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國勇
繁榮中國文化事業，豐富人民精神生活，是中國交響樂人的使命與社會責任。
我國現有職業交響樂團運營模式大多采取兩條腿走路的策略：其一是大家所熟知的音樂季演出，這是一支樂團職業化、國際化程度的象徵。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在不遺餘力地培養聽眾，接觸更多的外請指揮，排演時代跨度大、風格多樣化的曲目，這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二，由於絕大多數交響樂團是政府資助的事業單位，具有公益性特徵，因此這些樂團在完成樂季音樂會的同時，還有義務進行音樂普及類型的演出。另外，作為文化軟實力的象徵和一個城市的文化名片，交響樂團的存在如同博物館，是非贏利的公益機構，這其中巨大的資金投入顯而易見，回報卻是隱形的，需要幾代人才得以見效。而且當今時代，古典音樂演出不可能靠票房收入來維持日常運營，是全世界不爭的事實。儘管一線城市的政府對樂團財政支持的力度已大有改觀，但與歐美乃至港澳臺的樂團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在“吃飽”的情況下，想要“吃好”，各樂團就必須注重市場的開發，儘量承接商業演出，以增加音樂家的收入並補貼樂季正規交響音樂會的運作。於是就產生了一個不可迴避的現實——樂團每年由於商演需要，也許會重複演奏幾十遍《紅旗頌》《藍色多瑙河》……
“職業化的樂季音樂會”與“公益或商演”之間的關係既統一又有矛盾。所謂統一，交響樂的普及和受眾的廣泛，是樂團賴以生存的基礎，唯有水漲方能船高。矛盾的方面，在於樂季音樂會演奏兩三年內不重複的中外名作，無論難度、長度都極具挑戰性，指揮都是中外名家，4天的認真排練中充滿新鮮感和創作熱情，音樂會上的精彩呈現，彰顯出樂隊水平和實力；而普及或商演面向的聽眾大多是入門級的，曲目必須通俗易懂、短小有趣。由於人口基數巨大，公益演出的受眾有限，需要有更多的演出場次，樂手們不得不面臨“不斷重複中的審美疲勞”這個問題。而且，為節約成本，此類音樂會大都由本團的常任指揮或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來承擔，這種曲目與人員的複製，大大地損耗了彼此的藝術能量，自然而然地產生懈怠。由此可能延伸出來的簡單排練和粗糙演出，對樂團的演奏水平、合作能力，以及對音樂的專注度都破壞力巨大。
這裡我想就“職業化”談些自己的想法。人無論從事何種職業，認真、盡責、守信是基本準則，此乃共性。然而，不同職業的專業類別，決定從職人員的態度和工作方式，此乃特性。我們拿醫生和銀行櫃員作喻：醫生一天要看上百個病人，診室裡圍著一堆人，喧鬧中人們所關注的是同樣的問題；銀行櫃員每天機械地重複操作，數著大堆的錢幣……但，出於職業的習慣和操守，他們永遠得表現出友善和耐心（尤其是在人們維權意識大於文明自覺的當下，稍不慎就會被投訴），這就是良好的職業素養。據此，音樂家的職業道德就應該是：把每一場演出當作第一場。因為對我們來說可能是第35遍或28遍，對聽眾來說卻永遠是第一遍。就像患者希望醫生對他的診治是最準確、最有效一樣，聽眾們總是期冀他所遇到的是樂團最完美的一場演出。這對指揮與樂手來說，無疑是巨大的考驗，即便演奏曲目、合作對象、演出場地相同，指揮和演奏員也要始終保持熱情洋溢的狀態，說來輕鬆，實屬不易，但這是一個樂團展示水準、維護聲譽的重要保證。
年初，我隨上海歌劇院交響樂團進行了美國巡演，二十多場音樂會，樂團需要重複相同的曲目。開始難免憂心忡忡，因為曾經有其他樂團面臨同樣的境地而厭戰棄陣、草草了事。此次巡演，樂團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幾乎每天坐大巴穿梭於各個城市，本身就是對演奏員體力、心理、審美的巨大考驗。但出乎我預料的是：這支年輕的樂團認真敬業，雖然在演出中難免偶有瑕疵，卻無人懈怠——不管身處何種境地，認真完成每一場演出，這就是對藝術的負責。
如果我們樂團的管理者、指揮和樂手都能夠理解“永遠的第一遍”的自我設定，樂團水平就不會有過山車般的大幅度起落，聽眾也不會因為粗糙的演出失望而去。雖然一場演出的質量會由於各種原因有所差異，但這種浮動應存在於毫釐之間。只有當我們把第35遍演出當作第一遍來演時，聽眾才會得到更多美的享受，“推動交響樂事業可持續的繁榮發展”才不是一句空喊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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