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灃與袁世凱是宣統朝最為重要的兩個人物。載灃在宣統朝的大部分時間裡，以監國攝政王的身份執掌朝政；袁世凱雖在載灃之初就被開缺，但他對政局的影響始終沒有停止過。二人之間的關係對於宣統朝的政局以及大清王朝的命運有著重要影響，而有關二人之間關係的專門論文尚付諸闕如，筆者不揣淺陋，就二人之間的關係談一點膚淺的看法。
從政治敵手到試圖合作
光緒三十二年官制改革，慈禧令載灃參與，意在讓其與瞿鴻禨等牽制奕劻、袁世凱，達到政治力量的平衡。在官制改革的過程中，年輕氣盛的載灃與袁世凱發生了一場激烈衝突。
袁世凱致其兄袁世勳的書信中描述了衝突的情況，他說：“本月初六奉詔入京，在政務處共議立憲，弟主張立憲必先改組責任內閣，設立總理，舉辦選舉，分建上下議院，則君主端拱於上，可不勞而治。不料醇王大起反對，不辨是非，出口謾罵。弟雲：‘此乃君主立憲國之法制，非餘信心妄議也。’振貝子亦云，他曾出洋考察立憲國，政治井然，皆由內閣負責任所致。醇王聞言益怒，強詞駁詰，不勝，即出手槍擬向餘射放，幸其邸中長史深恐肇禍，緊隨其後，見其袖出手槍，即奪去雲。就此罷議而散，弟即匆匆返津。”
衝突的根源是袁世凱意在通過設立責任內閣進一步擴充權勢；設立責任內閣勢必削弱皇權，載灃從維護皇權出發，自然視袁世凱為仇讎。這場衝突嚴重惡化了載灃、袁世凱之間的關係，二人從此都心懷芥蒂，最終也沒有化解這段仇怨。光緒三十四年八月二十日袁世凱生日這天，北京達官顯貴紛紛登門祝賀，唯獨載灃、載濤兄弟沒有到場，可見載灃對袁世凱的厭惡和敵意之深。
慈禧死後，袁世凱接受載灃執政的現實，想釋去前嫌，與載灃合作。他在致其弟袁世彤的信中說：
“皇上已於二十一日酉刻龍馭上賓，餘奉懿旨於半夜入宮。太后本在病中，受些驚慟，愈形沉重，召餘至榻前，親受懿旨，立載灃之子溥儀繼承大統，深恐宗室懿戚中有異議，命餘在宮中彈壓，哪知延至次日辰刻，餘在醇王府中商承大統事，忽見內監奔來，報稱：‘太后駕崩，有遺命請王爺與袁中堂入宮，共襄大事。’餘與醇王雖有夙嫌，當時事到臨頭，只得盡釋前嫌，同行入宮。由醇王福晉親送新皇帝入宮，舉哀即位，年才四歲，遵太后遺命以皇父醇王為攝政王，抱新皇帝登基，受百官朝賀。”
袁世凱想要釋去前嫌，與載灃合作，那麼載灃又作何打算呢？載灃執政後，雖對袁世凱有所冷遇，但還是施以優容。十一月二十六日，載灃以宣統名義，連發三諭，大加封賞，被賞的王公大臣達三十一人，其中袁世凱賞加太子太保銜。賞用紫韁。此次封賞是載灃執政後為穩固統治安定人心而採取的重大舉措，從中可以看出，到這個時候載灃並沒有處置袁世凱的打算。載灃的意圖是既限制袁世凱，又使用袁世凱，與袁世凱進行合作。
奕劻、袁世凱的政敵本來希望載灃執政後能夠對奕劻、袁世凱大加裁抑，甚至殺掉袁世凱，沒料想載灃非但沒有對奕劻、袁世凱加以處分，反而施以優容，不免大失所望，紛紛進言上書，要求處置袁世凱。載澤、善耆等對載灃說：“此時若不速作處置，則內外軍政方面，皆是袁之黨羽；從前袁所畏懼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無人可以鉗制他了，異日勢力養成，消除更為不易，且恐禍在不測（大意是說袁心存叛逆）” 在載澤、善耆的攛掇下，載灃決定處置袁世凱。載灃初擬殺掉袁世凱，遭到奕劻、張之洞的反對。奕劻的話特別令載灃洩氣，他說：“殺袁世凱不難，不過北洋軍如果造起反來怎麼辦？” 就在載灃猶豫不決之際，御史趙炳麟、給事中陳田聞風奏劾袁世凱。趙炳麟奏稱，袁世凱“機械變詐，善構骨肉”，“包藏禍心，罔知大義”，並雲“昔人云：破山中賊易，破朝中朋黨難，自古已然，於今尤甚。善為治者，整綱飭紀，防患未然。今日袁世凱黨羽雖多，幸皆富貴利達之人，世凱一出軍機，必皆解散，若待其黨根底固結，謀定後動，他日監國攝政王雖欲去之，亦無可如何。至是時，惟有敢怒不敢言，俯首聽其所為而已。” 陳田則奏稱袁世凱“梟桀之才，機詐之謀，攬權獨工，冒進無等”，“勢傾中外，疆臣多其黨羽，此後無人敢與齟齬，勢將指鹿為馬，變黑為白”，又稱袁世凱“久握軍符，恃兵而驕”，“入議官制，氣凌朝貴，動搖樞臣，頗有唐室藩鎮朱溫入朝之風”，“尾大不掉，可為寒心”。奏上，載灃決定嚴懲袁世凱。上諭已經擬好，有“跋扈不臣，萬難姑容”八字，準備將袁世凱褫職編管。後架不住世續力為袁世凱開解，載灃又改變主意，將袁世凱開缺，令其回籍養痾。
短暫的合作
八月十九日，辛亥革命爆發，武昌失守。 “其時空氣瀰漫，若大禍旦夕即來”。如何應對武昌變亂？良弼主張迅速調禁衛軍南下，載濤請求率兵平叛。載灃考慮到載濤年紀太輕，又沒有帶兵打仗的經驗，京畿重地也需要禁衛軍來防衛，沒有接受良弼的意見和載濤的請求。
二十一日，載灃諭令：“著軍諮府陸軍部迅派陸軍兩鎮陸續開拔，赴鄂剿辦。一面由海軍部加派兵輪，飭薩鎮冰督率前進，並飭程允和率長江水師，即日赴援。陸軍大臣蔭昌著督兵迅速前往，所有湖北各軍，及赴援軍隊，均歸節制調遣，並著瑞澂會同妥速籌辦，務須及早撲滅，毋令匪勢蔓延。” 載灃又恐緩不濟急，令河南巡撫寶棻就近調第五十二標張錫元部赴援，與張彪殘部匯合。次日，載灃諭令兩江總督張人駿等沿江沿海督撫加強防範。是日，載灃還諭令京漢鐵路所經各省督撫加強對京漢鐵路的保護。二十二日，載灃又諭令將近畿北洋陸軍和禁衛軍重新進行編配：蔭昌督率赴鄂的陸軍第四鎮暨混成第三協、第十一協編委第一軍；第五鎮暨混成第五協、混成第三十九協編為第二軍，派馮國璋督率，迅速籌備，聽候調遣；禁衛軍暨陸軍第一鎮編為第三軍，派載濤督率，駐守近畿，專司巡護。
這樣安排之後，載灃仍然心裡沒底。袁世凱被趕回去“養足疾”已有近三年，但北洋軍“只知有袁宮保，不知有朝廷”的局面並沒有改變，沒有打仗經驗的蔭昌未必能指揮得動。
自袁世凱開缺後，不斷有人發出起用袁世凱的聲音，載灃始終堅持定見，堅決不用袁世凱。這次武昌失守，大局岌岌可危，載灃已顧不了許多，二十三日授袁世凱為湖廣總督。
三年前，袁世凱奉旨開缺。出京之時，袁世凱就放出話說：“看他去辦就是了，彼時再叫我辦，我亦不能出矣！” 足見袁世凱對載灃怨毒之深。載灃也知道袁世凱對自己懷恨在心，命內閣派人“齎詔前往，促之速來，善為我辭焉，勿介意於舊事也。” 內閣遂派阮經樞和楊度持詔書赴彰德勸駕。
袁世凱長子袁克定與袁之幕僚王錫彤均極力反對袁世凱出山，甚至奉命前來勸駕的楊度也主張不應清廷之命，因為“革命初起，袁公督師必一鼓平之，清之改善殆無希望。”王錫彤則認為“亂事一平，袁公有性命之憂”。面對袁克定等人的再三勸阻，袁怫然曰：“餘不能為革命黨，餘子孫亦不願其為革命黨。” 從袁世凱的話裡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同意出山，並不是因為對清廷有什麼感情，完全是因為二害相權，他更不願意政權落入革命黨手中。
二十五日，袁世凱謝恩折上，並另具《應行籌備各事清折》，開出了出山的價碼：一，調集一隻歸他指揮的軍隊；二，撥軍餉；三，軍諮府、陸軍部不為遙制；四，飭令王世珍襄辦軍務；五，飭令馮國璋迅速赴彰，並與他一同南下，協商佈置；六，調張錫鑾、倪嗣沖、段芝貴、陸錦、張仕鈺、袁乃寬、吳鳳嶺等親信赴前敵供自己差委；七，賑災；八，容被裹脅者。
二十七日，載灃在袁謝恩折上硃批：“知道了。現在武昌、漢口事機緊迫，該督素秉公忠，勇於任事，著迅速調治，力疾就道，用副朝廷優加信任之至意。” 對於袁世凱所提出山條件，載灃表示均可照辦。 二十九日，載灃將內帑二十萬兩發交袁世凱用於湖北賑災外，兌現了賑災一條。 三十日，載灃連發三諭：準袁世凱調委人員、籌募新軍、刊用木質關防；準袁世凱在直隸山東等省招募壯丁一萬二千五百人，照武衛左軍現行營制編集二十五營，作為巡防軍，並飭度支部速撥款四百萬兩，以備撥支；諭派王世珍襄辦湖北軍務，又派馮國璋迅赴彰德籌商一切，並諭如必須第二軍往助，再令迅迴帶往；張錫鑾、倪嗣沖、段芝貴、陸錦、張仕鈺赴前敵供袁世凱差遣委用，令第四鎮統制官吳鳳嶺馳赴前敵。 九月初一日，準袁世凱電奏，諭令段祺瑞酌帶得力將弁，毋庸多帶隊伍，剋日由海道北上，徑赴鄂境。九月初三日，準袁世凱請，從各地調集槍、炮、子彈、馬匹，供袁世凱調配使用。九月初五日，載灃諭令撥出宮中內銀一百萬兩，由內務府發交度支部，專作軍中兵餉之用。九月初六日，載灃諭.：“湖廣總督袁世凱授為欽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陸，並長江水師暨此次派出各項軍隊，均歸該大臣節制調遣，其應會同該省督撫者，隨時會同籌辦。凡關於該省剿撫事宜由袁世凱相機因應，妥速辦理。軍情瞬息萬變，此次湖北軍務軍諮府、陸軍部不為遙制，以一事權而期迅奏成功。” 至此，載灃把湖北所有軍隊的指揮權完全交給了袁世凱。局勢的嚴峻性迫使載灃放手任用袁世凱，把王朝命運押在袁世凱身上，可謂孤注一擲。
袁世凱逼載灃退位
馮國璋率北洋軍攻克漢陽後，袁世凱命令停止向革命軍進攻，又派劉承恩、蔡廷幹持書至武昌，商議和平。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態度尚溫和，軍政府語劉、蔡，萬無與朱溫同類之袁世凱相妥協之理，並痛責其謀殺吳祿貞之罪。同時有民眾團體，在督府門前示威運動，劉、蔡失意而去。袁世凱乃與駐京英國公使朱爾典密議，由其介紹提議三條款（一）即日停戰（二）清帝退位（三）袁世凱為大總統。朱爾典密電駐武昌英總領事與到漢各省代表協議。各代表徵求黎元洪、黃興、程德全等意見，黎等均認為可行。經雙方同意後，於是公開成南北議和之局。至此，民軍、北洋派、以英國為首的列強聯合對付清廷的局面已成。
已心懷異志的袁世凱，為實現個人政治野心，一步步壓縮載灃的政治生存空間。
十月初二日，袁世凱面奏暫行停止奏事入對。袁世凱提出：一、除照內閣官制召見國務大臣外，其餘召見官員，均暫停止，俟定有章制，再行照章辦理。總理大臣不必每日入對，遇有事件奉召入對，並得隨時自請入對。二、除照內閣官制，得由內閣國務大臣具奏外，其餘各衙門應奏事件，均暫停止。所有從前應行請旨事件，均諮行內閣核辦。其必應具奏者，暫由閣代遞。凡無須必請上裁事件，均以閣令行之。其關於皇室事務，如宗人府、內務府、鑾輿衛、欽天監等衙門，暫仍照向章具奏，統由內務府大臣承旨署名。具奏後，仍即時知照內閣，但所奏以不涉及國務為限。三、各部例行及屬於大臣專行事件，毋須上奏。其值日辦法，應暫停止。四、向由奏事處傳旨事件，均暫停止。內外摺照題本舊例，均遞至內閣，由內閣擬旨進呈，再請鈐章。其謝恩請安摺件，及進呈貢物，仍暫由奏事處照舊呈遞。 載灃既已頒佈《重大憲法信條十九條》，已命袁世凱組織責任內閣，就無法拒絕，只得“從之”。這樣載灃與國務大臣之外的官員被隔離開來，載灃不能召見國務大臣之外官員，國務大臣之外官員也不能向載灃具奏，載灃更無從直接掌控、指揮國務大臣之外的官員。載灃的權力被進一步削弱。
袁世凱下一步就是要奪取對第三軍的控制權。袁世凱略施小計，諷令載濤出征以難之。載濤恇怯，先請內閣代奏：“第三軍內之第一鎮營隊，除步隊四營、馬隊一營駐紮城外，未便抽調外，其餘各營請改由袁世凱任便調遣，並請將第三軍名目撤銷。” 後又奏請添派徐世昌為禁衛軍訓練大臣。載灃兄弟失去了對苦心經營的禁衛軍的控制。
載灃雖被架空，但畢竟是監國攝政王，名義上代理海陸軍大元帥，擁有管轄調遣禁衛軍之權，仍然是對袁世凱最大的威脅。為了徹底搬掉載灃這個障礙，袁世凱一面夥同奕劻，告訴隆裕、載灃，革命黨太厲害，我們沒槍炮，沒軍餉，萬不能打仗。隆裕說可否求外國人幫助，奕劻說等奴才同外國人說看。兩天後，奕劻回覆隆裕：外國人再三不肯，經奴才盡力說，他們始謂：革命黨本是好百姓，因為改良政治，才用兵，如要我們幫忙，必使攝政王退位。
一面又買通小德張，讓他在隆裕跟前吹風。金樑在《光宣小記》中載：“袁既入京，主內閣，攝政王監國如故，遇事必承朝命。小德張窺其意，乃引之覲太后，為備膳。袁脫手萬金，小德張大喜過望，私計一飯萬金，如事成，富貴何可限量。乃力慫太后納袁請，撤監國而複訓政。遂下監國攝政王推歸藩邸之命。”
此時各省紛紛獨立，載灃一籌莫展，又被袁世凱架空，戀棧意義已經不大，他決心引咎辭職，以挽回人心，換取列強的支持。十月十六日，載灃辭去監國攝政王，退歸藩邸。
結語
總的說來，載灃與袁世凱二人在政治上合作少而對抗多。二人矛盾和衝突有性格方面的原因。他們一個內向，一個外向，一個內斂，一個張揚，一個貪婪，一個清廉。性格的不合使得載灃對袁世凱懷有深深的厭惡，袁世凱對載灃也鮮有好感。二人矛盾和衝突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利益上的衝突。袁世凱為了保持、擴張自己的政治權勢不擇手段，載灃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維護皇權，把權勢熏天的袁世凱當作最大的敵人。
載灃執政之初，從大局出發，不去觸動袁世凱，對袁世凱既使用又限制，是完全正確的，對於穩固政治局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後來，由於誤聽載澤、善耆的意見，載灃不顧大局，將袁世凱開缺。將袁世凱開缺，不僅徹底得罪了袁世凱，而且引起了漢人的不滿，嚴重損害了滿漢關係。孫寶瑄聞訊，“不勝駭然”。他在日記中寫道：“庚子以前，李合肥之世界也；庚子以後，袁項城之世界也。合肥既死，項城又去位，不審更推何人支此殘局？” 王錫彤更是稱“清廷之顛倒混亂至此極矣” 。
武昌起義爆發之初，為了對付共同的敵人——革命派，載灃和袁世凱開始合作，取得了軍事上的初步勝利。二人這種合作完全是建立在共同政治利益基礎之上的，毫無感情可言，隨時有破裂的可能。當登上總統寶座成為可能，袁世凱立馬拋棄了載灃，中止了與載灃的合作，轉而步步緊逼，迫使載灃辭去監國攝政王。
載灃在處理與袁世凱關係上有諸多失誤，主要是因為他不明大局，缺乏主見。光緒三十二年，他在榮慶等人的唆使下，向袁世凱發難，嚴重惡化了二人之間的關係。光緒三十四年，他在載澤、善耆的攛掇下，放棄了使用並限制袁世凱的做法，準備殺掉袁世凱；後由於奕劻、張之洞、世續等人的干擾，對袁世凱的處置一再降溫，最終僅以養痾名義將袁世凱開缺。還是因為不明大局，缺乏政治主見，武昌起義爆發後，載灃輕率聽從奕劻、徐世昌、那桐的意見，起用袁世凱，想與袁世凱合作，挽救清王朝的統治，最終導致大權旁落，王朝滅亡。正是因為缺乏政治見識，載灃在該使用袁世凱穩固局面的時候卻處置得罪了袁世凱，而在不該使用袁世凱的時候請出了這個送命郎中，造成了王朝滅亡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