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上將張愛萍——毛澤東說他：“好犯上！”葉劍英說他：“渾身是刺！”鄧小平說他：“惹不起！”兒子張勝評價他是：“一個天真的共產主義者。”本書是張愛萍次子張勝所作，回顧了父親的人生經歷。張勝在上世紀80年代曾任職總參，後下海經商。因此，本書記錄的既是父親與兒子的對話，也是老一代上將與新一代軍人的對話。本文回憶了張愛萍在國防改革大潮中的往事。
張愛萍上將
“這個手，我舉不起來”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了。會議通過了一個文件：《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國開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國防科技工業這個高度集中的產業，該如何去適應這個開放的、自由競爭的大市場呢？
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繼四（電子）、六（船舶）機部之後，將二（核）、三（航空）、五（兵器）、七（航天）4個工業部由國務院直接領導。與國民經濟各部門一樣，納入整個國家規劃，由國務院統一組織和管理。國防科工委不再歸口管理上述4個工業部的全面業務工作。這意味著延續了30年的我國獨立的軍事工業體系，從此將不復存在。
國務院體制調整方案在會上拿出來後，父親說，“趙總理，這個手，我舉不起來。涉及到軍隊的事情，國務院單方面決定是不妥當的。”
趙總理說：“也好，先不做決定，就請把這個方案帶到軍委去吧。”
會議還沒有散，父親就打電話給楊尚昆，建議馬上召集各總部、軍兵種負責同志開會。吃過午飯，各軍兵種的司令員和有關部局的領導就集中在三座門了。會議一開始就炸鍋了，具體怎麼開的我就不清楚了，反正知道最後推舉一個副總參謀長和國防科工委的副主任當代表，與國務院協商。
後來聽到國務院的幾個副總理議論，說又不是斷他們的糧，反應這麼激烈，真沒想到。事情反映到了最高層，鄧小平說，分兩步走吧，核工業部和航天部暫時不動，其他兩個部，兵器和航空先劃拉過去。
1984年11月，軍委座談會期間，我和文件起草組的同志們無意中閒聊，談起這次會議上提到的關於“國防工業自成小天地的時代應該結束了”。這話是有所指的嗎？“小天地”，究竟寓意著什麼呢？
晚飯後我陪父親散步，閒聊中談起了這件事。
“什麼小天地？”他說。
咳，文件上都有了！你開會肯定又在想自己那攤子事。我把文件給他找出來。他看了後說：“軍工體系是歷史形成的嘛！又不是誰非要把住。中央決定了拿出去，我們執行就是了。”
小天地與獨立王國何異？他對這一說法是難以接受的。
我曾問過父親這方面的事情，但他的回答很精練簡潔：“上面定的。”多一句都懶得說。而且他還是很恭敬地執行了這個決定。
“國防科技的領先不是壞事”
父親於12月26日在這份文件上批示：
趙總理：“楊副主席要我請示你有何指示，以便軍委常務會議研究。對此建議，遵你曾對我指示的原則，我說明如下幾點意見。……其另外項，可不必要。雖鄧主席提出‘除二、七機部外’。”
不難看出，他的用詞極為恭敬，不是批評過他是個“惹不起的人嗎”？但他還是挺倔的。我又不是要飯的！要拿就一起拿過去吧，何必遮遮掩掩的！
總理12月27日批示：同意愛萍同志所批各點。
父親晚年回憶時說：“80年代初，我遇到的問題是，國防工業系統，軍工產品需求量減少了，研究、生產部門過剩了，除二、七機部還有事幹以外，搞常規武器的力量一下子都閒下來了。我提出，軍工企業搞民品，一定要在國務院的統一規劃下進行。但他們那時把國防工業只視為包袱。我和趙總理為核電站吵架就發生在這個時候。兩年後，我們自己搞起來了，他們這才發現國防科技力量確實有優勢。但又走向另一個極端，把這些部門通通轉向搞民品，武器裝備也不管了……
“這就出現了新的矛盾。例如六機部改成船舶工業總公司後，海軍要船，雙方就只能討價還價。
“我看到這樣的言論，認為國防尖端科技與國民經濟建設的發展現狀不協調，是畸形發展。這是不對的，我說是特形。國防科技的領先不是壞事，正是我們的強項。問題在於，應該如何通過國防科技推動和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而不是限制它、削弱它，甚至是取消它。”
“我們這個大國能靠買武器過日子嗎？”
國防工業要不要改革？父親認為，當然要！但怎麼個改法要從國情出發。美國搞的是市場，蘇聯搞的是計劃，我們是沿襲的蘇聯。在冷戰中，蘇聯垮了，但是不是因此就轉而走美國的路？
從1979年到1983年，父親會同國務院對三線建設進行了調整：一是縮短基本建設戰線，調整投資方向，停建、緩建一批基建工程；二是將軍工任務嚴重不足的企業轉向民品生產；三是對選址不當，難以維持，或者重複建設的，實行關、停、並、轉。1983年底，國務院成立專門機構，對三線建設進行全面調整改造，一是調整企業佈局，二是調整產品結構，三是技術改造。
在和父親的談話中，我問，你的觀念是不是還停留在計劃經濟的老套路上？
父親說：“不要以為什麼都是商品。市場經濟也不是唯一的，國防、環境、社會的公正與公平，就不是市場說了算的嘛！”
“改革是必須的，但不是隻有照外國的去做才叫改革。國防科技工業體系是歷史形成的，衡量它的標準不是市場效益，而是戰場效益。不是為了獲取最大利潤，而是國家生存的安全利益。”
“再有，軍隊不是單純的買武器。從戰爭需要出發，不僅要考慮軍品的價格和質量，還要考慮生產企業的戰時應急能力和技術發展趨勢；而民品，買的人只考慮價格和質量就夠了，沒有哪個人會考慮企業的穩定和未來的發展。因此，軍品競爭決不能是簡單的優勝劣汰，將失敗者徹底淘汰出局。”
“我不反對改革，我說的是改革步子大小的問題。在國際高科技激烈競爭的時代，我們能取得這樣的成果，談何容易。彎子太大、太猛了，多少年都捋不順。掉下來，再趕就難了。”
我第一次看到父親違心地去做他不情願去做的事情，第一次看到他有自己的見解而不去陳述。那個渾身是刺的張愛萍上哪裡去了呢？
我對他說，我認為你的意見是正確的，但是，你為什麼不力陳你的意見呢？
父親說：“怎麼沒有提過？你沒有看到這句話嗎？‘等將來有了錢，可以買上它一萬架飛機’。國防工業，國家安全，究竟走什麼路？這才是問題的要害和原因。”
但父親似乎有他自己的看法：“我們這個大國能靠買武器過日子嗎？既然在根本路線上都動搖了，我說何益呢？”後來在重新印發文件時，“等將來有了錢，可以買上它一萬架飛機”這句話給刪掉了。
回函小平：“如此國防部長理應撤職！”
他曾想過要說些什麼，但最後都放棄了。他說：“沒有意義了。”
這究竟是為什麼呢？我想起來不久前發生的一件事。
父親以國防部長身份率領軍事代表團訪問美國。他從國際戰略格局的利害關係出發說服了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維西，達成了中美兩軍的軍事技術交流協議。這是有史以來第一份中美兩軍最高層的協議。可誰知道，外交部駐美使館有人遞了封告狀信，說張愛萍違反中央確定的不結盟的原則，和敵對勢力搞戰略同盟。
其實，僅僅是因為美方不同意非軍事人員進入參聯會大本營，這個人覺得丟了面子，說這是歧視性政策，應該取消會談。父親說，那你就不要去吧。於是就有了這封告狀信。小平同志看到信後，給了楊尚昆，說讓愛萍先看一下。楊把信給了我父親，父親頓時就被激怒了，說了聲：“無恥！”順手在信上批了幾個字：“如此國防部長理應撤職！”
哪曉得祕書見是小平同志處來的，既然首長批的有話，就把信給退回去了。鄧小平一看真氣壞了，對我父親說，你這個張愛萍，看看，看看，你自己寫的是些什麼？我父親還嘴硬：“違反了中央規定的國防部長是該撤職嘛！”
事後，我們都說他，小平同志這樣處理，已經很夠意思了，你怎麼這樣任性呢？他也很沮喪，一言不發。
我感到他去意已定。
反問美國防部長：“是誰要向你買武器了？”
其實，國防改革的預警信號在兩年後就發出了。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楊嘉樨、陳芳允4位科學家向中共中央上書，力陳我國在國際高科技領域競爭中面臨的嚴峻勢態，呼籲繼續下大力量跟蹤世界先進水平，爭取在有優勢的領域有所突破。
中央採納了這個建議。於是，由國家科委和國防科工委組織，邀請了124位專家，制訂了代號為“863”的《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批准實施。
1986年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再次重申，武器裝備現代化的關鍵是國防科技。
2000年，隨著“寓軍於民”的提出，我國延續了半個世紀的國防科技工業體系最終成為歷史。
軍工集團公司的結構安排，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相比，仍然存在許多不相適應的地方。從軍方的採購來看，也存在著危險傾向。
《華盛頓郵報》說，從俄羅斯進口武器，現在該是中國“斷奶”的時候了，否則就該上癮了。進口的確比自己研發更合算，但從政治和軍事上講，大國不應該擁有自己的武器研發能力嗎？進入90年代後，世界上只有俄羅斯能向中國提供武器，但俄羅斯的國防工業正停滯不前，如果在俄羅斯這棵樹上吊死，那麼中國武器裝備也只能停留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水平了。中國經濟遠比俄羅斯有活力，也更有資助國防工業的經濟實力，自力更生，本身就是創造就業機會，讓國防工業煥發青春，為什麼就不做呢？新式裝備的下線到最後的使用，還有漫長的過程，軍人們的感受就更直接了。有幾個懂得俄語的啊？
父親回憶說：“耿飆和劉華清訪美后，布朗（美國防部長）來華。和我談話時趾高氣揚的，張口就是，我們美國是不能賣武器給你們的！我一聽就火了，但外交場合不好吵架，我就反問他，是誰要向你買武器了？他一下呆住了，答不上來。是啊，沒有人向他提出過嘛，耿飆、劉華清提的是技術合作。我哪裡能饒過他，說你美國是賣給過中國人武器，抗戰勝利後好打內戰，不過，這倒是幫助我們更快地打敗了蔣介石。我在這裡要謝謝你！
在座的美方人員有點蒙。翻譯解釋說，解放戰爭後期，我們用的也都是美式裝備，只不過那全是從蔣介石手裡奪過來的，所以張副總理要謝謝你們。他們愣了一下，也鬨然大笑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