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勇:交響樂隊需要“男子氣”

文 | 張國勇

交響音樂有別於文學、繪畫和舞臺表演的具象,是特別抽象的藝術。它不能講述具體的情節,即便作曲家用標題提示出他所理解的“故事”,呈現的結果可能依舊是“一千個讀者眼裡的一千個哈姆雷特”。

交響樂所表現的情感跨度極廣,其中尺度的拿捏最為重要,這全然倚仗指揮家和樂團演奏家的審美情趣和藝術修養。一場音樂會,對比越強烈,音樂就越具張力,聽眾由此產生的內心情感宣洩的空間也越大。交響樂需要雷霆萬鈞之勢的轟鳴,也需要呢喃細語之態的柔美:《紅旗頌》的嘹亮號角,《梁祝》的生離死別,查拉圖斯特拉站在山巔、面對芸芸眾生的“警世宣言”,《羅密歐與朱麗葉》的纏綿愛情,肖斯塔科維奇《第五交響曲》三樂章死寂一般的聖詠……都是交響樂強大表現力的典型範例。

從最初宮廷氣氛的點綴,到今天的文化經典的呈現,交響樂經歷了脫胎換骨的演變。幾百年來,交響樂作品見證了人類對世界和自我認知的逐漸成熟,規模也逐漸豐厚壯大,到浪漫派鼎盛時期的馬勒和理查·施特勞斯,交響樂團發展至四管編制,“千人”交響曲應運而生。

梳理交響樂團發展的脈絡,有些現象非常值得注意:像柏林愛樂樂團、維也納愛樂樂團這些老牌樂團,直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才開始吸納女性演奏員。試想原因,其一可能是因為交響樂團的合作默契,必須要通過長期磨合才能形成,一個初來乍到的新人是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融入這種奇妙的相互協調與感應之中。然而女性生理特點和責任,要求其必須留出足夠的時間來生兒育女、照顧家庭……這就造成在了在一個成熟的團隊裡,一旦女性演奏家流動較大,會對樂團的藝術創作產生影響。另一個原因可能來自於男性與女性本身所具有的性別特徵,包括爆發力、性格、心理、對音樂感知角度的差異。

現代社會,交響樂團中的女性越來越多。2018年,Quartz atWork收集了世界頂級交響樂團的22個數據,包括柏林愛樂樂團、維也納愛樂樂團等。在Quartz研究的2438名全職音樂家中,有761名(31%)是女性。在美國管弦樂團聯盟代表的703支專業和業餘管絃樂隊中,女性目前佔了48%。而在中國,女性演奏員的比例可能會更高些。多元社會對於人的發展提供了更多可能,40年前那種靠苦練一技之長,從而改變自己命運的現象越來越少。完全犧牲自我,陪伴孩子練琴的“虎爸虎媽”也已不多。

有趣的是,當前很多樂團在招聘時,總監和團長們都有一個共識:希望儘量多招收一些男性。在交響樂領域,人們公認在銅管聲部、打擊樂聲部,男性更具優勢,有些樂團甚至不惜略微降低對男性專業技能的要求,以保證聲部的所謂“比例”。在男性匱乏的窘境中,令人遺憾的是:現代社會中的男性似乎少了些“血性”,應試化、批量化生產的教育,抹殺了學生的個性;家庭教育中所強調的順從、獨生子女的驕生慣養、媒體的偏頗導向,似乎正在把“血氣方剛”“雄壯魁梧”從男性的字典中隱去,能夠抵禦誤導誘惑、崇拜陽剛勇為的男青年好像呈下降趨勢。

同時,前些年出現的哈韓、哈日潮流和依舊盛極不衰的選秀之風,更將不少男孩子引向油頭粉面、奇裝異服、嗲聲嗲氣的歧途(這在某衛視的“快男”節目上盡顯無遺)。一味追求收視率最大化,枉顧社會的健康輿論導向,我們的大眾傳媒真該好好掂量一下自己身負之重任。你們確實賺足了廣告,吸盡了眼球,贏得了吆喝,我們交響樂界可能就少了些奏得出《紅旗頌》之豪邁、《英雄生涯》之悲壯的男性音樂家。如果說這事算小,那缺了勇往直前、保家衛國的血性男兒,這禍可就闖大了!

記得我在俄羅斯留學期間,正值紀念衛國戰爭勝利50週年,有幸看到一部紀錄片。當年列寧格勒保衛戰最艱難的時刻,首演完肖斯塔科維奇《第七交響曲》之後,很多男性音樂家拿起武器直奔戰場,樂曲結尾雄壯的C大調主和絃,是很多音樂家為國捐軀前的最後一聲怒吼……

遙想當年,只有血氣方剛的男兒才能體會那刻骨的仇恨、民族危亡時的匹夫豪情。不知當下的男兒們是否能夠將這決絕的內心感受演繹出來——我們的交響樂團需要充滿陽光和英武、激情與力量的男性演奏家,而非脂粉陰柔、浮躁飄搖的“擺設”。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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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張國勇

交響音樂有別於文學、繪畫和舞臺表演的具象,是特別抽象的藝術。它不能講述具體的情節,即便作曲家用標題提示出他所理解的“故事”,呈現的結果可能依舊是“一千個讀者眼裡的一千個哈姆雷特”。

交響樂所表現的情感跨度極廣,其中尺度的拿捏最為重要,這全然倚仗指揮家和樂團演奏家的審美情趣和藝術修養。一場音樂會,對比越強烈,音樂就越具張力,聽眾由此產生的內心情感宣洩的空間也越大。交響樂需要雷霆萬鈞之勢的轟鳴,也需要呢喃細語之態的柔美:《紅旗頌》的嘹亮號角,《梁祝》的生離死別,查拉圖斯特拉站在山巔、面對芸芸眾生的“警世宣言”,《羅密歐與朱麗葉》的纏綿愛情,肖斯塔科維奇《第五交響曲》三樂章死寂一般的聖詠……都是交響樂強大表現力的典型範例。

從最初宮廷氣氛的點綴,到今天的文化經典的呈現,交響樂經歷了脫胎換骨的演變。幾百年來,交響樂作品見證了人類對世界和自我認知的逐漸成熟,規模也逐漸豐厚壯大,到浪漫派鼎盛時期的馬勒和理查·施特勞斯,交響樂團發展至四管編制,“千人”交響曲應運而生。

梳理交響樂團發展的脈絡,有些現象非常值得注意:像柏林愛樂樂團、維也納愛樂樂團這些老牌樂團,直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才開始吸納女性演奏員。試想原因,其一可能是因為交響樂團的合作默契,必須要通過長期磨合才能形成,一個初來乍到的新人是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融入這種奇妙的相互協調與感應之中。然而女性生理特點和責任,要求其必須留出足夠的時間來生兒育女、照顧家庭……這就造成在了在一個成熟的團隊裡,一旦女性演奏家流動較大,會對樂團的藝術創作產生影響。另一個原因可能來自於男性與女性本身所具有的性別特徵,包括爆發力、性格、心理、對音樂感知角度的差異。

現代社會,交響樂團中的女性越來越多。2018年,Quartz atWork收集了世界頂級交響樂團的22個數據,包括柏林愛樂樂團、維也納愛樂樂團等。在Quartz研究的2438名全職音樂家中,有761名(31%)是女性。在美國管弦樂團聯盟代表的703支專業和業餘管絃樂隊中,女性目前佔了48%。而在中國,女性演奏員的比例可能會更高些。多元社會對於人的發展提供了更多可能,40年前那種靠苦練一技之長,從而改變自己命運的現象越來越少。完全犧牲自我,陪伴孩子練琴的“虎爸虎媽”也已不多。

有趣的是,當前很多樂團在招聘時,總監和團長們都有一個共識:希望儘量多招收一些男性。在交響樂領域,人們公認在銅管聲部、打擊樂聲部,男性更具優勢,有些樂團甚至不惜略微降低對男性專業技能的要求,以保證聲部的所謂“比例”。在男性匱乏的窘境中,令人遺憾的是:現代社會中的男性似乎少了些“血性”,應試化、批量化生產的教育,抹殺了學生的個性;家庭教育中所強調的順從、獨生子女的驕生慣養、媒體的偏頗導向,似乎正在把“血氣方剛”“雄壯魁梧”從男性的字典中隱去,能夠抵禦誤導誘惑、崇拜陽剛勇為的男青年好像呈下降趨勢。

同時,前些年出現的哈韓、哈日潮流和依舊盛極不衰的選秀之風,更將不少男孩子引向油頭粉面、奇裝異服、嗲聲嗲氣的歧途(這在某衛視的“快男”節目上盡顯無遺)。一味追求收視率最大化,枉顧社會的健康輿論導向,我們的大眾傳媒真該好好掂量一下自己身負之重任。你們確實賺足了廣告,吸盡了眼球,贏得了吆喝,我們交響樂界可能就少了些奏得出《紅旗頌》之豪邁、《英雄生涯》之悲壯的男性音樂家。如果說這事算小,那缺了勇往直前、保家衛國的血性男兒,這禍可就闖大了!

記得我在俄羅斯留學期間,正值紀念衛國戰爭勝利50週年,有幸看到一部紀錄片。當年列寧格勒保衛戰最艱難的時刻,首演完肖斯塔科維奇《第七交響曲》之後,很多男性音樂家拿起武器直奔戰場,樂曲結尾雄壯的C大調主和絃,是很多音樂家為國捐軀前的最後一聲怒吼……

遙想當年,只有血氣方剛的男兒才能體會那刻骨的仇恨、民族危亡時的匹夫豪情。不知當下的男兒們是否能夠將這決絕的內心感受演繹出來——我們的交響樂團需要充滿陽光和英武、激情與力量的男性演奏家,而非脂粉陰柔、浮躁飄搖的“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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