳教友在著《長春道教源流》之時，曾感嘆道：“當明之世，全真之顯著者多出南方，而北方無聞焉，豈元末北方大亂，於時宮觀殘毀、徒眾星散，遂爾失傳耶？”除了戰亂之外，明代統治者的政策與態度也是導致全真道觀減少的原因之一。朱元璋實行道觀合併政策，廢止大量道觀，將各派道士集中於一個道觀，道教的管理者往往是正一道士，使得道觀屬性難以確定。同時，朱元璋認為全真道修身養性獨為自己，正一道益人倫、厚風俗。全真道士應潛隱深山修煉，並不得創建庵堂。明政府所發放的全真度牒也遠遠少於正一度牒。因此，明代，很多北方道觀全真傳承中斷，直到清代才又復興。但是，與張三丰行跡相關的全真道觀在明代大多還是保留了全真傳統，這應該與明統治者對張三丰的崇敬活動有很大關係。
太清宮全景
首先，北方地區最著名張三丰遺蹟應屬陝西寶雞的金臺觀。金臺觀的修建與張三丰有直接關係。民國《寶雞縣誌》引舊志言：“張三丰修道之所，元末邑人楊軌山等修。明宣德八年侍郎張用澣重修，嘉靖二十九年裡人趙世鳳修觀”。《明一統志》載：“張三丰，居寶雞縣東三裡金臺觀。本朝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自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楊軌山等置棺殮訖。臨葬發視之，三豐復生”。觀內張用澣撰《張三丰遺蹟記》雲：“真仙與吾高祖榮相識，常往來於家，託為施主、最親密，亦愛重吾父叔廉公勤學。元末，吾父避兵來邑，佔籍為是邑人。真仙洪武中亦來邑之西關玉陽觀，與道士李白雲老先生交甚厚，旅寓數月。……予時雖幼穉，聞斯言常記之於心。茲適分廵寶雞，公暇乃遊真仙舊時修真洞”。可見，無論是楊軌山還是張用澣，其對金臺觀的修建均與張三丰的神異事蹟有關。另外，據觀內《朝陽洞暨新開呂祖洞文昌祠碑記》記載，嘉靖二十九年“觀有修真、朝陽、飛昇諸洞，后稷、三官、三清、玄帝諸殿，五祖、七真團標。前為玉皇閣，朱楹雕檻，極為壯麗。古柏數株，傳是張真手植”。此時的金臺觀內已經建有五祖七真團標，可見，金臺觀在明代仍屬全真道。
唐.道德經注碑（唐玄宗）
除金臺觀之外，陝西安康的香溪洞與漢中豐都山也有兩處張三丰遺蹟。雍正《陝西通志》卷二十九載“純陽宮，即柴扉道院。在州舊城東南隅，相傳呂仙遺蹟，明萬曆中重修有記。本朝康熙六年，知州王章重建後毀，知州牟文龍重建。其一在州南七裡之香溪溪南，為純陽洞，有遇仙橋、玉皇閣。昔年樓臺掩映，竹樹陰森，宛如圖畫，呂純陽、郭尚灶常棲遲於此。明永樂中，大宗伯胡濙受命訪仙人張三丰，題詩崖壁。” 胡濙詩云：“枝頭小鳥語間闗，野徑無人自往還。扶杖香溪臨絶壁，石橋空聽水潺潺”。可見，香溪洞在明代為柴扉道院，乃是祭祀全真祖師呂洞賓的道場，胡濙尋訪張三丰曾在此題詩，香溪洞應是張三丰曾經出現的地方。《陝西通志》同卷又載：“崇道觀，在縣西北二十五里酆都山，宋元豐年建，元明迄今累代修葺不廢，相傳張三丰嘗居焉。明永樂間，命給事中胡濙訪三豐，至酆都山觀中，三豐正趺坐古柏下，咫尺不見。雲至今柏樹下螻蟻不生。酆都山自西蜀青城山分脈而來，古稱洞天福地，昔有道者王道巖偕門人郭崇仁輩建觀其上，明洪武年住持劉清溪修、王翼記縣誌本觀碑”。酆都山至今留存有景泰二年《豐都山圖景碑》，碑中載有李道安、李道巖、姚道生、白崇誠等道士題名。“道、崇”二輩字相連乃是全真華山派字譜。明代崇道觀應該也是一座與張三丰相關的全真道觀。
同時，與寶雞相鄰的甘肅平涼地區也出現了關於張三丰的記載。崆峒山為天下名山，更是甘肅民眾的祭祀中心。嘉慶《崆峒山志》上卷稱：“張三丰，元末居金臺觀修行，成真證道。……後入太和山，尋入蜀，又入武當山，。洪武初遣三山高道訪於四方，避詔弗至。……成化年遊崆峒五年，人皆不知。”這裡將張三丰的活動年代後推至成化年間，似不可信，但其記載張三丰在洪武初嘗遊崆峒，還是很有可能的。崆峒山上現存有《重刊張三丰避詔碑》，碑雲：“張真人回書：一葉扁舟出離塵，二來江上獨稱尊，三向蓬萊尋伴侶，四海灘頭立姓名，五湖浪裡超生死，六渡江邊釣錦鱗，七絃琴斷無人續，八仙聞我也來迎，九霄自有安身處，十載皇萱不負恩，燒丹煉藥歸山去，那得閒心捧聖文。萬曆四十三年六月吉日主持道人霍真祥，徒張常明立。重刊立石，刻石匠李功能孫。大清乾隆歲次戊午四月初一日。主持全真道人談本玉。”可見，在明代崆峒山便有張三丰避居崆峒等傳聞軼事。嘉靖年間，全真龍門派道士霍真祥在韓藩王室的支持下整修崆峒山時，曾刻碑宣傳張三丰在崆峒山隱居避詔的事蹟。此外，位於甘肅隴南的金蓮洞在明代也出現了關於張三丰的傳聞。嘉慶《徽縣誌》載：“張三丰，初居武當山中二十二年，雲遊長安，既至隴右，居金蓮洞。”同《志》收錄胡濙《金蓮洞》詩：“香書久慕嗟無緣，遍訪豐師感應虔。萬載紅巖生玉筍，千年碧洞結金蓮。雲深喜見通明日，雨驟知逢黯淡天。峭壁真光邀永劫，赤心願睹白衣仙。”金蓮洞所在之隴南位於寶雞入川的必經路徑之一，張三丰曾居寶雞金臺觀，後遊四川。明初胡瀠奉旨尋訪張三丰，亦曾到達隴南一帶。金蓮洞現存明代碑銘數通，其中，弘治《重修金蓮洞三元聖像記》載：永樂庚寅，敕禮部尚書胡榮，捧香書拜謁，題詩、壁記。後復敕使張於恩、監生韓鵬，全真□□真，亦齎香書拜謁，非靈應矣。正德《新修九皇洞記》亦載：“皇明永樂初，太宗皇帝接至人張三丰於宣政殿，才數語，忽瞑晦不知所之，即遣禮部尚書胡榮，遍天下名山古洞而旁訪焉，躡跡至此，守洞者報曰：某年某月某日有一赤腳道人，披氅衣，曳九節杖，昂昂而來，憇半餉，問其姓名不答，徑去，隨有異香芬馥，經旬不散。公曰：此非三仹仙師降臨之時也，即齎捧香書，惆悵留題而返。”碑陰題名有：“上清大洞法師本洞住持靜貞子樊教明，門人呂演清、樊演濟。玉清宮道士辛玄文、張景通，陳靜明”。由此可見，在永樂年間，就有全真道士齎香書拜謁金蓮洞。正德年間金蓮洞住持雖稱“上清大洞法師”，但“教、演”、“玄、靜”等輩字乃是全真華山派與龍門派輩字。
張三丰學道於鹿邑太清宮，又曾在河南一帶遊歷。因此，河南地區也有很多關於張三丰遺蹟記載。順治《河南通志》記載“明張三丰，遼東人，或雲寶雞人。洪武初，往來襄、鄧、許、潁之間，嘗居汝州煉真宮，人莫之識已而去。又寓汴延慶觀時，大理卿王公宇為嬰兒，三豐過其裡，見而異之，謂人曰：此兒他日必貴顯後果如其言天順二年羽化於成都鶴鳴山詔封通微顯化真人。”此處，汝州煉真宮疑為裕州煉真宮，據河南方城縣（裕州）所存大明成化十二年所立《重修煉真宮記》記載：“我朝永樂二年，副都紀趙德銘募人資助，肇造三清、祖師、關王殿宇、聖像及粧塑群真儀容，以為尊承道教之歸。時張三丰真人寓居是宮三載有奇，羽仙之流鹹沐闡教餘光矣。續有住持高復初增修內外山門、方丈等房。”張三丰所題《書煉真宮壁》在《嘉靖南陽府志》、《嘉慶裕州志》及《方城縣誌》中均有記載，詩曰：“悟得惺惺學得痴，到無為處無不為。兩腳任踏塵裡去，一心只與命相隨。眼前世事只如此，耳畔風聲總不知。有時四大醺醺醉，笑問青天我是誰”。另外，通志中還記載張三丰曾寓居汴梁延慶觀。延慶觀的前身為元代著名全真道觀大萬壽朝元宮，元末劉福通將其廢止。洪武六年設道紀司於內，後經多次重修，殿宇巍峨。《如夢錄》中記載有明代延慶觀概況：“延慶觀，大門三間，門前有石獅一對。大門內向東，有關王廟三間；向南，二門三間，正殿供三清天尊。殿後有八瓣琉璃塔，上圓下方，內外純磚砌就，約高四丈，三層。最上一層，向北簷下，刻“通明閣”三字，行書，字大尺餘；下層向南，有洞，內供元帝，並有張三丰遺蹟。西有小殿三間，內住全真道人。地極清幽，過往官員、清客、鉅商多於此寄寓。”在此不但提到明代延慶觀內有張三丰遺蹟，還明確指出內住全真道人，可見明代延慶觀仍是一座全真道觀。
明初，統治者重用來自南方的正一道。全真道被排除出道教管理機構，弘教發展受到了諸多限制。因此，這一時期的全真道顯得頗為沉寂，少見於正史記載。但是，屬全真一系的張三丰卻以其隱仙風範受到了明統治者推崇，聲望彌高。社會上還興起了尋訪張三丰的熱潮，他的活動為沉寂的明代全真道注入了發展活力。
陝西青華宮張三丰石刻像
張三丰與全真道的關係
張三丰的生平和修道隱遁事蹟都充滿著神祕色彩，留下了許多難以考證的記載。從目前留存的記載中並未發現張三丰道派身份，其僅以遊方高道身份收徒授道。因此，其道派宗屬也便有些模糊不清。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認為“張三丰當時似未創宗立派，但他門下形成了一個與全真教義教制、宗風都有所不同的道派。張三丰的學說與陳摶一派有淵源關係，但陳摶一系，亦與全真道同源，張三丰的學說、行徑更多源自全真道者，張三丰一派當屬元明間新出的全真支派。”；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中亦言：“其隱仙風格，上承陳摶，而更顯示出全真道風格之一面。……從張三丰的隱逸之風看，其思想行徑與陳摶確有淵源關係。《道統源流》謂張三丰於元代師陳致虛，不知何據。”黃兆漢《明代道士張三丰考》從張三丰弟子入手，認為張三丰的弟子丘玄清、盧秋雲、王宗道都或多或少與全真道有關，既然弟子是全真道士，那麼他們的老師張三丰也應該是全真道士，否則與理是說不通的。
從明代當時的情況上來看，官方是將張三丰歸為全真一派的，張三丰的弟子王宗道被明政府授予了全真度牒。另據明葛寅亮《朝天宮重建全真堂記》記載“夫修真者，孤處雲居，棲巖屋樹，遺謝世羅，縱情獨往，草衣木食不為苦，餐風飲露不為槁，彼何屑躄風塵，眷留都會一方幅地居之？考之國初，聖祖楹圖一時，周顛仙、冷協律、張三丰、尹蓬頭皆以霞綃雲佩之姿，從駕臨陣，浮波立浪”。可見，在當時民間社會將周顛、冷謙、尹蓬頭與張三丰等人都歸為全真。
關於張三丰的師承，寶雞金臺觀現存明天順六年《張三丰遺蹟記》中記載“真仙陝西寶雞人，大元中於吾河南開封府鹿邑太清宮出家。吾先世開封之柘城縣人。柘城與鹿邑近犬牙相住，吾家離宮僅十五里。”此碑書於天順六年，堪稱最早談及張三丰的師承的文字記錄，可靠性較高。明陸深的《玉堂漫筆》沿襲了這種說法，後來的《明史稿》中也採用了這一說法，但言“不可考”。
從各地記載張三丰行跡來看，張三丰確在明初活動於河南、安徽一帶。如：乾隆《江南通志》記載：“明張古山，潁州人，生而端重，父母欲為娶妻不從，入迎祥觀為道士，久之召為武當山提點，能言未形事，後入山採藥不知所終。相傳張三丰遊潁，古山師事之，遂得其術。今迎祥觀有混元衣，體制特異，或雲三豐所留也。”明任自垣《敕建大嶽太和山志》載：“張古山，穎上人，居太行王屋山天壇。養素葆和，勤修至道。永樂十五年，朝庭聞其道行，賜大嶽太和宮提點。永樂十六年秋，於清微宮解化。葬於檜林庵。”順治《河南通志》又載：“明張三丰，遼東人，或雲寶雞人。洪武初往來襄、鄧、許、潁之間，嘗居汝州煉真宮，人莫之識已而去，又寓汴延慶觀。” 潁州與汴梁皆去鹿邑不遠，因此，元中期，張三丰在鹿邑太清宮出家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
道教祖庭鹿邑太清宮.山門
鹿邑太清宮在金末毀於戰火。後奉蒙元海都太子之命，丘處機弟子張志素與郝大通弟子王志謹在亳州萬戶張柔的協助下開始重建太清宮。不久，王志謹物故，張志素獨立承擔重建工程。太清宮竣工後，朝廷特旨賜張志素“應緣扶教崇道大宗師”，命住持太清宮。張志素為隨丘處機西行的“十八宗師”之一，教內威望極高，他在太清宮經營十餘年，廣收門眾，太清宮道侶雲集，玄教日興。元末，紅巾軍劉福通建都亳州，拆太清宮建宮闕，太清宮再次被毀。由此看來，張三丰如出家於鹿邑太清宮的話，應為丘處機弟子張志素的法裔。他在元末太清宮被毀之後，開始四處遊歷。因此，陳教友在《長春道教源流》中將張三丰歸入丘處機後全真法嗣是有一定道理的。
元.海都太子令旨碑（今鑲於太清宮太極殿）
張三丰全真道派身份的模糊與明代道教發展的趨勢有很大關係。從元代後期開始，道教各派便開始相互融攝、相互學習道法。明初寺觀合併後，不同道觀與宗派的道士合居於同一道觀之中，全真、正一相互拜師學習，道派師承更加模糊。明代有很多正一道士拜全真道士為師。天師張宇初所編撰《道門十規》中，號召正一道士學習全真道的真功修煉和教制、教風，其本人也師從劉淵然學習全真內丹術。而反過來說，全真道士學習正一道法的情況則更為普遍。明代全真道失去統治者的政治支持，正一科儀法術成為其在民間生存的重要手段。此外，正一道士多在道教管理機構佔據領導地位，具有較強的社會影響力，政府在發放度牒方面也給予正一道更大的方便，這些都吸引了一些全真道士拜正一道為師。這樣一來，明代全真與正一之間的道派師承關係更加模糊，許多道士兼有多派傳承，甚至一些全真道士拿正一道的度牒，不再表明自己的全真身份。明代全真道整體上的鬆散狀況及其與正一諸派之間的師承交錯最終導致了旨在強化全真教內部道派傳承的“派字譜”開始興起，派字譜逐漸成為全真道士身份認同的重要標誌。
太清宮太極殿
張三丰行跡與明代北方全真道觀
張三丰作為明代著名的隱仙道士，明清之際很多地方文獻中記載有他的行跡。他所駐留的地方很多與全真道觀有直接關係。元末明初，北方的全真道觀在戰火中遭遇毀滅性打擊，像大長春宮一樣毀於戰火的全真宮觀不在少數。道觀殘毀以後，道眾四方星散，許多宮觀的全真傳承也就中斷了。因此，陳教友在著《長春道教源流》之時，曾感嘆道：“當明之世，全真之顯著者多出南方，而北方無聞焉，豈元末北方大亂，於時宮觀殘毀、徒眾星散，遂爾失傳耶？”除了戰亂之外，明代統治者的政策與態度也是導致全真道觀減少的原因之一。朱元璋實行道觀合併政策，廢止大量道觀，將各派道士集中於一個道觀，道教的管理者往往是正一道士，使得道觀屬性難以確定。同時，朱元璋認為全真道修身養性獨為自己，正一道益人倫、厚風俗。全真道士應潛隱深山修煉，並不得創建庵堂。明政府所發放的全真度牒也遠遠少於正一度牒。因此，明代，很多北方道觀全真傳承中斷，直到清代才又復興。但是，與張三丰行跡相關的全真道觀在明代大多還是保留了全真傳統，這應該與明統治者對張三丰的崇敬活動有很大關係。
太清宮全景
首先，北方地區最著名張三丰遺蹟應屬陝西寶雞的金臺觀。金臺觀的修建與張三丰有直接關係。民國《寶雞縣誌》引舊志言：“張三丰修道之所，元末邑人楊軌山等修。明宣德八年侍郎張用澣重修，嘉靖二十九年裡人趙世鳳修觀”。《明一統志》載：“張三丰，居寶雞縣東三裡金臺觀。本朝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自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楊軌山等置棺殮訖。臨葬發視之，三豐復生”。觀內張用澣撰《張三丰遺蹟記》雲：“真仙與吾高祖榮相識，常往來於家，託為施主、最親密，亦愛重吾父叔廉公勤學。元末，吾父避兵來邑，佔籍為是邑人。真仙洪武中亦來邑之西關玉陽觀，與道士李白雲老先生交甚厚，旅寓數月。……予時雖幼穉，聞斯言常記之於心。茲適分廵寶雞，公暇乃遊真仙舊時修真洞”。可見，無論是楊軌山還是張用澣，其對金臺觀的修建均與張三丰的神異事蹟有關。另外，據觀內《朝陽洞暨新開呂祖洞文昌祠碑記》記載，嘉靖二十九年“觀有修真、朝陽、飛昇諸洞，后稷、三官、三清、玄帝諸殿，五祖、七真團標。前為玉皇閣，朱楹雕檻，極為壯麗。古柏數株，傳是張真手植”。此時的金臺觀內已經建有五祖七真團標，可見，金臺觀在明代仍屬全真道。
唐.道德經注碑（唐玄宗）
除金臺觀之外，陝西安康的香溪洞與漢中豐都山也有兩處張三丰遺蹟。雍正《陝西通志》卷二十九載“純陽宮，即柴扉道院。在州舊城東南隅，相傳呂仙遺蹟，明萬曆中重修有記。本朝康熙六年，知州王章重建後毀，知州牟文龍重建。其一在州南七裡之香溪溪南，為純陽洞，有遇仙橋、玉皇閣。昔年樓臺掩映，竹樹陰森，宛如圖畫，呂純陽、郭尚灶常棲遲於此。明永樂中，大宗伯胡濙受命訪仙人張三丰，題詩崖壁。” 胡濙詩云：“枝頭小鳥語間闗，野徑無人自往還。扶杖香溪臨絶壁，石橋空聽水潺潺”。可見，香溪洞在明代為柴扉道院，乃是祭祀全真祖師呂洞賓的道場，胡濙尋訪張三丰曾在此題詩，香溪洞應是張三丰曾經出現的地方。《陝西通志》同卷又載：“崇道觀，在縣西北二十五里酆都山，宋元豐年建，元明迄今累代修葺不廢，相傳張三丰嘗居焉。明永樂間，命給事中胡濙訪三豐，至酆都山觀中，三豐正趺坐古柏下，咫尺不見。雲至今柏樹下螻蟻不生。酆都山自西蜀青城山分脈而來，古稱洞天福地，昔有道者王道巖偕門人郭崇仁輩建觀其上，明洪武年住持劉清溪修、王翼記縣誌本觀碑”。酆都山至今留存有景泰二年《豐都山圖景碑》，碑中載有李道安、李道巖、姚道生、白崇誠等道士題名。“道、崇”二輩字相連乃是全真華山派字譜。明代崇道觀應該也是一座與張三丰相關的全真道觀。
同時，與寶雞相鄰的甘肅平涼地區也出現了關於張三丰的記載。崆峒山為天下名山，更是甘肅民眾的祭祀中心。嘉慶《崆峒山志》上卷稱：“張三丰，元末居金臺觀修行，成真證道。……後入太和山，尋入蜀，又入武當山，。洪武初遣三山高道訪於四方，避詔弗至。……成化年遊崆峒五年，人皆不知。”這裡將張三丰的活動年代後推至成化年間，似不可信，但其記載張三丰在洪武初嘗遊崆峒，還是很有可能的。崆峒山上現存有《重刊張三丰避詔碑》，碑雲：“張真人回書：一葉扁舟出離塵，二來江上獨稱尊，三向蓬萊尋伴侶，四海灘頭立姓名，五湖浪裡超生死，六渡江邊釣錦鱗，七絃琴斷無人續，八仙聞我也來迎，九霄自有安身處，十載皇萱不負恩，燒丹煉藥歸山去，那得閒心捧聖文。萬曆四十三年六月吉日主持道人霍真祥，徒張常明立。重刊立石，刻石匠李功能孫。大清乾隆歲次戊午四月初一日。主持全真道人談本玉。”可見，在明代崆峒山便有張三丰避居崆峒等傳聞軼事。嘉靖年間，全真龍門派道士霍真祥在韓藩王室的支持下整修崆峒山時，曾刻碑宣傳張三丰在崆峒山隱居避詔的事蹟。此外，位於甘肅隴南的金蓮洞在明代也出現了關於張三丰的傳聞。嘉慶《徽縣誌》載：“張三丰，初居武當山中二十二年，雲遊長安，既至隴右，居金蓮洞。”同《志》收錄胡濙《金蓮洞》詩：“香書久慕嗟無緣，遍訪豐師感應虔。萬載紅巖生玉筍，千年碧洞結金蓮。雲深喜見通明日，雨驟知逢黯淡天。峭壁真光邀永劫，赤心願睹白衣仙。”金蓮洞所在之隴南位於寶雞入川的必經路徑之一，張三丰曾居寶雞金臺觀，後遊四川。明初胡瀠奉旨尋訪張三丰，亦曾到達隴南一帶。金蓮洞現存明代碑銘數通，其中，弘治《重修金蓮洞三元聖像記》載：永樂庚寅，敕禮部尚書胡榮，捧香書拜謁，題詩、壁記。後復敕使張於恩、監生韓鵬，全真□□真，亦齎香書拜謁，非靈應矣。正德《新修九皇洞記》亦載：“皇明永樂初，太宗皇帝接至人張三丰於宣政殿，才數語，忽瞑晦不知所之，即遣禮部尚書胡榮，遍天下名山古洞而旁訪焉，躡跡至此，守洞者報曰：某年某月某日有一赤腳道人，披氅衣，曳九節杖，昂昂而來，憇半餉，問其姓名不答，徑去，隨有異香芬馥，經旬不散。公曰：此非三仹仙師降臨之時也，即齎捧香書，惆悵留題而返。”碑陰題名有：“上清大洞法師本洞住持靜貞子樊教明，門人呂演清、樊演濟。玉清宮道士辛玄文、張景通，陳靜明”。由此可見，在永樂年間，就有全真道士齎香書拜謁金蓮洞。正德年間金蓮洞住持雖稱“上清大洞法師”，但“教、演”、“玄、靜”等輩字乃是全真華山派與龍門派輩字。
張三丰學道於鹿邑太清宮，又曾在河南一帶遊歷。因此，河南地區也有很多關於張三丰遺蹟記載。順治《河南通志》記載“明張三丰，遼東人，或雲寶雞人。洪武初，往來襄、鄧、許、潁之間，嘗居汝州煉真宮，人莫之識已而去。又寓汴延慶觀時，大理卿王公宇為嬰兒，三豐過其裡，見而異之，謂人曰：此兒他日必貴顯後果如其言天順二年羽化於成都鶴鳴山詔封通微顯化真人。”此處，汝州煉真宮疑為裕州煉真宮，據河南方城縣（裕州）所存大明成化十二年所立《重修煉真宮記》記載：“我朝永樂二年，副都紀趙德銘募人資助，肇造三清、祖師、關王殿宇、聖像及粧塑群真儀容，以為尊承道教之歸。時張三丰真人寓居是宮三載有奇，羽仙之流鹹沐闡教餘光矣。續有住持高復初增修內外山門、方丈等房。”張三丰所題《書煉真宮壁》在《嘉靖南陽府志》、《嘉慶裕州志》及《方城縣誌》中均有記載，詩曰：“悟得惺惺學得痴，到無為處無不為。兩腳任踏塵裡去，一心只與命相隨。眼前世事只如此，耳畔風聲總不知。有時四大醺醺醉，笑問青天我是誰”。另外，通志中還記載張三丰曾寓居汴梁延慶觀。延慶觀的前身為元代著名全真道觀大萬壽朝元宮，元末劉福通將其廢止。洪武六年設道紀司於內，後經多次重修，殿宇巍峨。《如夢錄》中記載有明代延慶觀概況：“延慶觀，大門三間，門前有石獅一對。大門內向東，有關王廟三間；向南，二門三間，正殿供三清天尊。殿後有八瓣琉璃塔，上圓下方，內外純磚砌就，約高四丈，三層。最上一層，向北簷下，刻“通明閣”三字，行書，字大尺餘；下層向南，有洞，內供元帝，並有張三丰遺蹟。西有小殿三間，內住全真道人。地極清幽，過往官員、清客、鉅商多於此寄寓。”在此不但提到明代延慶觀內有張三丰遺蹟，還明確指出內住全真道人，可見明代延慶觀仍是一座全真道觀。
最後，在全真道興起的山東地區也有張三丰的行跡記載。康熙《山東通志》記載：“張三丰，本貴州黃平人。永樂間，來隠青州雲門洞，修煉不出一日，往遊勞山，居民蘇觀禮之甚恭。三豐取擔頭耐冬花一枝，挿現庭前，枝葉菁蔥經愈茂。至正月花發，清艶不凡。分枝移之，輒萎死，葢上仙葩也。” 明黃宗昌《嶗山志》亦載“明永樂間，有張三丰者，自青州雲門，來於嶗山下居之居民蘇觀禮焉。邑中初無耐冬花，三豐自海島中攜出一本，植現庭前。雖隆冬嚴雪，葉色愈翠，正月即花，蕃豔可愛。今近三百年，柯幹大小如初，或分櫱株別植，未有能生者。”青州雲門山今存有明嘉靖年間馬丹陽浮雕像；明萬曆年間《雲門山新建吳天宮碑記》中亦有“一、陽、復等輩字全真龍門派道士題名。而明代嶗山的全真道則更為興盛。萬曆二十三年，嶗山太清宮被佛教侵佔，全真道士耿義蘭將御狀遞給神宗。神宗降旨毀寺復宮，並斥巨資重修太清宮，頒賜《道藏》一部為鎮山之寶，敕封耿義蘭為“扶教真人”，欽賜御傘御棍、金冠紫袍，永鎮道場。明代全真教支派隨山派、鶴山派、金山派、金輝派與閻祖派的創派均與嶗山有著密切的關係。其中，徐復陽所創立的鶴山派或為龍門派與張三丰道派相結合的產物。
明初，統治者重用來自南方的正一道。全真道被排除出道教管理機構，弘教發展受到了諸多限制。因此，這一時期的全真道顯得頗為沉寂，少見於正史記載。但是，屬全真一系的張三丰卻以其隱仙風範受到了明統治者推崇，聲望彌高。社會上還興起了尋訪張三丰的熱潮，他的活動為沉寂的明代全真道注入了發展活力。
陝西青華宮張三丰石刻像
張三丰與全真道的關係
張三丰的生平和修道隱遁事蹟都充滿著神祕色彩，留下了許多難以考證的記載。從目前留存的記載中並未發現張三丰道派身份，其僅以遊方高道身份收徒授道。因此，其道派宗屬也便有些模糊不清。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認為“張三丰當時似未創宗立派，但他門下形成了一個與全真教義教制、宗風都有所不同的道派。張三丰的學說與陳摶一派有淵源關係，但陳摶一系，亦與全真道同源，張三丰的學說、行徑更多源自全真道者，張三丰一派當屬元明間新出的全真支派。”；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中亦言：“其隱仙風格，上承陳摶，而更顯示出全真道風格之一面。……從張三丰的隱逸之風看，其思想行徑與陳摶確有淵源關係。《道統源流》謂張三丰於元代師陳致虛，不知何據。”黃兆漢《明代道士張三丰考》從張三丰弟子入手，認為張三丰的弟子丘玄清、盧秋雲、王宗道都或多或少與全真道有關，既然弟子是全真道士，那麼他們的老師張三丰也應該是全真道士，否則與理是說不通的。
從明代當時的情況上來看，官方是將張三丰歸為全真一派的，張三丰的弟子王宗道被明政府授予了全真度牒。另據明葛寅亮《朝天宮重建全真堂記》記載“夫修真者，孤處雲居，棲巖屋樹，遺謝世羅，縱情獨往，草衣木食不為苦，餐風飲露不為槁，彼何屑躄風塵，眷留都會一方幅地居之？考之國初，聖祖楹圖一時，周顛仙、冷協律、張三丰、尹蓬頭皆以霞綃雲佩之姿，從駕臨陣，浮波立浪”。可見，在當時民間社會將周顛、冷謙、尹蓬頭與張三丰等人都歸為全真。
關於張三丰的師承，寶雞金臺觀現存明天順六年《張三丰遺蹟記》中記載“真仙陝西寶雞人，大元中於吾河南開封府鹿邑太清宮出家。吾先世開封之柘城縣人。柘城與鹿邑近犬牙相住，吾家離宮僅十五里。”此碑書於天順六年，堪稱最早談及張三丰的師承的文字記錄，可靠性較高。明陸深的《玉堂漫筆》沿襲了這種說法，後來的《明史稿》中也採用了這一說法，但言“不可考”。
從各地記載張三丰行跡來看，張三丰確在明初活動於河南、安徽一帶。如：乾隆《江南通志》記載：“明張古山，潁州人，生而端重，父母欲為娶妻不從，入迎祥觀為道士，久之召為武當山提點，能言未形事，後入山採藥不知所終。相傳張三丰遊潁，古山師事之，遂得其術。今迎祥觀有混元衣，體制特異，或雲三豐所留也。”明任自垣《敕建大嶽太和山志》載：“張古山，穎上人，居太行王屋山天壇。養素葆和，勤修至道。永樂十五年，朝庭聞其道行，賜大嶽太和宮提點。永樂十六年秋，於清微宮解化。葬於檜林庵。”順治《河南通志》又載：“明張三丰，遼東人，或雲寶雞人。洪武初往來襄、鄧、許、潁之間，嘗居汝州煉真宮，人莫之識已而去，又寓汴延慶觀。” 潁州與汴梁皆去鹿邑不遠，因此，元中期，張三丰在鹿邑太清宮出家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
道教祖庭鹿邑太清宮.山門
鹿邑太清宮在金末毀於戰火。後奉蒙元海都太子之命，丘處機弟子張志素與郝大通弟子王志謹在亳州萬戶張柔的協助下開始重建太清宮。不久，王志謹物故，張志素獨立承擔重建工程。太清宮竣工後，朝廷特旨賜張志素“應緣扶教崇道大宗師”，命住持太清宮。張志素為隨丘處機西行的“十八宗師”之一，教內威望極高，他在太清宮經營十餘年，廣收門眾，太清宮道侶雲集，玄教日興。元末，紅巾軍劉福通建都亳州，拆太清宮建宮闕，太清宮再次被毀。由此看來，張三丰如出家於鹿邑太清宮的話，應為丘處機弟子張志素的法裔。他在元末太清宮被毀之後，開始四處遊歷。因此，陳教友在《長春道教源流》中將張三丰歸入丘處機後全真法嗣是有一定道理的。
元.海都太子令旨碑（今鑲於太清宮太極殿）
張三丰全真道派身份的模糊與明代道教發展的趨勢有很大關係。從元代後期開始，道教各派便開始相互融攝、相互學習道法。明初寺觀合併後，不同道觀與宗派的道士合居於同一道觀之中，全真、正一相互拜師學習，道派師承更加模糊。明代有很多正一道士拜全真道士為師。天師張宇初所編撰《道門十規》中，號召正一道士學習全真道的真功修煉和教制、教風，其本人也師從劉淵然學習全真內丹術。而反過來說，全真道士學習正一道法的情況則更為普遍。明代全真道失去統治者的政治支持，正一科儀法術成為其在民間生存的重要手段。此外，正一道士多在道教管理機構佔據領導地位，具有較強的社會影響力，政府在發放度牒方面也給予正一道更大的方便，這些都吸引了一些全真道士拜正一道為師。這樣一來，明代全真與正一之間的道派師承關係更加模糊，許多道士兼有多派傳承，甚至一些全真道士拿正一道的度牒，不再表明自己的全真身份。明代全真道整體上的鬆散狀況及其與正一諸派之間的師承交錯最終導致了旨在強化全真教內部道派傳承的“派字譜”開始興起，派字譜逐漸成為全真道士身份認同的重要標誌。
太清宮太極殿
張三丰行跡與明代北方全真道觀
張三丰作為明代著名的隱仙道士，明清之際很多地方文獻中記載有他的行跡。他所駐留的地方很多與全真道觀有直接關係。元末明初，北方的全真道觀在戰火中遭遇毀滅性打擊，像大長春宮一樣毀於戰火的全真宮觀不在少數。道觀殘毀以後，道眾四方星散，許多宮觀的全真傳承也就中斷了。因此，陳教友在著《長春道教源流》之時，曾感嘆道：“當明之世，全真之顯著者多出南方，而北方無聞焉，豈元末北方大亂，於時宮觀殘毀、徒眾星散，遂爾失傳耶？”除了戰亂之外，明代統治者的政策與態度也是導致全真道觀減少的原因之一。朱元璋實行道觀合併政策，廢止大量道觀，將各派道士集中於一個道觀，道教的管理者往往是正一道士，使得道觀屬性難以確定。同時，朱元璋認為全真道修身養性獨為自己，正一道益人倫、厚風俗。全真道士應潛隱深山修煉，並不得創建庵堂。明政府所發放的全真度牒也遠遠少於正一度牒。因此，明代，很多北方道觀全真傳承中斷，直到清代才又復興。但是，與張三丰行跡相關的全真道觀在明代大多還是保留了全真傳統，這應該與明統治者對張三丰的崇敬活動有很大關係。
太清宮全景
首先，北方地區最著名張三丰遺蹟應屬陝西寶雞的金臺觀。金臺觀的修建與張三丰有直接關係。民國《寶雞縣誌》引舊志言：“張三丰修道之所，元末邑人楊軌山等修。明宣德八年侍郎張用澣重修，嘉靖二十九年裡人趙世鳳修觀”。《明一統志》載：“張三丰，居寶雞縣東三裡金臺觀。本朝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自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楊軌山等置棺殮訖。臨葬發視之，三豐復生”。觀內張用澣撰《張三丰遺蹟記》雲：“真仙與吾高祖榮相識，常往來於家，託為施主、最親密，亦愛重吾父叔廉公勤學。元末，吾父避兵來邑，佔籍為是邑人。真仙洪武中亦來邑之西關玉陽觀，與道士李白雲老先生交甚厚，旅寓數月。……予時雖幼穉，聞斯言常記之於心。茲適分廵寶雞，公暇乃遊真仙舊時修真洞”。可見，無論是楊軌山還是張用澣，其對金臺觀的修建均與張三丰的神異事蹟有關。另外，據觀內《朝陽洞暨新開呂祖洞文昌祠碑記》記載，嘉靖二十九年“觀有修真、朝陽、飛昇諸洞，后稷、三官、三清、玄帝諸殿，五祖、七真團標。前為玉皇閣，朱楹雕檻，極為壯麗。古柏數株，傳是張真手植”。此時的金臺觀內已經建有五祖七真團標，可見，金臺觀在明代仍屬全真道。
唐.道德經注碑（唐玄宗）
除金臺觀之外，陝西安康的香溪洞與漢中豐都山也有兩處張三丰遺蹟。雍正《陝西通志》卷二十九載“純陽宮，即柴扉道院。在州舊城東南隅，相傳呂仙遺蹟，明萬曆中重修有記。本朝康熙六年，知州王章重建後毀，知州牟文龍重建。其一在州南七裡之香溪溪南，為純陽洞，有遇仙橋、玉皇閣。昔年樓臺掩映，竹樹陰森，宛如圖畫，呂純陽、郭尚灶常棲遲於此。明永樂中，大宗伯胡濙受命訪仙人張三丰，題詩崖壁。” 胡濙詩云：“枝頭小鳥語間闗，野徑無人自往還。扶杖香溪臨絶壁，石橋空聽水潺潺”。可見，香溪洞在明代為柴扉道院，乃是祭祀全真祖師呂洞賓的道場，胡濙尋訪張三丰曾在此題詩，香溪洞應是張三丰曾經出現的地方。《陝西通志》同卷又載：“崇道觀，在縣西北二十五里酆都山，宋元豐年建，元明迄今累代修葺不廢，相傳張三丰嘗居焉。明永樂間，命給事中胡濙訪三豐，至酆都山觀中，三豐正趺坐古柏下，咫尺不見。雲至今柏樹下螻蟻不生。酆都山自西蜀青城山分脈而來，古稱洞天福地，昔有道者王道巖偕門人郭崇仁輩建觀其上，明洪武年住持劉清溪修、王翼記縣誌本觀碑”。酆都山至今留存有景泰二年《豐都山圖景碑》，碑中載有李道安、李道巖、姚道生、白崇誠等道士題名。“道、崇”二輩字相連乃是全真華山派字譜。明代崇道觀應該也是一座與張三丰相關的全真道觀。
同時，與寶雞相鄰的甘肅平涼地區也出現了關於張三丰的記載。崆峒山為天下名山，更是甘肅民眾的祭祀中心。嘉慶《崆峒山志》上卷稱：“張三丰，元末居金臺觀修行，成真證道。……後入太和山，尋入蜀，又入武當山，。洪武初遣三山高道訪於四方，避詔弗至。……成化年遊崆峒五年，人皆不知。”這裡將張三丰的活動年代後推至成化年間，似不可信，但其記載張三丰在洪武初嘗遊崆峒，還是很有可能的。崆峒山上現存有《重刊張三丰避詔碑》，碑雲：“張真人回書：一葉扁舟出離塵，二來江上獨稱尊，三向蓬萊尋伴侶，四海灘頭立姓名，五湖浪裡超生死，六渡江邊釣錦鱗，七絃琴斷無人續，八仙聞我也來迎，九霄自有安身處，十載皇萱不負恩，燒丹煉藥歸山去，那得閒心捧聖文。萬曆四十三年六月吉日主持道人霍真祥，徒張常明立。重刊立石，刻石匠李功能孫。大清乾隆歲次戊午四月初一日。主持全真道人談本玉。”可見，在明代崆峒山便有張三丰避居崆峒等傳聞軼事。嘉靖年間，全真龍門派道士霍真祥在韓藩王室的支持下整修崆峒山時，曾刻碑宣傳張三丰在崆峒山隱居避詔的事蹟。此外，位於甘肅隴南的金蓮洞在明代也出現了關於張三丰的傳聞。嘉慶《徽縣誌》載：“張三丰，初居武當山中二十二年，雲遊長安，既至隴右，居金蓮洞。”同《志》收錄胡濙《金蓮洞》詩：“香書久慕嗟無緣，遍訪豐師感應虔。萬載紅巖生玉筍，千年碧洞結金蓮。雲深喜見通明日，雨驟知逢黯淡天。峭壁真光邀永劫，赤心願睹白衣仙。”金蓮洞所在之隴南位於寶雞入川的必經路徑之一，張三丰曾居寶雞金臺觀，後遊四川。明初胡瀠奉旨尋訪張三丰，亦曾到達隴南一帶。金蓮洞現存明代碑銘數通，其中，弘治《重修金蓮洞三元聖像記》載：永樂庚寅，敕禮部尚書胡榮，捧香書拜謁，題詩、壁記。後復敕使張於恩、監生韓鵬，全真□□真，亦齎香書拜謁，非靈應矣。正德《新修九皇洞記》亦載：“皇明永樂初，太宗皇帝接至人張三丰於宣政殿，才數語，忽瞑晦不知所之，即遣禮部尚書胡榮，遍天下名山古洞而旁訪焉，躡跡至此，守洞者報曰：某年某月某日有一赤腳道人，披氅衣，曳九節杖，昂昂而來，憇半餉，問其姓名不答，徑去，隨有異香芬馥，經旬不散。公曰：此非三仹仙師降臨之時也，即齎捧香書，惆悵留題而返。”碑陰題名有：“上清大洞法師本洞住持靜貞子樊教明，門人呂演清、樊演濟。玉清宮道士辛玄文、張景通，陳靜明”。由此可見，在永樂年間，就有全真道士齎香書拜謁金蓮洞。正德年間金蓮洞住持雖稱“上清大洞法師”，但“教、演”、“玄、靜”等輩字乃是全真華山派與龍門派輩字。
張三丰學道於鹿邑太清宮，又曾在河南一帶遊歷。因此，河南地區也有很多關於張三丰遺蹟記載。順治《河南通志》記載“明張三丰，遼東人，或雲寶雞人。洪武初，往來襄、鄧、許、潁之間，嘗居汝州煉真宮，人莫之識已而去。又寓汴延慶觀時，大理卿王公宇為嬰兒，三豐過其裡，見而異之，謂人曰：此兒他日必貴顯後果如其言天順二年羽化於成都鶴鳴山詔封通微顯化真人。”此處，汝州煉真宮疑為裕州煉真宮，據河南方城縣（裕州）所存大明成化十二年所立《重修煉真宮記》記載：“我朝永樂二年，副都紀趙德銘募人資助，肇造三清、祖師、關王殿宇、聖像及粧塑群真儀容，以為尊承道教之歸。時張三丰真人寓居是宮三載有奇，羽仙之流鹹沐闡教餘光矣。續有住持高復初增修內外山門、方丈等房。”張三丰所題《書煉真宮壁》在《嘉靖南陽府志》、《嘉慶裕州志》及《方城縣誌》中均有記載，詩曰：“悟得惺惺學得痴，到無為處無不為。兩腳任踏塵裡去，一心只與命相隨。眼前世事只如此，耳畔風聲總不知。有時四大醺醺醉，笑問青天我是誰”。另外，通志中還記載張三丰曾寓居汴梁延慶觀。延慶觀的前身為元代著名全真道觀大萬壽朝元宮，元末劉福通將其廢止。洪武六年設道紀司於內，後經多次重修，殿宇巍峨。《如夢錄》中記載有明代延慶觀概況：“延慶觀，大門三間，門前有石獅一對。大門內向東，有關王廟三間；向南，二門三間，正殿供三清天尊。殿後有八瓣琉璃塔，上圓下方，內外純磚砌就，約高四丈，三層。最上一層，向北簷下，刻“通明閣”三字，行書，字大尺餘；下層向南，有洞，內供元帝，並有張三丰遺蹟。西有小殿三間，內住全真道人。地極清幽，過往官員、清客、鉅商多於此寄寓。”在此不但提到明代延慶觀內有張三丰遺蹟，還明確指出內住全真道人，可見明代延慶觀仍是一座全真道觀。
最後，在全真道興起的山東地區也有張三丰的行跡記載。康熙《山東通志》記載：“張三丰，本貴州黃平人。永樂間，來隠青州雲門洞，修煉不出一日，往遊勞山，居民蘇觀禮之甚恭。三豐取擔頭耐冬花一枝，挿現庭前，枝葉菁蔥經愈茂。至正月花發，清艶不凡。分枝移之，輒萎死，葢上仙葩也。” 明黃宗昌《嶗山志》亦載“明永樂間，有張三丰者，自青州雲門，來於嶗山下居之居民蘇觀禮焉。邑中初無耐冬花，三豐自海島中攜出一本，植現庭前。雖隆冬嚴雪，葉色愈翠，正月即花，蕃豔可愛。今近三百年，柯幹大小如初，或分櫱株別植，未有能生者。”青州雲門山今存有明嘉靖年間馬丹陽浮雕像；明萬曆年間《雲門山新建吳天宮碑記》中亦有“一、陽、復等輩字全真龍門派道士題名。而明代嶗山的全真道則更為興盛。萬曆二十三年，嶗山太清宮被佛教侵佔，全真道士耿義蘭將御狀遞給神宗。神宗降旨毀寺復宮，並斥巨資重修太清宮，頒賜《道藏》一部為鎮山之寶，敕封耿義蘭為“扶教真人”，欽賜御傘御棍、金冠紫袍，永鎮道場。明代全真教支派隨山派、鶴山派、金山派、金輝派與閻祖派的創派均與嶗山有著密切的關係。其中，徐復陽所創立的鶴山派或為龍門派與張三丰道派相結合的產物。
太清宮.三清殿
張三丰對明代全真道的影響
明代，張三丰隱遁高蹈、避詔不現，在朝野上下可謂是聲名赫赫。再加之他灑脫不羈的風度和超常的氣功異能，使得他在短短的幾十年間被各個階層奉為神仙。關於他的各種神奇傳說廣為流傳，各地為其建廟、塑像，加以崇拜。明初的張三丰崇拜對全真道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首先，張三丰行為事蹟為全真教面向民間社會發展做出了榜樣，擴大了全真道在世俗社會的影響。張三丰以隱逸而著名，在明代社會影響很大。隨著屢次尋訪不得，張三丰不慕權貴，隱遁高蹈的宗師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從各家記載中，張三丰混跡於世俗社會的底層民眾之中，生活艱苦，卻有著奇異的能力，為民眾解決疾苦。他的苦行風範和高深道行體現世俗社會對於道教神仙的標準。因此，張三丰成為了民眾心目中的活神仙。關於其神蹟與聖物的傳說屢見不鮮，大江南北到處都流傳其濟世度人的故事。全真教在元代後期因上層的腐化而由鼎盛走向衰落。明朝建立以後，統治者重視正一道，全真道失去上層發展空間，甚為沉寂，罕見有影響的高道出現。受皇帝徵召，賜號封官者更少。而張三丰的獨樹一支為明代的全真道士們做出了榜樣，他們改變了元末全真教上層的奢靡風氣，恢復了傳教初期的精嚴戒律與清修傳統，生活艱苦，戒行精嚴。許多全真道士兼修正一的科儀法術，並掌握有一定的醫藥養生知識，在民間社會受歡迎。明代全真道士的奇行異跡與為民療疾苦的慈善行為，不但吸引民間的大量信徒，而且逐漸影響到了一批文化精英，為後來全真教的復興奠定了基礎。
明初，統治者重用來自南方的正一道。全真道被排除出道教管理機構，弘教發展受到了諸多限制。因此，這一時期的全真道顯得頗為沉寂，少見於正史記載。但是，屬全真一系的張三丰卻以其隱仙風範受到了明統治者推崇，聲望彌高。社會上還興起了尋訪張三丰的熱潮，他的活動為沉寂的明代全真道注入了發展活力。
陝西青華宮張三丰石刻像
張三丰與全真道的關係
張三丰的生平和修道隱遁事蹟都充滿著神祕色彩，留下了許多難以考證的記載。從目前留存的記載中並未發現張三丰道派身份，其僅以遊方高道身份收徒授道。因此，其道派宗屬也便有些模糊不清。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認為“張三丰當時似未創宗立派，但他門下形成了一個與全真教義教制、宗風都有所不同的道派。張三丰的學說與陳摶一派有淵源關係，但陳摶一系，亦與全真道同源，張三丰的學說、行徑更多源自全真道者，張三丰一派當屬元明間新出的全真支派。”；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中亦言：“其隱仙風格，上承陳摶，而更顯示出全真道風格之一面。……從張三丰的隱逸之風看，其思想行徑與陳摶確有淵源關係。《道統源流》謂張三丰於元代師陳致虛，不知何據。”黃兆漢《明代道士張三丰考》從張三丰弟子入手，認為張三丰的弟子丘玄清、盧秋雲、王宗道都或多或少與全真道有關，既然弟子是全真道士，那麼他們的老師張三丰也應該是全真道士，否則與理是說不通的。
從明代當時的情況上來看，官方是將張三丰歸為全真一派的，張三丰的弟子王宗道被明政府授予了全真度牒。另據明葛寅亮《朝天宮重建全真堂記》記載“夫修真者，孤處雲居，棲巖屋樹，遺謝世羅，縱情獨往，草衣木食不為苦，餐風飲露不為槁，彼何屑躄風塵，眷留都會一方幅地居之？考之國初，聖祖楹圖一時，周顛仙、冷協律、張三丰、尹蓬頭皆以霞綃雲佩之姿，從駕臨陣，浮波立浪”。可見，在當時民間社會將周顛、冷謙、尹蓬頭與張三丰等人都歸為全真。
關於張三丰的師承，寶雞金臺觀現存明天順六年《張三丰遺蹟記》中記載“真仙陝西寶雞人，大元中於吾河南開封府鹿邑太清宮出家。吾先世開封之柘城縣人。柘城與鹿邑近犬牙相住，吾家離宮僅十五里。”此碑書於天順六年，堪稱最早談及張三丰的師承的文字記錄，可靠性較高。明陸深的《玉堂漫筆》沿襲了這種說法，後來的《明史稿》中也採用了這一說法，但言“不可考”。
從各地記載張三丰行跡來看，張三丰確在明初活動於河南、安徽一帶。如：乾隆《江南通志》記載：“明張古山，潁州人，生而端重，父母欲為娶妻不從，入迎祥觀為道士，久之召為武當山提點，能言未形事，後入山採藥不知所終。相傳張三丰遊潁，古山師事之，遂得其術。今迎祥觀有混元衣，體制特異，或雲三豐所留也。”明任自垣《敕建大嶽太和山志》載：“張古山，穎上人，居太行王屋山天壇。養素葆和，勤修至道。永樂十五年，朝庭聞其道行，賜大嶽太和宮提點。永樂十六年秋，於清微宮解化。葬於檜林庵。”順治《河南通志》又載：“明張三丰，遼東人，或雲寶雞人。洪武初往來襄、鄧、許、潁之間，嘗居汝州煉真宮，人莫之識已而去，又寓汴延慶觀。” 潁州與汴梁皆去鹿邑不遠，因此，元中期，張三丰在鹿邑太清宮出家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
道教祖庭鹿邑太清宮.山門
鹿邑太清宮在金末毀於戰火。後奉蒙元海都太子之命，丘處機弟子張志素與郝大通弟子王志謹在亳州萬戶張柔的協助下開始重建太清宮。不久，王志謹物故，張志素獨立承擔重建工程。太清宮竣工後，朝廷特旨賜張志素“應緣扶教崇道大宗師”，命住持太清宮。張志素為隨丘處機西行的“十八宗師”之一，教內威望極高，他在太清宮經營十餘年，廣收門眾，太清宮道侶雲集，玄教日興。元末，紅巾軍劉福通建都亳州，拆太清宮建宮闕，太清宮再次被毀。由此看來，張三丰如出家於鹿邑太清宮的話，應為丘處機弟子張志素的法裔。他在元末太清宮被毀之後，開始四處遊歷。因此，陳教友在《長春道教源流》中將張三丰歸入丘處機後全真法嗣是有一定道理的。
元.海都太子令旨碑（今鑲於太清宮太極殿）
張三丰全真道派身份的模糊與明代道教發展的趨勢有很大關係。從元代後期開始，道教各派便開始相互融攝、相互學習道法。明初寺觀合併後，不同道觀與宗派的道士合居於同一道觀之中，全真、正一相互拜師學習，道派師承更加模糊。明代有很多正一道士拜全真道士為師。天師張宇初所編撰《道門十規》中，號召正一道士學習全真道的真功修煉和教制、教風，其本人也師從劉淵然學習全真內丹術。而反過來說，全真道士學習正一道法的情況則更為普遍。明代全真道失去統治者的政治支持，正一科儀法術成為其在民間生存的重要手段。此外，正一道士多在道教管理機構佔據領導地位，具有較強的社會影響力，政府在發放度牒方面也給予正一道更大的方便，這些都吸引了一些全真道士拜正一道為師。這樣一來，明代全真與正一之間的道派師承關係更加模糊，許多道士兼有多派傳承，甚至一些全真道士拿正一道的度牒，不再表明自己的全真身份。明代全真道整體上的鬆散狀況及其與正一諸派之間的師承交錯最終導致了旨在強化全真教內部道派傳承的“派字譜”開始興起，派字譜逐漸成為全真道士身份認同的重要標誌。
太清宮太極殿
張三丰行跡與明代北方全真道觀
張三丰作為明代著名的隱仙道士，明清之際很多地方文獻中記載有他的行跡。他所駐留的地方很多與全真道觀有直接關係。元末明初，北方的全真道觀在戰火中遭遇毀滅性打擊，像大長春宮一樣毀於戰火的全真宮觀不在少數。道觀殘毀以後，道眾四方星散，許多宮觀的全真傳承也就中斷了。因此，陳教友在著《長春道教源流》之時，曾感嘆道：“當明之世，全真之顯著者多出南方，而北方無聞焉，豈元末北方大亂，於時宮觀殘毀、徒眾星散，遂爾失傳耶？”除了戰亂之外，明代統治者的政策與態度也是導致全真道觀減少的原因之一。朱元璋實行道觀合併政策，廢止大量道觀，將各派道士集中於一個道觀，道教的管理者往往是正一道士，使得道觀屬性難以確定。同時，朱元璋認為全真道修身養性獨為自己，正一道益人倫、厚風俗。全真道士應潛隱深山修煉，並不得創建庵堂。明政府所發放的全真度牒也遠遠少於正一度牒。因此，明代，很多北方道觀全真傳承中斷，直到清代才又復興。但是，與張三丰行跡相關的全真道觀在明代大多還是保留了全真傳統，這應該與明統治者對張三丰的崇敬活動有很大關係。
太清宮全景
首先，北方地區最著名張三丰遺蹟應屬陝西寶雞的金臺觀。金臺觀的修建與張三丰有直接關係。民國《寶雞縣誌》引舊志言：“張三丰修道之所，元末邑人楊軌山等修。明宣德八年侍郎張用澣重修，嘉靖二十九年裡人趙世鳳修觀”。《明一統志》載：“張三丰，居寶雞縣東三裡金臺觀。本朝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自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楊軌山等置棺殮訖。臨葬發視之，三豐復生”。觀內張用澣撰《張三丰遺蹟記》雲：“真仙與吾高祖榮相識，常往來於家，託為施主、最親密，亦愛重吾父叔廉公勤學。元末，吾父避兵來邑，佔籍為是邑人。真仙洪武中亦來邑之西關玉陽觀，與道士李白雲老先生交甚厚，旅寓數月。……予時雖幼穉，聞斯言常記之於心。茲適分廵寶雞，公暇乃遊真仙舊時修真洞”。可見，無論是楊軌山還是張用澣，其對金臺觀的修建均與張三丰的神異事蹟有關。另外，據觀內《朝陽洞暨新開呂祖洞文昌祠碑記》記載，嘉靖二十九年“觀有修真、朝陽、飛昇諸洞，后稷、三官、三清、玄帝諸殿，五祖、七真團標。前為玉皇閣，朱楹雕檻，極為壯麗。古柏數株，傳是張真手植”。此時的金臺觀內已經建有五祖七真團標，可見，金臺觀在明代仍屬全真道。
唐.道德經注碑（唐玄宗）
除金臺觀之外，陝西安康的香溪洞與漢中豐都山也有兩處張三丰遺蹟。雍正《陝西通志》卷二十九載“純陽宮，即柴扉道院。在州舊城東南隅，相傳呂仙遺蹟，明萬曆中重修有記。本朝康熙六年，知州王章重建後毀，知州牟文龍重建。其一在州南七裡之香溪溪南，為純陽洞，有遇仙橋、玉皇閣。昔年樓臺掩映，竹樹陰森，宛如圖畫，呂純陽、郭尚灶常棲遲於此。明永樂中，大宗伯胡濙受命訪仙人張三丰，題詩崖壁。” 胡濙詩云：“枝頭小鳥語間闗，野徑無人自往還。扶杖香溪臨絶壁，石橋空聽水潺潺”。可見，香溪洞在明代為柴扉道院，乃是祭祀全真祖師呂洞賓的道場，胡濙尋訪張三丰曾在此題詩，香溪洞應是張三丰曾經出現的地方。《陝西通志》同卷又載：“崇道觀，在縣西北二十五里酆都山，宋元豐年建，元明迄今累代修葺不廢，相傳張三丰嘗居焉。明永樂間，命給事中胡濙訪三豐，至酆都山觀中，三豐正趺坐古柏下，咫尺不見。雲至今柏樹下螻蟻不生。酆都山自西蜀青城山分脈而來，古稱洞天福地，昔有道者王道巖偕門人郭崇仁輩建觀其上，明洪武年住持劉清溪修、王翼記縣誌本觀碑”。酆都山至今留存有景泰二年《豐都山圖景碑》，碑中載有李道安、李道巖、姚道生、白崇誠等道士題名。“道、崇”二輩字相連乃是全真華山派字譜。明代崇道觀應該也是一座與張三丰相關的全真道觀。
同時，與寶雞相鄰的甘肅平涼地區也出現了關於張三丰的記載。崆峒山為天下名山，更是甘肅民眾的祭祀中心。嘉慶《崆峒山志》上卷稱：“張三丰，元末居金臺觀修行，成真證道。……後入太和山，尋入蜀，又入武當山，。洪武初遣三山高道訪於四方，避詔弗至。……成化年遊崆峒五年，人皆不知。”這裡將張三丰的活動年代後推至成化年間，似不可信，但其記載張三丰在洪武初嘗遊崆峒，還是很有可能的。崆峒山上現存有《重刊張三丰避詔碑》，碑雲：“張真人回書：一葉扁舟出離塵，二來江上獨稱尊，三向蓬萊尋伴侶，四海灘頭立姓名，五湖浪裡超生死，六渡江邊釣錦鱗，七絃琴斷無人續，八仙聞我也來迎，九霄自有安身處，十載皇萱不負恩，燒丹煉藥歸山去，那得閒心捧聖文。萬曆四十三年六月吉日主持道人霍真祥，徒張常明立。重刊立石，刻石匠李功能孫。大清乾隆歲次戊午四月初一日。主持全真道人談本玉。”可見，在明代崆峒山便有張三丰避居崆峒等傳聞軼事。嘉靖年間，全真龍門派道士霍真祥在韓藩王室的支持下整修崆峒山時，曾刻碑宣傳張三丰在崆峒山隱居避詔的事蹟。此外，位於甘肅隴南的金蓮洞在明代也出現了關於張三丰的傳聞。嘉慶《徽縣誌》載：“張三丰，初居武當山中二十二年，雲遊長安，既至隴右，居金蓮洞。”同《志》收錄胡濙《金蓮洞》詩：“香書久慕嗟無緣，遍訪豐師感應虔。萬載紅巖生玉筍，千年碧洞結金蓮。雲深喜見通明日，雨驟知逢黯淡天。峭壁真光邀永劫，赤心願睹白衣仙。”金蓮洞所在之隴南位於寶雞入川的必經路徑之一，張三丰曾居寶雞金臺觀，後遊四川。明初胡瀠奉旨尋訪張三丰，亦曾到達隴南一帶。金蓮洞現存明代碑銘數通，其中，弘治《重修金蓮洞三元聖像記》載：永樂庚寅，敕禮部尚書胡榮，捧香書拜謁，題詩、壁記。後復敕使張於恩、監生韓鵬，全真□□真，亦齎香書拜謁，非靈應矣。正德《新修九皇洞記》亦載：“皇明永樂初，太宗皇帝接至人張三丰於宣政殿，才數語，忽瞑晦不知所之，即遣禮部尚書胡榮，遍天下名山古洞而旁訪焉，躡跡至此，守洞者報曰：某年某月某日有一赤腳道人，披氅衣，曳九節杖，昂昂而來，憇半餉，問其姓名不答，徑去，隨有異香芬馥，經旬不散。公曰：此非三仹仙師降臨之時也，即齎捧香書，惆悵留題而返。”碑陰題名有：“上清大洞法師本洞住持靜貞子樊教明，門人呂演清、樊演濟。玉清宮道士辛玄文、張景通，陳靜明”。由此可見，在永樂年間，就有全真道士齎香書拜謁金蓮洞。正德年間金蓮洞住持雖稱“上清大洞法師”，但“教、演”、“玄、靜”等輩字乃是全真華山派與龍門派輩字。
張三丰學道於鹿邑太清宮，又曾在河南一帶遊歷。因此，河南地區也有很多關於張三丰遺蹟記載。順治《河南通志》記載“明張三丰，遼東人，或雲寶雞人。洪武初，往來襄、鄧、許、潁之間，嘗居汝州煉真宮，人莫之識已而去。又寓汴延慶觀時，大理卿王公宇為嬰兒，三豐過其裡，見而異之，謂人曰：此兒他日必貴顯後果如其言天順二年羽化於成都鶴鳴山詔封通微顯化真人。”此處，汝州煉真宮疑為裕州煉真宮，據河南方城縣（裕州）所存大明成化十二年所立《重修煉真宮記》記載：“我朝永樂二年，副都紀趙德銘募人資助，肇造三清、祖師、關王殿宇、聖像及粧塑群真儀容，以為尊承道教之歸。時張三丰真人寓居是宮三載有奇，羽仙之流鹹沐闡教餘光矣。續有住持高復初增修內外山門、方丈等房。”張三丰所題《書煉真宮壁》在《嘉靖南陽府志》、《嘉慶裕州志》及《方城縣誌》中均有記載，詩曰：“悟得惺惺學得痴，到無為處無不為。兩腳任踏塵裡去，一心只與命相隨。眼前世事只如此，耳畔風聲總不知。有時四大醺醺醉，笑問青天我是誰”。另外，通志中還記載張三丰曾寓居汴梁延慶觀。延慶觀的前身為元代著名全真道觀大萬壽朝元宮，元末劉福通將其廢止。洪武六年設道紀司於內，後經多次重修，殿宇巍峨。《如夢錄》中記載有明代延慶觀概況：“延慶觀，大門三間，門前有石獅一對。大門內向東，有關王廟三間；向南，二門三間，正殿供三清天尊。殿後有八瓣琉璃塔，上圓下方，內外純磚砌就，約高四丈，三層。最上一層，向北簷下，刻“通明閣”三字，行書，字大尺餘；下層向南，有洞，內供元帝，並有張三丰遺蹟。西有小殿三間，內住全真道人。地極清幽，過往官員、清客、鉅商多於此寄寓。”在此不但提到明代延慶觀內有張三丰遺蹟，還明確指出內住全真道人，可見明代延慶觀仍是一座全真道觀。
最後，在全真道興起的山東地區也有張三丰的行跡記載。康熙《山東通志》記載：“張三丰，本貴州黃平人。永樂間，來隠青州雲門洞，修煉不出一日，往遊勞山，居民蘇觀禮之甚恭。三豐取擔頭耐冬花一枝，挿現庭前，枝葉菁蔥經愈茂。至正月花發，清艶不凡。分枝移之，輒萎死，葢上仙葩也。” 明黃宗昌《嶗山志》亦載“明永樂間，有張三丰者，自青州雲門，來於嶗山下居之居民蘇觀禮焉。邑中初無耐冬花，三豐自海島中攜出一本，植現庭前。雖隆冬嚴雪，葉色愈翠，正月即花，蕃豔可愛。今近三百年，柯幹大小如初，或分櫱株別植，未有能生者。”青州雲門山今存有明嘉靖年間馬丹陽浮雕像；明萬曆年間《雲門山新建吳天宮碑記》中亦有“一、陽、復等輩字全真龍門派道士題名。而明代嶗山的全真道則更為興盛。萬曆二十三年，嶗山太清宮被佛教侵佔，全真道士耿義蘭將御狀遞給神宗。神宗降旨毀寺復宮，並斥巨資重修太清宮，頒賜《道藏》一部為鎮山之寶，敕封耿義蘭為“扶教真人”，欽賜御傘御棍、金冠紫袍，永鎮道場。明代全真教支派隨山派、鶴山派、金山派、金輝派與閻祖派的創派均與嶗山有著密切的關係。其中，徐復陽所創立的鶴山派或為龍門派與張三丰道派相結合的產物。
太清宮.三清殿
張三丰對明代全真道的影響
明代，張三丰隱遁高蹈、避詔不現，在朝野上下可謂是聲名赫赫。再加之他灑脫不羈的風度和超常的氣功異能，使得他在短短的幾十年間被各個階層奉為神仙。關於他的各種神奇傳說廣為流傳，各地為其建廟、塑像，加以崇拜。明初的張三丰崇拜對全真道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首先，張三丰行為事蹟為全真教面向民間社會發展做出了榜樣，擴大了全真道在世俗社會的影響。張三丰以隱逸而著名，在明代社會影響很大。隨著屢次尋訪不得，張三丰不慕權貴，隱遁高蹈的宗師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從各家記載中，張三丰混跡於世俗社會的底層民眾之中，生活艱苦，卻有著奇異的能力，為民眾解決疾苦。他的苦行風範和高深道行體現世俗社會對於道教神仙的標準。因此，張三丰成為了民眾心目中的活神仙。關於其神蹟與聖物的傳說屢見不鮮，大江南北到處都流傳其濟世度人的故事。全真教在元代後期因上層的腐化而由鼎盛走向衰落。明朝建立以後，統治者重視正一道，全真道失去上層發展空間，甚為沉寂，罕見有影響的高道出現。受皇帝徵召，賜號封官者更少。而張三丰的獨樹一支為明代的全真道士們做出了榜樣，他們改變了元末全真教上層的奢靡風氣，恢復了傳教初期的精嚴戒律與清修傳統，生活艱苦，戒行精嚴。許多全真道士兼修正一的科儀法術，並掌握有一定的醫藥養生知識，在民間社會受歡迎。明代全真道士的奇行異跡與為民療疾苦的慈善行為，不但吸引民間的大量信徒，而且逐漸影響到了一批文化精英，為後來全真教的復興奠定了基礎。
鹿邑太清宮
其次，張三丰的神蹟與聖物成為全真道觀發展的文化資本。張三丰在明朝是舉世敬仰的“活神仙”。其在全真道觀的駐留以及所留下的神蹟與聖物，都是道觀寶貴的精神財富。以寶雞金臺觀為例，相傳張三丰曾在此死而復生，並留下有親植古柏、九節藤杖、混元衣等。這些仙蹟、聖物使金臺觀除了作為道教活動基地之外，還成為了當地著名的文化景觀。地方官紳對其極為重視，來此尋訪仙蹟的文人士大夫絡繹不絕。推鳳翔府事範宗鎮曾將明永樂、天順皇帝《贈張三丰書制》刻碑立於金臺觀，並寫下《謁仙師張三丰洞用南陽張公韻》。詩中有云：“九節蒼藤杖還在，三篇玄要道傳真”，便是指張三丰所遺留下來的九節藤杖。還有明代天文學家、陝西按察副使邢雲路在遊寶雞金臺觀時，見張三丰九節杖、混元衣仍在，寫下“修真何處覓層城，觀起金臺接太清；鳩杖尚留九節在，霞衣猶見五株輕”等句。名士的駐留與推崇，無疑給道觀帶來一種名人效應，使得這些道觀聲名遠播，香火鼎盛。張三丰的仙蹟傳說與眾多文士高賢為道觀撰寫文章或題詠可以看作一種象徵性資本或文化資本，這些文化資本能夠給寺觀帶來巨大的社會影響，這些社會影響轉化為經濟資本便是道觀香火的旺盛與規模的發展。
最後，張三丰作為明代內丹大家，對於全真內丹術在明代社會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明代，世俗社會對於內丹煉養的接納深度與廣度在中國歷史上都堪稱空前絕後。其時，社會各階層，上至皇帝、藩王，中至知識精英，下達底層民眾都有不少成員，通過不同方式參與內丹術的修煉與傳播。張三丰作為著名全真高道，其內丹著作在社會中影響廣泛。據明代朱睦楔著《萬卷堂書》記載，張三丰內丹著作有《金丹小成》一卷、《金丹直指》一卷、《修養保身祕法》一卷；黃虞稷撰《千頃堂書目》載有《金液還丹捷徑口訣》一卷、《金丹直指》一卷；《明史·藝文志》載有《金丹直指》一卷、《金丹祕旨》一卷。寶雞金臺觀《贈張三丰書制碑》記載，張三丰曾著《金丹玄要》三篇。嘉靖《天水冰山錄》又載，在查抄嚴嵩時，還發現其藏有手抄本的《張三丰金丹節》一部。清代，四川樂山人李西月吸收張三丰內丹煉養之道，創立內丹西派，算是張三丰內丹學說的繼承者。
——轉自 《張三丰與明代全真道》 張方（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
明初，統治者重用來自南方的正一道。全真道被排除出道教管理機構，弘教發展受到了諸多限制。因此，這一時期的全真道顯得頗為沉寂，少見於正史記載。但是，屬全真一系的張三丰卻以其隱仙風範受到了明統治者推崇，聲望彌高。社會上還興起了尋訪張三丰的熱潮，他的活動為沉寂的明代全真道注入了發展活力。
陝西青華宮張三丰石刻像
張三丰與全真道的關係
張三丰的生平和修道隱遁事蹟都充滿著神祕色彩，留下了許多難以考證的記載。從目前留存的記載中並未發現張三丰道派身份，其僅以遊方高道身份收徒授道。因此，其道派宗屬也便有些模糊不清。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認為“張三丰當時似未創宗立派，但他門下形成了一個與全真教義教制、宗風都有所不同的道派。張三丰的學說與陳摶一派有淵源關係，但陳摶一系，亦與全真道同源，張三丰的學說、行徑更多源自全真道者，張三丰一派當屬元明間新出的全真支派。”；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中亦言：“其隱仙風格，上承陳摶，而更顯示出全真道風格之一面。……從張三丰的隱逸之風看，其思想行徑與陳摶確有淵源關係。《道統源流》謂張三丰於元代師陳致虛，不知何據。”黃兆漢《明代道士張三丰考》從張三丰弟子入手，認為張三丰的弟子丘玄清、盧秋雲、王宗道都或多或少與全真道有關，既然弟子是全真道士，那麼他們的老師張三丰也應該是全真道士，否則與理是說不通的。
從明代當時的情況上來看，官方是將張三丰歸為全真一派的，張三丰的弟子王宗道被明政府授予了全真度牒。另據明葛寅亮《朝天宮重建全真堂記》記載“夫修真者，孤處雲居，棲巖屋樹，遺謝世羅，縱情獨往，草衣木食不為苦，餐風飲露不為槁，彼何屑躄風塵，眷留都會一方幅地居之？考之國初，聖祖楹圖一時，周顛仙、冷協律、張三丰、尹蓬頭皆以霞綃雲佩之姿，從駕臨陣，浮波立浪”。可見，在當時民間社會將周顛、冷謙、尹蓬頭與張三丰等人都歸為全真。
關於張三丰的師承，寶雞金臺觀現存明天順六年《張三丰遺蹟記》中記載“真仙陝西寶雞人，大元中於吾河南開封府鹿邑太清宮出家。吾先世開封之柘城縣人。柘城與鹿邑近犬牙相住，吾家離宮僅十五里。”此碑書於天順六年，堪稱最早談及張三丰的師承的文字記錄，可靠性較高。明陸深的《玉堂漫筆》沿襲了這種說法，後來的《明史稿》中也採用了這一說法，但言“不可考”。
從各地記載張三丰行跡來看，張三丰確在明初活動於河南、安徽一帶。如：乾隆《江南通志》記載：“明張古山，潁州人，生而端重，父母欲為娶妻不從，入迎祥觀為道士，久之召為武當山提點，能言未形事，後入山採藥不知所終。相傳張三丰遊潁，古山師事之，遂得其術。今迎祥觀有混元衣，體制特異，或雲三豐所留也。”明任自垣《敕建大嶽太和山志》載：“張古山，穎上人，居太行王屋山天壇。養素葆和，勤修至道。永樂十五年，朝庭聞其道行，賜大嶽太和宮提點。永樂十六年秋，於清微宮解化。葬於檜林庵。”順治《河南通志》又載：“明張三丰，遼東人，或雲寶雞人。洪武初往來襄、鄧、許、潁之間，嘗居汝州煉真宮，人莫之識已而去，又寓汴延慶觀。” 潁州與汴梁皆去鹿邑不遠，因此，元中期，張三丰在鹿邑太清宮出家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
道教祖庭鹿邑太清宮.山門
鹿邑太清宮在金末毀於戰火。後奉蒙元海都太子之命，丘處機弟子張志素與郝大通弟子王志謹在亳州萬戶張柔的協助下開始重建太清宮。不久，王志謹物故，張志素獨立承擔重建工程。太清宮竣工後，朝廷特旨賜張志素“應緣扶教崇道大宗師”，命住持太清宮。張志素為隨丘處機西行的“十八宗師”之一，教內威望極高，他在太清宮經營十餘年，廣收門眾，太清宮道侶雲集，玄教日興。元末，紅巾軍劉福通建都亳州，拆太清宮建宮闕，太清宮再次被毀。由此看來，張三丰如出家於鹿邑太清宮的話，應為丘處機弟子張志素的法裔。他在元末太清宮被毀之後，開始四處遊歷。因此，陳教友在《長春道教源流》中將張三丰歸入丘處機後全真法嗣是有一定道理的。
元.海都太子令旨碑（今鑲於太清宮太極殿）
張三丰全真道派身份的模糊與明代道教發展的趨勢有很大關係。從元代後期開始，道教各派便開始相互融攝、相互學習道法。明初寺觀合併後，不同道觀與宗派的道士合居於同一道觀之中，全真、正一相互拜師學習，道派師承更加模糊。明代有很多正一道士拜全真道士為師。天師張宇初所編撰《道門十規》中，號召正一道士學習全真道的真功修煉和教制、教風，其本人也師從劉淵然學習全真內丹術。而反過來說，全真道士學習正一道法的情況則更為普遍。明代全真道失去統治者的政治支持，正一科儀法術成為其在民間生存的重要手段。此外，正一道士多在道教管理機構佔據領導地位，具有較強的社會影響力，政府在發放度牒方面也給予正一道更大的方便，這些都吸引了一些全真道士拜正一道為師。這樣一來，明代全真與正一之間的道派師承關係更加模糊，許多道士兼有多派傳承，甚至一些全真道士拿正一道的度牒，不再表明自己的全真身份。明代全真道整體上的鬆散狀況及其與正一諸派之間的師承交錯最終導致了旨在強化全真教內部道派傳承的“派字譜”開始興起，派字譜逐漸成為全真道士身份認同的重要標誌。
太清宮太極殿
張三丰行跡與明代北方全真道觀
張三丰作為明代著名的隱仙道士，明清之際很多地方文獻中記載有他的行跡。他所駐留的地方很多與全真道觀有直接關係。元末明初，北方的全真道觀在戰火中遭遇毀滅性打擊，像大長春宮一樣毀於戰火的全真宮觀不在少數。道觀殘毀以後，道眾四方星散，許多宮觀的全真傳承也就中斷了。因此，陳教友在著《長春道教源流》之時，曾感嘆道：“當明之世，全真之顯著者多出南方，而北方無聞焉，豈元末北方大亂，於時宮觀殘毀、徒眾星散，遂爾失傳耶？”除了戰亂之外，明代統治者的政策與態度也是導致全真道觀減少的原因之一。朱元璋實行道觀合併政策，廢止大量道觀，將各派道士集中於一個道觀，道教的管理者往往是正一道士，使得道觀屬性難以確定。同時，朱元璋認為全真道修身養性獨為自己，正一道益人倫、厚風俗。全真道士應潛隱深山修煉，並不得創建庵堂。明政府所發放的全真度牒也遠遠少於正一度牒。因此，明代，很多北方道觀全真傳承中斷，直到清代才又復興。但是，與張三丰行跡相關的全真道觀在明代大多還是保留了全真傳統，這應該與明統治者對張三丰的崇敬活動有很大關係。
太清宮全景
首先，北方地區最著名張三丰遺蹟應屬陝西寶雞的金臺觀。金臺觀的修建與張三丰有直接關係。民國《寶雞縣誌》引舊志言：“張三丰修道之所，元末邑人楊軌山等修。明宣德八年侍郎張用澣重修，嘉靖二十九年裡人趙世鳳修觀”。《明一統志》載：“張三丰，居寶雞縣東三裡金臺觀。本朝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自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楊軌山等置棺殮訖。臨葬發視之，三豐復生”。觀內張用澣撰《張三丰遺蹟記》雲：“真仙與吾高祖榮相識，常往來於家，託為施主、最親密，亦愛重吾父叔廉公勤學。元末，吾父避兵來邑，佔籍為是邑人。真仙洪武中亦來邑之西關玉陽觀，與道士李白雲老先生交甚厚，旅寓數月。……予時雖幼穉，聞斯言常記之於心。茲適分廵寶雞，公暇乃遊真仙舊時修真洞”。可見，無論是楊軌山還是張用澣，其對金臺觀的修建均與張三丰的神異事蹟有關。另外，據觀內《朝陽洞暨新開呂祖洞文昌祠碑記》記載，嘉靖二十九年“觀有修真、朝陽、飛昇諸洞，后稷、三官、三清、玄帝諸殿，五祖、七真團標。前為玉皇閣，朱楹雕檻，極為壯麗。古柏數株，傳是張真手植”。此時的金臺觀內已經建有五祖七真團標，可見，金臺觀在明代仍屬全真道。
唐.道德經注碑（唐玄宗）
除金臺觀之外，陝西安康的香溪洞與漢中豐都山也有兩處張三丰遺蹟。雍正《陝西通志》卷二十九載“純陽宮，即柴扉道院。在州舊城東南隅，相傳呂仙遺蹟，明萬曆中重修有記。本朝康熙六年，知州王章重建後毀，知州牟文龍重建。其一在州南七裡之香溪溪南，為純陽洞，有遇仙橋、玉皇閣。昔年樓臺掩映，竹樹陰森，宛如圖畫，呂純陽、郭尚灶常棲遲於此。明永樂中，大宗伯胡濙受命訪仙人張三丰，題詩崖壁。” 胡濙詩云：“枝頭小鳥語間闗，野徑無人自往還。扶杖香溪臨絶壁，石橋空聽水潺潺”。可見，香溪洞在明代為柴扉道院，乃是祭祀全真祖師呂洞賓的道場，胡濙尋訪張三丰曾在此題詩，香溪洞應是張三丰曾經出現的地方。《陝西通志》同卷又載：“崇道觀，在縣西北二十五里酆都山，宋元豐年建，元明迄今累代修葺不廢，相傳張三丰嘗居焉。明永樂間，命給事中胡濙訪三豐，至酆都山觀中，三豐正趺坐古柏下，咫尺不見。雲至今柏樹下螻蟻不生。酆都山自西蜀青城山分脈而來，古稱洞天福地，昔有道者王道巖偕門人郭崇仁輩建觀其上，明洪武年住持劉清溪修、王翼記縣誌本觀碑”。酆都山至今留存有景泰二年《豐都山圖景碑》，碑中載有李道安、李道巖、姚道生、白崇誠等道士題名。“道、崇”二輩字相連乃是全真華山派字譜。明代崇道觀應該也是一座與張三丰相關的全真道觀。
同時，與寶雞相鄰的甘肅平涼地區也出現了關於張三丰的記載。崆峒山為天下名山，更是甘肅民眾的祭祀中心。嘉慶《崆峒山志》上卷稱：“張三丰，元末居金臺觀修行，成真證道。……後入太和山，尋入蜀，又入武當山，。洪武初遣三山高道訪於四方，避詔弗至。……成化年遊崆峒五年，人皆不知。”這裡將張三丰的活動年代後推至成化年間，似不可信，但其記載張三丰在洪武初嘗遊崆峒，還是很有可能的。崆峒山上現存有《重刊張三丰避詔碑》，碑雲：“張真人回書：一葉扁舟出離塵，二來江上獨稱尊，三向蓬萊尋伴侶，四海灘頭立姓名，五湖浪裡超生死，六渡江邊釣錦鱗，七絃琴斷無人續，八仙聞我也來迎，九霄自有安身處，十載皇萱不負恩，燒丹煉藥歸山去，那得閒心捧聖文。萬曆四十三年六月吉日主持道人霍真祥，徒張常明立。重刊立石，刻石匠李功能孫。大清乾隆歲次戊午四月初一日。主持全真道人談本玉。”可見，在明代崆峒山便有張三丰避居崆峒等傳聞軼事。嘉靖年間，全真龍門派道士霍真祥在韓藩王室的支持下整修崆峒山時，曾刻碑宣傳張三丰在崆峒山隱居避詔的事蹟。此外，位於甘肅隴南的金蓮洞在明代也出現了關於張三丰的傳聞。嘉慶《徽縣誌》載：“張三丰，初居武當山中二十二年，雲遊長安，既至隴右，居金蓮洞。”同《志》收錄胡濙《金蓮洞》詩：“香書久慕嗟無緣，遍訪豐師感應虔。萬載紅巖生玉筍，千年碧洞結金蓮。雲深喜見通明日，雨驟知逢黯淡天。峭壁真光邀永劫，赤心願睹白衣仙。”金蓮洞所在之隴南位於寶雞入川的必經路徑之一，張三丰曾居寶雞金臺觀，後遊四川。明初胡瀠奉旨尋訪張三丰，亦曾到達隴南一帶。金蓮洞現存明代碑銘數通，其中，弘治《重修金蓮洞三元聖像記》載：永樂庚寅，敕禮部尚書胡榮，捧香書拜謁，題詩、壁記。後復敕使張於恩、監生韓鵬，全真□□真，亦齎香書拜謁，非靈應矣。正德《新修九皇洞記》亦載：“皇明永樂初，太宗皇帝接至人張三丰於宣政殿，才數語，忽瞑晦不知所之，即遣禮部尚書胡榮，遍天下名山古洞而旁訪焉，躡跡至此，守洞者報曰：某年某月某日有一赤腳道人，披氅衣，曳九節杖，昂昂而來，憇半餉，問其姓名不答，徑去，隨有異香芬馥，經旬不散。公曰：此非三仹仙師降臨之時也，即齎捧香書，惆悵留題而返。”碑陰題名有：“上清大洞法師本洞住持靜貞子樊教明，門人呂演清、樊演濟。玉清宮道士辛玄文、張景通，陳靜明”。由此可見，在永樂年間，就有全真道士齎香書拜謁金蓮洞。正德年間金蓮洞住持雖稱“上清大洞法師”，但“教、演”、“玄、靜”等輩字乃是全真華山派與龍門派輩字。
張三丰學道於鹿邑太清宮，又曾在河南一帶遊歷。因此，河南地區也有很多關於張三丰遺蹟記載。順治《河南通志》記載“明張三丰，遼東人，或雲寶雞人。洪武初，往來襄、鄧、許、潁之間，嘗居汝州煉真宮，人莫之識已而去。又寓汴延慶觀時，大理卿王公宇為嬰兒，三豐過其裡，見而異之，謂人曰：此兒他日必貴顯後果如其言天順二年羽化於成都鶴鳴山詔封通微顯化真人。”此處，汝州煉真宮疑為裕州煉真宮，據河南方城縣（裕州）所存大明成化十二年所立《重修煉真宮記》記載：“我朝永樂二年，副都紀趙德銘募人資助，肇造三清、祖師、關王殿宇、聖像及粧塑群真儀容，以為尊承道教之歸。時張三丰真人寓居是宮三載有奇，羽仙之流鹹沐闡教餘光矣。續有住持高復初增修內外山門、方丈等房。”張三丰所題《書煉真宮壁》在《嘉靖南陽府志》、《嘉慶裕州志》及《方城縣誌》中均有記載，詩曰：“悟得惺惺學得痴，到無為處無不為。兩腳任踏塵裡去，一心只與命相隨。眼前世事只如此，耳畔風聲總不知。有時四大醺醺醉，笑問青天我是誰”。另外，通志中還記載張三丰曾寓居汴梁延慶觀。延慶觀的前身為元代著名全真道觀大萬壽朝元宮，元末劉福通將其廢止。洪武六年設道紀司於內，後經多次重修，殿宇巍峨。《如夢錄》中記載有明代延慶觀概況：“延慶觀，大門三間，門前有石獅一對。大門內向東，有關王廟三間；向南，二門三間，正殿供三清天尊。殿後有八瓣琉璃塔，上圓下方，內外純磚砌就，約高四丈，三層。最上一層，向北簷下，刻“通明閣”三字，行書，字大尺餘；下層向南，有洞，內供元帝，並有張三丰遺蹟。西有小殿三間，內住全真道人。地極清幽，過往官員、清客、鉅商多於此寄寓。”在此不但提到明代延慶觀內有張三丰遺蹟，還明確指出內住全真道人，可見明代延慶觀仍是一座全真道觀。
最後，在全真道興起的山東地區也有張三丰的行跡記載。康熙《山東通志》記載：“張三丰，本貴州黃平人。永樂間，來隠青州雲門洞，修煉不出一日，往遊勞山，居民蘇觀禮之甚恭。三豐取擔頭耐冬花一枝，挿現庭前，枝葉菁蔥經愈茂。至正月花發，清艶不凡。分枝移之，輒萎死，葢上仙葩也。” 明黃宗昌《嶗山志》亦載“明永樂間，有張三丰者，自青州雲門，來於嶗山下居之居民蘇觀禮焉。邑中初無耐冬花，三豐自海島中攜出一本，植現庭前。雖隆冬嚴雪，葉色愈翠，正月即花，蕃豔可愛。今近三百年，柯幹大小如初，或分櫱株別植，未有能生者。”青州雲門山今存有明嘉靖年間馬丹陽浮雕像；明萬曆年間《雲門山新建吳天宮碑記》中亦有“一、陽、復等輩字全真龍門派道士題名。而明代嶗山的全真道則更為興盛。萬曆二十三年，嶗山太清宮被佛教侵佔，全真道士耿義蘭將御狀遞給神宗。神宗降旨毀寺復宮，並斥巨資重修太清宮，頒賜《道藏》一部為鎮山之寶，敕封耿義蘭為“扶教真人”，欽賜御傘御棍、金冠紫袍，永鎮道場。明代全真教支派隨山派、鶴山派、金山派、金輝派與閻祖派的創派均與嶗山有著密切的關係。其中，徐復陽所創立的鶴山派或為龍門派與張三丰道派相結合的產物。
太清宮.三清殿
張三丰對明代全真道的影響
明代，張三丰隱遁高蹈、避詔不現，在朝野上下可謂是聲名赫赫。再加之他灑脫不羈的風度和超常的氣功異能，使得他在短短的幾十年間被各個階層奉為神仙。關於他的各種神奇傳說廣為流傳，各地為其建廟、塑像，加以崇拜。明初的張三丰崇拜對全真道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首先，張三丰行為事蹟為全真教面向民間社會發展做出了榜樣，擴大了全真道在世俗社會的影響。張三丰以隱逸而著名，在明代社會影響很大。隨著屢次尋訪不得，張三丰不慕權貴，隱遁高蹈的宗師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從各家記載中，張三丰混跡於世俗社會的底層民眾之中，生活艱苦，卻有著奇異的能力，為民眾解決疾苦。他的苦行風範和高深道行體現世俗社會對於道教神仙的標準。因此，張三丰成為了民眾心目中的活神仙。關於其神蹟與聖物的傳說屢見不鮮，大江南北到處都流傳其濟世度人的故事。全真教在元代後期因上層的腐化而由鼎盛走向衰落。明朝建立以後，統治者重視正一道，全真道失去上層發展空間，甚為沉寂，罕見有影響的高道出現。受皇帝徵召，賜號封官者更少。而張三丰的獨樹一支為明代的全真道士們做出了榜樣，他們改變了元末全真教上層的奢靡風氣，恢復了傳教初期的精嚴戒律與清修傳統，生活艱苦，戒行精嚴。許多全真道士兼修正一的科儀法術，並掌握有一定的醫藥養生知識，在民間社會受歡迎。明代全真道士的奇行異跡與為民療疾苦的慈善行為，不但吸引民間的大量信徒，而且逐漸影響到了一批文化精英，為後來全真教的復興奠定了基礎。
鹿邑太清宮
其次，張三丰的神蹟與聖物成為全真道觀發展的文化資本。張三丰在明朝是舉世敬仰的“活神仙”。其在全真道觀的駐留以及所留下的神蹟與聖物，都是道觀寶貴的精神財富。以寶雞金臺觀為例，相傳張三丰曾在此死而復生，並留下有親植古柏、九節藤杖、混元衣等。這些仙蹟、聖物使金臺觀除了作為道教活動基地之外，還成為了當地著名的文化景觀。地方官紳對其極為重視，來此尋訪仙蹟的文人士大夫絡繹不絕。推鳳翔府事範宗鎮曾將明永樂、天順皇帝《贈張三丰書制》刻碑立於金臺觀，並寫下《謁仙師張三丰洞用南陽張公韻》。詩中有云：“九節蒼藤杖還在，三篇玄要道傳真”，便是指張三丰所遺留下來的九節藤杖。還有明代天文學家、陝西按察副使邢雲路在遊寶雞金臺觀時，見張三丰九節杖、混元衣仍在，寫下“修真何處覓層城，觀起金臺接太清；鳩杖尚留九節在，霞衣猶見五株輕”等句。名士的駐留與推崇，無疑給道觀帶來一種名人效應，使得這些道觀聲名遠播，香火鼎盛。張三丰的仙蹟傳說與眾多文士高賢為道觀撰寫文章或題詠可以看作一種象徵性資本或文化資本，這些文化資本能夠給寺觀帶來巨大的社會影響，這些社會影響轉化為經濟資本便是道觀香火的旺盛與規模的發展。
最後，張三丰作為明代內丹大家，對於全真內丹術在明代社會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明代，世俗社會對於內丹煉養的接納深度與廣度在中國歷史上都堪稱空前絕後。其時，社會各階層，上至皇帝、藩王，中至知識精英，下達底層民眾都有不少成員，通過不同方式參與內丹術的修煉與傳播。張三丰作為著名全真高道，其內丹著作在社會中影響廣泛。據明代朱睦楔著《萬卷堂書》記載，張三丰內丹著作有《金丹小成》一卷、《金丹直指》一卷、《修養保身祕法》一卷；黃虞稷撰《千頃堂書目》載有《金液還丹捷徑口訣》一卷、《金丹直指》一卷；《明史·藝文志》載有《金丹直指》一卷、《金丹祕旨》一卷。寶雞金臺觀《贈張三丰書制碑》記載，張三丰曾著《金丹玄要》三篇。嘉靖《天水冰山錄》又載，在查抄嚴嵩時，還發現其藏有手抄本的《張三丰金丹節》一部。清代，四川樂山人李西月吸收張三丰內丹煉養之道，創立內丹西派，算是張三丰內丹學說的繼承者。
——轉自 《張三丰與明代全真道》 張方（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