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與中國 “洋先生”掀起思想潮

約翰·杜威

（John Dewey，1859-1952），20世紀初美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實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之一，被譽為“進步教育運動之父”。他將實用主義哲學與教育實踐相結合，創造了他自成體系而又獨具特色的教育理論，對美國和世界各國的教育改革產生了重要影響。

1920年5月10日，江蘇省教育廳歡迎杜威夫婦（前排中立者）。

杜威夫婦與學生參觀申報館合影留念。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愛麗絲·奇普曼、杜威；後排左起：胡適、蔣夢麟、陶行知、張作平。

《經驗的重構：杜威教育學與心理學》

作者：（美）約翰·杜威 編者：李業富

版本：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7年12月

《中國心靈的轉化：杜威論中國》

作者：（美）約翰·杜威 編者：顧紅亮

版本：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7年12月

杜威在20世紀初中國歷史上新舊力量衝突最為激烈、社會矛盾和鬥爭最為複雜的時期來到中國，見證了當時中華大地的社會劇變和歷史轉型，並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在中國待了兩年多，足跡遍及大半個中國，他的思想對於中國近代教育、文化、政治、社會，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他也因此成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

1 杜威來華經過

超出預期的巨大影響

1919年2月，杜威偕夫人與女兒利用學術休假機會赴日本遊歷、講學。此事被其中國學生們得知，立即協商請他來華。3月12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陶行知（時名“陶知行”）致信胡適，稱如果能借便“請先生（杜威）到中國來玩玩”，並幫助中國“建設新教育”，則“再好不過了”。胡適接信後立即致函杜威，邀他旅華講學。適逢北京大學陶履恭和南京高等師範學校郭秉文正欲赴歐考察戰後教育，順道經過日本，二人受胡陶二人囑託，到東京後立即拜訪杜威。杜威愉快地接受了這次邀請。隨後北大校長蔡元培致電哥倫比亞大學，從官方協助支持，落實了杜威在北大進行講學一年的工作事宜。

1919年3月上旬，胡適以“實驗主義”為題，在教育部進行了4次講演，全面介紹了杜威的哲學思想，評介了實用主義哲學流派的形成、淵源以及主要代表人物的觀點，同時還對實在論、真理論和方法論等實用主義哲學的核心問題進行了解說。關於實用主義的方法，胡適概括為“大膽的假設和小心的求證”，成為流傳至今的名言。這些講演內容，先後發表在《新青年》《新教育》《新中國》等刊物上，可以說，杜威還未到中國，教育界對他已有了基本瞭解。

4月28日《申報》發佈消息說，美國哲學家杜威博士自西京來電，定於30日到滬。並稱“博士為世界思想領袖，教育先導”。4月30日，杜威偕夫人愛麗絲·奇普曼（Alice Chipman）一行乘坐“熊野丸”輪抵達上海，胡適代表北京大學南下，與南京高師代表陶行知、江蘇省教育會代表蔣夢麟等多家教育團體，一同在上海碼頭迎接杜威到來。

杜威原計劃在中國待到當年夏天，然而到中國後的第4天，便爆發了五四運動。這個古老的中國迸發出來的青春熱情和生命力深深吸引了他，他在給哥倫比亞大學同事的信中說，“西方再也看不到同樣的東西，這幾乎是恢復青春……”他想留下看個究竟，便改變了回國計劃，並兩次續假延長時間。最後，他到1921年8月2日才離開中國，在華時間共計2年3月又3天。

他先到了上海、杭州和南京，參觀了一些中小學和地方高校、工廠，然後抵達北京，開始了他的演講及在各地的巡迴演講。兩年多時間裡，他一共作了二百多次講演，大部分是關於教育問題。抵達上海後的5月3日和4日，他在江蘇教育會作了兩場題為《平民主義的教育》的講演，由蔣夢麟口譯，有千餘青年冒雨趕來，“座為之滿，後來者鹹環立兩旁”。

此後，他先後在教育部禮堂、清華大學等地作了十六次社會與政治哲學講演，十六次教育哲學講演，十五次倫理學講演，八次思維類型講演，三次關於詹姆士、柏格森和羅素的講演，系統地介紹了他的實用主義哲學。其足跡遍及遼寧、河北、山西、山東、江蘇、浙江、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廣東等11個省和北京、上海、天津3個城市。所到之處，均受到當地的熱烈歡迎。

兩年多時間裡，胡適從各方協調安排杜威的行程，並陪同他在北京、太原、濟南和天津等地講演，擔當翻譯。陶行知、郭秉文、劉伯明等杜威的其他弟子也參與其中。對杜威這些艱深的哲學和教育思想，胡適生動地進行了中國式傳達。在他和陶行知的幫助下，講演內容發表在《晨報》《新潮》等報紙雜誌上，其中《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教育哲學》《思想之派別》《現代的三個哲學家》和《倫理講演紀略》被彙編成《杜威五大講演》一書，由北京晨報社出版，自1920年6月出版至1921年8月杜威離華前的一年時間內，重印了13次，每次印刷達萬冊，此後又多次印刷。杜威在當時中國產生的轟動效應，可見一斑。

可以說，杜威是五四時期受到中國知識界一致歡迎的思想家。陳獨秀、孫中山、蔡元培、梁啟超、胡適、陶行知、馮友蘭等等，無不受其影響並給予較高評價。梁啟超把他與千年前印度的鳩摩羅什相提並論，認為他在中國學術界掀起了重大革命，並表示“中國人宜以杜威哲學為底，造出一派新的哲學來。”瞿秋白認為：“中國的宗法社會……要求一種新的宇宙觀、新的人生觀，才能適應中國所處的新環境；實驗主義的哲學剛剛能用他的積極方面來滿足這種需要。”就連孫中山總結革命教訓，為了否定中國古人的“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思想，佐證強化他的“知難行易說”，還專程去拜訪杜威求以質證之，得到杜威的同樣看法而信心大增。杜威的中國之行影響深遠，大大超過了當初預期，以至胡適說:“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甚至還斷言:“在最近的將來幾十年中，也未必有別個西洋學者在中國的影響可以比杜威先生還大的。”

2 對中國問題的關注

美好的期望和善意的批評

杜威一直對中國政治和文化抱有濃厚興趣，時刻關注中國的問題與時局命運，包括中國與美國的關係。用他女兒的話說，中國是杜威僅次於美國最愛的國家。杜威前後留下了幾十萬字關於中國問題的論述，包括時論、論文、遊記、來信答覆、解密報告、家信和演講等各種形式。他描述了當時中國發生的各種現象，除了評論和對策建議外，也包含著他對一些中國人與現象的批評。他的批評是善意的，是基於希望中國繁榮發展的美好期望。

他一踏進這塊古老而神祕的東方國度，便爆發了五四運動。對國際時勢的關注和此前對東方的無知，使他對這塊土地充滿了好奇。有人說他既是一名訪客和旁觀者，又是觀察家，既是老師，又是有學問的學習者。1919年6月1日，他在給子女的家信中說道：“我們正好看到幾百名女學生從美國教會學校出發去求見大總統，要求他釋放那些因在街上演講而入獄的男學生。要說我們在中國的日子過得既興奮又多彩，的確是相當公平，我們正在目擊一個國家的誕生，但通常一個新國家的誕生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五四運動席捲了全中國，從北京到上海乃至全國22個省150多個城市，紛紛給予支持。最終，中國沒有在《巴黎和約》上簽字。杜威說：“你無法想象未簽署《巴黎和約》對中國有多麼重大的意義，這可說是屬於公眾輿論的勝利，也可說歸功於這些男女學生的推動，當中國能獨力做到這類的事情時，美國實在應該感到羞愧。”在《中國人的國家情感》一文中，他告訴西方人：五四運動是“中國國家感情存在與力量的突出證明，如果還有什麼對中國人愛國主義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懷疑態度，那麼這種證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訓”。

此前的十年裡，西方數次宣稱“中國正在覺醒”，杜威並不認同這種觀點。但是，當他看到高師工科部的學生動手建造三幢校舍，工科部受到鼓舞想辦藝徒學校，來為工廠提供好的工人，而棉業行會非常熱切和學校合作時，他敏銳地感受到，這是“商人和行會第一次真正受到鼓舞起來改進實業方法”，“這是一次真正的覺醒，並且是和學生一道”。在1919年7月4日的信件中，他說這是“我有生以來最有趣、在學識上獲益最豐”的一次旅行。

對中國的熱愛並沒有影響他對中國事情的判斷。儘管他被自由主義的學生和“新青年”們包圍，但他並不完全同意他們對事情的看法。他認為，必須從中國自身的情況出發，去理解中國的歷史，而不應該用近代西方的那些政治概念來理解中國的歷史狀況。他認為，現代中國遇到了一個幾乎在所有方面都與自身不同的組織起來的世界，遇到了一種全新的力量。這種力量不是人的力量，而是無法計算的物質力量——戰艦、大炮、鐵路、奇怪的機器和化學制品。中國必須改革，但因為有自己長期形成的政治傳統和見解，變革將變得長期而艱難。

對於美國和遠東、中國的關係，他認為美國“在外交和政治上的角色，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家長式的”。在許多家庭中，當處於照料和保護下的青少年成長到足以宣誓獨立時，就會有危機。在國家這個大家庭中也一樣。“在接下來的十年中，我們很可能需要許多耐心、寬容、理解和善良的願望，把已經帶上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贊助人色彩的傳統家長式態度，轉變成對於和我們平等的文化的尊重和珍視的態度。如果我們不能成功地作出這種轉變，這個國家和整個遠東的關係將決定性地變得更糟。”

杜威認為，當時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容易引起誤解，他勸說美國不要干預中國內政，呼籲美國“要像國家對國家那樣對待中國，而且要讓其他國家尋求類似獨立不依的道路”，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彼此互不干涉，而且給每個國家一個處理自己事務的機會”；美國應該取消所有的特權和單方面的關係，以便使中國人的注意力可以聚焦於改善他們自己的狀況。

3 杜威的中國弟子們

推動了中國近代教育改革

杜威思想在中國廣泛的傳播，除了其思想本身的魅力之外，還得益於他眾多中國弟子的宣傳推廣。20世紀初，中國不少學生赴美留學，其中在哥倫比亞大學受業於杜威的有郭秉文、胡適、陶行知、蔣夢麟、陳鶴琴、張伯苓、劉伯明、鄭曉滄、李建勳等人。這些人回國後大力宣傳杜威思想，同時用杜威思想積極指導自己的研究和實踐，從文化教育、思想學術等各方面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而他們對杜威的思想也有不同程度的繼承和發展，因而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郭秉文（1880-1969）是最早接受杜威實用主義思想的中國學者，他1908年赴美留學，191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學位。回國即參與南高師創辦，先後任南高師教務主任、校長和國立東南大學校長。他主持的國立東南大學（今南京大學），被教育界稱為“中國第一所現代國立高等大學”。他直接將杜威的思想應用於改革實踐。他邀請杜威來南高師做報告，聘請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中國留學生來校任教，管理東南大學時，他延攬師資，崇尚實學，並將數百名中國留美學生組成的中國科學社遷來南高師，使之成為南高師、東大師資的主要來源。他重視學生的個性培養，提出德、智、體三育並重，兼顧個性發展的教育方針，允許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和特長自由選擇學習科目或有一定限制地選課。他倡導民主治學，通過“三會制”將教授治校放在首位，在學生中實施“自動主義”，使東南大學成為實施杜威實用主義思想的重要陣地。

胡適是杜威最為知名的中國弟子，他於1910年轉入哥倫比亞大學跟隨杜威學習，被公認為接受和實踐杜威社會和政治學說第一人。在闡釋杜威的經驗主義時，他說，“教育即是繼續不斷地重新組織經驗。經驗就是生活。生活即是應付人生四圍的境地；即是改變所接觸的不知所措，使有害的變為無害，使無害的變為有益……”經過胡適的解釋，杜威的“經驗”成為與“生活”相同的含義，改造社會即是改造生活，便是增添經驗，進行教育。這一解釋奠定了我們今天認識杜威生活教育觀的基礎。

胡適尖銳地批評當時的中國學校教育與社會嚴重脫節，認為這是亡國的教育。1922年領導新學制改革時，他將“注重生活教育”和“注重個性之發展”列入“七項標準”中。他強調教育與生活的一致性，強調要以兒童為中心，學制系統宜顧及其個性及智能，為發展個性教育，還主張在學校採用選科制和學分制，對不同的學生施以不同教育。可以說，胡適完全遵循了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他曾說，“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結論的假設。”蔡元培也曾說胡適“不但臨時的介紹如此盡力，而且他平日關於哲學的著作，差不多全用杜威的方法”。

北大校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蔣夢麟，曾於1912年赴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杜威，攻讀哲學和教育。1917年3月，獲得博士學位回國。擔任北大校長及教育部長時，他在高等教育領域內推廣杜威思想，注意用杜威“生活教育”理論，去觀察和分析中國教育的實際問題，以歷史教學為例，他指出教學應當以學生生活需要為主體，以平民生活為中心，注重歷史與生活的有機結合，並以解決當前問題為要旨。他提倡注重自動、自治與訓育，形成良好的民主素養，使個人健全活潑，並提倡個性教育，這些都與杜威的哲學理念一脈相承。

與胡適同齡的陶行知，1914年赴美留學，在伊利諾伊大學學市政半年後轉學至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杜威等人。1917年秋回國，開始了他教育和改革實踐的生涯。陶行知繼承了杜威的教育理論。他強調教育對於社會改造的作用，說“改造了人便是改造了社會”。他認為國家興亡繫於教育，若能普及教育便能影響祖國變革趨向，拯救國家民族於水火。他們都重視教育與生活間的有機統一。他繼承了杜威“教育存在於社會實踐”、“社會生活是教育的深化和延續”、“教育必須與生活緊密結合”的觀點，主張“生活教育是大眾的教育”，“生活即是教育，教育即是生活”，倡導民眾於生活中尋找智慧，在日常生活中接受教育，提升自我。

當時的中國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國民教育水平落後，列強外來侵略和內戰不斷。如何開啟民智，促進人們愛國覺醒，推動社會變革成為時代的呼喚。陶行知認為對3億農民普及教育至關重要，1922年，在曉莊師範學校的實踐基礎上，陶行知結合中國農村實情，創造性地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的教育主張，將杜威“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的思想直接倒了個兒。他提倡的生活教育是一種在社會中、在生活中進行的教育，社會有多大，生活有多廣，教育就有多少。他倡導青年應該投身於社會，將教育場所擴大到廣闊的社會生活中，將人類的生活場所變成人類受教育場所，在社會中錘鍊自己的意志品格，形成自己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等。他看到中國“先生只管教，學生只管受教”，學生被動學習，缺乏主動創造性，在杜威“從做中學”的基礎上，提出“教學做合一”：“事怎樣做就怎樣學，怎樣學就怎樣教，教的法子要根據學的法子，學的法要根據做的法子”，強調了知行合一，更突出了教學做的有機統一，比杜威“從做中學”的理念更進一步。他的教育理論可以說是杜威思想在中國實踐中的創造和發展。正如費正清評價說：“杜威博士的最有創造力的學生卻是陶行知”，“陶行知是杜威的學生，但他正視中國的問題，則超越了杜威”。

20世紀20年代，藉著五四運動的興起和民主與科學口號的感召，中國教育改革進入風起雲湧的時代。杜威的這批中國學生，在中國大力推動實用主義思想的傳播，推動大眾教育、普及教育，開創了教育實驗的先河，推動了新學制改革。他們將杜威思想引入到教育實驗、教育政策的制定、課程教材改革與社會改造中，對近現代中國教育產生了深遠影響。

新中國成立後，受當時的政治環境影響，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受到了批判，他的中國學生們也紛紛受到影響，此後對杜威思想的研究一度陷入沉寂。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知識界開始了對杜威思想的重新反思和評價。時至今日，人們對杜威思想的現實價值、對中國教育的影響及他在中美關係中發揮的作用，又重新給予了肯定，對他的研究也成為當下知識界的一大熱點。值此杜威來華一百週年紀念之際，我們在這裡討論杜威、再次認識杜威，其實也是為了更好地反思我們自己，反思當下的教育，從而更好地認識自己。

杜威生平大事年表

1859年 出生於美國佛蒙特州的普通家庭裡。

1879年 畢業於佛蒙特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

1884年 獲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1884年-1904年 先後在美國密歇根大學、明尼蘇達大學、芝加哥大學任教。

1896年-1903年 創辦實驗學校，實踐其教育理論。

1904年-1930年 任哥倫比亞大學哲學教授。

1916年 出版《民主主義與教育》。

1919年 出版《哲學的改造》。

1919年-1921年 到中國講學，行程遍及11省。

1924年-1929年 到土耳其、墨西哥、蘇聯等地研究教育狀況。

1939年 出版《自由與文化》。

1952年 因病去世，終年93歲。

□周雪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