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火車開過了一個山洞又過一個，忽明忽暗的車廂裡，董若男睡著了。分不清夢境還是現實，他聽到父母在談話，用耳朵撿了兩個詞，一個是“三線”，一個是“快到了”。
他們一家七口從內蒙古來。唯一一個臥鋪歸爺爺，兩個一兩歲大的弟弟妹妹全家輪流抱。車行到當陽，沒路走了，他們換乘翻斗車，顛蕩蕩往山裡開。一座座大山在夜裡露出凶狠的一面，打平原來的若男沒見過這陣仗，怕得直往媽媽懷裡縮，就這樣揣著不安的心到了目的地，遠安。
那是1971年末，董若男10歲，那時候他還不知道，自己的餘生都將交給這個地方。
066基地建設動員大會
三線
車一停定，早來的人立刻熱情迎接了他們，接著就是七手八腳幫忙搬行李。稍微收拾妥當，董若男環顧新家，很快看清了他們七口人的全部家當：一張大床、兩張小床、一桌一椅、一個碗櫃，還有一個自家從內蒙古帶來的小飯桌。
一個家就這麼支起來了。
董若男發現，大家口中的“江河廠”與其說是一個工廠，不如說是一片工地。人們都很忙，除了自己負責的工作，還要和部隊官兵、“三線戰士”一起搞基建。有時候正吃著飯，廣播喇叭裡響起來：“車到了”，這時不分男女，匆匆扒兩口飯，或者乾脆扔下飯碗，就去卸車。
大人們忙著搞建設，孩子們迎來了“黃金時代”。這些大大小小、說著不同方言的孩子很快熟絡起來，經常聚到一起打果子，摸魚，躲貓貓，撞拐，幾十個人漫山遍野地撒歡。
可是悲劇很快發生了。有的小孩因為誤食有毒的野果中毒了，有的掉在池子裡溺死。一個5歲的小女孩，因為沒人照看，午睡時房子失火被燒死了，看著搶救出來的燒焦的屍體，好多人都哭了。
董若男親眼目睹了這場火災，蘆蓆棚燒得很快，火苗忽的躥老高，他怔怔地望著，那一幕永遠印在了腦子裡。
事故發生後，家長們會嚴管一陣，孩子們也聽話一陣。但生活在繼續，大人們仍然很忙，孩子們還是漫山遍野地跑。
混在一起久了，孩子們瞭解到，雖然他們大多從內蒙古來，卻不是土生土長的內古蒙人。他們的老家分佈在山東、河北、河南、天津各地，來遠安之前父母大多把他們留在老家長大，有的則被寄宿在當地農民家裡。
因為從小跟著外婆在湖南長大，6歲的張紅來到遠安後，跟父母不親，張嘴湖南話又怕被人笑話，所以性格變得孤僻起來，經常和外婆躲在蚊帳裡哭。有一次和弟弟吵架，弟弟說：“你走，你不是我們家的！”一下擊中了這個小少女的心。
董若男的老家在河南，他在河南唸完了一年級，被接到內蒙古的幾個月沒有上學，來遠安後，學校還沒建成，學業因此斷了檔。憑著比別的孩子大兩歲，他已經能幫家裡幹很多活，照看弟弟妹妹，撿柴，種菜，都不在話下。
慢慢地，廠房、宿舍、學校、醫院建起來了，董若男根據年齡直接進了四年級。在學校裡，男孩子們偶爾談論“三線”，說這是“毛主席的指示”，是“備戰、備荒”，女孩們不關心這些，她們關心的是新衣服、零食和跳皮筋。
孩子們普遍關心的是每週一次的電影，那是江河廠最熱鬧的時刻。週末晚上，大喇叭一響，廠裡男女老少都拿著小板凳來到放電影的空地上，自覺坐在幕布兩側，把中間留給部隊和三線戰士——他們會在電影前喊著口號唱著歌，齊整整地入座。在沒有娛樂、收音機收不到信號的山溝溝裡，露天電影給很多人帶來了歡樂和難忘的記憶。
買菜是孩子們被迫關心的事。當時，遠安沒有老鄉賣菜，職工吃菜主要靠廠裡去外地集體大采購。排隊賣菜，是上班的父母交給孩子們的任務。有的小孩連話都說不清楚，於是有啥買啥，家裡便買啥吃啥。
肉食也是稀缺品。逢年過節，廠裡會出去買點臘肉、香腸回來，也有什麼都沒有的時候，大家就只好過一個“蘿蔔年”。
對董若男他們來說，偷偷從箱底翻出來的白砂糖就是不錯的零食，每次手指蘸一點含在嘴裡，味道美極了。還有嘴饞的小孩暗暗發誓：長大後一定要吃好多好多肉。
孩子們在短缺經濟中慢慢長大，他們不知道自己所在的“三線”與外面有多不同，倒是迷迷糊糊地產生了認同感，遠安，這個以前從沒聽過的地方，正在成為自己的家。
遠安
對於“到三線去”這個橫跨千里的抉擇，孩子們只能算是追隨者，而他們的父母，這些“國家決策響應者”，是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接下來可能面對什麼的。
“我們做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他們說。
那是在1970年，中國還籠罩在文化大革命的氛圍中，一些被扣了“保守派”帽子的技術人員被迫“靠邊站”，離開了主要崗位。
聲勢浩大的三線建設已經在全國拉開大幕，066基地由七機部四院包建，選址宜昌市遠安縣，其中裝藥廠包建任務交給了四院389廠，由正在“靠邊站”的張星堂帶頭。
張星堂很快拉了一支20多人的隊伍去遠安選址。被點名的人幾乎都是痛快答應——這是國家的需要、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說了：“沒有路，騎毛驢去”，“沒有錢，把我的工資拿去”。
大家多少還有點“私心”：一些人在批鬥中心情鬱悶，想要離開這個地方。還有少數南方人怕了內蒙古的乾燥、沙塵暴和麵食，被回南方“吃大米”的念頭驅動著。
大部隊3月份出發，從內蒙古到北京，再從北京坐火車到武漢，又從武漢坐船，一連走了三四天。
這不是他們第一次“轉戰他鄉”。由於固體發動機事業發展初期幾易戰場，這些科研工作者也隨之進行了多次遷徙。
張紅的父親，河北秦皇島人張文元，在1959~1970年這11年中，就先後在西安、瀘州、北京、呼和浩特工作過。他的同事初玉生，在1960年畢業後的10年時間裡，從瀋陽到太原，後突然接到調令來到哈爾濱，又去北京211廠實習，然後被分配到內蒙古四院，以10年5地的頻率移動著。
這一次，他們的目的地是遠安。
遠安縣地處鄂西，那時候，這個小縣城還處於未開化的狀態：既沒有實現“三通一平”（通水、通電、通路、平整場地），也沒有橋。一進遠安，第一個到達的張仁貴倒吸一口涼氣。“遠安還不如我們四川的一個鄉場，縣城只有一個二層小樓房，其他都是青瓦土牆的低矮破房。一條不到200米長的通行道上坑坑窪窪，沒多少人，更多的是牛和滿地的牛糞。”
昔日家屬區
選址人員住在廢棄火柴廠車間改造的宿舍裡，大通鋪睡一排，白天就扛著儀器翻山越嶺地選點。
經過十幾天的跋山涉水，他們選定了夏家衝一帶，這個地區地勢隱蔽，從上往下看，很像一隻按在地上的巨手——五個手指代表五條山脈，四道指縫是四條主溝。其中有三條主溝適合建廠，江河廠後來就坐落在這裡。
很快，轟隆隆的開山炮聲打破了這裡的寧靜。遠安，連同不斷到來的三線建設者們，一同開啟了命運的新紀元。
還在使用的江河廠職工住宅樓
江河
剛到遠安的那幾天，從四院379廠來的陳寶玲失眠了。儘管做足了吃苦的準備，但真到吃苦的時候，才知道苦是怎樣的味道。
“沒見過這麼荒涼的地方。”陳寶玲說，“我們住在放棺材的小屋裡，我抱著孩子睡在床板上，嚇得整宿睡不著覺。”
陳寶玲夫婦這些最早一批來遠安的支援者，最能體會三線建設的苦和難。當時，有家室的大多借住在老鄉家裡，單身的就住蘆蓆棚——蘆葦、竹竿搭建的棚子，上面圍上牛毛氈。蘆蓆棚夏天又熱又潮溼，颳風下雨都擋不住，還有毒蛇、蜈蚣出沒，很多人被咬過不止一次。
職工工作和生活過的蘆蓆棚
儘管條件艱苦，建設者們卻仍按照“先工業後民用”——先建工房後建宿舍樓的順序忙碌著。幹完一天的活，大家坐在一起吃著簡單的晚飯，一說到國家有什麼好消息，就會笑聲一片。
當時，還有一批技術人員留在內蒙古做設計工作。1971~1972年，“一個不給、一個不換、一個不留”的政策出來後，支援三線的技術人員和四院斷了臍帶，大批人馬湧至遠安。
幾年後，一些從西安、蘭州來的人也加入他們，江河廠和所在的066基地逐漸變成了一個小型社會。原來平靜、落後的小縣城遠安，一下子膨脹起來。
對於這些從城市來的“闖入者”，當地人沒有觀望多久，就把他們熱情地讓進自己家裡。“你們來了，我們就能享上福了”，老鄉們說。有的老鄉怕誤了建設的大事，在路上撿到根螺絲釘都會送過來。他們熱切盼望著，“點燈不用油”、“水順著管道往上流”早一天實現。
最初，066基地給裝藥廠的名字是“險峰”，而不是“江河”。殊不知，做火工品的人最忌諱“險”字，而喜水多。大家一商量，不如取名“江河廠”，有長江之北、黃河之南之意。
由於種種原因，江河廠的建設用了十餘年的時間才正式竣工。邊建設、邊研製、邊生產，主要靠“基建費”度日的江河廠比兄弟單位更窘迫，常常原材料款都付不起，到處賒賬。江河廠的領導每次去基地開會，都坐在後排的角落裡，挺不直腰桿。
上世紀80年代，江河廠成立了民品開發部，向民用產業進發。他們賣過軟硬泡沫、肥皂、降雨產品、剎車轂，但是這些與自身核心技術無關的民品，都失敗了。
直到自研的型號開始開花結果，廠裡的日子才慢慢好過起來。
江河廠邁向正軌的時候，已經十幾年過去了，當初跟在父母屁股後面怯生生來到這裡的小孩子們，已經呼啦啦長大成人。
在廠裡唸完小學、初中、高中，上了技校，董若男和大多數三線子弟一樣，在江河廠上班了。“二代”的加入和企業十幾年的發展，使066基地迎來了“黃金時代”。
在江河廠，每天下班後，籃球場、足球場上都是人，場邊觀眾和等待上場的人比場上的還要多好幾倍。要是節假日去縣城轉轉，到哪都能看到066的人。
那時時興騎“叫驢子”，也就是50型摩托車，066基地職工幾乎人手一輛。上班、下班，偶爾聚會，成群的摩托車相當壯觀，成為當地一景。
下了班，有人喜歡去熱鬧的舞池跳跳舞，有的則聚在一起喝幾杯酒，聽著悠揚的二胡或鋼琴曲度過一個愉快的晚上。江河廠的年輕人組了自己的樂隊，電子琴、電貝司、沙錘、架子鼓是常備樂器，有時還配有小號、圓號、黑管和長笛。
回憶起三線生活的甜蜜時光，江河廠的老職工幾乎都把指針撥向了這個年代。“雖然很苦，但是很快樂，人與人之間非常親近。”江河廠當年的樂隊主唱說道。說罷唱起一曲《時光倒流》，懷舊的情緒盡在歌聲裡流淌。
然而，美好的時光很快結束了。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066基地的大多數企業，在受困於交通不便、人才難進等問題多年後，陸續遷出三線，搬進孝感和武漢，謀求新的發展。
只有江河廠還在山溝裡留守。
難走
大部隊走後，原來熱鬧鬧的遠安又重新安靜下來，江河廠的職工獨自品嚐著喧囂後的落寞。
眼看著很多從小玩到大的好朋友都走了，張紅又羨慕又後悔，“當初分配的時候我怎麼就沒選其他廠呢！”董若男也很失落，他說：“有一種孤獨感，感覺被邊緣了”。
其實，江河也想走。2002年左右，廠裡打算把行政辦公部門和民品遷到城市去，甚至在宜昌市建了辦公樓和住宅樓，一批職工在那裡買了房，可是，因為火工品廠的種種特殊限制，最終沒有走成。
幾年後，江河廠又動了一次搬遷的念頭，在武漢附近的黃陂選了一塊地。但是報告遞上去，由於涉及軍工能力佈局調整，又黃了。上級領導說：“你們就別搬了，踏踏實實待在山溝裡吧。”
承載著裝藥任務的工廠走不了，長了兩條腿的人呢？
“我們沒想過離開這裡。”很多“二代”直言，“從小在這裡長大，有感情了。”但同時也有很多人，在對城市的嚮往中掙扎。
參加工作以後，董若男第一次去武漢出差，終於見識了什麼是城市。“城市裡那麼繁華，吃個早點花樣都很多，要啥有啥，確實很好。”50多歲的他描述起自己最初見到城市的樣子，眼睛裡仍然閃著光。
因為回湖南老家經常路過長沙，張紅從小就渴望去城市生活。如今近50歲的她穿著黑色裙裝，戴著翠玉鐲子，腳穿魚嘴高跟鞋，染了頭髮，化著精緻的妝容，看起來與城裡人無異。
張紅想過離開。但是上世紀70年代末高考制度恢復的時候，她發現在學校學的東西根本無法支撐自己考出去。由於廠辦學校師資水平不高，那幾年能“蹦”出去的大學生鳳毛麟角。
八九十年代，國家打開市場經濟的大門，下海潮盛行的時候，董若男也想過“下海闖闖”，但是自己當時已有妻兒，父母稍一勸說，也便放棄了。
與想要離開卻頗感無力的少數“二代”相比，父輩把他們帶來這山溝，是沒打算回去的。除了極少數的幾個離開了，大多數人都在這裡一待一輩子。
“來的時候我們把三個孩子都帶過來了，為什麼呢？不回去了，給自己斷了後路了。”李俊榮說。
張文元曾有兩次調離遠安的機會，他都放棄了。人老了難免懷舊，張文元最惦念的，就是在西安的同事和戰友。他曾經試圖在網絡上發帖找人，卻石沉大海。可是，當兩次去西安工作的機會到眼前時，他卻不要，“人老了就圍著子女轉了，哪也不去了。”
兩次想搬沒搬走後，張紅也死心了，“不走了。我們這一代命運是沒法改變了，指望下一代吧。”說完又補一句：“其實現在我的想法也變了，覺得在這裡生活也挺好的，遠安這幾年變化很大。”
去留
遠安的變化確實很大。
這些年，很多新住宅樓拔地而起，武漢的兩家大型連鎖超市開到了遠安，新的購物中心“盛世中央”也開張了，一些基本的生活需求在縣城就可以解決。
縣城裡三路公交車來來往往，其中一路可以直接開到江河廠。特別是近兩年，很多人買了小轎車，保宜高速開通後，遠安到孝感、武漢的時間縮短了一個小時，人們出行更加方便了。
而自從張藝謀導演在遠安拍攝了一場山楂樹之戀，遠安也變得小有名氣，一些遊客慕名前來，為這個小縣城增加了一些旅遊經濟。
可是江河廠在山溝溝裡的現實，誰也改變不了。
2010年，新員工李恩前來報到時，在遠安縣被人力資源處領導接上車，然後一路往江河廠（後來改成江河公司）開。車越開越遠，每到一處稍顯現代化的建築，李恩就想“到了吧”，結果落空了好幾次，才到達目的地。
江河廠還在老地方，40多年過去了，它還保留著很多和以前一樣的廠房、一樣的宿舍。辦公樓外緊鄰廠區有一片農田，農民在裡面幹活，似乎還能看到當年建設時“寧墾荒山一片，不佔良田一分”的影子。
然而江河廠終究不同於以往了。無論是重新裝修的辦公樓、擴建的廠房，還是增加了10倍的裝藥量，都印證著這個三線老廠幾十年的變化。30年前，分來5個大學生只能留住一個，現在呢，很多像李恩這樣的新鮮血液匯入，讓它煥發出新的生機。
外面的人來了，裡面的人卻在往外走。
“三代”長大後，內部通婚造就的三線家族發生了變化。與從小在溝里長大的“二代”不同，很多“三代”從小就被送到宜昌和孝感去讀書，加上現代思潮的影響，他們的觀念變了。
“現在的孩子畢業後想回來的少了，只要是考得好的，能在外面找到好工作的，都不大願意再回溝裡來。”張紅說。
3年前，董若男的兒子董常亮畢業後通過招工考試回到了江河廠。他說，外面的世界再精彩，這裡終歸才是家。此話或許不假，但是，父親的一句話拆穿了這個男孩的小心思：“他曾經在武漢找了工作，我們做了思想工作才把他叫回來的。”
張紅的兒子谷嶽也被做了不少思想工作。2014年，他從湖北理工大學畢業後，有三份工作可以選擇，一份是武漢的航天信息，一份是秦皇島的房地產公司，還有一份是孝感的四院萬峰公司。他在其中猶豫不決，最後全家召開會議，老爺子張文元拍了板：“去四院萬峰！”
沒有一項統計可以說明“三代”們走與留的情況。在江河廠，每年招收的子弟確實越來越少了。可時至今日，三線家族仍然普遍且龐大。有的一家12口，有10口人都在066基地（現中國航天科工四院）。還有更龐大的家族，在基地工作的竟有近20口之多。
時間飛逝，40多年過去了，問白髮蒼蒼的三線支援者們哪裡是家，他們手指著腳下的土地，用帶老家口音的普通話說：“家就在這兒，在這紮根了。”問還想不想回去，他們笑著手一揮，“這麼大歲數了還去哪，棺材都在這兒買好了！”
另一邊，谷嶽也是手一揮，在萬峰公司的宿舍裡卸下行李。行李放著好幾天沒打開，張紅問他為什麼不整理，他說：“我在這兒待不久，我還是會走的。”（圖片來自網絡 文/王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