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從太祖朱元璋以流民立國，到崇禎皇帝吊死煤山，自始至終，幾乎所有功高震主的強臣悍將，都不會好下場。這在中國曆代王朝中，都是較為特殊的狀況。
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從太祖朱元璋以流民立國，到崇禎皇帝吊死煤山，自始至終，幾乎所有功高震主的強臣悍將，都不會好下場。這在中國曆代王朝中，都是較為特殊的狀況。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嶽，生現在的湖北荊州
究其核心原因，也許就在於政體問題。因為明朝的體制，差不多是“國法”與“家法”混為一體。如朱永嘉那本《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所講的，明帝國的建章立制，是前所未有嚴密化，從國家權力組織結構到其運行機制，不僅是中央集權，也不只是封建專制，更是君主獨裁的。
明的體制，就理論而言，是隻有“天下是非定於一”，對公共權力的漠視，遠甚於之前的唐宋，甚至是異族的元。世界上還沒有一個獨夫，能有心胸與度量，去容忍別人在臥榻之側酣睡，可以坐視窗前同時升起兩個太陽。任何有威脅的力量，都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從太祖朱元璋以流民立國，到崇禎皇帝吊死煤山，自始至終，幾乎所有功高震主的強臣悍將，都不會好下場。這在中國曆代王朝中，都是較為特殊的狀況。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嶽，生現在的湖北荊州
究其核心原因，也許就在於政體問題。因為明朝的體制，差不多是“國法”與“家法”混為一體。如朱永嘉那本《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所講的，明帝國的建章立制，是前所未有嚴密化，從國家權力組織結構到其運行機制，不僅是中央集權，也不只是封建專制，更是君主獨裁的。
明的體制，就理論而言，是隻有“天下是非定於一”，對公共權力的漠視，遠甚於之前的唐宋，甚至是異族的元。世界上還沒有一個獨夫，能有心胸與度量，去容忍別人在臥榻之側酣睡，可以坐視窗前同時升起兩個太陽。任何有威脅的力量，都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煤山，崇禎吊死處，現為著名的景點
所以，我的淺薄看法，“張居正改革失敗問題”，依然老生常談，核心還是國家制度設計上有死結，根本無法突圍。至於與貴族、大官僚衝突之類，正如後來蕭公權在他《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中所分析的過的那樣，並非問題核心。
張居正的困擾，幾乎就是中國曆代改革者的共同處境。可以說，張之結局，及其改革何以會那麼快偃旗息鼓，像個煙霧彈一般光亮一現，放在明代，甚至置於中國悠悠歷史中，不過就是一道顯例而已。
張居正搞改革，表面上天時地利人和。可他最大的錯誤，還是剛愎自用，不其然地與整個明代官僚體制為敵，使得支持的基礎太薄弱了。
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從太祖朱元璋以流民立國，到崇禎皇帝吊死煤山，自始至終，幾乎所有功高震主的強臣悍將，都不會好下場。這在中國曆代王朝中，都是較為特殊的狀況。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嶽，生現在的湖北荊州
究其核心原因，也許就在於政體問題。因為明朝的體制，差不多是“國法”與“家法”混為一體。如朱永嘉那本《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所講的，明帝國的建章立制，是前所未有嚴密化，從國家權力組織結構到其運行機制，不僅是中央集權，也不只是封建專制，更是君主獨裁的。
明的體制，就理論而言，是隻有“天下是非定於一”，對公共權力的漠視，遠甚於之前的唐宋，甚至是異族的元。世界上還沒有一個獨夫，能有心胸與度量，去容忍別人在臥榻之側酣睡，可以坐視窗前同時升起兩個太陽。任何有威脅的力量，都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煤山，崇禎吊死處，現為著名的景點
所以，我的淺薄看法，“張居正改革失敗問題”，依然老生常談，核心還是國家制度設計上有死結，根本無法突圍。至於與貴族、大官僚衝突之類，正如後來蕭公權在他《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中所分析的過的那樣，並非問題核心。
張居正的困擾，幾乎就是中國曆代改革者的共同處境。可以說，張之結局，及其改革何以會那麼快偃旗息鼓，像個煙霧彈一般光亮一現，放在明代，甚至置於中國悠悠歷史中，不過就是一道顯例而已。
張居正搞改革，表面上天時地利人和。可他最大的錯誤，還是剛愎自用，不其然地與整個明代官僚體制為敵，使得支持的基礎太薄弱了。
改革是個最時髦的名詞，但任何改革，都意味著外界的抵抗和自身的奉獻。因為，所謂改革，說白了就是固有的利益集團不適用了，得重現洗牌。所以，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政治變動，名目上是改制也好，變法也好，改革也罷，在本質上都是統治階層內部關係的調整，其次才是對外面社會、百姓矛盾的化解。
任何改革，要成功，都必需得有權力，有魄力，且得不怕得罪任何人。在明，張居正其人，論內最有改革的能力，談外也最有改革的條件。但他的問題在於，過於擅權，過去綁緊，不善於團結，吝嗇於施利，完全是靠強權推行，是以固然令行禁止，可無形中也得罪了整個官僚體制——因為很明顯，改革成功了，國家起死回生了，人民受益了，可體制內的每一個人幾乎都是受損者，滿朝文武，包括皇帝。
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從太祖朱元璋以流民立國，到崇禎皇帝吊死煤山，自始至終，幾乎所有功高震主的強臣悍將，都不會好下場。這在中國曆代王朝中，都是較為特殊的狀況。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嶽，生現在的湖北荊州
究其核心原因，也許就在於政體問題。因為明朝的體制，差不多是“國法”與“家法”混為一體。如朱永嘉那本《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所講的，明帝國的建章立制，是前所未有嚴密化，從國家權力組織結構到其運行機制，不僅是中央集權，也不只是封建專制，更是君主獨裁的。
明的體制，就理論而言，是隻有“天下是非定於一”，對公共權力的漠視，遠甚於之前的唐宋，甚至是異族的元。世界上還沒有一個獨夫，能有心胸與度量，去容忍別人在臥榻之側酣睡，可以坐視窗前同時升起兩個太陽。任何有威脅的力量，都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煤山，崇禎吊死處，現為著名的景點
所以，我的淺薄看法，“張居正改革失敗問題”，依然老生常談，核心還是國家制度設計上有死結，根本無法突圍。至於與貴族、大官僚衝突之類，正如後來蕭公權在他《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中所分析的過的那樣，並非問題核心。
張居正的困擾，幾乎就是中國曆代改革者的共同處境。可以說，張之結局，及其改革何以會那麼快偃旗息鼓，像個煙霧彈一般光亮一現，放在明代，甚至置於中國悠悠歷史中，不過就是一道顯例而已。
張居正搞改革，表面上天時地利人和。可他最大的錯誤，還是剛愎自用，不其然地與整個明代官僚體制為敵，使得支持的基礎太薄弱了。
改革是個最時髦的名詞，但任何改革，都意味著外界的抵抗和自身的奉獻。因為，所謂改革，說白了就是固有的利益集團不適用了，得重現洗牌。所以，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政治變動，名目上是改制也好，變法也好，改革也罷，在本質上都是統治階層內部關係的調整，其次才是對外面社會、百姓矛盾的化解。
任何改革，要成功，都必需得有權力，有魄力，且得不怕得罪任何人。在明，張居正其人，論內最有改革的能力，談外也最有改革的條件。但他的問題在於，過於擅權，過去綁緊，不善於團結，吝嗇於施利，完全是靠強權推行，是以固然令行禁止，可無形中也得罪了整個官僚體制——因為很明顯，改革成功了，國家起死回生了，人民受益了，可體制內的每一個人幾乎都是受損者，滿朝文武，包括皇帝。
張居正的改革，生前不可謂不成功。可他生前也太過於張揚了，太咄咄逼人了，奸孽要剷除，不幹事的要廢黜，連耿直的清流也不惜得罪。後果是什麼呢，眼睛一閉，就被上下倒算賬，連累一家子都倒黴，死的慘絕人寰。
張居正改革，之所以大獲成功，之所以“人亡政息”，都和他人格特質息息相關。
湖北老張，當年搞改革，捨生忘死，大刀斧闊，雷厲風行，主要要“搞”的，是什麼人，是什麼事？
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從太祖朱元璋以流民立國，到崇禎皇帝吊死煤山，自始至終，幾乎所有功高震主的強臣悍將，都不會好下場。這在中國曆代王朝中，都是較為特殊的狀況。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嶽，生現在的湖北荊州
究其核心原因，也許就在於政體問題。因為明朝的體制，差不多是“國法”與“家法”混為一體。如朱永嘉那本《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所講的，明帝國的建章立制，是前所未有嚴密化，從國家權力組織結構到其運行機制，不僅是中央集權，也不只是封建專制，更是君主獨裁的。
明的體制，就理論而言，是隻有“天下是非定於一”，對公共權力的漠視，遠甚於之前的唐宋，甚至是異族的元。世界上還沒有一個獨夫，能有心胸與度量，去容忍別人在臥榻之側酣睡，可以坐視窗前同時升起兩個太陽。任何有威脅的力量，都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煤山，崇禎吊死處，現為著名的景點
所以，我的淺薄看法，“張居正改革失敗問題”，依然老生常談，核心還是國家制度設計上有死結，根本無法突圍。至於與貴族、大官僚衝突之類，正如後來蕭公權在他《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中所分析的過的那樣，並非問題核心。
張居正的困擾，幾乎就是中國曆代改革者的共同處境。可以說，張之結局，及其改革何以會那麼快偃旗息鼓，像個煙霧彈一般光亮一現，放在明代，甚至置於中國悠悠歷史中，不過就是一道顯例而已。
張居正搞改革，表面上天時地利人和。可他最大的錯誤，還是剛愎自用，不其然地與整個明代官僚體制為敵，使得支持的基礎太薄弱了。
改革是個最時髦的名詞，但任何改革，都意味著外界的抵抗和自身的奉獻。因為，所謂改革，說白了就是固有的利益集團不適用了，得重現洗牌。所以，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政治變動，名目上是改制也好，變法也好，改革也罷，在本質上都是統治階層內部關係的調整，其次才是對外面社會、百姓矛盾的化解。
任何改革，要成功，都必需得有權力，有魄力，且得不怕得罪任何人。在明，張居正其人，論內最有改革的能力，談外也最有改革的條件。但他的問題在於，過於擅權，過去綁緊，不善於團結，吝嗇於施利，完全是靠強權推行，是以固然令行禁止，可無形中也得罪了整個官僚體制——因為很明顯，改革成功了，國家起死回生了，人民受益了，可體制內的每一個人幾乎都是受損者，滿朝文武，包括皇帝。
張居正的改革，生前不可謂不成功。可他生前也太過於張揚了，太咄咄逼人了，奸孽要剷除，不幹事的要廢黜，連耿直的清流也不惜得罪。後果是什麼呢，眼睛一閉，就被上下倒算賬，連累一家子都倒黴，死的慘絕人寰。
張居正改革，之所以大獲成功，之所以“人亡政息”，都和他人格特質息息相關。
湖北老張，當年搞改革，捨生忘死，大刀斧闊，雷厲風行，主要要“搞”的，是什麼人，是什麼事？
說起來，老張的改革理想，確實不是圖私利——雖然他也不清白。他想達成的最後效應，就是強國富民貧官。可是如此一來，他要動的奶酪，太大了，是整個體制。可問題在於，他一方面有才幹，有絕對的“權”力，以高壓懾服朝野；另一方面，做事卻缺乏“有經有權”的“權”，驕橫、偏執、專斷、寡情。整個體制中人，是明面不得已支持，可暗地裡都不大願意，只是逡巡噤口而已。
王亞南有本名著，是為《中國官僚政治研究》，這方面的經典了。在這本書中，他講中國舊時代的制度，有兩大槓桿，一個是科舉制，另一個則為稅制。科舉，相當如今的高考和公務員考試製度，是國家行政人員的來源；而稅制，即財稅制度，在舊時代的農業社會，和土地緊密相聯，它在上面一舉一動的改革涉及，都與全國上下各地賴此獲取絕大部分收益的官僚、地主的利益筋骨相關。
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從太祖朱元璋以流民立國，到崇禎皇帝吊死煤山，自始至終，幾乎所有功高震主的強臣悍將，都不會好下場。這在中國曆代王朝中，都是較為特殊的狀況。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嶽，生現在的湖北荊州
究其核心原因，也許就在於政體問題。因為明朝的體制，差不多是“國法”與“家法”混為一體。如朱永嘉那本《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所講的，明帝國的建章立制，是前所未有嚴密化，從國家權力組織結構到其運行機制，不僅是中央集權，也不只是封建專制，更是君主獨裁的。
明的體制，就理論而言，是隻有“天下是非定於一”，對公共權力的漠視，遠甚於之前的唐宋，甚至是異族的元。世界上還沒有一個獨夫，能有心胸與度量，去容忍別人在臥榻之側酣睡，可以坐視窗前同時升起兩個太陽。任何有威脅的力量，都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煤山，崇禎吊死處，現為著名的景點
所以，我的淺薄看法，“張居正改革失敗問題”，依然老生常談，核心還是國家制度設計上有死結，根本無法突圍。至於與貴族、大官僚衝突之類，正如後來蕭公權在他《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中所分析的過的那樣，並非問題核心。
張居正的困擾，幾乎就是中國曆代改革者的共同處境。可以說，張之結局，及其改革何以會那麼快偃旗息鼓，像個煙霧彈一般光亮一現，放在明代，甚至置於中國悠悠歷史中，不過就是一道顯例而已。
張居正搞改革，表面上天時地利人和。可他最大的錯誤，還是剛愎自用，不其然地與整個明代官僚體制為敵，使得支持的基礎太薄弱了。
改革是個最時髦的名詞，但任何改革，都意味著外界的抵抗和自身的奉獻。因為，所謂改革，說白了就是固有的利益集團不適用了，得重現洗牌。所以，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政治變動，名目上是改制也好，變法也好，改革也罷，在本質上都是統治階層內部關係的調整，其次才是對外面社會、百姓矛盾的化解。
任何改革，要成功，都必需得有權力，有魄力，且得不怕得罪任何人。在明，張居正其人，論內最有改革的能力，談外也最有改革的條件。但他的問題在於，過於擅權，過去綁緊，不善於團結，吝嗇於施利，完全是靠強權推行，是以固然令行禁止，可無形中也得罪了整個官僚體制——因為很明顯，改革成功了，國家起死回生了，人民受益了，可體制內的每一個人幾乎都是受損者，滿朝文武，包括皇帝。
張居正的改革，生前不可謂不成功。可他生前也太過於張揚了，太咄咄逼人了，奸孽要剷除，不幹事的要廢黜，連耿直的清流也不惜得罪。後果是什麼呢，眼睛一閉，就被上下倒算賬，連累一家子都倒黴，死的慘絕人寰。
張居正改革，之所以大獲成功，之所以“人亡政息”，都和他人格特質息息相關。
湖北老張，當年搞改革，捨生忘死，大刀斧闊，雷厲風行，主要要“搞”的，是什麼人，是什麼事？
說起來，老張的改革理想，確實不是圖私利——雖然他也不清白。他想達成的最後效應，就是強國富民貧官。可是如此一來，他要動的奶酪，太大了，是整個體制。可問題在於，他一方面有才幹，有絕對的“權”力，以高壓懾服朝野；另一方面，做事卻缺乏“有經有權”的“權”，驕橫、偏執、專斷、寡情。整個體制中人，是明面不得已支持，可暗地裡都不大願意，只是逡巡噤口而已。
王亞南有本名著，是為《中國官僚政治研究》，這方面的經典了。在這本書中，他講中國舊時代的制度，有兩大槓桿，一個是科舉制，另一個則為稅制。科舉，相當如今的高考和公務員考試製度，是國家行政人員的來源；而稅制，即財稅制度，在舊時代的農業社會，和土地緊密相聯，它在上面一舉一動的改革涉及，都與全國上下各地賴此獲取絕大部分收益的官僚、地主的利益筋骨相關。
老張目光很遠大，也可謂當時最清醒之人。他之改革，就是要重新分配，希圖重建兩大槓桿。論手段，是以刷新吏治為輔助，其真正核心，又放在了財政上。他為啥要在財政這塊下重手，其因不難揣測，黃仁宇那本《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一書早有分析，說是在張居正上臺改革前，明王朝就因為了嘉靖年間已興的南倭北虜衝突，國家內庫早就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
稍有現代經濟學常識的朋友，也都會清楚，在那樣的一種狀況下，國家財政一旦告急，將會釜底抽薪地造成整個國家崩潰。像張居正這般身居朝堂之上的財政專家，是很早就看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所以，張居正以強腕治國，說一不二，不遺餘力，從行政到財政作出全面革新，試圖重建出一個優良的官僚體制，尤其是有效率的中央集權財政體系。
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從太祖朱元璋以流民立國，到崇禎皇帝吊死煤山，自始至終，幾乎所有功高震主的強臣悍將，都不會好下場。這在中國曆代王朝中，都是較為特殊的狀況。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嶽，生現在的湖北荊州
究其核心原因，也許就在於政體問題。因為明朝的體制，差不多是“國法”與“家法”混為一體。如朱永嘉那本《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所講的，明帝國的建章立制，是前所未有嚴密化，從國家權力組織結構到其運行機制，不僅是中央集權，也不只是封建專制，更是君主獨裁的。
明的體制，就理論而言，是隻有“天下是非定於一”，對公共權力的漠視，遠甚於之前的唐宋，甚至是異族的元。世界上還沒有一個獨夫，能有心胸與度量，去容忍別人在臥榻之側酣睡，可以坐視窗前同時升起兩個太陽。任何有威脅的力量，都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煤山，崇禎吊死處，現為著名的景點
所以，我的淺薄看法，“張居正改革失敗問題”，依然老生常談，核心還是國家制度設計上有死結，根本無法突圍。至於與貴族、大官僚衝突之類，正如後來蕭公權在他《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中所分析的過的那樣，並非問題核心。
張居正的困擾，幾乎就是中國曆代改革者的共同處境。可以說，張之結局，及其改革何以會那麼快偃旗息鼓，像個煙霧彈一般光亮一現，放在明代，甚至置於中國悠悠歷史中，不過就是一道顯例而已。
張居正搞改革，表面上天時地利人和。可他最大的錯誤，還是剛愎自用，不其然地與整個明代官僚體制為敵，使得支持的基礎太薄弱了。
改革是個最時髦的名詞，但任何改革，都意味著外界的抵抗和自身的奉獻。因為，所謂改革，說白了就是固有的利益集團不適用了，得重現洗牌。所以，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政治變動，名目上是改制也好，變法也好，改革也罷，在本質上都是統治階層內部關係的調整，其次才是對外面社會、百姓矛盾的化解。
任何改革，要成功，都必需得有權力，有魄力，且得不怕得罪任何人。在明，張居正其人，論內最有改革的能力，談外也最有改革的條件。但他的問題在於，過於擅權，過去綁緊，不善於團結，吝嗇於施利，完全是靠強權推行，是以固然令行禁止，可無形中也得罪了整個官僚體制——因為很明顯，改革成功了，國家起死回生了，人民受益了，可體制內的每一個人幾乎都是受損者，滿朝文武，包括皇帝。
張居正的改革，生前不可謂不成功。可他生前也太過於張揚了，太咄咄逼人了，奸孽要剷除，不幹事的要廢黜，連耿直的清流也不惜得罪。後果是什麼呢，眼睛一閉，就被上下倒算賬，連累一家子都倒黴，死的慘絕人寰。
張居正改革，之所以大獲成功，之所以“人亡政息”，都和他人格特質息息相關。
湖北老張，當年搞改革，捨生忘死，大刀斧闊，雷厲風行，主要要“搞”的，是什麼人，是什麼事？
說起來，老張的改革理想，確實不是圖私利——雖然他也不清白。他想達成的最後效應，就是強國富民貧官。可是如此一來，他要動的奶酪，太大了，是整個體制。可問題在於，他一方面有才幹，有絕對的“權”力，以高壓懾服朝野；另一方面，做事卻缺乏“有經有權”的“權”，驕橫、偏執、專斷、寡情。整個體制中人，是明面不得已支持，可暗地裡都不大願意，只是逡巡噤口而已。
王亞南有本名著，是為《中國官僚政治研究》，這方面的經典了。在這本書中，他講中國舊時代的制度，有兩大槓桿，一個是科舉制，另一個則為稅制。科舉，相當如今的高考和公務員考試製度，是國家行政人員的來源；而稅制，即財稅制度，在舊時代的農業社會，和土地緊密相聯，它在上面一舉一動的改革涉及，都與全國上下各地賴此獲取絕大部分收益的官僚、地主的利益筋骨相關。
老張目光很遠大，也可謂當時最清醒之人。他之改革，就是要重新分配，希圖重建兩大槓桿。論手段，是以刷新吏治為輔助，其真正核心，又放在了財政上。他為啥要在財政這塊下重手，其因不難揣測，黃仁宇那本《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一書早有分析，說是在張居正上臺改革前，明王朝就因為了嘉靖年間已興的南倭北虜衝突，國家內庫早就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
稍有現代經濟學常識的朋友，也都會清楚，在那樣的一種狀況下，國家財政一旦告急，將會釜底抽薪地造成整個國家崩潰。像張居正這般身居朝堂之上的財政專家，是很早就看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所以，張居正以強腕治國，說一不二，不遺餘力，從行政到財政作出全面革新，試圖重建出一個優良的官僚體制，尤其是有效率的中央集權財政體系。
但是他的一系列搞法，固然極大地充裕了積貧的國庫，但未免不近人情，實際是和全國上下官僚、地主等利益集團相奪利的，是你強必然我弱的單一化循環。這勢必將自身安危及改革舉措，都置於幾乎全體公務員乃至皇權的對立面之上，備受煎烤。他太驕傲自負了，幾乎沒有意識到這種危險，或者很明白但不屑一顧。
比如，他在全國範圍推行清丈田糧政策，一舉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具規模與實效的國家土地調查，可謂是明的三農大工程，使社會盤面作出了大重組。這條舉措，是旨在杜絕偷稅漏稅、制止土地兼併、保障田糧額度的完納，可也讓國之上下的土地私有者的利益大大受損。這是跟為官者搶銀子。
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從太祖朱元璋以流民立國，到崇禎皇帝吊死煤山，自始至終，幾乎所有功高震主的強臣悍將，都不會好下場。這在中國曆代王朝中，都是較為特殊的狀況。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嶽，生現在的湖北荊州
究其核心原因，也許就在於政體問題。因為明朝的體制，差不多是“國法”與“家法”混為一體。如朱永嘉那本《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所講的，明帝國的建章立制，是前所未有嚴密化，從國家權力組織結構到其運行機制，不僅是中央集權，也不只是封建專制，更是君主獨裁的。
明的體制，就理論而言，是隻有“天下是非定於一”，對公共權力的漠視，遠甚於之前的唐宋，甚至是異族的元。世界上還沒有一個獨夫，能有心胸與度量，去容忍別人在臥榻之側酣睡，可以坐視窗前同時升起兩個太陽。任何有威脅的力量，都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煤山，崇禎吊死處，現為著名的景點
所以，我的淺薄看法，“張居正改革失敗問題”，依然老生常談，核心還是國家制度設計上有死結，根本無法突圍。至於與貴族、大官僚衝突之類，正如後來蕭公權在他《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中所分析的過的那樣，並非問題核心。
張居正的困擾，幾乎就是中國曆代改革者的共同處境。可以說，張之結局，及其改革何以會那麼快偃旗息鼓，像個煙霧彈一般光亮一現，放在明代，甚至置於中國悠悠歷史中，不過就是一道顯例而已。
張居正搞改革，表面上天時地利人和。可他最大的錯誤，還是剛愎自用，不其然地與整個明代官僚體制為敵，使得支持的基礎太薄弱了。
改革是個最時髦的名詞，但任何改革，都意味著外界的抵抗和自身的奉獻。因為，所謂改革，說白了就是固有的利益集團不適用了，得重現洗牌。所以，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政治變動，名目上是改制也好，變法也好，改革也罷，在本質上都是統治階層內部關係的調整，其次才是對外面社會、百姓矛盾的化解。
任何改革，要成功，都必需得有權力，有魄力，且得不怕得罪任何人。在明，張居正其人，論內最有改革的能力，談外也最有改革的條件。但他的問題在於，過於擅權，過去綁緊，不善於團結，吝嗇於施利，完全是靠強權推行，是以固然令行禁止，可無形中也得罪了整個官僚體制——因為很明顯，改革成功了，國家起死回生了，人民受益了，可體制內的每一個人幾乎都是受損者，滿朝文武，包括皇帝。
張居正的改革，生前不可謂不成功。可他生前也太過於張揚了，太咄咄逼人了，奸孽要剷除，不幹事的要廢黜，連耿直的清流也不惜得罪。後果是什麼呢，眼睛一閉，就被上下倒算賬，連累一家子都倒黴，死的慘絕人寰。
張居正改革，之所以大獲成功，之所以“人亡政息”，都和他人格特質息息相關。
湖北老張，當年搞改革，捨生忘死，大刀斧闊，雷厲風行，主要要“搞”的，是什麼人，是什麼事？
說起來，老張的改革理想，確實不是圖私利——雖然他也不清白。他想達成的最後效應，就是強國富民貧官。可是如此一來，他要動的奶酪，太大了，是整個體制。可問題在於，他一方面有才幹，有絕對的“權”力，以高壓懾服朝野；另一方面，做事卻缺乏“有經有權”的“權”，驕橫、偏執、專斷、寡情。整個體制中人，是明面不得已支持，可暗地裡都不大願意，只是逡巡噤口而已。
王亞南有本名著，是為《中國官僚政治研究》，這方面的經典了。在這本書中，他講中國舊時代的制度，有兩大槓桿，一個是科舉制，另一個則為稅制。科舉，相當如今的高考和公務員考試製度，是國家行政人員的來源；而稅制，即財稅制度，在舊時代的農業社會，和土地緊密相聯，它在上面一舉一動的改革涉及，都與全國上下各地賴此獲取絕大部分收益的官僚、地主的利益筋骨相關。
老張目光很遠大，也可謂當時最清醒之人。他之改革，就是要重新分配，希圖重建兩大槓桿。論手段，是以刷新吏治為輔助，其真正核心，又放在了財政上。他為啥要在財政這塊下重手，其因不難揣測，黃仁宇那本《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一書早有分析，說是在張居正上臺改革前，明王朝就因為了嘉靖年間已興的南倭北虜衝突，國家內庫早就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
稍有現代經濟學常識的朋友，也都會清楚，在那樣的一種狀況下，國家財政一旦告急，將會釜底抽薪地造成整個國家崩潰。像張居正這般身居朝堂之上的財政專家，是很早就看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所以，張居正以強腕治國，說一不二，不遺餘力，從行政到財政作出全面革新，試圖重建出一個優良的官僚體制，尤其是有效率的中央集權財政體系。
但是他的一系列搞法，固然極大地充裕了積貧的國庫，但未免不近人情，實際是和全國上下官僚、地主等利益集團相奪利的，是你強必然我弱的單一化循環。這勢必將自身安危及改革舉措，都置於幾乎全體公務員乃至皇權的對立面之上，備受煎烤。他太驕傲自負了，幾乎沒有意識到這種危險，或者很明白但不屑一顧。
比如，他在全國範圍推行清丈田糧政策，一舉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具規模與實效的國家土地調查，可謂是明的三農大工程，使社會盤面作出了大重組。這條舉措，是旨在杜絕偷稅漏稅、制止土地兼併、保障田糧額度的完納，可也讓國之上下的土地私有者的利益大大受損。這是跟為官者搶銀子。
不用海瑞
在比如，他為了政令的上行下效、言出必行，提高政府機關的行政效率，推行嚴苛的考成法。所謂考成法，說穿了就是治官法，此項舉措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建立起了嚴密的簿冊制度，嚴格考核並全面整頓吏治，是做官都如驚弓之鳥。
張居正依靠這些“新國法”，一，充裕國庫，舒緩內外財政之困；二，同時在物質與精神兩方面同時治官，從而讓二者互相流動促進。
他做的很成功。他的實質做法，其實是利用制度的高度權威，把最高權力統一到自身手中，比如掌控對六科給事中的糾舉之權等等，讓官民兩造不得不唯他是從。權力高壓，成為他推動此番變革的最重要支柱，讓改革效率猛躍提升，“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新政順利實施，從而才有了萬曆前十年的太平景象。
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從太祖朱元璋以流民立國，到崇禎皇帝吊死煤山，自始至終，幾乎所有功高震主的強臣悍將，都不會好下場。這在中國曆代王朝中，都是較為特殊的狀況。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嶽，生現在的湖北荊州
究其核心原因，也許就在於政體問題。因為明朝的體制，差不多是“國法”與“家法”混為一體。如朱永嘉那本《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所講的，明帝國的建章立制，是前所未有嚴密化，從國家權力組織結構到其運行機制，不僅是中央集權，也不只是封建專制，更是君主獨裁的。
明的體制，就理論而言，是隻有“天下是非定於一”，對公共權力的漠視，遠甚於之前的唐宋，甚至是異族的元。世界上還沒有一個獨夫，能有心胸與度量，去容忍別人在臥榻之側酣睡，可以坐視窗前同時升起兩個太陽。任何有威脅的力量，都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煤山，崇禎吊死處，現為著名的景點
所以，我的淺薄看法，“張居正改革失敗問題”，依然老生常談，核心還是國家制度設計上有死結，根本無法突圍。至於與貴族、大官僚衝突之類，正如後來蕭公權在他《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中所分析的過的那樣，並非問題核心。
張居正的困擾，幾乎就是中國曆代改革者的共同處境。可以說，張之結局，及其改革何以會那麼快偃旗息鼓，像個煙霧彈一般光亮一現，放在明代，甚至置於中國悠悠歷史中，不過就是一道顯例而已。
張居正搞改革，表面上天時地利人和。可他最大的錯誤，還是剛愎自用，不其然地與整個明代官僚體制為敵，使得支持的基礎太薄弱了。
改革是個最時髦的名詞，但任何改革，都意味著外界的抵抗和自身的奉獻。因為，所謂改革，說白了就是固有的利益集團不適用了，得重現洗牌。所以，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政治變動，名目上是改制也好，變法也好，改革也罷，在本質上都是統治階層內部關係的調整，其次才是對外面社會、百姓矛盾的化解。
任何改革，要成功，都必需得有權力，有魄力，且得不怕得罪任何人。在明，張居正其人，論內最有改革的能力，談外也最有改革的條件。但他的問題在於，過於擅權，過去綁緊，不善於團結，吝嗇於施利，完全是靠強權推行，是以固然令行禁止，可無形中也得罪了整個官僚體制——因為很明顯，改革成功了，國家起死回生了，人民受益了，可體制內的每一個人幾乎都是受損者，滿朝文武，包括皇帝。
張居正的改革，生前不可謂不成功。可他生前也太過於張揚了，太咄咄逼人了，奸孽要剷除，不幹事的要廢黜，連耿直的清流也不惜得罪。後果是什麼呢，眼睛一閉，就被上下倒算賬，連累一家子都倒黴，死的慘絕人寰。
張居正改革，之所以大獲成功，之所以“人亡政息”，都和他人格特質息息相關。
湖北老張，當年搞改革，捨生忘死，大刀斧闊，雷厲風行，主要要“搞”的，是什麼人，是什麼事？
說起來，老張的改革理想，確實不是圖私利——雖然他也不清白。他想達成的最後效應，就是強國富民貧官。可是如此一來，他要動的奶酪，太大了，是整個體制。可問題在於，他一方面有才幹，有絕對的“權”力，以高壓懾服朝野；另一方面，做事卻缺乏“有經有權”的“權”，驕橫、偏執、專斷、寡情。整個體制中人，是明面不得已支持，可暗地裡都不大願意，只是逡巡噤口而已。
王亞南有本名著，是為《中國官僚政治研究》，這方面的經典了。在這本書中，他講中國舊時代的制度，有兩大槓桿，一個是科舉制，另一個則為稅制。科舉，相當如今的高考和公務員考試製度，是國家行政人員的來源；而稅制，即財稅制度，在舊時代的農業社會，和土地緊密相聯，它在上面一舉一動的改革涉及，都與全國上下各地賴此獲取絕大部分收益的官僚、地主的利益筋骨相關。
老張目光很遠大，也可謂當時最清醒之人。他之改革，就是要重新分配，希圖重建兩大槓桿。論手段，是以刷新吏治為輔助，其真正核心，又放在了財政上。他為啥要在財政這塊下重手，其因不難揣測，黃仁宇那本《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一書早有分析，說是在張居正上臺改革前，明王朝就因為了嘉靖年間已興的南倭北虜衝突，國家內庫早就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
稍有現代經濟學常識的朋友，也都會清楚，在那樣的一種狀況下，國家財政一旦告急，將會釜底抽薪地造成整個國家崩潰。像張居正這般身居朝堂之上的財政專家，是很早就看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所以，張居正以強腕治國，說一不二，不遺餘力，從行政到財政作出全面革新，試圖重建出一個優良的官僚體制，尤其是有效率的中央集權財政體系。
但是他的一系列搞法，固然極大地充裕了積貧的國庫，但未免不近人情，實際是和全國上下官僚、地主等利益集團相奪利的，是你強必然我弱的單一化循環。這勢必將自身安危及改革舉措，都置於幾乎全體公務員乃至皇權的對立面之上，備受煎烤。他太驕傲自負了，幾乎沒有意識到這種危險，或者很明白但不屑一顧。
比如，他在全國範圍推行清丈田糧政策，一舉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具規模與實效的國家土地調查，可謂是明的三農大工程，使社會盤面作出了大重組。這條舉措，是旨在杜絕偷稅漏稅、制止土地兼併、保障田糧額度的完納，可也讓國之上下的土地私有者的利益大大受損。這是跟為官者搶銀子。
不用海瑞
在比如，他為了政令的上行下效、言出必行，提高政府機關的行政效率，推行嚴苛的考成法。所謂考成法，說穿了就是治官法，此項舉措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建立起了嚴密的簿冊制度，嚴格考核並全面整頓吏治，是做官都如驚弓之鳥。
張居正依靠這些“新國法”，一，充裕國庫，舒緩內外財政之困；二，同時在物質與精神兩方面同時治官，從而讓二者互相流動促進。
他做的很成功。他的實質做法，其實是利用制度的高度權威，把最高權力統一到自身手中，比如掌控對六科給事中的糾舉之權等等，讓官民兩造不得不唯他是從。權力高壓，成為他推動此番變革的最重要支柱，讓改革效率猛躍提升，“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新政順利實施，從而才有了萬曆前十年的太平景象。
外援戚繼光
但核心問題在於，這是一種高壓政策，沒有任何懷柔的色彩。是弄權樹威，是任人唯親，是制度的後退，是宰相沒有法理的越權，更非國家官員集體的自覺選擇，不但得不到貪腐官僚的歡迎，也讓朝堂內外正直的清流深惡痛絕。
因此，改革領頭羊的張居正，一旦身敗名裂，他所擬置的制度安排，理所當然，情所必至，幾乎都要跟著付之東流。
張居正這一點失敗的經驗，對於後世的改革大業，顯然可以獲取很多啟發。
美國過去名政治家約翰·亞當斯有句名言，“政治是什麼，政治就是妥協”，意思就在說明，任何改革理想，不管再完美，它唯一的意義，還在於能夠被實踐，而不是折騰；它最需要的藉助，不是權力高壓，而是得儘可能讓各階層收益，包括官僚們，如此才能被誠心推行，被接續下去。
比如，幾百年後的現代，新加坡等地也推行廉政、財政改革，所用的方法，一方面固然也是高壓，可另一方面是“既往不咎”，以期獲得最絕大多數官僚集體的支持，讓他們也樂意合作。如此下來，才有後來矚目的成績。
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從太祖朱元璋以流民立國，到崇禎皇帝吊死煤山，自始至終，幾乎所有功高震主的強臣悍將，都不會好下場。這在中國曆代王朝中，都是較為特殊的狀況。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嶽，生現在的湖北荊州
究其核心原因，也許就在於政體問題。因為明朝的體制，差不多是“國法”與“家法”混為一體。如朱永嘉那本《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所講的，明帝國的建章立制，是前所未有嚴密化，從國家權力組織結構到其運行機制，不僅是中央集權，也不只是封建專制，更是君主獨裁的。
明的體制，就理論而言，是隻有“天下是非定於一”，對公共權力的漠視，遠甚於之前的唐宋，甚至是異族的元。世界上還沒有一個獨夫，能有心胸與度量，去容忍別人在臥榻之側酣睡，可以坐視窗前同時升起兩個太陽。任何有威脅的力量，都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煤山，崇禎吊死處，現為著名的景點
所以，我的淺薄看法，“張居正改革失敗問題”，依然老生常談，核心還是國家制度設計上有死結，根本無法突圍。至於與貴族、大官僚衝突之類，正如後來蕭公權在他《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中所分析的過的那樣，並非問題核心。
張居正的困擾，幾乎就是中國曆代改革者的共同處境。可以說，張之結局，及其改革何以會那麼快偃旗息鼓，像個煙霧彈一般光亮一現，放在明代，甚至置於中國悠悠歷史中，不過就是一道顯例而已。
張居正搞改革，表面上天時地利人和。可他最大的錯誤，還是剛愎自用，不其然地與整個明代官僚體制為敵，使得支持的基礎太薄弱了。
改革是個最時髦的名詞，但任何改革，都意味著外界的抵抗和自身的奉獻。因為，所謂改革，說白了就是固有的利益集團不適用了，得重現洗牌。所以，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政治變動，名目上是改制也好，變法也好，改革也罷，在本質上都是統治階層內部關係的調整，其次才是對外面社會、百姓矛盾的化解。
任何改革，要成功，都必需得有權力，有魄力，且得不怕得罪任何人。在明，張居正其人，論內最有改革的能力，談外也最有改革的條件。但他的問題在於，過於擅權，過去綁緊，不善於團結，吝嗇於施利，完全是靠強權推行，是以固然令行禁止，可無形中也得罪了整個官僚體制——因為很明顯，改革成功了，國家起死回生了，人民受益了，可體制內的每一個人幾乎都是受損者，滿朝文武，包括皇帝。
張居正的改革，生前不可謂不成功。可他生前也太過於張揚了，太咄咄逼人了，奸孽要剷除，不幹事的要廢黜，連耿直的清流也不惜得罪。後果是什麼呢，眼睛一閉，就被上下倒算賬，連累一家子都倒黴，死的慘絕人寰。
張居正改革，之所以大獲成功，之所以“人亡政息”，都和他人格特質息息相關。
湖北老張，當年搞改革，捨生忘死，大刀斧闊，雷厲風行，主要要“搞”的，是什麼人，是什麼事？
說起來，老張的改革理想，確實不是圖私利——雖然他也不清白。他想達成的最後效應，就是強國富民貧官。可是如此一來，他要動的奶酪，太大了，是整個體制。可問題在於，他一方面有才幹，有絕對的“權”力，以高壓懾服朝野；另一方面，做事卻缺乏“有經有權”的“權”，驕橫、偏執、專斷、寡情。整個體制中人，是明面不得已支持，可暗地裡都不大願意，只是逡巡噤口而已。
王亞南有本名著，是為《中國官僚政治研究》，這方面的經典了。在這本書中，他講中國舊時代的制度，有兩大槓桿，一個是科舉制，另一個則為稅制。科舉，相當如今的高考和公務員考試製度，是國家行政人員的來源；而稅制，即財稅制度，在舊時代的農業社會，和土地緊密相聯，它在上面一舉一動的改革涉及，都與全國上下各地賴此獲取絕大部分收益的官僚、地主的利益筋骨相關。
老張目光很遠大，也可謂當時最清醒之人。他之改革，就是要重新分配，希圖重建兩大槓桿。論手段，是以刷新吏治為輔助，其真正核心，又放在了財政上。他為啥要在財政這塊下重手，其因不難揣測，黃仁宇那本《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一書早有分析，說是在張居正上臺改革前，明王朝就因為了嘉靖年間已興的南倭北虜衝突，國家內庫早就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
稍有現代經濟學常識的朋友，也都會清楚，在那樣的一種狀況下，國家財政一旦告急，將會釜底抽薪地造成整個國家崩潰。像張居正這般身居朝堂之上的財政專家，是很早就看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所以，張居正以強腕治國，說一不二，不遺餘力，從行政到財政作出全面革新，試圖重建出一個優良的官僚體制，尤其是有效率的中央集權財政體系。
但是他的一系列搞法，固然極大地充裕了積貧的國庫，但未免不近人情，實際是和全國上下官僚、地主等利益集團相奪利的，是你強必然我弱的單一化循環。這勢必將自身安危及改革舉措，都置於幾乎全體公務員乃至皇權的對立面之上，備受煎烤。他太驕傲自負了，幾乎沒有意識到這種危險，或者很明白但不屑一顧。
比如，他在全國範圍推行清丈田糧政策，一舉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具規模與實效的國家土地調查，可謂是明的三農大工程，使社會盤面作出了大重組。這條舉措，是旨在杜絕偷稅漏稅、制止土地兼併、保障田糧額度的完納，可也讓國之上下的土地私有者的利益大大受損。這是跟為官者搶銀子。
不用海瑞
在比如，他為了政令的上行下效、言出必行，提高政府機關的行政效率，推行嚴苛的考成法。所謂考成法，說穿了就是治官法，此項舉措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建立起了嚴密的簿冊制度，嚴格考核並全面整頓吏治，是做官都如驚弓之鳥。
張居正依靠這些“新國法”，一，充裕國庫，舒緩內外財政之困；二，同時在物質與精神兩方面同時治官，從而讓二者互相流動促進。
他做的很成功。他的實質做法，其實是利用制度的高度權威，把最高權力統一到自身手中，比如掌控對六科給事中的糾舉之權等等，讓官民兩造不得不唯他是從。權力高壓，成為他推動此番變革的最重要支柱，讓改革效率猛躍提升，“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新政順利實施，從而才有了萬曆前十年的太平景象。
外援戚繼光
但核心問題在於，這是一種高壓政策，沒有任何懷柔的色彩。是弄權樹威，是任人唯親，是制度的後退，是宰相沒有法理的越權，更非國家官員集體的自覺選擇，不但得不到貪腐官僚的歡迎，也讓朝堂內外正直的清流深惡痛絕。
因此，改革領頭羊的張居正，一旦身敗名裂，他所擬置的制度安排，理所當然，情所必至，幾乎都要跟著付之東流。
張居正這一點失敗的經驗，對於後世的改革大業，顯然可以獲取很多啟發。
美國過去名政治家約翰·亞當斯有句名言，“政治是什麼，政治就是妥協”，意思就在說明，任何改革理想，不管再完美，它唯一的意義，還在於能夠被實踐，而不是折騰；它最需要的藉助，不是權力高壓，而是得儘可能讓各階層收益，包括官僚們，如此才能被誠心推行，被接續下去。
比如，幾百年後的現代，新加坡等地也推行廉政、財政改革，所用的方法，一方面固然也是高壓，可另一方面是“既往不咎”，以期獲得最絕大多數官僚集體的支持，讓他們也樂意合作。如此下來，才有後來矚目的成績。
萬曆皇帝幾被架空
歷史上很多改革者，都是絕頂聰明之人，可總忘記了一條很樸素的道理：得民心者固然可以穩天下，但是獲官心者才能治天下。假如一項改革，只有鐵腕，缺乏妥協的智慧，人亡政息也就指日可待了。
張居正改革人亡政息，最核心的弊端，又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在於明帝國的機制問題。正是這種扭曲的機制，使得當時此後任何改革之爭，不管利弊，最終都將衍為權力之鬥。
中國的歷代政治問題，至為可悲的是，都沒有辦法離開體制問題，去談其餘問題。因為除開了體制問題，其餘所有問題，雖大小不一，可基本都算細枝末節，是具體操作上的當否討論，構不成致命要害。
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從太祖朱元璋以流民立國，到崇禎皇帝吊死煤山，自始至終，幾乎所有功高震主的強臣悍將，都不會好下場。這在中國曆代王朝中，都是較為特殊的狀況。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嶽，生現在的湖北荊州
究其核心原因，也許就在於政體問題。因為明朝的體制，差不多是“國法”與“家法”混為一體。如朱永嘉那本《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所講的，明帝國的建章立制，是前所未有嚴密化，從國家權力組織結構到其運行機制，不僅是中央集權，也不只是封建專制，更是君主獨裁的。
明的體制，就理論而言，是隻有“天下是非定於一”，對公共權力的漠視，遠甚於之前的唐宋，甚至是異族的元。世界上還沒有一個獨夫，能有心胸與度量，去容忍別人在臥榻之側酣睡，可以坐視窗前同時升起兩個太陽。任何有威脅的力量，都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煤山，崇禎吊死處，現為著名的景點
所以，我的淺薄看法，“張居正改革失敗問題”，依然老生常談，核心還是國家制度設計上有死結，根本無法突圍。至於與貴族、大官僚衝突之類，正如後來蕭公權在他《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中所分析的過的那樣，並非問題核心。
張居正的困擾，幾乎就是中國曆代改革者的共同處境。可以說，張之結局，及其改革何以會那麼快偃旗息鼓，像個煙霧彈一般光亮一現，放在明代，甚至置於中國悠悠歷史中，不過就是一道顯例而已。
張居正搞改革，表面上天時地利人和。可他最大的錯誤，還是剛愎自用，不其然地與整個明代官僚體制為敵，使得支持的基礎太薄弱了。
改革是個最時髦的名詞，但任何改革，都意味著外界的抵抗和自身的奉獻。因為，所謂改革，說白了就是固有的利益集團不適用了，得重現洗牌。所以，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政治變動，名目上是改制也好，變法也好，改革也罷，在本質上都是統治階層內部關係的調整，其次才是對外面社會、百姓矛盾的化解。
任何改革，要成功，都必需得有權力，有魄力，且得不怕得罪任何人。在明，張居正其人，論內最有改革的能力，談外也最有改革的條件。但他的問題在於，過於擅權，過去綁緊，不善於團結，吝嗇於施利，完全是靠強權推行，是以固然令行禁止，可無形中也得罪了整個官僚體制——因為很明顯，改革成功了，國家起死回生了，人民受益了，可體制內的每一個人幾乎都是受損者，滿朝文武，包括皇帝。
張居正的改革，生前不可謂不成功。可他生前也太過於張揚了，太咄咄逼人了，奸孽要剷除，不幹事的要廢黜，連耿直的清流也不惜得罪。後果是什麼呢，眼睛一閉，就被上下倒算賬，連累一家子都倒黴，死的慘絕人寰。
張居正改革，之所以大獲成功，之所以“人亡政息”，都和他人格特質息息相關。
湖北老張，當年搞改革，捨生忘死，大刀斧闊，雷厲風行，主要要“搞”的，是什麼人，是什麼事？
說起來，老張的改革理想，確實不是圖私利——雖然他也不清白。他想達成的最後效應，就是強國富民貧官。可是如此一來，他要動的奶酪，太大了，是整個體制。可問題在於，他一方面有才幹，有絕對的“權”力，以高壓懾服朝野；另一方面，做事卻缺乏“有經有權”的“權”，驕橫、偏執、專斷、寡情。整個體制中人，是明面不得已支持，可暗地裡都不大願意，只是逡巡噤口而已。
王亞南有本名著，是為《中國官僚政治研究》，這方面的經典了。在這本書中，他講中國舊時代的制度，有兩大槓桿，一個是科舉制，另一個則為稅制。科舉，相當如今的高考和公務員考試製度，是國家行政人員的來源；而稅制，即財稅制度，在舊時代的農業社會，和土地緊密相聯，它在上面一舉一動的改革涉及，都與全國上下各地賴此獲取絕大部分收益的官僚、地主的利益筋骨相關。
老張目光很遠大，也可謂當時最清醒之人。他之改革，就是要重新分配，希圖重建兩大槓桿。論手段，是以刷新吏治為輔助，其真正核心，又放在了財政上。他為啥要在財政這塊下重手，其因不難揣測，黃仁宇那本《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一書早有分析，說是在張居正上臺改革前，明王朝就因為了嘉靖年間已興的南倭北虜衝突，國家內庫早就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
稍有現代經濟學常識的朋友，也都會清楚，在那樣的一種狀況下，國家財政一旦告急，將會釜底抽薪地造成整個國家崩潰。像張居正這般身居朝堂之上的財政專家，是很早就看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所以，張居正以強腕治國，說一不二，不遺餘力，從行政到財政作出全面革新，試圖重建出一個優良的官僚體制，尤其是有效率的中央集權財政體系。
但是他的一系列搞法，固然極大地充裕了積貧的國庫，但未免不近人情，實際是和全國上下官僚、地主等利益集團相奪利的，是你強必然我弱的單一化循環。這勢必將自身安危及改革舉措，都置於幾乎全體公務員乃至皇權的對立面之上，備受煎烤。他太驕傲自負了，幾乎沒有意識到這種危險，或者很明白但不屑一顧。
比如，他在全國範圍推行清丈田糧政策，一舉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具規模與實效的國家土地調查，可謂是明的三農大工程，使社會盤面作出了大重組。這條舉措，是旨在杜絕偷稅漏稅、制止土地兼併、保障田糧額度的完納，可也讓國之上下的土地私有者的利益大大受損。這是跟為官者搶銀子。
不用海瑞
在比如，他為了政令的上行下效、言出必行，提高政府機關的行政效率，推行嚴苛的考成法。所謂考成法，說穿了就是治官法，此項舉措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建立起了嚴密的簿冊制度，嚴格考核並全面整頓吏治，是做官都如驚弓之鳥。
張居正依靠這些“新國法”，一，充裕國庫，舒緩內外財政之困；二，同時在物質與精神兩方面同時治官，從而讓二者互相流動促進。
他做的很成功。他的實質做法，其實是利用制度的高度權威，把最高權力統一到自身手中，比如掌控對六科給事中的糾舉之權等等，讓官民兩造不得不唯他是從。權力高壓，成為他推動此番變革的最重要支柱，讓改革效率猛躍提升，“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新政順利實施，從而才有了萬曆前十年的太平景象。
外援戚繼光
但核心問題在於，這是一種高壓政策，沒有任何懷柔的色彩。是弄權樹威，是任人唯親，是制度的後退，是宰相沒有法理的越權，更非國家官員集體的自覺選擇，不但得不到貪腐官僚的歡迎，也讓朝堂內外正直的清流深惡痛絕。
因此，改革領頭羊的張居正，一旦身敗名裂，他所擬置的制度安排，理所當然，情所必至，幾乎都要跟著付之東流。
張居正這一點失敗的經驗，對於後世的改革大業，顯然可以獲取很多啟發。
美國過去名政治家約翰·亞當斯有句名言，“政治是什麼，政治就是妥協”，意思就在說明，任何改革理想，不管再完美，它唯一的意義，還在於能夠被實踐，而不是折騰；它最需要的藉助，不是權力高壓，而是得儘可能讓各階層收益，包括官僚們，如此才能被誠心推行，被接續下去。
比如，幾百年後的現代，新加坡等地也推行廉政、財政改革，所用的方法，一方面固然也是高壓，可另一方面是“既往不咎”，以期獲得最絕大多數官僚集體的支持，讓他們也樂意合作。如此下來，才有後來矚目的成績。
萬曆皇帝幾被架空
歷史上很多改革者，都是絕頂聰明之人，可總忘記了一條很樸素的道理：得民心者固然可以穩天下，但是獲官心者才能治天下。假如一項改革，只有鐵腕，缺乏妥協的智慧，人亡政息也就指日可待了。
張居正改革人亡政息，最核心的弊端，又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在於明帝國的機制問題。正是這種扭曲的機制，使得當時此後任何改革之爭，不管利弊，最終都將衍為權力之鬥。
中國的歷代政治問題，至為可悲的是，都沒有辦法離開體制問題，去談其餘問題。因為除開了體制問題，其餘所有問題，雖大小不一，可基本都算細枝末節，是具體操作上的當否討論，構不成致命要害。
任何一個國家的體制，本質上是國家權力機構的組織及其運轉的程序與方式。它在無形中，時刻主導和制約著朝野內外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在現代文明社會，體制就是社會的公共權力，可在明這般的集權王朝，體制就是某一人的私有權力，是家法。
張居正改革，失敗的核心原因，就出在於這種畸形的國家機制。它使得本來良性的改革之爭、有分歧的國是之爭、並沒那麼絕對的理念之爭，全面扭曲變形，被完全簡約化成為赤裸裸的、你死我活的權力之爭。
張居正不過湖北荊州一寒傖的家庭出身，卻有如此權力，本身就是靠著帝弱母貴等這般千載難逢的機遇而得，並非常態，而是偶然。他以首輔之位，收歸核心權力，厲行高壓方式，去施行公共權力，本身就是要得罪整個體制，更要命的是，是要衝撞到、消減到皇權的威權與利益的。可是他又不具備佔據核心權力的合法性呀，是以皇權闇弱時忍氣吞聲，一稍有反制的能量，必然反過來反攻倒算。
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從太祖朱元璋以流民立國，到崇禎皇帝吊死煤山，自始至終，幾乎所有功高震主的強臣悍將，都不會好下場。這在中國曆代王朝中，都是較為特殊的狀況。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嶽，生現在的湖北荊州
究其核心原因，也許就在於政體問題。因為明朝的體制，差不多是“國法”與“家法”混為一體。如朱永嘉那本《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所講的，明帝國的建章立制，是前所未有嚴密化，從國家權力組織結構到其運行機制，不僅是中央集權，也不只是封建專制，更是君主獨裁的。
明的體制，就理論而言，是隻有“天下是非定於一”，對公共權力的漠視，遠甚於之前的唐宋，甚至是異族的元。世界上還沒有一個獨夫，能有心胸與度量，去容忍別人在臥榻之側酣睡，可以坐視窗前同時升起兩個太陽。任何有威脅的力量，都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煤山，崇禎吊死處，現為著名的景點
所以，我的淺薄看法，“張居正改革失敗問題”，依然老生常談，核心還是國家制度設計上有死結，根本無法突圍。至於與貴族、大官僚衝突之類，正如後來蕭公權在他《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中所分析的過的那樣，並非問題核心。
張居正的困擾，幾乎就是中國曆代改革者的共同處境。可以說，張之結局，及其改革何以會那麼快偃旗息鼓，像個煙霧彈一般光亮一現，放在明代，甚至置於中國悠悠歷史中，不過就是一道顯例而已。
張居正搞改革，表面上天時地利人和。可他最大的錯誤，還是剛愎自用，不其然地與整個明代官僚體制為敵，使得支持的基礎太薄弱了。
改革是個最時髦的名詞，但任何改革，都意味著外界的抵抗和自身的奉獻。因為，所謂改革，說白了就是固有的利益集團不適用了，得重現洗牌。所以，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政治變動，名目上是改制也好，變法也好，改革也罷，在本質上都是統治階層內部關係的調整，其次才是對外面社會、百姓矛盾的化解。
任何改革，要成功，都必需得有權力，有魄力，且得不怕得罪任何人。在明，張居正其人，論內最有改革的能力，談外也最有改革的條件。但他的問題在於，過於擅權，過去綁緊，不善於團結，吝嗇於施利，完全是靠強權推行，是以固然令行禁止，可無形中也得罪了整個官僚體制——因為很明顯，改革成功了，國家起死回生了，人民受益了，可體制內的每一個人幾乎都是受損者，滿朝文武，包括皇帝。
張居正的改革，生前不可謂不成功。可他生前也太過於張揚了，太咄咄逼人了，奸孽要剷除，不幹事的要廢黜，連耿直的清流也不惜得罪。後果是什麼呢，眼睛一閉，就被上下倒算賬，連累一家子都倒黴，死的慘絕人寰。
張居正改革，之所以大獲成功，之所以“人亡政息”，都和他人格特質息息相關。
湖北老張，當年搞改革，捨生忘死，大刀斧闊，雷厲風行，主要要“搞”的，是什麼人，是什麼事？
說起來，老張的改革理想，確實不是圖私利——雖然他也不清白。他想達成的最後效應，就是強國富民貧官。可是如此一來，他要動的奶酪，太大了，是整個體制。可問題在於，他一方面有才幹，有絕對的“權”力，以高壓懾服朝野；另一方面，做事卻缺乏“有經有權”的“權”，驕橫、偏執、專斷、寡情。整個體制中人，是明面不得已支持，可暗地裡都不大願意，只是逡巡噤口而已。
王亞南有本名著，是為《中國官僚政治研究》，這方面的經典了。在這本書中，他講中國舊時代的制度，有兩大槓桿，一個是科舉制，另一個則為稅制。科舉，相當如今的高考和公務員考試製度，是國家行政人員的來源；而稅制，即財稅制度，在舊時代的農業社會，和土地緊密相聯，它在上面一舉一動的改革涉及，都與全國上下各地賴此獲取絕大部分收益的官僚、地主的利益筋骨相關。
老張目光很遠大，也可謂當時最清醒之人。他之改革，就是要重新分配，希圖重建兩大槓桿。論手段，是以刷新吏治為輔助，其真正核心，又放在了財政上。他為啥要在財政這塊下重手，其因不難揣測，黃仁宇那本《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一書早有分析，說是在張居正上臺改革前，明王朝就因為了嘉靖年間已興的南倭北虜衝突，國家內庫早就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
稍有現代經濟學常識的朋友，也都會清楚，在那樣的一種狀況下，國家財政一旦告急，將會釜底抽薪地造成整個國家崩潰。像張居正這般身居朝堂之上的財政專家，是很早就看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所以，張居正以強腕治國，說一不二，不遺餘力，從行政到財政作出全面革新，試圖重建出一個優良的官僚體制，尤其是有效率的中央集權財政體系。
但是他的一系列搞法，固然極大地充裕了積貧的國庫，但未免不近人情，實際是和全國上下官僚、地主等利益集團相奪利的，是你強必然我弱的單一化循環。這勢必將自身安危及改革舉措，都置於幾乎全體公務員乃至皇權的對立面之上，備受煎烤。他太驕傲自負了，幾乎沒有意識到這種危險，或者很明白但不屑一顧。
比如，他在全國範圍推行清丈田糧政策，一舉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具規模與實效的國家土地調查，可謂是明的三農大工程，使社會盤面作出了大重組。這條舉措，是旨在杜絕偷稅漏稅、制止土地兼併、保障田糧額度的完納，可也讓國之上下的土地私有者的利益大大受損。這是跟為官者搶銀子。
不用海瑞
在比如，他為了政令的上行下效、言出必行，提高政府機關的行政效率，推行嚴苛的考成法。所謂考成法，說穿了就是治官法，此項舉措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建立起了嚴密的簿冊制度，嚴格考核並全面整頓吏治，是做官都如驚弓之鳥。
張居正依靠這些“新國法”，一，充裕國庫，舒緩內外財政之困；二，同時在物質與精神兩方面同時治官，從而讓二者互相流動促進。
他做的很成功。他的實質做法，其實是利用制度的高度權威，把最高權力統一到自身手中，比如掌控對六科給事中的糾舉之權等等，讓官民兩造不得不唯他是從。權力高壓，成為他推動此番變革的最重要支柱，讓改革效率猛躍提升，“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新政順利實施，從而才有了萬曆前十年的太平景象。
外援戚繼光
但核心問題在於，這是一種高壓政策，沒有任何懷柔的色彩。是弄權樹威，是任人唯親，是制度的後退，是宰相沒有法理的越權，更非國家官員集體的自覺選擇，不但得不到貪腐官僚的歡迎，也讓朝堂內外正直的清流深惡痛絕。
因此，改革領頭羊的張居正，一旦身敗名裂，他所擬置的制度安排，理所當然，情所必至，幾乎都要跟著付之東流。
張居正這一點失敗的經驗，對於後世的改革大業，顯然可以獲取很多啟發。
美國過去名政治家約翰·亞當斯有句名言，“政治是什麼，政治就是妥協”，意思就在說明，任何改革理想，不管再完美，它唯一的意義，還在於能夠被實踐，而不是折騰；它最需要的藉助，不是權力高壓，而是得儘可能讓各階層收益，包括官僚們，如此才能被誠心推行，被接續下去。
比如，幾百年後的現代，新加坡等地也推行廉政、財政改革，所用的方法，一方面固然也是高壓，可另一方面是“既往不咎”，以期獲得最絕大多數官僚集體的支持，讓他們也樂意合作。如此下來，才有後來矚目的成績。
萬曆皇帝幾被架空
歷史上很多改革者，都是絕頂聰明之人，可總忘記了一條很樸素的道理：得民心者固然可以穩天下，但是獲官心者才能治天下。假如一項改革，只有鐵腕，缺乏妥協的智慧，人亡政息也就指日可待了。
張居正改革人亡政息，最核心的弊端，又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在於明帝國的機制問題。正是這種扭曲的機制，使得當時此後任何改革之爭，不管利弊，最終都將衍為權力之鬥。
中國的歷代政治問題，至為可悲的是，都沒有辦法離開體制問題，去談其餘問題。因為除開了體制問題，其餘所有問題，雖大小不一，可基本都算細枝末節，是具體操作上的當否討論，構不成致命要害。
任何一個國家的體制，本質上是國家權力機構的組織及其運轉的程序與方式。它在無形中，時刻主導和制約著朝野內外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在現代文明社會，體制就是社會的公共權力，可在明這般的集權王朝，體制就是某一人的私有權力，是家法。
張居正改革，失敗的核心原因，就出在於這種畸形的國家機制。它使得本來良性的改革之爭、有分歧的國是之爭、並沒那麼絕對的理念之爭，全面扭曲變形，被完全簡約化成為赤裸裸的、你死我活的權力之爭。
張居正不過湖北荊州一寒傖的家庭出身，卻有如此權力，本身就是靠著帝弱母貴等這般千載難逢的機遇而得，並非常態，而是偶然。他以首輔之位，收歸核心權力，厲行高壓方式，去施行公共權力，本身就是要得罪整個體制，更要命的是，是要衝撞到、消減到皇權的威權與利益的。可是他又不具備佔據核心權力的合法性呀，是以皇權闇弱時忍氣吞聲，一稍有反制的能量，必然反過來反攻倒算。
張居正其人，是俾斯麥、伊藤博文一流的人物，可惜所遇之主不是威廉一世、不是明治天皇。更遺憾的是，所處的大明王朝，也不是有20世紀文明曙光透進的德國與日本。
張居正的掌權，是偶然的。也因此，在這種權力必一統於某個人的機制下，多少決定他改革，失敗是必然的。
想明萬曆初年，新帝甫立，正是主少國疑未穩、朝堂波詭雲譎之際，萬曆皇帝尚在無知青少年之齡，根本沒辦法去掌控皇權、鞏固己位、理治國政。國事又日非，可謂內憂外患。
而他的母親李太后，憂心在幕後，勢力又太過薄弱，當此之時亟需找尋到一個既能強硬、有魄力又富理政才幹的朝臣作為支持，暫時代為主管朝政。張居正就是憑藉這一可遇不可求的時機，升任首輔，成為彼時的權力核心。
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從太祖朱元璋以流民立國，到崇禎皇帝吊死煤山，自始至終，幾乎所有功高震主的強臣悍將，都不會好下場。這在中國曆代王朝中，都是較為特殊的狀況。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嶽，生現在的湖北荊州
究其核心原因，也許就在於政體問題。因為明朝的體制，差不多是“國法”與“家法”混為一體。如朱永嘉那本《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所講的，明帝國的建章立制，是前所未有嚴密化，從國家權力組織結構到其運行機制，不僅是中央集權，也不只是封建專制，更是君主獨裁的。
明的體制，就理論而言，是隻有“天下是非定於一”，對公共權力的漠視，遠甚於之前的唐宋，甚至是異族的元。世界上還沒有一個獨夫，能有心胸與度量，去容忍別人在臥榻之側酣睡，可以坐視窗前同時升起兩個太陽。任何有威脅的力量，都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煤山，崇禎吊死處，現為著名的景點
所以，我的淺薄看法，“張居正改革失敗問題”，依然老生常談，核心還是國家制度設計上有死結，根本無法突圍。至於與貴族、大官僚衝突之類，正如後來蕭公權在他《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中所分析的過的那樣，並非問題核心。
張居正的困擾，幾乎就是中國曆代改革者的共同處境。可以說，張之結局，及其改革何以會那麼快偃旗息鼓，像個煙霧彈一般光亮一現，放在明代，甚至置於中國悠悠歷史中，不過就是一道顯例而已。
張居正搞改革，表面上天時地利人和。可他最大的錯誤，還是剛愎自用，不其然地與整個明代官僚體制為敵，使得支持的基礎太薄弱了。
改革是個最時髦的名詞，但任何改革，都意味著外界的抵抗和自身的奉獻。因為，所謂改革，說白了就是固有的利益集團不適用了，得重現洗牌。所以，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政治變動，名目上是改制也好，變法也好，改革也罷，在本質上都是統治階層內部關係的調整，其次才是對外面社會、百姓矛盾的化解。
任何改革，要成功，都必需得有權力，有魄力，且得不怕得罪任何人。在明，張居正其人，論內最有改革的能力，談外也最有改革的條件。但他的問題在於，過於擅權，過去綁緊，不善於團結，吝嗇於施利，完全是靠強權推行，是以固然令行禁止，可無形中也得罪了整個官僚體制——因為很明顯，改革成功了，國家起死回生了，人民受益了，可體制內的每一個人幾乎都是受損者，滿朝文武，包括皇帝。
張居正的改革，生前不可謂不成功。可他生前也太過於張揚了，太咄咄逼人了，奸孽要剷除，不幹事的要廢黜，連耿直的清流也不惜得罪。後果是什麼呢，眼睛一閉，就被上下倒算賬，連累一家子都倒黴，死的慘絕人寰。
張居正改革，之所以大獲成功，之所以“人亡政息”，都和他人格特質息息相關。
湖北老張，當年搞改革，捨生忘死，大刀斧闊，雷厲風行，主要要“搞”的，是什麼人，是什麼事？
說起來，老張的改革理想，確實不是圖私利——雖然他也不清白。他想達成的最後效應，就是強國富民貧官。可是如此一來，他要動的奶酪，太大了，是整個體制。可問題在於，他一方面有才幹，有絕對的“權”力，以高壓懾服朝野；另一方面，做事卻缺乏“有經有權”的“權”，驕橫、偏執、專斷、寡情。整個體制中人，是明面不得已支持，可暗地裡都不大願意，只是逡巡噤口而已。
王亞南有本名著，是為《中國官僚政治研究》，這方面的經典了。在這本書中，他講中國舊時代的制度，有兩大槓桿，一個是科舉制，另一個則為稅制。科舉，相當如今的高考和公務員考試製度，是國家行政人員的來源；而稅制，即財稅制度，在舊時代的農業社會，和土地緊密相聯，它在上面一舉一動的改革涉及，都與全國上下各地賴此獲取絕大部分收益的官僚、地主的利益筋骨相關。
老張目光很遠大，也可謂當時最清醒之人。他之改革，就是要重新分配，希圖重建兩大槓桿。論手段，是以刷新吏治為輔助，其真正核心，又放在了財政上。他為啥要在財政這塊下重手，其因不難揣測，黃仁宇那本《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一書早有分析，說是在張居正上臺改革前，明王朝就因為了嘉靖年間已興的南倭北虜衝突，國家內庫早就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
稍有現代經濟學常識的朋友，也都會清楚，在那樣的一種狀況下，國家財政一旦告急，將會釜底抽薪地造成整個國家崩潰。像張居正這般身居朝堂之上的財政專家，是很早就看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所以，張居正以強腕治國，說一不二，不遺餘力，從行政到財政作出全面革新，試圖重建出一個優良的官僚體制，尤其是有效率的中央集權財政體系。
但是他的一系列搞法，固然極大地充裕了積貧的國庫，但未免不近人情，實際是和全國上下官僚、地主等利益集團相奪利的，是你強必然我弱的單一化循環。這勢必將自身安危及改革舉措，都置於幾乎全體公務員乃至皇權的對立面之上，備受煎烤。他太驕傲自負了，幾乎沒有意識到這種危險，或者很明白但不屑一顧。
比如，他在全國範圍推行清丈田糧政策，一舉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具規模與實效的國家土地調查，可謂是明的三農大工程，使社會盤面作出了大重組。這條舉措，是旨在杜絕偷稅漏稅、制止土地兼併、保障田糧額度的完納，可也讓國之上下的土地私有者的利益大大受損。這是跟為官者搶銀子。
不用海瑞
在比如，他為了政令的上行下效、言出必行，提高政府機關的行政效率，推行嚴苛的考成法。所謂考成法，說穿了就是治官法，此項舉措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建立起了嚴密的簿冊制度，嚴格考核並全面整頓吏治，是做官都如驚弓之鳥。
張居正依靠這些“新國法”，一，充裕國庫，舒緩內外財政之困；二，同時在物質與精神兩方面同時治官，從而讓二者互相流動促進。
他做的很成功。他的實質做法，其實是利用制度的高度權威，把最高權力統一到自身手中，比如掌控對六科給事中的糾舉之權等等，讓官民兩造不得不唯他是從。權力高壓，成為他推動此番變革的最重要支柱，讓改革效率猛躍提升，“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新政順利實施，從而才有了萬曆前十年的太平景象。
外援戚繼光
但核心問題在於，這是一種高壓政策，沒有任何懷柔的色彩。是弄權樹威，是任人唯親，是制度的後退，是宰相沒有法理的越權，更非國家官員集體的自覺選擇，不但得不到貪腐官僚的歡迎，也讓朝堂內外正直的清流深惡痛絕。
因此，改革領頭羊的張居正，一旦身敗名裂，他所擬置的制度安排，理所當然，情所必至，幾乎都要跟著付之東流。
張居正這一點失敗的經驗，對於後世的改革大業，顯然可以獲取很多啟發。
美國過去名政治家約翰·亞當斯有句名言，“政治是什麼，政治就是妥協”，意思就在說明，任何改革理想，不管再完美，它唯一的意義，還在於能夠被實踐，而不是折騰；它最需要的藉助，不是權力高壓，而是得儘可能讓各階層收益，包括官僚們，如此才能被誠心推行，被接續下去。
比如，幾百年後的現代，新加坡等地也推行廉政、財政改革，所用的方法，一方面固然也是高壓，可另一方面是“既往不咎”，以期獲得最絕大多數官僚集體的支持，讓他們也樂意合作。如此下來，才有後來矚目的成績。
萬曆皇帝幾被架空
歷史上很多改革者，都是絕頂聰明之人，可總忘記了一條很樸素的道理：得民心者固然可以穩天下，但是獲官心者才能治天下。假如一項改革，只有鐵腕，缺乏妥協的智慧，人亡政息也就指日可待了。
張居正改革人亡政息，最核心的弊端，又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在於明帝國的機制問題。正是這種扭曲的機制，使得當時此後任何改革之爭，不管利弊，最終都將衍為權力之鬥。
中國的歷代政治問題，至為可悲的是，都沒有辦法離開體制問題，去談其餘問題。因為除開了體制問題，其餘所有問題，雖大小不一，可基本都算細枝末節，是具體操作上的當否討論，構不成致命要害。
任何一個國家的體制，本質上是國家權力機構的組織及其運轉的程序與方式。它在無形中，時刻主導和制約著朝野內外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在現代文明社會，體制就是社會的公共權力，可在明這般的集權王朝，體制就是某一人的私有權力，是家法。
張居正改革，失敗的核心原因，就出在於這種畸形的國家機制。它使得本來良性的改革之爭、有分歧的國是之爭、並沒那麼絕對的理念之爭，全面扭曲變形，被完全簡約化成為赤裸裸的、你死我活的權力之爭。
張居正不過湖北荊州一寒傖的家庭出身，卻有如此權力，本身就是靠著帝弱母貴等這般千載難逢的機遇而得，並非常態，而是偶然。他以首輔之位，收歸核心權力，厲行高壓方式，去施行公共權力，本身就是要得罪整個體制，更要命的是，是要衝撞到、消減到皇權的威權與利益的。可是他又不具備佔據核心權力的合法性呀，是以皇權闇弱時忍氣吞聲，一稍有反制的能量，必然反過來反攻倒算。
張居正其人，是俾斯麥、伊藤博文一流的人物，可惜所遇之主不是威廉一世、不是明治天皇。更遺憾的是，所處的大明王朝，也不是有20世紀文明曙光透進的德國與日本。
張居正的掌權，是偶然的。也因此，在這種權力必一統於某個人的機制下，多少決定他改革，失敗是必然的。
想明萬曆初年，新帝甫立，正是主少國疑未穩、朝堂波詭雲譎之際，萬曆皇帝尚在無知青少年之齡，根本沒辦法去掌控皇權、鞏固己位、理治國政。國事又日非，可謂內憂外患。
而他的母親李太后，憂心在幕後，勢力又太過薄弱，當此之時亟需找尋到一個既能強硬、有魄力又富理政才幹的朝臣作為支持，暫時代為主管朝政。張居正就是憑藉這一可遇不可求的時機，升任首輔，成為彼時的權力核心。
但是，大明國家的機制本身又是家天下的。權力在如此這般的機制中，並非平衡的設置，臣強必致主弱，而君權掌必權臣亡，這在歷代歷代都是真理。也因此，當神宗尚年幼時，還可以虛假地對張居正畢恭畢敬言聽計從，一旦羽翼得豐，有了獨自理政的條件，一切都顛倒過來了。
這樣的機制下，沒有國是國非之爭，只剩下赤裸裸的權力搶奪的表演。重新上臺的皇帝，為張揚君主集權者的權威，發洩長期被壓制的憤懣，必然要搞清算，不僅要清算張居正本人，也要清算他的政策。狠毒下來，還要清算他九族，以人腦所能想到的最慘酷無人道的方式，厲行誅殺。
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從太祖朱元璋以流民立國，到崇禎皇帝吊死煤山，自始至終，幾乎所有功高震主的強臣悍將，都不會好下場。這在中國曆代王朝中，都是較為特殊的狀況。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嶽，生現在的湖北荊州
究其核心原因，也許就在於政體問題。因為明朝的體制，差不多是“國法”與“家法”混為一體。如朱永嘉那本《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所講的，明帝國的建章立制，是前所未有嚴密化，從國家權力組織結構到其運行機制，不僅是中央集權，也不只是封建專制，更是君主獨裁的。
明的體制，就理論而言，是隻有“天下是非定於一”，對公共權力的漠視，遠甚於之前的唐宋，甚至是異族的元。世界上還沒有一個獨夫，能有心胸與度量，去容忍別人在臥榻之側酣睡，可以坐視窗前同時升起兩個太陽。任何有威脅的力量，都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煤山，崇禎吊死處，現為著名的景點
所以，我的淺薄看法，“張居正改革失敗問題”，依然老生常談，核心還是國家制度設計上有死結，根本無法突圍。至於與貴族、大官僚衝突之類，正如後來蕭公權在他《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中所分析的過的那樣，並非問題核心。
張居正的困擾，幾乎就是中國曆代改革者的共同處境。可以說，張之結局，及其改革何以會那麼快偃旗息鼓，像個煙霧彈一般光亮一現，放在明代，甚至置於中國悠悠歷史中，不過就是一道顯例而已。
張居正搞改革，表面上天時地利人和。可他最大的錯誤，還是剛愎自用，不其然地與整個明代官僚體制為敵，使得支持的基礎太薄弱了。
改革是個最時髦的名詞，但任何改革，都意味著外界的抵抗和自身的奉獻。因為，所謂改革，說白了就是固有的利益集團不適用了，得重現洗牌。所以，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政治變動，名目上是改制也好，變法也好，改革也罷，在本質上都是統治階層內部關係的調整，其次才是對外面社會、百姓矛盾的化解。
任何改革，要成功，都必需得有權力，有魄力，且得不怕得罪任何人。在明，張居正其人，論內最有改革的能力，談外也最有改革的條件。但他的問題在於，過於擅權，過去綁緊，不善於團結，吝嗇於施利，完全是靠強權推行，是以固然令行禁止，可無形中也得罪了整個官僚體制——因為很明顯，改革成功了，國家起死回生了，人民受益了，可體制內的每一個人幾乎都是受損者，滿朝文武，包括皇帝。
張居正的改革，生前不可謂不成功。可他生前也太過於張揚了，太咄咄逼人了，奸孽要剷除，不幹事的要廢黜，連耿直的清流也不惜得罪。後果是什麼呢，眼睛一閉，就被上下倒算賬，連累一家子都倒黴，死的慘絕人寰。
張居正改革，之所以大獲成功，之所以“人亡政息”，都和他人格特質息息相關。
湖北老張，當年搞改革，捨生忘死，大刀斧闊，雷厲風行，主要要“搞”的，是什麼人，是什麼事？
說起來，老張的改革理想，確實不是圖私利——雖然他也不清白。他想達成的最後效應，就是強國富民貧官。可是如此一來，他要動的奶酪，太大了，是整個體制。可問題在於，他一方面有才幹，有絕對的“權”力，以高壓懾服朝野；另一方面，做事卻缺乏“有經有權”的“權”，驕橫、偏執、專斷、寡情。整個體制中人，是明面不得已支持，可暗地裡都不大願意，只是逡巡噤口而已。
王亞南有本名著，是為《中國官僚政治研究》，這方面的經典了。在這本書中，他講中國舊時代的制度，有兩大槓桿，一個是科舉制，另一個則為稅制。科舉，相當如今的高考和公務員考試製度，是國家行政人員的來源；而稅制，即財稅制度，在舊時代的農業社會，和土地緊密相聯，它在上面一舉一動的改革涉及，都與全國上下各地賴此獲取絕大部分收益的官僚、地主的利益筋骨相關。
老張目光很遠大，也可謂當時最清醒之人。他之改革，就是要重新分配，希圖重建兩大槓桿。論手段，是以刷新吏治為輔助，其真正核心，又放在了財政上。他為啥要在財政這塊下重手，其因不難揣測，黃仁宇那本《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一書早有分析，說是在張居正上臺改革前，明王朝就因為了嘉靖年間已興的南倭北虜衝突，國家內庫早就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
稍有現代經濟學常識的朋友，也都會清楚，在那樣的一種狀況下，國家財政一旦告急，將會釜底抽薪地造成整個國家崩潰。像張居正這般身居朝堂之上的財政專家，是很早就看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所以，張居正以強腕治國，說一不二，不遺餘力，從行政到財政作出全面革新，試圖重建出一個優良的官僚體制，尤其是有效率的中央集權財政體系。
但是他的一系列搞法，固然極大地充裕了積貧的國庫，但未免不近人情，實際是和全國上下官僚、地主等利益集團相奪利的，是你強必然我弱的單一化循環。這勢必將自身安危及改革舉措，都置於幾乎全體公務員乃至皇權的對立面之上，備受煎烤。他太驕傲自負了，幾乎沒有意識到這種危險，或者很明白但不屑一顧。
比如，他在全國範圍推行清丈田糧政策，一舉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具規模與實效的國家土地調查，可謂是明的三農大工程，使社會盤面作出了大重組。這條舉措，是旨在杜絕偷稅漏稅、制止土地兼併、保障田糧額度的完納，可也讓國之上下的土地私有者的利益大大受損。這是跟為官者搶銀子。
不用海瑞
在比如，他為了政令的上行下效、言出必行，提高政府機關的行政效率，推行嚴苛的考成法。所謂考成法，說穿了就是治官法，此項舉措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建立起了嚴密的簿冊制度，嚴格考核並全面整頓吏治，是做官都如驚弓之鳥。
張居正依靠這些“新國法”，一，充裕國庫，舒緩內外財政之困；二，同時在物質與精神兩方面同時治官，從而讓二者互相流動促進。
他做的很成功。他的實質做法，其實是利用制度的高度權威，把最高權力統一到自身手中，比如掌控對六科給事中的糾舉之權等等，讓官民兩造不得不唯他是從。權力高壓，成為他推動此番變革的最重要支柱，讓改革效率猛躍提升，“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新政順利實施，從而才有了萬曆前十年的太平景象。
外援戚繼光
但核心問題在於，這是一種高壓政策，沒有任何懷柔的色彩。是弄權樹威，是任人唯親，是制度的後退，是宰相沒有法理的越權，更非國家官員集體的自覺選擇，不但得不到貪腐官僚的歡迎，也讓朝堂內外正直的清流深惡痛絕。
因此，改革領頭羊的張居正，一旦身敗名裂，他所擬置的制度安排，理所當然，情所必至，幾乎都要跟著付之東流。
張居正這一點失敗的經驗，對於後世的改革大業，顯然可以獲取很多啟發。
美國過去名政治家約翰·亞當斯有句名言，“政治是什麼，政治就是妥協”，意思就在說明，任何改革理想，不管再完美，它唯一的意義，還在於能夠被實踐，而不是折騰；它最需要的藉助，不是權力高壓，而是得儘可能讓各階層收益，包括官僚們，如此才能被誠心推行，被接續下去。
比如，幾百年後的現代，新加坡等地也推行廉政、財政改革，所用的方法，一方面固然也是高壓，可另一方面是“既往不咎”，以期獲得最絕大多數官僚集體的支持，讓他們也樂意合作。如此下來，才有後來矚目的成績。
萬曆皇帝幾被架空
歷史上很多改革者，都是絕頂聰明之人，可總忘記了一條很樸素的道理：得民心者固然可以穩天下，但是獲官心者才能治天下。假如一項改革，只有鐵腕，缺乏妥協的智慧，人亡政息也就指日可待了。
張居正改革人亡政息，最核心的弊端，又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在於明帝國的機制問題。正是這種扭曲的機制，使得當時此後任何改革之爭，不管利弊，最終都將衍為權力之鬥。
中國的歷代政治問題，至為可悲的是，都沒有辦法離開體制問題，去談其餘問題。因為除開了體制問題，其餘所有問題，雖大小不一，可基本都算細枝末節，是具體操作上的當否討論，構不成致命要害。
任何一個國家的體制，本質上是國家權力機構的組織及其運轉的程序與方式。它在無形中，時刻主導和制約著朝野內外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在現代文明社會，體制就是社會的公共權力，可在明這般的集權王朝，體制就是某一人的私有權力，是家法。
張居正改革，失敗的核心原因，就出在於這種畸形的國家機制。它使得本來良性的改革之爭、有分歧的國是之爭、並沒那麼絕對的理念之爭，全面扭曲變形，被完全簡約化成為赤裸裸的、你死我活的權力之爭。
張居正不過湖北荊州一寒傖的家庭出身，卻有如此權力，本身就是靠著帝弱母貴等這般千載難逢的機遇而得，並非常態，而是偶然。他以首輔之位，收歸核心權力，厲行高壓方式，去施行公共權力，本身就是要得罪整個體制，更要命的是，是要衝撞到、消減到皇權的威權與利益的。可是他又不具備佔據核心權力的合法性呀，是以皇權闇弱時忍氣吞聲，一稍有反制的能量，必然反過來反攻倒算。
張居正其人，是俾斯麥、伊藤博文一流的人物，可惜所遇之主不是威廉一世、不是明治天皇。更遺憾的是，所處的大明王朝，也不是有20世紀文明曙光透進的德國與日本。
張居正的掌權，是偶然的。也因此，在這種權力必一統於某個人的機制下，多少決定他改革，失敗是必然的。
想明萬曆初年，新帝甫立，正是主少國疑未穩、朝堂波詭雲譎之際，萬曆皇帝尚在無知青少年之齡，根本沒辦法去掌控皇權、鞏固己位、理治國政。國事又日非，可謂內憂外患。
而他的母親李太后，憂心在幕後，勢力又太過薄弱，當此之時亟需找尋到一個既能強硬、有魄力又富理政才幹的朝臣作為支持，暫時代為主管朝政。張居正就是憑藉這一可遇不可求的時機，升任首輔，成為彼時的權力核心。
但是，大明國家的機制本身又是家天下的。權力在如此這般的機制中，並非平衡的設置，臣強必致主弱，而君權掌必權臣亡，這在歷代歷代都是真理。也因此，當神宗尚年幼時，還可以虛假地對張居正畢恭畢敬言聽計從，一旦羽翼得豐，有了獨自理政的條件，一切都顛倒過來了。
這樣的機制下，沒有國是國非之爭，只剩下赤裸裸的權力搶奪的表演。重新上臺的皇帝，為張揚君主集權者的權威，發洩長期被壓制的憤懣，必然要搞清算，不僅要清算張居正本人，也要清算他的政策。狠毒下來，還要清算他九族，以人腦所能想到的最慘酷無人道的方式，厲行誅殺。
所以，張居正的人亡政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歸結到根底，依然還是“封建”王朝的體制問題。可以說，中國曆代以來，國家管理的中心，還不在廟堂，而始終是皇權。它是宗法式的私家王朝的標誌，從決策到行政，在中央和地方等方方面面，都有著難以理清的相互糾纏關係。
王朝改革，特別是大的改革，假若不動此體制問題，不人亡政息也難矣。也之所以，中國歷史，暴力鼎革才是主流，改革者從來都沒下場。
任何時代，社會總有矛盾，集體又總希冀進步，因此總會出現改革與抵制並存之局，時常步履維艱，時常雲開日出，也時常血雨腥風。
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從太祖朱元璋以流民立國，到崇禎皇帝吊死煤山，自始至終，幾乎所有功高震主的強臣悍將，都不會好下場。這在中國曆代王朝中，都是較為特殊的狀況。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嶽，生現在的湖北荊州
究其核心原因，也許就在於政體問題。因為明朝的體制，差不多是“國法”與“家法”混為一體。如朱永嘉那本《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所講的，明帝國的建章立制，是前所未有嚴密化，從國家權力組織結構到其運行機制，不僅是中央集權，也不只是封建專制，更是君主獨裁的。
明的體制，就理論而言，是隻有“天下是非定於一”，對公共權力的漠視，遠甚於之前的唐宋，甚至是異族的元。世界上還沒有一個獨夫，能有心胸與度量，去容忍別人在臥榻之側酣睡，可以坐視窗前同時升起兩個太陽。任何有威脅的力量，都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煤山，崇禎吊死處，現為著名的景點
所以，我的淺薄看法，“張居正改革失敗問題”，依然老生常談，核心還是國家制度設計上有死結，根本無法突圍。至於與貴族、大官僚衝突之類，正如後來蕭公權在他《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中所分析的過的那樣，並非問題核心。
張居正的困擾，幾乎就是中國曆代改革者的共同處境。可以說，張之結局，及其改革何以會那麼快偃旗息鼓，像個煙霧彈一般光亮一現，放在明代，甚至置於中國悠悠歷史中，不過就是一道顯例而已。
張居正搞改革，表面上天時地利人和。可他最大的錯誤，還是剛愎自用，不其然地與整個明代官僚體制為敵，使得支持的基礎太薄弱了。
改革是個最時髦的名詞，但任何改革，都意味著外界的抵抗和自身的奉獻。因為，所謂改革，說白了就是固有的利益集團不適用了，得重現洗牌。所以，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政治變動，名目上是改制也好，變法也好，改革也罷，在本質上都是統治階層內部關係的調整，其次才是對外面社會、百姓矛盾的化解。
任何改革，要成功，都必需得有權力，有魄力，且得不怕得罪任何人。在明，張居正其人，論內最有改革的能力，談外也最有改革的條件。但他的問題在於，過於擅權，過去綁緊，不善於團結，吝嗇於施利，完全是靠強權推行，是以固然令行禁止，可無形中也得罪了整個官僚體制——因為很明顯，改革成功了，國家起死回生了，人民受益了，可體制內的每一個人幾乎都是受損者，滿朝文武，包括皇帝。
張居正的改革，生前不可謂不成功。可他生前也太過於張揚了，太咄咄逼人了，奸孽要剷除，不幹事的要廢黜，連耿直的清流也不惜得罪。後果是什麼呢，眼睛一閉，就被上下倒算賬，連累一家子都倒黴，死的慘絕人寰。
張居正改革，之所以大獲成功，之所以“人亡政息”，都和他人格特質息息相關。
湖北老張，當年搞改革，捨生忘死，大刀斧闊，雷厲風行，主要要“搞”的，是什麼人，是什麼事？
說起來，老張的改革理想，確實不是圖私利——雖然他也不清白。他想達成的最後效應，就是強國富民貧官。可是如此一來，他要動的奶酪，太大了，是整個體制。可問題在於，他一方面有才幹，有絕對的“權”力，以高壓懾服朝野；另一方面，做事卻缺乏“有經有權”的“權”，驕橫、偏執、專斷、寡情。整個體制中人，是明面不得已支持，可暗地裡都不大願意，只是逡巡噤口而已。
王亞南有本名著，是為《中國官僚政治研究》，這方面的經典了。在這本書中，他講中國舊時代的制度，有兩大槓桿，一個是科舉制，另一個則為稅制。科舉，相當如今的高考和公務員考試製度，是國家行政人員的來源；而稅制，即財稅制度，在舊時代的農業社會，和土地緊密相聯，它在上面一舉一動的改革涉及，都與全國上下各地賴此獲取絕大部分收益的官僚、地主的利益筋骨相關。
老張目光很遠大，也可謂當時最清醒之人。他之改革，就是要重新分配，希圖重建兩大槓桿。論手段，是以刷新吏治為輔助，其真正核心，又放在了財政上。他為啥要在財政這塊下重手，其因不難揣測，黃仁宇那本《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一書早有分析，說是在張居正上臺改革前，明王朝就因為了嘉靖年間已興的南倭北虜衝突，國家內庫早就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
稍有現代經濟學常識的朋友，也都會清楚，在那樣的一種狀況下，國家財政一旦告急，將會釜底抽薪地造成整個國家崩潰。像張居正這般身居朝堂之上的財政專家，是很早就看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所以，張居正以強腕治國，說一不二，不遺餘力，從行政到財政作出全面革新，試圖重建出一個優良的官僚體制，尤其是有效率的中央集權財政體系。
但是他的一系列搞法，固然極大地充裕了積貧的國庫，但未免不近人情，實際是和全國上下官僚、地主等利益集團相奪利的，是你強必然我弱的單一化循環。這勢必將自身安危及改革舉措，都置於幾乎全體公務員乃至皇權的對立面之上，備受煎烤。他太驕傲自負了，幾乎沒有意識到這種危險，或者很明白但不屑一顧。
比如，他在全國範圍推行清丈田糧政策，一舉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具規模與實效的國家土地調查，可謂是明的三農大工程，使社會盤面作出了大重組。這條舉措，是旨在杜絕偷稅漏稅、制止土地兼併、保障田糧額度的完納，可也讓國之上下的土地私有者的利益大大受損。這是跟為官者搶銀子。
不用海瑞
在比如，他為了政令的上行下效、言出必行，提高政府機關的行政效率，推行嚴苛的考成法。所謂考成法，說穿了就是治官法，此項舉措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建立起了嚴密的簿冊制度，嚴格考核並全面整頓吏治，是做官都如驚弓之鳥。
張居正依靠這些“新國法”，一，充裕國庫，舒緩內外財政之困；二，同時在物質與精神兩方面同時治官，從而讓二者互相流動促進。
他做的很成功。他的實質做法，其實是利用制度的高度權威，把最高權力統一到自身手中，比如掌控對六科給事中的糾舉之權等等，讓官民兩造不得不唯他是從。權力高壓，成為他推動此番變革的最重要支柱，讓改革效率猛躍提升，“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新政順利實施，從而才有了萬曆前十年的太平景象。
外援戚繼光
但核心問題在於，這是一種高壓政策，沒有任何懷柔的色彩。是弄權樹威，是任人唯親，是制度的後退，是宰相沒有法理的越權，更非國家官員集體的自覺選擇，不但得不到貪腐官僚的歡迎，也讓朝堂內外正直的清流深惡痛絕。
因此，改革領頭羊的張居正，一旦身敗名裂，他所擬置的制度安排，理所當然，情所必至，幾乎都要跟著付之東流。
張居正這一點失敗的經驗，對於後世的改革大業，顯然可以獲取很多啟發。
美國過去名政治家約翰·亞當斯有句名言，“政治是什麼，政治就是妥協”，意思就在說明，任何改革理想，不管再完美，它唯一的意義，還在於能夠被實踐，而不是折騰；它最需要的藉助，不是權力高壓，而是得儘可能讓各階層收益，包括官僚們，如此才能被誠心推行，被接續下去。
比如，幾百年後的現代，新加坡等地也推行廉政、財政改革，所用的方法，一方面固然也是高壓，可另一方面是“既往不咎”，以期獲得最絕大多數官僚集體的支持，讓他們也樂意合作。如此下來，才有後來矚目的成績。
萬曆皇帝幾被架空
歷史上很多改革者，都是絕頂聰明之人，可總忘記了一條很樸素的道理：得民心者固然可以穩天下，但是獲官心者才能治天下。假如一項改革，只有鐵腕，缺乏妥協的智慧，人亡政息也就指日可待了。
張居正改革人亡政息，最核心的弊端，又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在於明帝國的機制問題。正是這種扭曲的機制，使得當時此後任何改革之爭，不管利弊，最終都將衍為權力之鬥。
中國的歷代政治問題，至為可悲的是，都沒有辦法離開體制問題，去談其餘問題。因為除開了體制問題，其餘所有問題，雖大小不一，可基本都算細枝末節，是具體操作上的當否討論，構不成致命要害。
任何一個國家的體制，本質上是國家權力機構的組織及其運轉的程序與方式。它在無形中，時刻主導和制約著朝野內外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在現代文明社會，體制就是社會的公共權力，可在明這般的集權王朝，體制就是某一人的私有權力，是家法。
張居正改革，失敗的核心原因，就出在於這種畸形的國家機制。它使得本來良性的改革之爭、有分歧的國是之爭、並沒那麼絕對的理念之爭，全面扭曲變形，被完全簡約化成為赤裸裸的、你死我活的權力之爭。
張居正不過湖北荊州一寒傖的家庭出身，卻有如此權力，本身就是靠著帝弱母貴等這般千載難逢的機遇而得，並非常態，而是偶然。他以首輔之位，收歸核心權力，厲行高壓方式，去施行公共權力，本身就是要得罪整個體制，更要命的是，是要衝撞到、消減到皇權的威權與利益的。可是他又不具備佔據核心權力的合法性呀，是以皇權闇弱時忍氣吞聲，一稍有反制的能量，必然反過來反攻倒算。
張居正其人，是俾斯麥、伊藤博文一流的人物，可惜所遇之主不是威廉一世、不是明治天皇。更遺憾的是，所處的大明王朝，也不是有20世紀文明曙光透進的德國與日本。
張居正的掌權，是偶然的。也因此，在這種權力必一統於某個人的機制下，多少決定他改革，失敗是必然的。
想明萬曆初年，新帝甫立，正是主少國疑未穩、朝堂波詭雲譎之際，萬曆皇帝尚在無知青少年之齡，根本沒辦法去掌控皇權、鞏固己位、理治國政。國事又日非，可謂內憂外患。
而他的母親李太后，憂心在幕後，勢力又太過薄弱，當此之時亟需找尋到一個既能強硬、有魄力又富理政才幹的朝臣作為支持，暫時代為主管朝政。張居正就是憑藉這一可遇不可求的時機，升任首輔，成為彼時的權力核心。
但是，大明國家的機制本身又是家天下的。權力在如此這般的機制中，並非平衡的設置，臣強必致主弱，而君權掌必權臣亡，這在歷代歷代都是真理。也因此，當神宗尚年幼時，還可以虛假地對張居正畢恭畢敬言聽計從，一旦羽翼得豐，有了獨自理政的條件，一切都顛倒過來了。
這樣的機制下，沒有國是國非之爭，只剩下赤裸裸的權力搶奪的表演。重新上臺的皇帝，為張揚君主集權者的權威，發洩長期被壓制的憤懣，必然要搞清算，不僅要清算張居正本人，也要清算他的政策。狠毒下來，還要清算他九族，以人腦所能想到的最慘酷無人道的方式，厲行誅殺。
所以，張居正的人亡政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歸結到根底，依然還是“封建”王朝的體制問題。可以說，中國曆代以來，國家管理的中心，還不在廟堂，而始終是皇權。它是宗法式的私家王朝的標誌，從決策到行政，在中央和地方等方方面面，都有著難以理清的相互糾纏關係。
王朝改革，特別是大的改革，假若不動此體制問題，不人亡政息也難矣。也之所以，中國歷史，暴力鼎革才是主流，改革者從來都沒下場。
任何時代，社會總有矛盾，集體又總希冀進步，因此總會出現改革與抵制並存之局，時常步履維艱，時常雲開日出，也時常血雨腥風。
只因為，如魯迅說的，曾經闊氣的要復古，正在闊氣的要維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弄甜頭。改革，就是重新洗牌，完全的共識是痴人妄想，扭結廝殺是必然的。
良性的改革，應該是所有人樂見其成功的。可中國曆代，權力中心過於收歸了，人治的因素過於強大了，尊重程序什麼的理念根本無法落地。因了這層機制的衝突，也使得一切改革顯得殘酷起來。張居正的失敗，他改革的人亡政息，不過就是一段小插曲罷了。
史學家唐德剛在其《袁氏當國》一書中，曾提出著名的“歷史三峽論”命題，意思就是中國舊時代，政治轉型改革不是沒有在做，可數千年下來，都是不斷改不斷失敗，歸因核心，就在於掉進機制的溝裡去了。而且，這溝還很長，很深幽，很曲折，裡面有太多的暗礁險灘，讓張居正這些人，始於寸步難行，終在功敗垂成。
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從太祖朱元璋以流民立國，到崇禎皇帝吊死煤山，自始至終，幾乎所有功高震主的強臣悍將，都不會好下場。這在中國曆代王朝中，都是較為特殊的狀況。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嶽，生現在的湖北荊州
究其核心原因，也許就在於政體問題。因為明朝的體制，差不多是“國法”與“家法”混為一體。如朱永嘉那本《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所講的，明帝國的建章立制，是前所未有嚴密化，從國家權力組織結構到其運行機制，不僅是中央集權，也不只是封建專制，更是君主獨裁的。
明的體制，就理論而言，是隻有“天下是非定於一”，對公共權力的漠視，遠甚於之前的唐宋，甚至是異族的元。世界上還沒有一個獨夫，能有心胸與度量，去容忍別人在臥榻之側酣睡，可以坐視窗前同時升起兩個太陽。任何有威脅的力量，都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煤山，崇禎吊死處，現為著名的景點
所以，我的淺薄看法，“張居正改革失敗問題”，依然老生常談，核心還是國家制度設計上有死結，根本無法突圍。至於與貴族、大官僚衝突之類，正如後來蕭公權在他《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中所分析的過的那樣，並非問題核心。
張居正的困擾，幾乎就是中國曆代改革者的共同處境。可以說，張之結局，及其改革何以會那麼快偃旗息鼓，像個煙霧彈一般光亮一現，放在明代，甚至置於中國悠悠歷史中，不過就是一道顯例而已。
張居正搞改革，表面上天時地利人和。可他最大的錯誤，還是剛愎自用，不其然地與整個明代官僚體制為敵，使得支持的基礎太薄弱了。
改革是個最時髦的名詞，但任何改革，都意味著外界的抵抗和自身的奉獻。因為，所謂改革，說白了就是固有的利益集團不適用了，得重現洗牌。所以，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政治變動，名目上是改制也好，變法也好，改革也罷，在本質上都是統治階層內部關係的調整，其次才是對外面社會、百姓矛盾的化解。
任何改革，要成功，都必需得有權力，有魄力，且得不怕得罪任何人。在明，張居正其人，論內最有改革的能力，談外也最有改革的條件。但他的問題在於，過於擅權，過去綁緊，不善於團結，吝嗇於施利，完全是靠強權推行，是以固然令行禁止，可無形中也得罪了整個官僚體制——因為很明顯，改革成功了，國家起死回生了，人民受益了，可體制內的每一個人幾乎都是受損者，滿朝文武，包括皇帝。
張居正的改革，生前不可謂不成功。可他生前也太過於張揚了，太咄咄逼人了，奸孽要剷除，不幹事的要廢黜，連耿直的清流也不惜得罪。後果是什麼呢，眼睛一閉，就被上下倒算賬，連累一家子都倒黴，死的慘絕人寰。
張居正改革，之所以大獲成功，之所以“人亡政息”，都和他人格特質息息相關。
湖北老張，當年搞改革，捨生忘死，大刀斧闊，雷厲風行，主要要“搞”的，是什麼人，是什麼事？
說起來，老張的改革理想，確實不是圖私利——雖然他也不清白。他想達成的最後效應，就是強國富民貧官。可是如此一來，他要動的奶酪，太大了，是整個體制。可問題在於，他一方面有才幹，有絕對的“權”力，以高壓懾服朝野；另一方面，做事卻缺乏“有經有權”的“權”，驕橫、偏執、專斷、寡情。整個體制中人，是明面不得已支持，可暗地裡都不大願意，只是逡巡噤口而已。
王亞南有本名著，是為《中國官僚政治研究》，這方面的經典了。在這本書中，他講中國舊時代的制度，有兩大槓桿，一個是科舉制，另一個則為稅制。科舉，相當如今的高考和公務員考試製度，是國家行政人員的來源；而稅制，即財稅制度，在舊時代的農業社會，和土地緊密相聯，它在上面一舉一動的改革涉及，都與全國上下各地賴此獲取絕大部分收益的官僚、地主的利益筋骨相關。
老張目光很遠大，也可謂當時最清醒之人。他之改革，就是要重新分配，希圖重建兩大槓桿。論手段，是以刷新吏治為輔助，其真正核心，又放在了財政上。他為啥要在財政這塊下重手，其因不難揣測，黃仁宇那本《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一書早有分析，說是在張居正上臺改革前，明王朝就因為了嘉靖年間已興的南倭北虜衝突，國家內庫早就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
稍有現代經濟學常識的朋友，也都會清楚，在那樣的一種狀況下，國家財政一旦告急，將會釜底抽薪地造成整個國家崩潰。像張居正這般身居朝堂之上的財政專家，是很早就看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所以，張居正以強腕治國，說一不二，不遺餘力，從行政到財政作出全面革新，試圖重建出一個優良的官僚體制，尤其是有效率的中央集權財政體系。
但是他的一系列搞法，固然極大地充裕了積貧的國庫，但未免不近人情，實際是和全國上下官僚、地主等利益集團相奪利的，是你強必然我弱的單一化循環。這勢必將自身安危及改革舉措，都置於幾乎全體公務員乃至皇權的對立面之上，備受煎烤。他太驕傲自負了，幾乎沒有意識到這種危險，或者很明白但不屑一顧。
比如，他在全國範圍推行清丈田糧政策，一舉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具規模與實效的國家土地調查，可謂是明的三農大工程，使社會盤面作出了大重組。這條舉措，是旨在杜絕偷稅漏稅、制止土地兼併、保障田糧額度的完納，可也讓國之上下的土地私有者的利益大大受損。這是跟為官者搶銀子。
不用海瑞
在比如，他為了政令的上行下效、言出必行，提高政府機關的行政效率，推行嚴苛的考成法。所謂考成法，說穿了就是治官法，此項舉措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建立起了嚴密的簿冊制度，嚴格考核並全面整頓吏治，是做官都如驚弓之鳥。
張居正依靠這些“新國法”，一，充裕國庫，舒緩內外財政之困；二，同時在物質與精神兩方面同時治官，從而讓二者互相流動促進。
他做的很成功。他的實質做法，其實是利用制度的高度權威，把最高權力統一到自身手中，比如掌控對六科給事中的糾舉之權等等，讓官民兩造不得不唯他是從。權力高壓，成為他推動此番變革的最重要支柱，讓改革效率猛躍提升，“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新政順利實施，從而才有了萬曆前十年的太平景象。
外援戚繼光
但核心問題在於，這是一種高壓政策，沒有任何懷柔的色彩。是弄權樹威，是任人唯親，是制度的後退，是宰相沒有法理的越權，更非國家官員集體的自覺選擇，不但得不到貪腐官僚的歡迎，也讓朝堂內外正直的清流深惡痛絕。
因此，改革領頭羊的張居正，一旦身敗名裂，他所擬置的制度安排，理所當然，情所必至，幾乎都要跟著付之東流。
張居正這一點失敗的經驗，對於後世的改革大業，顯然可以獲取很多啟發。
美國過去名政治家約翰·亞當斯有句名言，“政治是什麼，政治就是妥協”，意思就在說明，任何改革理想，不管再完美，它唯一的意義，還在於能夠被實踐，而不是折騰；它最需要的藉助，不是權力高壓，而是得儘可能讓各階層收益，包括官僚們，如此才能被誠心推行，被接續下去。
比如，幾百年後的現代，新加坡等地也推行廉政、財政改革，所用的方法，一方面固然也是高壓，可另一方面是“既往不咎”，以期獲得最絕大多數官僚集體的支持，讓他們也樂意合作。如此下來，才有後來矚目的成績。
萬曆皇帝幾被架空
歷史上很多改革者，都是絕頂聰明之人，可總忘記了一條很樸素的道理：得民心者固然可以穩天下，但是獲官心者才能治天下。假如一項改革，只有鐵腕，缺乏妥協的智慧，人亡政息也就指日可待了。
張居正改革人亡政息，最核心的弊端，又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在於明帝國的機制問題。正是這種扭曲的機制，使得當時此後任何改革之爭，不管利弊，最終都將衍為權力之鬥。
中國的歷代政治問題，至為可悲的是，都沒有辦法離開體制問題，去談其餘問題。因為除開了體制問題，其餘所有問題，雖大小不一，可基本都算細枝末節，是具體操作上的當否討論，構不成致命要害。
任何一個國家的體制，本質上是國家權力機構的組織及其運轉的程序與方式。它在無形中，時刻主導和制約著朝野內外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在現代文明社會，體制就是社會的公共權力，可在明這般的集權王朝，體制就是某一人的私有權力，是家法。
張居正改革，失敗的核心原因，就出在於這種畸形的國家機制。它使得本來良性的改革之爭、有分歧的國是之爭、並沒那麼絕對的理念之爭，全面扭曲變形，被完全簡約化成為赤裸裸的、你死我活的權力之爭。
張居正不過湖北荊州一寒傖的家庭出身，卻有如此權力，本身就是靠著帝弱母貴等這般千載難逢的機遇而得，並非常態，而是偶然。他以首輔之位，收歸核心權力，厲行高壓方式，去施行公共權力，本身就是要得罪整個體制，更要命的是，是要衝撞到、消減到皇權的威權與利益的。可是他又不具備佔據核心權力的合法性呀，是以皇權闇弱時忍氣吞聲，一稍有反制的能量，必然反過來反攻倒算。
張居正其人，是俾斯麥、伊藤博文一流的人物，可惜所遇之主不是威廉一世、不是明治天皇。更遺憾的是，所處的大明王朝，也不是有20世紀文明曙光透進的德國與日本。
張居正的掌權，是偶然的。也因此，在這種權力必一統於某個人的機制下，多少決定他改革，失敗是必然的。
想明萬曆初年，新帝甫立，正是主少國疑未穩、朝堂波詭雲譎之際，萬曆皇帝尚在無知青少年之齡，根本沒辦法去掌控皇權、鞏固己位、理治國政。國事又日非，可謂內憂外患。
而他的母親李太后，憂心在幕後，勢力又太過薄弱，當此之時亟需找尋到一個既能強硬、有魄力又富理政才幹的朝臣作為支持，暫時代為主管朝政。張居正就是憑藉這一可遇不可求的時機，升任首輔，成為彼時的權力核心。
但是，大明國家的機制本身又是家天下的。權力在如此這般的機制中，並非平衡的設置，臣強必致主弱，而君權掌必權臣亡，這在歷代歷代都是真理。也因此，當神宗尚年幼時，還可以虛假地對張居正畢恭畢敬言聽計從，一旦羽翼得豐，有了獨自理政的條件，一切都顛倒過來了。
這樣的機制下，沒有國是國非之爭，只剩下赤裸裸的權力搶奪的表演。重新上臺的皇帝，為張揚君主集權者的權威，發洩長期被壓制的憤懣，必然要搞清算，不僅要清算張居正本人，也要清算他的政策。狠毒下來，還要清算他九族，以人腦所能想到的最慘酷無人道的方式，厲行誅殺。
所以，張居正的人亡政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歸結到根底，依然還是“封建”王朝的體制問題。可以說，中國曆代以來，國家管理的中心，還不在廟堂，而始終是皇權。它是宗法式的私家王朝的標誌，從決策到行政，在中央和地方等方方面面，都有著難以理清的相互糾纏關係。
王朝改革，特別是大的改革，假若不動此體制問題，不人亡政息也難矣。也之所以，中國歷史，暴力鼎革才是主流，改革者從來都沒下場。
任何時代，社會總有矛盾，集體又總希冀進步，因此總會出現改革與抵制並存之局，時常步履維艱，時常雲開日出，也時常血雨腥風。
只因為，如魯迅說的，曾經闊氣的要復古，正在闊氣的要維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弄甜頭。改革，就是重新洗牌，完全的共識是痴人妄想，扭結廝殺是必然的。
良性的改革，應該是所有人樂見其成功的。可中國曆代，權力中心過於收歸了，人治的因素過於強大了，尊重程序什麼的理念根本無法落地。因了這層機制的衝突，也使得一切改革顯得殘酷起來。張居正的失敗，他改革的人亡政息，不過就是一段小插曲罷了。
史學家唐德剛在其《袁氏當國》一書中，曾提出著名的“歷史三峽論”命題，意思就是中國舊時代，政治轉型改革不是沒有在做，可數千年下來，都是不斷改不斷失敗，歸因核心，就在於掉進機制的溝裡去了。而且，這溝還很長，很深幽，很曲折，裡面有太多的暗礁險灘，讓張居正這些人，始於寸步難行，終在功敗垂成。
那麼，有多長時間，中國人能從溝裡徹底走出來呢。 民國時期的唐德剛，看軍閥割據國家紛亂，沒有答案，只有悲觀。也許，讀史，容易使人失掉想象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