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這部書，講的其實是“改革”二字。小說中，雍正和他的助手們，在整部書中，都在和幾千年封建王朝最大的既得利益群體對抗，這個群體，叫做地主士大夫。同時他們還在試圖解決困擾中國古代王朝的一個大問題，
這個大問題是什麼？是國家太平久了，人口增長，就會出現貧富分化，就會出現大量的土地兼併，中央政權和地方鄉紳之間就會出現矛盾。封建時代基層行政效率低下，信息溝通不暢，皇權不下縣，政令不下鄉，導致大量的基層權力，其實掌控在鄉紳地主手上。這些鄉紳地主兼併土地、隱瞞人口，盤剝百姓，並且作為有功名的讀書人，他們還可以免除賦稅和勞役，這就導致這個階層越富裕，國庫就越虧空，底層老百姓也就越辛苦。
自古以來，中央政權和地方實力派就有著不可避免的矛盾，中央政權想的是長治久安，不要搞出社會尖銳對立。而地方實力派考慮的往往都是切身利益，“天高皇帝遠，人少相公多”，你想讓相公們吐出自己的利益，給底層一點好處，給中央上繳銀子，那比要了他們的命還難。
《雍正皇帝》這部書，講的其實是“改革”二字。小說中，雍正和他的助手們，在整部書中，都在和幾千年封建王朝最大的既得利益群體對抗，這個群體，叫做地主士大夫。同時他們還在試圖解決困擾中國古代王朝的一個大問題，
這個大問題是什麼？是國家太平久了，人口增長，就會出現貧富分化，就會出現大量的土地兼併，中央政權和地方鄉紳之間就會出現矛盾。封建時代基層行政效率低下，信息溝通不暢，皇權不下縣，政令不下鄉，導致大量的基層權力，其實掌控在鄉紳地主手上。這些鄉紳地主兼併土地、隱瞞人口，盤剝百姓，並且作為有功名的讀書人，他們還可以免除賦稅和勞役，這就導致這個階層越富裕，國庫就越虧空，底層老百姓也就越辛苦。
自古以來，中央政權和地方實力派就有著不可避免的矛盾，中央政權想的是長治久安，不要搞出社會尖銳對立。而地方實力派考慮的往往都是切身利益，“天高皇帝遠，人少相公多”，你想讓相公們吐出自己的利益，給底層一點好處，給中央上繳銀子，那比要了他們的命還難。
什麼叫“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說的不是普通老百姓“下有對策”，而是地方鄉紳“下有對策”。舉個例子，中央要加收田畝稅，本意是抑制兼併，但地主完全可以轉頭就給佃戶農民加稅，還可以把鍋甩到中央頭上去。中央說你們地主的高利貸利息太高了，簡直是吃人，以後農民都從國家銀行貸款，利息低，風控嚴，結果地方官僚和士紳地主蛇鼠一窩，直接把國家貸款外包給地主，地主兩頭吃，還能把高利貸合法化，最後還是把鍋甩給中央——都怪你的亂政。
其實，雍正做的事情，王安石也做過，張居正也做過，很簡單，四個字“劫富濟貧”！從這群鐵公雞身上拔毛，既可以充盈國庫，又可以緩和社會矛盾，給窮人活路。但這個階層不是好惹的，那些田連阡陌的大地主，往往都有很深的政治背景，在朝中也有實力派的支持，想要從他們身上榨油，那也是要冒極大的風險的。王安石在保守派的圍攻下失敗，張居正死後也被反攻倒算。
所以，雍正做這件事，也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因為他要得罪的，是整個既得利益群體，是普天之下的“讀書人”，他做了三件事：1、攤丁入畝；2、火耗歸公；3、士紳一體納糧當差。
攤丁入畝，是因為天下貧富不均，按照人頭收稅，本來就極不公平，所以雍正決定，把人口攤入田畝之中，按照田畝的多少、好壞收稅。放在現在，類似於房產稅和財產稅。其實就是一種針對富人地主的稅收，是在”劫富濟貧“。
火耗歸公，解決的其實也是地方和中央的財政矛盾，“火耗銀子”是地方官徵收錢稅時，會以耗損為由，多徵錢銀。明清時候公務員的工資比較低，官至極品俸銀不過180兩、祿米180斛，七品知縣年俸僅45兩。很多官員自稱不能維持生活，所以就在國家所徵的稅收中動手腳，故意增收錢糧。雍正下令，以後這一項，不許官員私下徵收，而是統一由國家統籌，同時合理再分配，給那些清廉的官員，發“養廉銀子”。
最後一項，士紳一體納糧當差，是雍正得罪讀書人最狠的地方，以至於在後世的各類稗官野史小說中，被讀書人黑得體無完膚。封建時代，只要是考取功名的讀書人，就是“相公”，相公是高人一等的，他們被免除賦稅和差役，不用交稅，也不能當差服役。而且，在那些地方大族中，只要出現一個考取功名在朝當官的，很可能全族都不納稅了。你想想，士紳、富人、官員都不納稅了？那麼賦稅勞役不就全砸到貧民頭上去了嗎？所以，雍正就對讀書人士大夫動手了，逼著他們納稅，逼著他們去服役。
《雍正皇帝》這部書，講的其實是“改革”二字。小說中，雍正和他的助手們，在整部書中，都在和幾千年封建王朝最大的既得利益群體對抗，這個群體，叫做地主士大夫。同時他們還在試圖解決困擾中國古代王朝的一個大問題，
這個大問題是什麼？是國家太平久了，人口增長，就會出現貧富分化，就會出現大量的土地兼併，中央政權和地方鄉紳之間就會出現矛盾。封建時代基層行政效率低下，信息溝通不暢，皇權不下縣，政令不下鄉，導致大量的基層權力，其實掌控在鄉紳地主手上。這些鄉紳地主兼併土地、隱瞞人口，盤剝百姓，並且作為有功名的讀書人，他們還可以免除賦稅和勞役，這就導致這個階層越富裕，國庫就越虧空，底層老百姓也就越辛苦。
自古以來，中央政權和地方實力派就有著不可避免的矛盾，中央政權想的是長治久安，不要搞出社會尖銳對立。而地方實力派考慮的往往都是切身利益，“天高皇帝遠，人少相公多”，你想讓相公們吐出自己的利益，給底層一點好處，給中央上繳銀子，那比要了他們的命還難。
什麼叫“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說的不是普通老百姓“下有對策”，而是地方鄉紳“下有對策”。舉個例子，中央要加收田畝稅，本意是抑制兼併，但地主完全可以轉頭就給佃戶農民加稅，還可以把鍋甩到中央頭上去。中央說你們地主的高利貸利息太高了，簡直是吃人，以後農民都從國家銀行貸款，利息低，風控嚴，結果地方官僚和士紳地主蛇鼠一窩，直接把國家貸款外包給地主，地主兩頭吃，還能把高利貸合法化，最後還是把鍋甩給中央——都怪你的亂政。
其實，雍正做的事情，王安石也做過，張居正也做過，很簡單，四個字“劫富濟貧”！從這群鐵公雞身上拔毛，既可以充盈國庫，又可以緩和社會矛盾，給窮人活路。但這個階層不是好惹的，那些田連阡陌的大地主，往往都有很深的政治背景，在朝中也有實力派的支持，想要從他們身上榨油，那也是要冒極大的風險的。王安石在保守派的圍攻下失敗，張居正死後也被反攻倒算。
所以，雍正做這件事，也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因為他要得罪的，是整個既得利益群體，是普天之下的“讀書人”，他做了三件事：1、攤丁入畝；2、火耗歸公；3、士紳一體納糧當差。
攤丁入畝，是因為天下貧富不均，按照人頭收稅，本來就極不公平，所以雍正決定，把人口攤入田畝之中，按照田畝的多少、好壞收稅。放在現在，類似於房產稅和財產稅。其實就是一種針對富人地主的稅收，是在”劫富濟貧“。
火耗歸公，解決的其實也是地方和中央的財政矛盾，“火耗銀子”是地方官徵收錢稅時，會以耗損為由，多徵錢銀。明清時候公務員的工資比較低，官至極品俸銀不過180兩、祿米180斛，七品知縣年俸僅45兩。很多官員自稱不能維持生活，所以就在國家所徵的稅收中動手腳，故意增收錢糧。雍正下令，以後這一項，不許官員私下徵收，而是統一由國家統籌，同時合理再分配，給那些清廉的官員，發“養廉銀子”。
最後一項，士紳一體納糧當差，是雍正得罪讀書人最狠的地方，以至於在後世的各類稗官野史小說中，被讀書人黑得體無完膚。封建時代，只要是考取功名的讀書人，就是“相公”，相公是高人一等的，他們被免除賦稅和差役，不用交稅，也不能當差服役。而且，在那些地方大族中，只要出現一個考取功名在朝當官的，很可能全族都不納稅了。你想想，士紳、富人、官員都不納稅了？那麼賦稅勞役不就全砸到貧民頭上去了嗎？所以，雍正就對讀書人士大夫動手了，逼著他們納稅，逼著他們去服役。
同時雍正還剝奪了他們的特權。當時的士紳地主，擁有極大的地方權力，他們“出入官署，包攬詞訟”，勾結地方官，分享政府的司法權；“武斷鄉曲，欺壓平民”，稱霸鄉里；“抗違錢糧，藐視國法”；“代民納課，私潤身家”，即攬納錢糧，加以侵吞。他們甚至還能肆意虐待佃戶，霸佔妻女，擁有生殺予奪的大權。雍正規定規定秀才監生“私置板棍，擅責佃戶”，“革去衣頂職銜”，並“杖八十”“凡不法紳衿，私置板棍，擅責佃戶，勘實，鄉紳照違制律議處，衿監吏員革去衣頂職銜，照律治罪。……如將佃戶婦女佔為婢妾，皆革去衣頂職銜，按律治罪。”
雍正這可是捅了馬蜂窩，動了最大的奶酪，要知道，讀書人是得罪不得的，他們一口一個先王之道，一口一個子曰詩云，就能把你的名聲搞臭了。所以，在二月河的小說《雍正皇帝》中，就出現了最驚心動魄的一幕——河南考生罷考，以對抗雍正和他的心腹田文鏡的“惡政”。他們扛著至聖先師的牌位，上街遊行，大罵雍正和田文鏡“令斯文掃地”。
《雍正皇帝》這部書，講的其實是“改革”二字。小說中，雍正和他的助手們，在整部書中，都在和幾千年封建王朝最大的既得利益群體對抗，這個群體，叫做地主士大夫。同時他們還在試圖解決困擾中國古代王朝的一個大問題，
這個大問題是什麼？是國家太平久了，人口增長，就會出現貧富分化，就會出現大量的土地兼併，中央政權和地方鄉紳之間就會出現矛盾。封建時代基層行政效率低下，信息溝通不暢，皇權不下縣，政令不下鄉，導致大量的基層權力，其實掌控在鄉紳地主手上。這些鄉紳地主兼併土地、隱瞞人口，盤剝百姓，並且作為有功名的讀書人，他們還可以免除賦稅和勞役，這就導致這個階層越富裕，國庫就越虧空，底層老百姓也就越辛苦。
自古以來，中央政權和地方實力派就有著不可避免的矛盾，中央政權想的是長治久安，不要搞出社會尖銳對立。而地方實力派考慮的往往都是切身利益，“天高皇帝遠，人少相公多”，你想讓相公們吐出自己的利益，給底層一點好處，給中央上繳銀子，那比要了他們的命還難。
什麼叫“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說的不是普通老百姓“下有對策”，而是地方鄉紳“下有對策”。舉個例子，中央要加收田畝稅，本意是抑制兼併，但地主完全可以轉頭就給佃戶農民加稅，還可以把鍋甩到中央頭上去。中央說你們地主的高利貸利息太高了，簡直是吃人，以後農民都從國家銀行貸款，利息低，風控嚴，結果地方官僚和士紳地主蛇鼠一窩，直接把國家貸款外包給地主，地主兩頭吃，還能把高利貸合法化，最後還是把鍋甩給中央——都怪你的亂政。
其實，雍正做的事情，王安石也做過，張居正也做過，很簡單，四個字“劫富濟貧”！從這群鐵公雞身上拔毛，既可以充盈國庫，又可以緩和社會矛盾，給窮人活路。但這個階層不是好惹的，那些田連阡陌的大地主，往往都有很深的政治背景，在朝中也有實力派的支持，想要從他們身上榨油，那也是要冒極大的風險的。王安石在保守派的圍攻下失敗，張居正死後也被反攻倒算。
所以，雍正做這件事，也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因為他要得罪的，是整個既得利益群體，是普天之下的“讀書人”，他做了三件事：1、攤丁入畝；2、火耗歸公；3、士紳一體納糧當差。
攤丁入畝，是因為天下貧富不均，按照人頭收稅，本來就極不公平，所以雍正決定，把人口攤入田畝之中，按照田畝的多少、好壞收稅。放在現在，類似於房產稅和財產稅。其實就是一種針對富人地主的稅收，是在”劫富濟貧“。
火耗歸公，解決的其實也是地方和中央的財政矛盾，“火耗銀子”是地方官徵收錢稅時，會以耗損為由，多徵錢銀。明清時候公務員的工資比較低，官至極品俸銀不過180兩、祿米180斛，七品知縣年俸僅45兩。很多官員自稱不能維持生活，所以就在國家所徵的稅收中動手腳，故意增收錢糧。雍正下令，以後這一項，不許官員私下徵收，而是統一由國家統籌，同時合理再分配，給那些清廉的官員，發“養廉銀子”。
最後一項，士紳一體納糧當差，是雍正得罪讀書人最狠的地方，以至於在後世的各類稗官野史小說中，被讀書人黑得體無完膚。封建時代，只要是考取功名的讀書人，就是“相公”，相公是高人一等的，他們被免除賦稅和差役，不用交稅，也不能當差服役。而且，在那些地方大族中，只要出現一個考取功名在朝當官的，很可能全族都不納稅了。你想想，士紳、富人、官員都不納稅了？那麼賦稅勞役不就全砸到貧民頭上去了嗎？所以，雍正就對讀書人士大夫動手了，逼著他們納稅，逼著他們去服役。
同時雍正還剝奪了他們的特權。當時的士紳地主，擁有極大的地方權力，他們“出入官署，包攬詞訟”，勾結地方官，分享政府的司法權；“武斷鄉曲，欺壓平民”，稱霸鄉里；“抗違錢糧，藐視國法”；“代民納課，私潤身家”，即攬納錢糧，加以侵吞。他們甚至還能肆意虐待佃戶，霸佔妻女，擁有生殺予奪的大權。雍正規定規定秀才監生“私置板棍，擅責佃戶”，“革去衣頂職銜”，並“杖八十”“凡不法紳衿，私置板棍，擅責佃戶，勘實，鄉紳照違制律議處，衿監吏員革去衣頂職銜，照律治罪。……如將佃戶婦女佔為婢妾，皆革去衣頂職銜，按律治罪。”
雍正這可是捅了馬蜂窩，動了最大的奶酪，要知道，讀書人是得罪不得的，他們一口一個先王之道，一口一個子曰詩云，就能把你的名聲搞臭了。所以，在二月河的小說《雍正皇帝》中，就出現了最驚心動魄的一幕——河南考生罷考，以對抗雍正和他的心腹田文鏡的“惡政”。他們扛著至聖先師的牌位，上街遊行，大罵雍正和田文鏡“令斯文掃地”。
但冷面冷心的四爺並沒有就此屈服，他直接鎮壓了這次罷考，派刑部侍郎赴豫審理，將為首考生處斬。雷厲風行，沒有一點猶豫，並且繼續支持田文鏡、李衛等人的改革。
雍正一朝，用鐵腕手段進行改革、反腐、解決財政虧空和社會矛盾，充實了國庫，也改善了民生，更讓一直以來尾大不掉的文官和地方勢力收斂，這才有了乾隆朝的國家富裕、社會安定，才有了給後人揮霍的資本。
但在當時，理解雍正的人並不多，讀書人士大夫更是對他恨之入骨，小說家變著花樣地抹黑他，甚至把他說成是篡位殺弟、荼毒生靈的昏暴之君。二月河先生的《雍正皇帝》，已經算是最客觀的描寫了，但還是免不了給他扣了一個“刻薄寡恩”的帽子。
其實電視劇《雍正王朝》的改編極好，主題曲《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歌詞也很好：
數英雄，
論成敗，
古今誰能說明白？
千秋功罪任評說，
海雨天風獨往來。
一心要江山圖治垂青史，
也難說身後罵名滾滾來。
是啊，改革不是請客吃飯，動了他人的奶酪，罵名自然就滾滾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