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杜威登上《時代》封面。
晚年杜威。
《哥白尼式的革命：杜威哲學》
作者：約翰·杜威
版本：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7年12月
《民主之為自由：杜威政治哲學與法哲學》
作者：（美）約翰·杜威
版本：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7年12月
杜威出生於美國南北戰爭（1861-1865）爆發前的1859年，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見證了二戰後的冷戰，今年是他160週年誕辰，距他去世（1952）也已經67年了。經過一段時間的沉寂，從上世紀末開始，杜威又重新受到美國思想界的關注，一下子湧現出許多關於杜威的學術著作，包括Irwin Edman Bobbs-Merrill的《杜威對美國傳統的貢獻》（1995）；Robert Westbrook的《約翰o杜威與美國民主》（1997）；Terry Hoy的《杜威的政治哲學》（1998）；Raymond D. Boisvert的《杜威：思考我們的時代》（1998）; William R. Caspary的《杜威論民主》（2000）；Maurice R. Berube 的《傑出的教育家》（2000）;Jay Martin的《杜威的教育：傳記》（2002）；Morris Eames的《經驗與價值：論杜威和實驗自然主義》（2003）；John R. Shook的《杜威的精神哲學》（2010）；James A. Good的《約翰·杜威》（2010）；Donald J. Morse的《生活的信心：杜威的早期哲學》（2011）等。
在今天，杜威對中美兩國學界的重要性是不同的，他與兩國現實的聯繫方式和內容也是不同的，這取決於當下不同的問題意識。對中國讀者來說，杜威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公共知識分子；但對美國讀者來說，他更是一位讓他們引以為傲的本土實驗主義哲學家。對中國讀者來說，杜威提供的是具有一般意義的教育思想或公共政治理論；但對美國讀者來說，杜威討論的自由和民主是他們的國情政治。因此，我們今天可以從三個不同角度來談杜威：杜威和他的時代，杜威式的公共政治，以及對今天的美國仍具現實意義的杜威哲學。
1 在歷史語境中理解杜威
民主理論是杜威政治哲學思想的核心部分，也是他在哲學、教育學、倫理學、認識論等領域論述的聚焦點。如今看來，杜威的時代已經離我們相當遙遠，1952年他去世的時候，朝鮮戰爭還沒有結束，艾森豪威爾剛當選美國總統，美國人的平均年收入才3400美元，大學教師的年薪大約是5100美元，只有3/5的家庭擁有汽車，2/3的家庭擁有電話，1/3的家庭擁有電視機。快餐店正在越來越受歡迎，小兒麻痺症（脊髓灰質炎）還沒有疫苗，汽車剛開始裝上自動變速箱，汽油是每加侖25美分……在那個如此“久遠”的年代誕生的杜威民主理論，對我們今天還有什麼意義和價值呢？
其實，杜威的時代並不像它看上去的那麼久遠。早在1919年，希特勒就預言，一個獨裁的時代將要來到，他說，德國需要由一個獨裁的個人來領導一個獨裁的國家（autocratic state），“德國的重生將不是由民主來啟動，不屬於那些受黨派教條和無良報紙影響的不負責任的大多數人，也不依靠國際上那些標語和口號，而只能依靠有能力領導國家的個人獨裁，他行動果斷，有內心責任感”。
從上世紀20年代末開始，民主在全世界範圍內陷入危機，隨著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千千萬萬的知識分子相信自由民主必將被新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所代替，他們有的直接投入法西斯主義事業，有的成為他們的同路人。三四十年代，許多美國知識分子加入親德和親蘇浪潮，就在這樣的歷史時刻，杜威不僅捍衛了民主理念，而且把民主當做一種合乎理性的，因此必須與非理性的法西斯主義相對抗的信仰。
這就是以杜威為代表的美國“人道自由主義”（humanist liberalism）民主觀念，一種具有美國特色的政治哲學。今天，許多美國學者重新認識和重視杜威，是因為他們認清，隨著恐怖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和新專制主義的興起，人類世界又一次面臨普遍的民主信念危機。杜威民主理論的信仰堅持和價值探索，不僅要對抗這些反民主的逆流，而且也要批判審視自由民主本身的缺陷。杜威的民主信仰所堅持的不是民主的完美性，而是，不管面臨怎樣的外部威脅，不管民主本身存在什麼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美國哲學家和科學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在《重新思考杜威式民主》一文裡指出，杜威說“民主是充分運用（人的）智力來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的必要條件”，民主是一種探索的形式，也是相信，理性思考可以讓社會和世界變得更好。這是對民主的信仰，而非民主的現實。
杜威深受18世紀啟蒙思想家盧梭的影響，在盧梭那裡，人性本善也是一種信仰，人在原初自然狀態中的善良，既沒法證實，也沒法證偽，你相信，那就夠了。正是由於杜威對民主的這種性質的信仰，他在美國民主因其不完善而飽受攻擊和懷疑時,能夠保持信心。但是，他同時認為，民主是需要在探索和實踐中改善和優化的，他稱這種探索和實踐為“實驗”。他認為，民主的實驗會一直繼續下去，民主的價值就在於它不是聽命於少數精英，而是要讓儘可能多的人們共同參與這樣的實驗。杜威說,“我們在世界的一邊建立起一座實驗室,在這個實驗室中,偉大的社會實驗將會使全世界受益”。他還說,“無論(美國民主)問題有多麼嚴重,實驗還在進行。美國還沒有建成,對美國民主還沒有到蓋棺論定的時候”。他的這一思想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對民主有著同樣信念的美國人。
杜威的民主政治理論是他那個時代理論爭論的產物，他的民主信念與美國著名政治理論家和記者李普曼的“現實自由主義”（realistic liberalism）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和原則性的衝突。一戰前後,美國民眾受戰爭宣傳的影響,表現出強烈的狹隘的民族國家情緒，這使得包括李普曼在內的一些自由主義者對公眾極為失望。戰爭是最容易鼓動民眾集體愛國狂熱的，這也是民眾情緒和輿論最容易被政治宣傳操縱的時候。美國雖然沒有像歐洲一些國家，以及世界其他地區那樣經歷過民眾狂熱投入法西斯或其他專制政治運動的事情，但是戰爭宣傳極易在民眾中獲得影響力。李普曼於1922年發表了《公眾輿論》一書，強調“公眾輿論”的脆弱、搖擺和不可信任。他認為，現代社會的複雜和規模使得一般人難以對它有清楚的把握。他們一般從事某種單一的工作，整天忙於生計，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去深度關切他們的生活世界。他們很少認真涉入公眾事務討論。他們遇事往往憑印象、憑成見、憑常識來形成意見，因此很容易受到政客的煽動和利用。
杜威認為，李普曼這樣看待公眾輿論無異於在起訴當代民主，他在《公眾及其問題》（1922）中對此作出反駁。杜威指出，民主不只是政府的運作和決策，而是一種生活方式。民主是按照某些基本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這些原則包括人人可以對社會有所貢獻，人人都有理性決定的能力，只要學會了學習和討論的方法，人人都能夠弄清複雜的情況。杜威反覆強調，無論民主的現實多麼不盡如人意，民主是可以改進的，而改進民主的根本前提就是對普通人的能力保持信心。他指出，公眾是實實在在的人群，公眾不等於民眾，公眾是那些擁有共同問題並共同需要解決這些問題的民眾。當民眾在一起討論這些問題並將之合理解決的時候，他們便成了公眾。公眾輿論總是與民眾看到問題、討論問題、努力解決問題聯繫在一起的。杜威承認，民主和公眾輿論還不完善，但這是因為這二者都還處在“初期”階段，並不是因為公眾必然無能、民主必須精英的緣故。
2 身體力行的公共知識分子
杜威不是一個書齋型的哲學家或理論家，而是一個身體力行自己民主信念的公共知識分子，一直到他92歲去世。從19世紀80年代他還是一個20多歲的小夥子開始，他就已經在從事心理學和哲學方面的寫作，隨後出版的教育和政治著作更使他成為引人注目的公共人物。美國“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1890-1920)結束的時候，當時許多人認為杜威的學術生涯已經達到巔峰。
有人向哈佛大學校長洛威爾（A. Lawrence Lowell）建議把杜威從哥倫比亞大學招聘到哈佛來當教授，洛威爾認為杜威已經年過六十，不可能再有什麼建樹，所以拒絕了。但是，洛威爾錯了，杜威更多產的日子還在後頭，在接下來的15年裡（1919-1934），杜威創造了美國思想史上的奇蹟。他的《重建哲學》《人性與行為》《經驗與自然》《作為經驗的藝術》一本接一本地出版，同時還在《新共和》上撰文批評美國資本主義的缺陷，甚至還準備組織一個比民主黨偏左的第三政黨。
不僅如此，上世紀30年代晚期，杜威又出版了其他哲學著作，包括《邏輯：探索、自由和文化的理論》。他78歲的時候，到墨西哥城去主持“杜威委員會”（Dewey Commision）,調查關於托洛茨基勾結納粹的指控，杜威委員會於1937年9月21日在紐約公佈了調查結果，宣佈洗刷莫斯科審判期間強加於托洛茨基的所有指控，並揭露這一審判對被告栽贓陷害的事實。1939年5月14日，杜威和哲學家悉尼·胡克（Sidney Hook）創立“文化自由委員會”（CCF），它關於組織原則的第一份公開聲明，就明確區分了民主社會和極權社會的根本界限。到40年代，杜威仍然非常活躍，對1948年總統參選人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提出批評。
杜威是一個真正投身於公共事務的知識分子，他的哲學、政治和人生是一致的，至今仍然是公共知識分子的表率。他活躍於20世紀上半葉，那個時代雖然看上去已經離我們相當久遠，但杜威討論過的一系列公共問題，仍然能對我們今天有現實的啟發，尤其是他對公共理性、公共經驗分享、公共交談等問題的觀點。這些問題構成了杜威的公共政治理論，是他政治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例如，杜威強調公共理性中的反省性思維。他在《經驗與教育》（1936）一書中說，反省性思維需要“能動、持續和細緻地思考任何信念或被假定的知識形式，洞悉支持它的理由，以及它所進一步指向的結論”。反省性思維要求訓練和耐力，“（一個人）可能還沒有細加思慮便匆促結論；可能疏忽或減縮了求問和求知的過程；可能因為思想懶惰、反應遲鈍或沒有耐心而一有‘答案’便以為解決了問題。一個人只有在願意暫時不下結論，不怕麻煩繼續研究的情況下，才能有所反省性思維”。
在《民主與教育》一書裡，杜威還指出反省性思維在群體交流中的另一層含義：只是思考，但不表達自己的想法，那不是充分的思考行為。我們需要向他人表達自己的想法，這樣才能讓別人充分了解。這時候，思想的力量和缺陷才會顯露出來。為了交流，思想必須有所規範（formated），“規範要求我們以別人的眼光來看待我們自己的想法……一個孤獨存在的人很難或不能對自己的經驗進行反省，也不可能從中總結出清楚明瞭的意義來。”
作為反省性思維的批判性思考，它的“批判”不是吹毛求疵地挑錯，也不是上綱上線地指責他人，更不是給別人戴帽子、打棍子，而是一種自覺嚴謹的慎思明辨，也就是人們平時所說的“理性思考”。理性是一種懷疑精神，包括懷疑理性本身，理性不一定把我們引向確實的真理，但能幫助我們抵制謬誤、自欺和欺騙。
又例如，杜威主張並致力於營造一種能讓每個人都有必要的機會和資源來參與的共同體（communities），讓每個人都有可能參與政治、社會和文化生活。這是他的民主信念的基礎，他哲學中的形而上、認知、心理和倫理理論都源自這個民主信念，涉及參與型民主不同方面的問題。他認為，人運用智力需要有與他人的系統合作，公民群體是實現公民自決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也是公民自由參與的政治和社會結構。
杜威崇尚的是人在社會中可以分享的經驗，所以他特別強調人與人自由而直接的交談（在互聯網時代，這需要做技術性的修正）。他指出，談話是民主生活的核心特徵。他在1927年寫到，公共生活的復興首先要求“改善辯論、討論以及勸導的方式與狀況。這正是公共問題”。哈貝馬斯也持類似的看法，他說，“在每次對話中，一個個私密性的個體會合併成一個公共團體，一部分公共領域便由此產生”。在他們那裡，對話獲得了非常重要的政治作用。
當代美國傳媒學家邁克爾·舒德森，在《為什麼民主需要不可愛的新聞界》中討論杜威對公眾交談的政治見解時特別補充說，一般人際間的社交交談並不能自動產生民主規範，更多的情況是民主創造對話，而不是對話自然產生民主。民主培養了某種自我，雖然難以察覺而且並不完善，卻仍然效果顯著。民主培養的那種“自我”有公共說理的意願和能力，並要求用交談和對話來參與公共政治。在民主國家和公民社會裡，個人的說理和對話權利是公民身份的一種體現，也是行使公民責任的一種方式。
3 今天的美國人為何關注杜威
美國政治學者摩根·威廉斯，在《21世紀的約翰·杜威》一文中提出，“杜威對民主、社群和解決問題的信念，引導了他的社會和教育哲學的發展。杜威也許是迄今對教育影響最大、最著名的哲學家”。
今天，不僅在教育領域裡還能看到杜威的影響，在哲學和政治哲學的領域裡也是一樣。杜威的影響與上世紀80年代之後的實驗主義復興有關。美國文化歷史學家莫里斯·迪克斯坦在《實驗主義的復興》一書中指出，實驗主義經過好幾十年的沉寂之後，於20世紀中期重新在社會學、法律、文學研究、哲學等多個領域中重新受到重視，成為一種在馬克思主義和後現代理論之外的，具有美國特色的思想和實踐探索，杜威研究也是其中的一個部分。
實驗主義（pragmatism）經常也被翻譯為“實用主義”，但“實驗”並不只是侷限於實用。杜威的實驗主義強調的是“創造性的智能”（creative intelligence），重在改變現狀而不是與現狀妥協，它是務實的，但在不少方面又有明顯的理想色彩。杜威在《需要恢復哲學》（1917）一文中說，“有人認為經驗主義只在乎發生了的或者是現已有的。但是，最要緊的經驗是實驗，是為了改變現有的……向前探索未知，其最重要的特徵就是聯繫未來”。向前探索，讓民主優秀起來，這正是杜威民主思想的一個特色。
由於實驗主義在美國的復興，美國哲學家理查德·羅蒂對杜威哲學和自由主義思想的重新解釋，也就特別受到重視。羅蒂是當代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思想家，也是美國新實用主義哲學的主要代表之一。杜威和羅蒂的思想比較，已經成為美國自由主義研究的一個新熱點，也讓21世紀的杜威研究有了一個20世紀的參照點。本文引言裡提到的那些著作，不少都討論到這個問題。
韋斯布魯克（Robert Westbrook）的《約翰·杜威與美國民主》就是一個例子。他指出，羅蒂對杜威的解釋，是在自由主義左翼和社會民主主義傳統中發出的不同聲音，杜威本人也屬於這個傳統。羅蒂認為，政治無非就是要保障個人與個人之間儘量不要互相傷害，也儘量不要干涉彼此的私生活，這樣隔離公域和私域，與杜威不主張嚴格劃分公域和私域的界限是不相符合的。由於隔離公域和私域，羅蒂重申的是經典自由主義的消極自由，也就是個人可以不做什麼事情的自由，這是政府不能干涉且在個人之間也要尊重的自由。但是，杜威一貫堅持的則是一種公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積極自由。在美國，公域-私域的關係不是一個簡單的自由主義理論問題，而是關係到如何在民主與法治制度中制定政策、政府有何權限、公民如何對待自己的權利和責任等一系列現實問題，這些仍然是21世紀美國政治的主要問題。
杜威堅持認為，民主是在不斷重構的，不具有最後的確定性。他的哲學實驗主義把任何政治制度，包括自由民主，都視為人為的建構，反對任何先驗的形而上的確定結論。但是，這不等於說，一切政治制度都是同等的武斷和任意，沒有本質的差別。杜威堅持認為，民主和專制、法治與獨裁是有區別的，因為人類價值探索和不斷實驗所獲得的知識，能證明民主有益於人的自由、自主性和全面成長，而專制和獨裁則是有害的。
但是，杜威民主信念中的一些理想主義問題，在今天美國的現實政治中也更清楚地暴露出來。當年他與李普曼關於民眾的爭論議題——民眾是否真的明白自己的利益，是否能夠成為充分理性的公民、民眾自決是否有效和是否過時——在今天成為更突出的問題。1925年，李普曼在《幻象公眾》一書裡把“公眾”直接指稱為一種幻覺。他認為，天真的民主主義者們自己長期頭腦糊塗，才會自欺欺人地編造出公眾和公眾輿論的神話。他斷定公眾輿論“本身就是一種非理性力量”。公眾輿論在過問政治時，往往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要麼愚昧，要麼專斷，總是把事情搞得一塌糊塗”。
這簡直就像是針對特朗普在2016年大選中勝利當選說的。大選的結果出乎絕大多數美國人的預料，使政治學者們不得不重新審視民眾自身存在的問題。這個時刻，是對民眾採取懷疑、否定和犬儒的態度，還是保持審慎的信心和希望，成為21世紀一個非常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也正是在這樣的時刻，許多美國人認為更有理由重申杜威的民主信念，也更需要堅持，一方面要相信公眾政治參與的能力，包括自我糾錯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對公眾的啟蒙要比對政府管理者的啟蒙更重要。
在美國，杜威研究一直是美國自由主義研究的一部分。對自由民主的學術研究，也是對美國的一種現實國情研究，而不是像在一些其他國家那樣，只是學院或書齋裡的純學術課題。這些研究與美國人改變和優化自己的政治、社會環境息息相關，也是他們須臾不可缺少的自我審視和批判性思考，因此有著廣泛的社會影響。今天，美國還是有許多像杜威那樣從國情來思考和研究自由主義的學者，被稱為“杜威式學者”（Deweyans）。他們的許多著作都涉及杜威提出的一系列問題，閱讀他們的著作也會讓今天的人們對杜威有新的認識。
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德國埃爾朗根-紐倫堡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加勒維，高度讚揚杜威對美國自由民主和社會改革理論的貢獻。他認為，談美國民主和民主理論不能不談杜威，就像不能不談傑弗遜一樣，“杜威的著作（和傑弗遜的一起）已經成為最接近美國‘正式’哲學的那一部分”。與杜威的這種貢獻相比，政治哲學家們是否同意他在某些具體問題上的見解，已屬次要。重溫杜威的民主理論，也就是重溫美國的民主理論傳統。
杜威是從傑弗遜、愛默生到皮爾斯、威廉·詹姆斯這個美國本土傳統中的一員。正如加勒維所說，“杜威結合了傑弗遜、愛默生和詹姆斯的道德理想主義和皮爾斯那種不屈不撓的科學精神”。在21世紀的今天，隨著歐洲理論在美國的退潮和美國本土理論更加受到學界重視，杜威的影響也會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徐賁（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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