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萬曆十年 (1582) 至民國時期, 關於張居正的評價褒貶不一。從身亡之初遭人唾罵的奸臣形象, 到明末的平反, 再至清朝的褒貶皆有, 都與民國時期的全面誇讚形成鮮明對比。

一、明末至民國前張居正的歷史評價

張居正經歷嘉靖、隆慶兩朝激烈的內閣鬥爭, 在萬曆皇帝登基後, 代高拱成為首輔, 時主少國疑, 幾乎一切軍國大事都由其掌握決定。張居正在萬曆年間推行了一系列改革, 使衰落的王朝一度恢復生機, 人稱“救時宰相”。但隨著改革的不斷推進, 張居正言行品性中的優缺點也被不斷放大, 誇讚和詆譭並存。同時, 張居正在改革中得罪了不少權貴、官員, 在其當權期間, 對彈劾他的言官也多有打擊, 使得許多官員對他頗有怨言。萬曆八年 (1580) 張居正下令拆毀天下書院, 禁止講學, 以遏制閒言浮議, 加強思想統治, 對此許多學士感到憤懣不滿。萬曆十年 (1582) 張居正去世, 社會對張居正的評價譭譽不一。萬曆十二年 (1584) 明神宗下令抄沒張居正家財, 直至天啟二年 (1622) 明熹宗才恢復張居正的名譽。明熹宗在位時, 曾下詔書為張居正平反, 但仍舊稱他“奪情、專權”, 平反並不徹底。

崇禎二年 (1629) 五月, 禮部左侍郎羅喻義等人給崇禎皇帝上疏, 全面列舉了張居正培養聖德、調護聖躬、選拔人才、整頓吏治、修浚河道、安定邊疆、掃平叛亂、節用生財等方面的功績, 崇禎帝於是正式為張居正平反, 恢復其名譽, 稱:“舊輔張居正相皇祖十年肩承勞怨, 力振紀綱, 飭舉廢多, 有功可紀。雖以奪情及後蒙議, 過不掩功, 委當垂恤, 所請蔭贈所司, 看議以聞。”自萬曆皇帝駕崩至崇禎皇帝繼位, 明朝國勢更漸衰微, 不論是朝廷內部的鬥爭, 還是不斷出現的農民起義, 抑或是遼東、後金統治集團的步步進逼, 都使統治者面臨更深重的統治危機。面對危局, 初登帝位的崇禎皇帝, 為挽救即將崩潰的明王朝, 開始大刀闊斧地推行改革, 全力整頓內政和邊防。在這種局勢下, 崇禎帝為前朝重臣張居正平反, 自然會對穩固朝廷內部的局面, 收攬臣心產生積極作用。

清朝對張居正的誇讚, 多是從張居正對國家的貢獻出發, 以其在位期間推行改革, 使明王朝一度復興, 對國有大功而評。由清朝官員學者編纂的《明史》評價張居正為:“通識時變, 勇於任事。神宗初政, 起衰振隳, 不可謂非幹濟才。而威柄之操, 幾於震主, 卒致禍發身後。”該書客觀公正地評價了張居正, 不曾只言其功, 亦不曾專述其過。清朝對張居正的評價有褒有貶, 與明王朝已經滅亡, 自身沒有較大的政治壓力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且清朝對明代的歷史發展進程也有了總體的認識, 對張居正的功過也有了較清楚的認識。但清朝延續明朝的傳統儒家思想, 明清之際士人所撰的張居正筆記、小品亦有流傳, 故而對張居正的品行仍有所質疑。

二、民國時期張居正的歷史評價

清末至民國時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梁啟超主編的《中國六大政治家》將張居正與管仲、商鞅、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並列稱為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六大政治家。此外, 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稱張居正為“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 對張居正之推崇可見一斑。

受此影響, 民國時期的學者先後又寫了不少張居正“新傳”, 散見於報紙和雜誌的論文與小冊子難以一一贅述, 就目前所能見到的學術性專著來說, 內容雖有不同, 卻都有著一個共同點, 即極贊張居正的事功, 反駁明清時期對張居正的惡劣批評, 近乎於無視歷史事實[1] (P86) 。民國時期的文學史家朱東潤, 在書中用“以訛傳訛”來說明張居正與內監勾結除去高拱一事, 具有明顯的偏向性, 且對張居正推進改革採用的各種手段表示贊同和理解。

同樣一再為張居正辯釋的還有唐新, 就張居正與馮保的關係加以辯護, 認為其與張居正只是正常交往而非許多史書或評傳中所言的“交往甚密”。“所謂”一詞在其書中多次出現, 反映出作者極其反對史書及後人對張居正的批評, 並多方加以辯護, 認為其均為“偷惰、愚昧與無恥”之談, 是“鄉愿和偽道學”之言。就事論事, 張居正誠然是一個有遠見, 有抱負的大政治家, 但也並非完全像陳翊林所言, 其志行端正, 具有不計個人榮辱譭譽、盡瘁以死的精神。此外, 黎東方亦有語“以施政的成績而論, 他不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 也是漢朝以來所少有的。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 勉強可以與他相比。諸葛亮的處境比他苦, 不曾有機會施展其經綸於全中國。王安石富於理想, 而拙於實行, 有本事獲得宋神宗的信任, 而沒有才幹綜核僚佐與地方官的名實”[2] (P282) , 認為諸葛亮、王安石二人“勉強”可與張居正比肩, 偏向袒護之意溢出語外。餘守德認為, 張居正身後二百餘年毀多於譽, 之前的貶低和差評, 皆是“流言浮議”, 必然隨時代推移而銷聲匿跡, 隱含為張居正所受批評鳴不平。又提到, 到了“近數十年”, 張居正的功業才剛剛被人所認識, 讚譽之聲日漸高漲, 而這種讚譽才是對張居正的正確評價。

總而言之, 民國時期的學者放大了張居正的個人魅力, 強化了張居正“改革者”的完美形象, 極贊其事功而不復言其過失, 使張居正的歷史形象具有了一層文學色彩。

三、明末至民國張居正歷史評價變化的原因

明朝近乎一邊倒地對張居正進行批駁, 儘管明末有為其平反之舉, 但對其的評價仍以貶低為主。清朝對張居正的評價較為公正, 能夠根據相關史料進行客觀分析。而民國時期對張居正的評價則變為“極贊其事功而不復言其過失”, 是近乎於無視歷史事實的評價。其歷史評價的變化, 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首先, 政治上, 清末至民國時期西方列強對中華民族的侵略步步深入, 民族瀕臨危亡;經濟上, 自然經濟瓦解, 資本主義經濟在封建制度長久的壓迫下難以發展。只有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得以發展, 民族資產階級逐漸成長, 才能使中國社會擁有一支不可輕視的新的政治力量, 這使得改革勢在必行。梁啟超作為維新變法的代表人之一, 對於改革有著更深遠的認識, 其著作也有為改革尋找合理的理由, 達到借古喻今的目的, 所以極力推崇張居正, 對他的評價也較正面。同時, 從社會背景來看, 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葉, 中國處於動盪不安、矛盾激劇的歷史時期。領土和主權受到嚴重侵犯, 民族危機加深, 百姓生活水深火熱, 改革成了這一時期的主流思想。而張居正作為一個歷史上典型的改革者, 自然會得到推崇, 對其的評價也自然以讚賞為主。

其次, 評價者的身份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亦有影響。在封建專制時期, 皇帝作為最高的統治者, 站在治理國家的角度評價張居正, 對其有益於當朝政局及社會發展的一面進行稱讚, 批評其有損於自身利益的一面。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 民國時期知識分子的思想活躍, 在中西方思想相互碰撞的背景下, 極度誇讚對自己發展有利的方面, 對不利於自己發展的方面多方辯護。加之民國時期思想激進, 為顯示自己的獨道見解, 完全推翻前人的言論在此時期得到了普遍認同, 所以推崇張居正的功業, 甚至力稱他不是貪戀名位之人的譽之過情的評價, 在當時也得到了普遍認同。

四、結語

歷史人物的形象不是固定不變的, 而是經過歷朝歷代的評價積累, 形成的一個多元化形象。歷史人物之評價隨時代變化而不同, 我們應分析評價轉變的原因, 以客觀地認識該人物。一方面, 不能拘泥於時代學術思潮的限制, 要從歷史學而不是歷史的角度進行研究分析, 不能侷限於人物本身及記述其事蹟的學者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 應多視角地、全面地對其進行研究, 以得出較客觀有益的結論。另一方面, 個人的主觀思想也會影響歷史人物的研究結論, 所以應實事求是, 既宣揚其有利於當今社會發展的一面, 也客觀地說明其不足之處, 以去其糟粕、取其精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