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涼之霧遍被華林”，是魯迅對《紅樓夢》的經典描述，色空兩個層面都暗含其中。“蒼涼的手勢”則是張愛玲小說的典型姿態。張愛玲從不迴避《紅樓夢》對她寫作上的影響，她清楚地說：“這兩本書（《金瓶梅》與《紅樓夢》）是我的一切的來源。”
但影響自有其弔詭之處。在張愛玲眼裡，人性的真相不過是些讓人哀矜的苟且齷齪，普通人“不徹底的”庸俗味道瀰漫了整個時代。她筆下，人是曖昧的，情是曖昧的，美也是曖昧的。但曹雪芹似乎剛好相反。他筆下的人、情、美都是鮮明的，不確定的反是他自己的立場。
他們留下了兩個世界。“悲涼”與“蒼涼”，終究還是不同。半生之後，張愛玲一擲十年光陰，寫了《紅樓夢魘》。沒人懷疑這是一場漫長而真心的追隨。畢竟，若沒有這追隨，也就不必說錯過了。
主講：計文君
作家，藝術學博士，
中國現代文學館副研究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喜歡《紅樓夢》的讀者，往往也喜歡張愛玲，因為氣味相投。張愛玲的作品中瀰漫著非常濃烈的紅樓氣息，她一生都在消化《紅樓夢》帶給她的東西。
王國維評價《紅樓夢》，說它是“悲劇中之悲劇”。魯迅先生評價《紅樓夢》，是“悲涼之霧遍被華林”。悲涼之霧，是有別於“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的另一種氣息。在悲劇美學上，它把中國敘事提升到一個可以跟世界對話的高度。
悲從何來？是一種無奈的情緒？是一首輓歌？不只是這樣。和悲相關的有兩個字，一個是“悼”，一個是“憫”。人生不可能永遠歡歡喜喜，唱著“你是風兒我是沙，纏纏綿綿到天涯……”——那是麻醉劑。不為人存在的有限性感到悲哀的作家，連深刻都談不上。
諸多美好生命逝去，薄命司裡的女兒讓人扼腕嘆息。曹公以一片悲金悼玉之心提出一個問題：弱小的、微塵般的個體，面對艱難塵世，如何尋找生命的出路？
“美麗而蒼涼的手勢”是張愛玲寫下的一句話，出自《金鎖記》。後來有很多傳記、論文用這句話評價她，彷彿女作家一語成讖。
怎樣的手勢才是蒼涼的？這實在是很難具象化。眼前似乎浮現了一雙帶著鐲子的纖細的女孩的手，在半明半暗之間，伸出去，又縮回來……可是依然不夠。因為所謂蒼涼，必定有一個更宏大的背景。
張愛玲的所在之地，是戰爭期間的孤島上海。破壞已經來了，更大的破壞還要來。世界茫茫的威脅近在眼前——這是一個蒼涼的背景。
傅雷曾評價《金鎖記》是“文壇最美的收穫之一”，他驚歎於張愛玲的才華、認知的深度、巨大的表達能量。然而愛之深，責之切。他又深感遺憾，覺得女作家的趣味似乎被牽引到別的地方去了。在《傾城之戀》裡，他只看到白流蘇和範柳原近乎無聊的調情。
面對傅雷的評論，張愛玲非常不領情。她寫下《自己的文章》一文，曲折地表示，傅雷的表揚，沒表揚在點上；批評，她也完全不接受。對於傅雷提出的問題，張愛玲有自己的主張，而且她用了一生來貫徹她的主張。
《紅樓夢》的生長機制和召喚結構
在《紅樓夢》裡，是有穩定的天道秩序的，雖然這個秩序搖搖欲墜。如今我們很容易得出一種樸素得近乎幼稚的結論——歷史侷限性，認為有些東西是註定進入歷史垃圾堆而註定消亡的。有這麼簡單嗎？如果作家的理解這麼簡單，《紅樓夢》至少不會動人。
有人用四書五經的倫常道理解讀《紅樓夢》，我們發現它在那樣的話語系統中可以成立。索隱派建立了一整套複雜的影射體系，也可以成立。《紅樓夢》巨大的闡釋空間，來源於作者本身的多元。
完美的作品，是一種高於人的存在，因為它自己具有生長機制。這種作品的維度非常豐富，可以產生無數折射面。當然，作家在創作時肯定不會想這麼多，但他確實有通過編織情節、塑造人物，搭建一個不斷生成意義的架構的本分。這，就是小說家的手藝。
而語言作為媒介的最大特點，是需要閱讀者的深度介入。我們通過自己的知識閱歷、生命經驗去想象人物。文字經過我們的腦回路，由我們共同參與完成它的形象、意義的生成。我把這稱為“召喚性結構”。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個體，召喚出來的東西都是不同的。
高光照亮的晴雯，以及光芒之外
我們可以用一個人物來說明問題——《紅樓夢》中的晴雯。晴雯漂亮、手巧、心直口快，但她性情暴烈、恃寵而驕。我們知道她有缺點，但這似乎並不影響我們對她的喜歡。為什麼？因為實際上，我們喜歡的晴雯，是被高光打亮了的部分。從哪兒來的高光？從寶玉。
我們是和寶玉一起觀看這個人物的。倘若換一個視角，比如換成角門上的婆子，看一個小丫頭成日裡大呼小叫、罵罵咧咧，比主子還難伺候；換成王夫人，看自己兒子房裡的丫頭“水蛇腰，削肩膀”，一副極度張狂的樣子——我們又會怎麼想？
晴雯被陷害、被冤枉了，這引起我們的同情。但我們同情的來源，依然是寶玉的長歌當哭，是寶玉本人對晴雯飽含深情的認知。如果讓我們完全用自己的生命經驗來觀察，把晴雯放在職場、家庭、朋友閨蜜的圈子裡去看，那種嬌奢傲慢、掐尖要強、永遠不讓人的個性，我們真的會喜歡嗎？
古人講君子要避瓜田李下之嫌，而晴雯顯然缺乏這種意識。撕扇子，對寶玉和晴雯來說真的是歡樂，但這歡樂觸碰了多少禁忌，冒犯了多少人，引起了多少猜疑。
面對嫌疑，王夫人的態度是徹底杜絕。不管晴雯究竟是否勾引了寶玉，妖精一般的東西，就要趕快退送。晴雯被逐，婆子們都念阿彌陀佛，說是“今日天睜了眼”。可見晴雯的悲劇，也因她自己行為不當，惹了嫌疑，觸了眾怒，積了怨氣，這才導致周圍各方勢利共同絞殺。
晴雯的悲劇，在今天依然每天都在發生。很多職場新人、“公主病”患者，身上都有她的影子。這是一種非常典型也非常普遍的人格特質。
《論語》裡說：“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有一種所謂的“勇”，其實是冒犯、無禮；有一種所謂的“直”，是攻擊別人的短處或揭發別人的隱私。那麼，晴雯的“勇”真的是“勇敢”的“勇”嗎？她的“直”是“正直”的“直”嗎？從這層意義上看，寶玉的褒讚之情也許未必成立，而讀者總以“直烈”為晴雯的標籤，以“柔奸”為襲人的標籤，其實都是成見，或說是教條。
教條是什麼？是把我們的經驗概括為規律。我們每時每刻都容易陷入教條，而曹雪芹的風格是：破一重立一重，立一重破一重。有寶玉的長歌當哭，必然有婆子們的“阿彌陀佛”。這是對立的兩種聲音，雖然有強有弱，但不會讓人聽不見。
就這樣，在《紅樓夢》裡，我們聽到各種各樣的聲音。隨著我們的閱歷越來越豐富，對人生的理解越來越深，那些聲音也在不斷地變化、生長。
曹七巧：從“徹底”到“不徹底”
張愛玲《金鎖記》中曹七巧的形象，和黛玉或晴雯很像。掐尖要強的背後是什麼？是無依無靠，極其敏感，隨時準備用戰鬥的姿態捍衛自己的自尊心。這也讓人想到《金瓶梅》寫的西門慶太太中最窮的一個——潘金蓮。她們都近乎不顧一切地維護自己的尊嚴。
曹七巧這個美麗的、生命力強悍的年輕女性，被迫和一個殘疾人拴在一起，生下兒女。和小叔子的幾次有名無實的調情，在她心裡種下了根。但在她的世界裡，是絕無寶玉這樣的人存在的。張愛玲筆下的一系列少爺，有的只是和寶玉相似的軟弱、不肖、面對現實的無力感。
守了寡，分了家，小叔子到了她跟前，在七巧心裡升起一瞬間的溫情。然而她轉念想到，他是來要她的錢的。這一轉念使她暴怒起來。就在這一念之間，她人生中這一點點溫情的可能性就結束了。她剩下的生命，就像個不斷上緊的螺旋，披了黃金的枷鎖，用一種瘋子般的機警和審慎活著，吞噬女兒的幸福，扼殺身邊的一切人。
張愛玲說，她筆下所有的人物都是“不徹底的”，只有曹七巧除外。黃金如枷鎖，在小說層面來看，是一個非常淺的設定，並不蘊含很深刻的認知，雖然她的文字實際折射出來的，比她自己描述的要豐富得多。
15年後，張愛玲改寫《金鎖記》，刪掉了原文中最慘烈的一筆——關於七巧扼殺女兒幸福的部分情節。她又在七巧和小叔子之間，放入了一點真情，讓故事柔和了許多，“不徹底”了許多。在張愛玲筆下，沒有那種不轉身的、密不透風的惡，然而冷得徹骨，讓人絕望。
張愛玲：難以容身的世界
不管“美麗而蒼涼的手勢”多麼動人，張愛玲筆下的那些女孩，其實都和“美麗”二字離得很遠。她筆下的世界，是讓人難以容身的世界。
《傾城之戀》讓我們看到，多少愛情故事，其實不過就是無聊的調情，探戈舞一般的博弈——或許直到今天還是如此。同樣沒有改變的，是女性難以維護的自尊，是整個社會語境對女性精神和肉體施加的壓力。
白流蘇是典型的失婚的剩女，而且沒有經濟能力。在當今社會，一個經濟足夠自主、內心足夠強大的女性可以通過不婚來維護自己的獨立性，但是客觀來講，如今的社會環境其實比七八十年代更惡劣了。美麗幾乎變成一種道德訴求，不美是罪惡。窮、胖、醜，所有這些詞語都變成一種無形的壓力。標準是怎麼來的？依然來自一種取悅過程。
就像白流蘇，她能動用的全部資產就是她自己的身體。愛情於她而言，是一場華麗而風雅的賣淫。除了對長期飯票的關注，我們在她身上幾乎看不到別的人性風景的可能性。最終，當所有的努力付諸流水，什麼成全了她的明媒正娶呢？一場戰爭。
到如今，我們的文化處境也沒有多大改善。某某女嫁了高富帥，某某女娶了小鮮肉……很多時候，女性依然需要在兩性關係裡彰顯自己的力量，而這對自身而言其實是一個近乎侮辱性的判斷標準。實際生活裡，我們要面對的問題更多了，處理方法依然很難找到。
曹雪芹：涵養生命的生機
“悲涼之霧”和“蒼涼手勢”，兩邊都是“涼”，作者的主觀態度卻非常不同。為什麼曹雪芹有那麼多淚？但凡有淚，都是不甘心。張愛玲的淚都沒讓人看到，留給讀者一個創傷性的世界，過於冷酷、逼仄、陰暗，不宜久留。而曹雪芹留下的世界，可以久留，可以盤桓。對比來看，我們反倒確認了《紅樓夢》的溫暖和滋養。
張愛玲說喜歡“參差的對照”，所以在文章裡不做斷語，讓因果交織，呈現如同亂麻一般相互牽扯的現實。其實這是她對《紅樓夢》的理解。在《紅樓夢》裡，真相是在事實的互駁之中顯現的。要做到這一點，需要作者有非常強大的認知能力和情感能力，需要在飽知人性之惡後，依然對人充滿愛。
絕望的感受，可以幫作家走向深刻，但在絕望之後依然能愛，卻是許多作家過不去的坎。張愛玲的小說，引我們摸了摸人生冰涼的底子。但是，人生只有這個冰涼的底子麼？“色”的繁花似錦，能夠一筆就優雅地劃到虛無的底色嗎？我不這麼認為。
《紅樓夢》是曹雪芹動用中國全部文化遺產，進行的偉大的敘事嘗試。儒釋道共同構成的思想體系，是作家最珍貴的資源，它們可以為人的個體成長提供支撐。不是給出定論，而是涵養生命的生機。哪怕最後是“白茫茫大地真乾淨”，依然存在著各種可能的生機。所謂天道循環，就是“蛛絲兒結滿雕樑，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賈家的大廈傾了，還有無數門第興衰明滅。一切不是從曹雪芹這裡開始的，也不會在他這裡結束。這不是我們現在所習慣的二元對立的認識。它是流動的，在流動中轉換、生長。
在《紅樓夢》中，我們很容易看到虛無，但更要覓到生機。曹雪芹用《紅樓夢》完成了一次漫長的探索和詢問——人的出路在哪裡？不管寶玉最後是出家了，還是回到青埂峰下，其實都在告訴我們，你可以去尋自己的前路，哪怕過程就是質疑，就是詢問，就是歷劫，就是痛苦，但這個過程本身是值得肯定的。
所謂“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不是在說對立，也不是在說虛無，而就是在反覆地告訴你，還有可能性，還有可能性，永遠有可能性。這是一個“破虛無”的過程，這個召喚生生不息。從這個角度來看，有些續書裡設置的蘭桂齊芳的結局，未必不深刻，未必不好。
有缺陷的創作，一場漫長的錯失
在自己的作品裡，張愛玲其實並未完全貫徹她對《紅樓夢》的理解，這可能跟時代環境有關。她所調動的是啟蒙之後的現代主義思想資源，她所信賴的世界觀、人性觀和曹雪芹完全不同。
20世紀以後，個人主義早已成為天經地義的事情。雖然我們也在尋找共同體認同，但每個人首先肯定的是自己。當一個個人原子化之後，我們所能依傍的力量是少的，這就要求個人的精神力量要無比強大。我們必須跟更廣大的精神資源接觸，讓自己成為更偉大思想的一部分。否則，作為單一的個體，沒有家族、親人可以依靠，孤零零地站在天底下，所有情感的相對性、人性的陰冷直接擺在眼前，不虛無是不可能的。
和曹雪芹相比，張愛玲是有缺陷的小說家。她對人性醜惡、陰暗面的描寫是準確的，但生命是場修行，人性不是永遠停在那裡的。就作品本身來說，張愛玲並沒有成功繼承曹雪芹的小說藝術和精神，是讓人扼腕嘆息的一場錯過。然而，在她的作品裡，我們依然看到和《紅樓夢》一脈相承的東西。
王徳威在談及張愛玲的影響的時候，說“落地的麥子不死”。其實“落地的麥子不死”，更適合形容《紅樓夢》。曹雪芹和他的這部作品，還會生生不息地滋養很多人。
注：文中所述觀點，不代表紅迷會官方立場。
文字編輯：芻狗
編輯/製圖：S。
文中手繪素材選自張愛玲繪畫作品，大多是其作品內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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