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是府。成都是天府。
天府的人好安逸。
府，原本是儲藏文書或財物的地方，也指管理文書或財物的官員。周代官制，設有“天府”一職，“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看來是給周天子守庫看家的。所以後來，天府也泛指皇家的倉庫。天子富有四海，富甲天下，皇家的倉庫通國庫，自然是要什麼東西就有什麼東西，要什麼寶貝就有什麼寶貝。由此可知，一個地方，如果被冠以“天府之國”的稱號，當然也就是天底下最好的所在《戰國策》雲：“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漢書·張良傳》也有“金城千里，天府之國”的說法。不過，兩書所說的“天府”，都不是指成都，也不是指四川，而是指關中地區。後來，成都平原的優勢明顯超過關中平原，“天府之國”的頭銜，便幾乎成了成都和成都平原的專利。
說起來，成都號稱“天府”，是當之無愧的。這裡冬無嚴寒，夏無酷暑，年平均氣溫約攝氏17度，平均降水量約980毫米，氣候之好，是沒說的了；一馬平川，良田萬頃，草木常青，渠水長流，地勢之好，也是沒說的至於物產之豐富，生活之便利，在咱們中國，更是首屈一指。民諺有云：“吃在廣州，穿在蘇州，玩在杭州，死在柳州”，無非說的是廣州菜餚好，蘇州絲綢好，杭州風景好，而柳州棺木好。但要說都好，還是成都。廣州、蘇州、杭州、柳州的好處，成都都有，卻無其不足。成都地方比蘇州大，氣候比杭州好，好玩的地方比廣州多，好吃的東西比柳州多，何況夙產蜀錦、號稱“錦城”，還怕沒有好衣服穿？吃好了，穿好了，玩好了，便是死在成都，也是“快活死”、“安樂死”，是“死得其所”吧？
更何況，成都的文化積累又是何等厚實兩漢的司馬相如、揚雄不消說了，唐宋的李白、三蘇也不消說了，王維、杜甫、高適、岑參、孟浩然、白居易、元鎮、賈島、李商隱、黃庭堅、陸游、范成大，哪一個和成都沒有瓜葛，哪一個沒在成都留下膾炙人口的詩章？武侯祠、薛濤井、百花潭、青羊宮、文殊院、昭覺寺、望江樓、王建墓、杜甫草堂，哪一個不是歷史的見證，哪一個沒有“一肚子的故事”？有如此之多文化積累的城市，天下又有多少？也就是北京、西安、南京幾個吧？
這就是成都。誠如王培苟《聽雨樓隨筆》所言：“衣冠文物，濟於鄒魯；魚鹽粳稻，比於江南。”成都，確實是我們祖國積累文化和物產的“天府”。
物產豐富，吃食就多；文化豐盈，話題就多。於是，成都人的一張嘴，就怎麼也閒不下。成都人能吃也會吃，能說也會說，吃能吃出花樣，說能說出名堂，而最能體現成都和成都人這一特色的，便是成都的茶館。
一、成都的茶館
有句老話：北京衙門多，上海洋行多，廣州店鋪多，成都茶館多。
這也不奇怪。北京是城，而且是京城。天子腳下，首善之區，國脈所繫，中樞所在，自然衙門多。上海是灘，開埠早而攤子大，首屈一指的國際化大都市，五湖四海風雲際會，歐風美麗浪打潮回，洋人多自然洋行也多。廣州是市，以商為本，以賈為生，一天不做生意，就一天也活不下去，店鋪能不多可見，衙門多也好，洋行多也好，店鋪多也好，都是北京、上海、廣州的城市性質所使然。
成都就不一樣成都不是京城，用不著那麼多衙門；沒有外灘，也用不著那麼多洋行。成都當然也有店鋪，但多半是飯鋪、衣鋪、雜貨鋪，少有廣州那種財大氣粗的銀行、商號和當鋪。因為成都畢竟不是廣州那樣的“市”，不想做也做不了廣州那麼大那麼多的生意。成都是府，是富饒豐足的天府，而且“養在深閨人未識”，深藏在祖國大西南群山環抱之中，只有聚集沒有耗散，只需享用無需奔忙。如果說，上帝虧待武漢人，有意安排武漢人吃苦（詳《武漢三鎮》一章），那麼，他就厚愛成都人，有意安排成都人享福。成都和武漢一樣，都是那種不東不西不南不北的城市：依長江劃線，它在北；以秦嶺為界，它居南；和武漢在同一緯度，離拉薩和上海差不多遠。然而，兩地的自然條件卻差得遠。武漢是冬天奇冷夏天酷熱，兼東西南北之劣而有之；成都則冬無朔風勁吹，夏無烈日曝晒，兼東西南北之優而有之。它的天是溫和的，它的地是滋潤的，它的物產是極為豐富的，而這些物產的價格又是非常便宜的。生活在這塊風水寶地上的成都人，自然也就用不著操那麼多心，費那麼多力，做那麼多事情，只要消消停停悠悠閒閒地過日子就行
那麼，怎麼過才消停、才悠閒當然是泡茶館。
說起來，茶，原本是中國人的愛物。東西南北中，工農商學兵，只要是中國人，很少有不愛喝茶的。不過，最愛喝茶的，又數成都人，至少成都人自己是這麼認為的。不錯，江浙有綠茶，雲貴有淪茶，廣東有早茶，西北有奶茶，閩南有烏龍茶，北京有大碗茶，但成都人都看不上：綠茶太淡，淪茶太粗，奶茶是以茶代飯，工夫茶是以茶代酒，早茶是以茶為配角，大碗茶則只能叫“牛飲”，只有成都人的蓋碗茶，才既有味，又有派。有味，是因為成都的花茶，又香又濃又經久，一碗茶衝七八遍水也無妨；有派，則因為它是茶碗、茶蓋、茶船三件頭俱全的“蓋碗茶”，而且是在茶館裡喝的。在茶館裡喝茶，和在家裡泡茶，大不一樣。在家裡泡茶，誰不會顯然，只有愛上茶館，才真正算得上是愛茶。
成都人愛上茶館。可以說，成都人是把“愛茶主義”理解為或者表現為“愛茶館主義”的。事實上成都的茶館也多得有如雨後春筍。據《成都通覽》載，清末成都街巷計516條，而茶館即有454家，幾乎每條街巷都有茶館。1935年，成都《新新新聞》報載，成都共有茶館599家，每天茶客達12萬人之多，形成一支不折不扣的“十萬大軍”，而當時全市人口還不到60萬。去掉不大可能進茶館的婦女兒童，則茶客的比例便無疑是一個相當驚人的數字。況且，十二萬人進茶館，一天下來，得喝掉多少茶葉，多少光陰？有如此之多的茶館和茶客，成都，實在應該叫做“茶館之都”才好。
其實，即便在今天，成都的茶館恐怕也仍是四川之最，中國之最，世界之最。在成都，鬧市有茶樓，陋巷有茶攤，公園有茶座，大學有茶園，處處有茶館尤其是老街老巷，走不到三五步，便會閃出一間茶館來，而且差不多都座無虛席，茶客滿棚，生意好得不敢讓人相信。究其所以，也無非兩個原因：一是市民中茶客原本就多，二是茶客們喝茶的時間又特別長，一泡就是老半天。一來二去，茶館裡自然人滿為患。難怪有人不無誇張地說，成都人大約有半數左右是在茶館裡過日子的。至於另外一半，則多半進了火鍋店。看來，正如北京的城門是解讀北京的“人門之門”，成都的茶館也是解讀成都的一把鑰匙。
茶館其實是茶客造就的。
成都的茶客，不但人數眾多，堪稱世界第一，而且，正如成都的球迷有資格自認為（同時幾乎也被公認為）是中國最好的球迷，成都的茶客也有資格自認為是中國第一流的茶客。不錯，中國人都愛喝茶，有茶館的也決不僅止於成都一地。但似乎只有成都人，才那麼酷愛茶館，才那麼嗜茶如命。對於他們來說，“柴米油鹽醬醋茶”這七個字，是要倒起來念的。正宗的老成都，往往是天一麻麻亮，便打著阿欠出了門，衝開濛濛晨霧，直奔熱氣騰騰人聲鼎沸的茶館。只有到了那裡，他們才會真正從夢中醒過來；也只有在那裡，先呷一小口茶水漱漱嘴，再把滾燙清香的茶湯吞下肚去，才會覺得迴腸蕩氣，神清氣爽，遍體通泰，真正活了過來。
或許有人會說，這也算不了什麼。廣州人和揚州人也一樣愛吃早茶。正宗的揚州人更是和成都人一樣，天一亮就直奔茶館去過早茶痛。可是，廣州人也好，揚州人也好，吃早茶時居然要吃那麼多的點心，這就搞不清他們究竟是吃早茶，還是吃早點。何況廣州人的早茶，居然還是在飯店酒樓裡吃；而揚州人則只有早上才“皮包水”（泡茶館），一到下午便改為“水包皮”（泡澡堂）了，哪像我們成都人，從早到晚，都對茶館情有獨鍾，忠貞不貳。
也許，正因為成都人是如此地摯愛他們的茶館，古樸的、傳統意義上的茶館，才不至於在中國絕跡。可不是老舍筆下作為老北京象徵的茶館，如今早已銷聲匿跡了，北京的“茶文化”已經變成了“大碗茶文化”。上海的茶館，據說也只剩下老城隍廟湖心亭一處以為點綴，還不知光景如何。各地現在當然也都有一些新的所謂“紅茶坊”或“茶藝館”，但大多裝修豪華，設施考究，珠光寶氣，高深華貴，且多半有幾個所謂“小姐”在那裡表演來路不明的所謂“茶道”或“茶藝”，收取價格驚人的“茶錢”。至於老茶館的那種氛圍和情趣，當然是半點也沒有的。說白了，它們不過只是“蒙”老外的旅遊景點而已，而且很可能還是“偽劣產品”。
然而成都卻很不一樣。成都現在雖然也有高檔豪華、專供大款們擺闊的新茶館，但同時也保留了不少質樸簡陋、專供市民們休閒的老茶館。這些老茶館，或當街鋪面，或巷中陋舍，或河畔涼棚，或樹間空地，三五張方桌，十數把竹椅，再加上老虎灶、大鐵壺（或大銅壺）、蓋碗茶具，也就成了市井小民的一方樂土。
環境場地如此簡陋、質樸，又有什麼好處正如林文詢《成都人》一書所言：“環境隨意，場地簡單，來往之人也就隨意。”三教九流，會聚一堂，不講等級，勿須禮儀，大家便都很自在：或喝茶聊天，亂擺一氣；或讀書看報，閉目養神，互不干擾，各得其所。話可以隨便說，水可以儘管添，瓜子皮不妨滿地亂吐，想罵娘就大罵其“龜兒子”，豈不快哉！
這其實便正是成都老茶館大得人心之所在。本來嘛，喝茶，又不是上朝，何必要那麼一本正經，行禮如儀？茶客進茶館，原本是為了放鬆放鬆，休閒休閒，正所謂“忙裡偷閒，吃碗茶去；悶中取樂，拿只煙來”。你弄些迎賓女盛裝接送，服務生恭立伺候，害得茶客們眼花繚亂，手足無措，嘴上怕出錯，心裡怕挨宰，哪裡還能放鬆，又哪是什麼休閒？而成都的老茶館，可以說好就好在“隨意”二字，因此為成都市民所鍾愛。即便發了財，當了“大款”，也仍有不少人愛進那簡陋的、廉價的、不起眼的小茶館。
不過，成都茶館的氛圍雖然是隨意的，沏起茶來，可是一點也不隨意。第一，茶具一定得是茶碗、茶蓋、茶船三件頭，謂之“蓋碗茶”。三件頭好處不少：茶碗上大下小，體積適中，便於沖茶；茶蓋保溫透氣，攪水隔葉，便於飲茶；茶船穩託碗底，隔熱免燙，便於端茶。三件頭的設計，可謂用心良苦。第二，倒水一定得是燒得鮮開的滾水，頭道水只盛半盞，叫“養葉子”。等到乾乾的茶葉滋潤舒展開了，才衝第二道。這時，滾燙的開水從長嘴大茶壺中飛流直下，舒眉展臉的茶葉在開水的衝擊下翻身打滾，再沉於盞底，一盅茶湯，便黃綠噴香，誘人極這，就是成都茶館的功夫，成都茶館的藝術。可見，成都的茶館並非不講服務，而是服務得十分到位，沒有一點虛套套。
有如此享受，又十分隨意，這樣的茶館，誰不喜歡？
但，這還不是成都人愛進茶館的全部原因。
我總以為，成都人之所以愛進茶館，主要還因為在那裡可以大擺其“龍門陣”。成都人和北京人，大概是中國最愛說話的兩個族群。有人說，只要是幹活溜嗖、說話噎人、背書不打奔兒、一坐下來就神聊海哨胡掄的，一準是北京人。至於那些既愛吃又愛說，說不耽誤吃，吃不耽誤說，走到哪兒就吃到哪兒說到哪兒的，則多半是成都人。反正不管北京人也好，成都人也好，都是一天不說話就沒法過日子的“話簍子”。有趣的是，他們也都愛喝茶，而且獨鍾花茶。這也不奇怪。因為吹牛聊天，斷然少不了茶。沒有茶，說得口乾舌燥，興味便會大減，甚至聊不下去。有了茶，可就大不一樣茶既能解渴生津，又能健腦提神，一盞清茶下肚，頭腦也靈光了，舌頭也靈便了，那原本就說不完的話，也就更加滔滔不絕。
所以，北京和成都的茶館，在中國也就最有名。
然而奇怪的是，北京的茶館終於衰落了（這是讓許多熱愛老北京文化的人痛心疾首卻又無可奈何的事），而成都的茶館卻久盛不衰（這是讓許多鍾愛老成都文化的人竊喜慶幸卻又提心吊膽的事），這又是為什麼我想，也許就因為北京人和成都人雖然都愛說，但說什麼和怎麼說，不大一樣吧！怎麼個不一樣要而言之，大體上是北京人侃，成都人擺，北京人說大話，成都人說閒話。
侃，有三個意思：剛直、和悅、戲弄。所謂“侃侃而談”，就有剛直、和悅的意思；而所謂“調侃”，則有戲弄的意思。這三種意思，在北京人所謂“侃大山”中都有，即理直氣壯、從容不迫和滑稽幽默。事實上，只有那些滿腹經綸、口若懸河而又風趣俏皮者，才有資格當“侃爺”；也只有那些高屋建領、滔滔不絕而又妙趣橫生笑料迭出者，才有資格叫“侃山”。這其實也正是北京這座城市的性質所使然。北京是京城，是首都，北京的市民，也就差不多是半個政治家。政治家嘛，一要眼界高，居高臨下；二要城府深，沉得住氣；三要口才好，能言善辯。居高臨下，便理直氣壯；沉得住氣，便從容不迫；能言善辯，自然風趣幽默。有此氣勢、涵養和水平，當然連山也“侃”得倒，所以“侃大山”又叫“砍大山”。可以這麼說，愚公移山，靠的是鋤頭；侃爺移山，靠的就是舌頭
顯然，砍大山也好，侃大山也好，要緊的是一個“大”字，也就是要說“大話”。“話”怎樣才能“大”當然首先必須“話題”大，而最大的話題又莫過於政治。實際上，北京人所謂“侃大山”，便多半圍繞著政治這個中心來進行，只不過態度也多半有些調侃罷了，比如“十億人民九億侃，還有一億在發展”之類的“段子”，便最能體現“侃大山”的特徵。
這樣的話，當然並不一定非得到茶館去說不可。
事實上，北京茶館的漸次消亡，與北京說話的地兒越來越多不無關係。你想，現如今，北京有多少學會、協會，沙龍？有多少報告、講座、研討會？這些社團大多被北京人戲稱為“侃協”，自然都是“侃大山”的好去處。運氣好一點，沒準還能到中央電視臺“實話實說”或其他什麼節目的演播室裡，去當一名嘉賓或能插上一嘴的觀眾，那可比上茶館過癮多了，也比在茶館裡更能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況且，這些地方、場合，一般也都備有茶水，或能自帶茶水，而北京人對於茶水的質量和沏茶的方式又沒有那麼多的講究，不一定要“三件頭”或“鮮開水”，自然也就並不一定非上茶館不可。再說了，茶館裡五湖四海三教九流，哪能保證一定會碰上“可侃”之人
更何況，能侃善侃喜歡侃的北京人，是有本事把所有的地方都變成或視為茶館的。比如“的士”司機的茶館，就是他的小車。茶嘛，他自己隨身帶著；座兒，當然更不成問題；而上上下下往來不絕的乘客，便是他的聽眾和茶客，只是不供應茶水而已。“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他這個小茶館裡，永遠都不愁沒有“山”可“砍”，哪裡還用得著再上茶館？
成都人可就沒有那麼便當。他們的“侃協”，永遠都設在茶館裡，也只能設在茶館裡。為什麼因為成都人不是“政治家”，而是“小市民”，並不像北京人那樣，自以為“一身系天下安危”，可以“一言興邦”。他們要說愛說的，是“閒話”而不是“大話”。即便世界風雲、國家大事，也只是當作閒話來講，過過“嘴巴癮”就算閒話是上不了檯面的，愛說閒話的成都人也同樣有點“上不了檯面”。大多數成都人，別看平時能說會道，一張嘴比刀子還快還鋒利，吵起架來天下無敵手，但真要讓他上臺演講，便多半會結結巴巴，顛三倒四，這個那個，不得要領。到電視臺去做嘉賓就更成問題：用四川話說吧，似乎“不對”（哪有電視臺說四川話的）；用普通話說吧，又難免“椒鹽”（成都人從來就說不好普遍話）。別人聽著彆扭，自己也說不順溜，哪有在茶館裡說得隨意，說得自在，說得開心，說得過癮？
電視臺去不得，的士裡也說不得。《成都人》一書的作者林文詢曾比較過北京、廣州、成都三地的“的士”司機，結論是十分有趣的：北京的司機喜歡和乘客說話，成都的司機喜歡和自己說話，而廣州的司機則幾乎不說話。
廣州的司機為什麼不說話我想可能有以下原因：一，廣州人本來就不愛說話，沒有北京人嘴那麼貧，成都人嘴那麼油；二，廣州人說普通話比較困難，而乘客中外地人又多，交流不便，也就興趣索然；三，廣州交通擁擠，司機開車必須全神貫注，早已養成遵守交通規則，開車時不說話的職業習慣。但我以為最重要的，還在於廣州是市，是商業性的國際化城市。生活在這座城市裡的人，早已習慣了依照契約原則來處理人際關係，也深知必須兢兢業業做好工作才能很好生存的道理。司機與乘客的契約，是安全快捷地送達目的地，而不是閒聊天。況且，上班時說閒話，是違反勞動紀律的，也不符合敬業精神。既然如此，說那麼多話幹什麼？
北京的出租車司機可就沒有這些觀念他不願意把自己和乘客的關係簡單地看作僱傭關係，更不願意把乘客當貨物運。如果一路同行半句話都不說，那多沒有“人情味”？所以，他寧肯把汽車當作茶館，把乘客當作茶友，而且“腰裡掖著一副牌，見誰跟誰來”。更何況，北京的市民都是“半個政治家”。政治家麼，自然不會放過“做思想政治工作”或“發表政見”的機會。即便不談政治，說點別的也行。開車又不用嘴巴，一張嘴閒著也是閒著，隨便說點什麼，好歹大家都能解悶兒。
上海的出租車司機大體上介乎二者之間：乘客不想說話，他也一言不發；乘客想說點什麼，他也對答如流（但一般不談政治）。上海是一個有著優質服務傳統的城市，應乘客的要求與之對話，大約被看作了服務的附加內容之一，就像顧客買好了東西要代為捆紮包裝一樣。問題是乘客有無此項要求。如果沒有，上海的司機一般也不會沒話找話，多嘴多舌。
耐人尋味的是成都的出租車司機。
成都的出租車司機既不願意像廣州司機那樣把乘客當作僱主或貨物，也不願意像北京司機那樣把乘客當作茶客或哥們，而他又憋不住要說話，沒法等乘客主動搭腔。於是他便打開對講機，和他的師兄師弟師姐師妹們窮聊個沒完，或者靜聽師兄師弟師姐師妹們“開空中茶館”，“打嘴巴官司”，等於自己和自己說話。願意和乘客們聊天的，為數極少。這也不奇怪。“宰相門前七品官”，天府之國的司機嘛，誰還稀罕伺候你幾個“打的”的主？
說來也是，開車畢竟是工作，不是休閒；的士畢竟是工具，不是茶館。只有茶館，才如賈平凹所說，是一個“忘我的境界”（《入川小記》）。成都的茶館，即便是最低檔的那種，也都有幾分清新（我懷疑來自那竹几竹椅和清水清茶）。坐在那茶館裡，捧一杯清茶，聽四面清談，滿口清香，滿耳清音，便沒有談興也想說點什麼。
總之，只有茶館，才是成都人的講壇。只有在那裡，愛說會說的成都人才如魚得水，能夠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口才”，把“龍門陣”擺得威武雄壯，有聲有色。
那麼，龍門陣究竟是什麼玩意，它又為什麼要到茶館裡去擺？
二、龍門陣
俗話說，樹老很多，人老話多。老人之所以話多，除老來有閒和害怕孤獨外，也因為老人閱歷廣，見識多，有一肚子話要說、可說。同樣，一個城市如果也很古老，話也會多起來。
話多的人多半愛上茶館。更何況，成都人的說話，不是說，也不是侃，而是擺。
擺，也就是“鋪開來說”的意思。一擺“這個字，原本就有鋪排陳列之意。比如擺攤、擺席、擺譜、擺闊、擺架子、擺擂臺，都非鋪陳排比不可。蜀人司馬相如和揚雄，便是鋪陳排比的老手。他們的作品，叫做”賦“。賦這種文體，後來不行時了，但它的精神，卻為成都人所繼承，並在”龍門陣“這種民間形式中得到了發揚光大。
龍門陣就是成都市民的”賦”。據說，它得名於唐朝薛仁貴東征時所擺的陣勢。明清以來，四川各地的民間藝人多愛擺談薛某人的這一故事，而且擺得和薛仁貴的陣勢一樣曲折離奇、變幻莫測。久而久之，”龍門陣“便成了一個專有名詞，專門用來指那些變幻多端、複雜曲折、波瀾壯闊、趣味無窮的擺談。
顯然，龍門陣不同於一般聊天、侃山、吹牛的地方，就在於它和”賦一樣，必須極盡鋪陳、排比、誇張、聯想之能事。但作為市民的“賦”，則還要鬧熱、麻辣、繪聲繪色、有滋有味，而且還得沒完沒即便普普通通的一件小事，也要添油加醋，擺得七彎八拐。這樣的“作品”，當然不好隨便在諸如出租車之類的地方向乘客們“發表”。至少是，短短那麼一點時間，是擺不完的；而擺不完，則不如不擺。總之，擺龍門陣，非得上茶館不可。
事實上，成都茶館的魅力，便正在於那裡有龍門陣。龍門陣之所以必須到茶館裡去擺，則因為只有在茶館裡，頂尖高手們才有用武之地，聽講的人也才能真正一飽耳福。茶館日夜開放，茶客多半有閒，時間不成問題，此為“得天時”；茶館環境寬鬆，氛圍隨意，設備舒適，可站可坐可躺，時時茶水伺候，擺者不累，聽者不乏，此為“得地利”；茶客多為龍門陣之“發燒友”，目標一致，興趣相同，擺者有心，聽者有意，一呼百應，氣氛熱烈，此為“得人和”。天時、地利、人和三者兼得，龍門陣自然百戰百勝，越擺越火。
龍門陣的內容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既有遠古八荒滿含祕聞逸事古香古色的老龍門陣，也有近在眼前出自身邊頂現代頂鮮活的新龍門陣；有鄉土情濃地方色重如同葉子菸吧噠出來的土龍門陣，也有光怪陸離神奇萬般充滿咖啡味的洋龍門陣；有正經八百意味深沉莊重嚴肅的素龍門陣，也有嬉皮笑臉怪話連篇帶點黃色的葷龍門陣”（林文詢《成都人》）。不消說得，新聞時事自然也是龍門陣的重要內容之一。新聞時事從哪裡知曉？一是電視，二是報紙。新聞時事既然為成都人所關心，則成都的報業也就當然興旺發達。有人說，成都有三多：小吃店多時裝店多報攤子多。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成都人好吃，則小吃店多；成都人愛美，則時裝店多。至於報攤子多，則因為成都人喜歡擺龍門陣，很需要報紙來提供談資。
成都人確實是很愛看報的。成都街頭報攤多、報欄多，成都的報社也多。大大小小各種日報週報、晚報晨報、機關報行業報，林林總總據說有數十家之多。成都人看報，又不拘本地外地，全國各地的老牌名報，在成都也都擁有自己的讀者和市場。成都的報欄（包括各報社門前的報欄）也沒有“地方主義”思想，一視同仁地將外地報紙和本地報紙一字兒展開，讓成都人大過其報癮。所以，每天一早，報欄前就總是圍滿了成都人。
過完了報癮，就該過嘴巴癮，擺龍門陣上哪裡去擺最過癮？當然是茶館。因為在報欄前擺，時間有限；在家裡面擺，聽眾有限；在單位上擺，影響工作倒在其次，不能盡興才是問題。還是茶館裡好。茶館是成都市民的“政協”，每個人都可以參政議政、發表高見的。（圖三十九）高見發表完了，手邊的一張報紙正好用來蒙臉，呼呼大睡。反正議論時事的目的是過嘴巴癮，剩下的事情也就管不了那麼多。可以說，北京人愛談新聞時事是為了表現自己的政治才能，成都人愛談新聞時事則是為了擺龍門陣。
那麼，成都人又為什麼如此熱衷於龍門陣
一個簡單的解釋，自然是成都人愛說也會說。“重慶崽兒砣子硬（重慶人敢打架），成都妹娃嘴巴狡（成都人會吵架）”，成都人的嘴巴功夫是全國有名的。
在成都，嘴巴功夫最好的，不外乎兩種人，一是小商販，二是女娃娃。成都小商有句行話，叫“賺錢不賺錢，攤子要扯圓”。攤子怎樣才能“扯圓”？當然是靠嘴巴吆喝：“耗兒藥，耗兒藥，耗兒一吃就跑不脫”；“買得著，劃得著，不買你要吃後悔藥”。你說是買還是不買女娃子也好生了得。你不留神踩了她的腳，她會說：“咦，怪事，你是三隻腳嗎咋個？牛都過得倒你過不倒？”她要是踩了你的腳，也有說法：“擠啥子擠啥子，進火葬場還要排隊轉輪子的麼，瓜不兮兮的，出得倒門出不倒門？”你說是和她吵還是不和她吵。
的確，成都人好像天生就會說話，天生就會“涮罈子”（開玩笑）、“衝殼子”（吹牛皮）、“展言子”。其中，“展言子”最具特色。所謂“展言子”，就是說話時講幾句諺語歇後語，而且藏頭藏尾，讓你去猜去想，在心領神會中獲得樂趣。比如事情有點玄，就說是“癩蛤蟆吃豇豆”，意謂“懸吊吊的”；而你如果說話離譜，他則會評論說：“你咋個吃苞谷面打呵欠”，意謂“盡開黃腔”。諸如此類的說法，可真是“和尚敲木魚”，——多多多。
於是，簡簡單單一件事，到了成都人的嘴裡，就會變得有聲有色，有滋有味。即便罵人的話，也是一套套的。比如某人智商較低，或做事欠考慮，成都人不說他傻，而說他“瓜”。其實，這“瓜”不是冬瓜西瓜南瓜葫蘆瓜，而是“傻瓜”。因為要“展言子”，便略去“傻”而稱“瓜”。由此及彼，則又有“瓜娃子”、“瓜兮兮”乃至“瓜眉瓜眼”等等。說一個人“瓜眉瓜眼”，顯然就比說他“呆頭呆腦”或“笨手笨腳”要有意思多了，也有味道多
又比方說，弄虛作假，在成都人那裡，就叫做“水”。其起源，我想大約與酒有關。因為賣酒要做手腳，無非就是摻水。所以，日常生活中，便多用“水貨”這個詞來指偽劣產品。推而廣之，則一個人說話不算數，或做事不到位，成都人便說他“水得很”。由此及彼，則又有“水客”、“水功”、“水垮垮”、“水漩兒”等說法。再比方說，一件事情沒有辦成，就叫“黃”或“黃了”，其他地方的說法也是這樣。但成都人則進而發展為“黃腔”、“黃棒”、“黃渾子”、“黃蘇蘇”，甚至還有“黃師傅”和“黃手黃腳”等等。
看來，成都人對待話語，就像廣東人對待中央政策，講究“用好用活用夠用足”。成都人說話，是十分“到位”甚至不怕“過頭”的。比方說，紅，要說“絆紅”；綠，要說“翠綠”；白，要說“雪白”；黑，要說“黢黑”；香，要說“噴香”；臭，要說“滂臭”。總之，是要把文章做足，才覺得過癮。
過什麼癮？當然是過嘴巴癮。事實上，成都人說話，除了有事要說外，更多是說著玩，頗有些“為藝術而藝術”的派頭。後面我們還要講到，成都人是非常愛玩的。在成都，熟人見面，除問“吃了沒有”外，多半也會問“到哪兒去耍”。但成都人的“玩”或“耍”，又有一個重要特點，那就是必須同時伴以“吃”和“說”。（圖四十）不管是郊遊遠足，還是遊園逛街，都必須有好吃的，也必須一路說將過去。到了地方或走在半路，還要泡泡茶館。如果走了一路，居然無話，那就只能算是“趕路”，不能叫做“耍”如果居然又沒吃沒喝，那就無異於“苦差”，更不能算是“玩”。所以，無論什麼豪華新鮮的場合，如果沒有茶喝，沒有好東西吃，不能盡興聊天，成都人就不屑一顧。反之，只要能大擺其龍門陣，那麼，不拘到什麼地方，也都可以算是“耍”。事實上，說起“到哪兒去耍”，在成都人那裡，也就多半是到哪兒去喝茶聊天的意思。總之，說話，是成都人玩耍的重要內容，甚至直接地就是玩耍。正如林文詢所說，成都人的說話，“更多地是說著玩，把話語在舌頭上顛來顛去地品味，欣賞，展示。猶如綠茵場上的好手，把一顆皮球在腳尖頭頂顛來顛去顛出萬千花樣來一般”（《成都人》）。
於是，我們便大體上知道成都人為什麼愛說會說了：好玩嘛！
成都人確實愛說話玩兒。對於成都人來說，最愜意的事情，除了上茶館擺龍門陣，就是酒足飯飽之後，在自家當街門口，露天壩裡，拖幾把竹椅，擺一張茶几，邀三五友人，一人一支菸，一杯茶，前三皇后五帝，東日本西美國，漫無邊際地胡扯閒聊，直到興盡茶白，才各奔東西。至於談話的內容，從來就沒有一定之規。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碰到什麼就是什麼，就像成都菜一樣，隨便什麼都能下鍋，隨便什麼都能下嘴。因為說話的目的不是要研究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而是要玩。因此，只要說得開心，說得有趣，就行。
既然是玩耍，就要好玩，不能像白開水，得有味道，有名堂；而玩得多了，自然能玩出花樣，玩出水平。成都人說話特別有味道：形象生動，節奏鮮明，尤其注重描述事物的狀態。比如一個東西很薄，就說是“薄飛飛”的；很粗，就說是“粗沙沙”的；很脆，就說是“脆生生”的；很嫩，就說是“嫩水水”的。又比如一個人很鬼，就說是“鬼戳戳”的；很呆，就說是“木痴痴”的；很凶，就說是“凶叉叉”的；很軟，就說是“軟塌塌”的。至於傻，則有“憨痴痴”、“瓜兮兮”和“寶篩篩”三種說法。總之，文章都會做得很足。
注重狀態就必然注重表情，而最富於表情的眉眼也就當然是大做文章之處。所以，成都人說話，一說就說到眉眼上去比如：賊眉賊眼（賊頭賊腦）、鬼眉鬼眼（鬼鬼祟祟）、瓜眉瓜眼（傻裡呱嘰）、假眉假眼（虛情假意）、爛眉爛眼（愁眉苦臉）、懶眉懶眼（懶洋洋地）、詫眉詫眼（怯生生地）、直眉直眼（發愣）等等；而吝嗇、愛喳呼和沒味道，則分別叫做“嗇眉嗇眼”、“顫眉顫眼”和“白眉白眼”。看著這些詞，我們不難想見成都人說話時的眉飛色舞。
總之，成都人說話，就像他們喝酒吃菜，講究勁足味重，凶起來凶過麻辣燙，甜起來甜過三合泥。講起怪話來，更是天下無敵手，相當多的人，都能達到“國嘴”級水平。比如“文革”中流傳甚廣，諷刺當時沒有什麼電影可看的“段子”：“中國電影，新聞簡報；越南電影，飛機大炮；朝鮮電影，哭哭笑笑；羅馬尼亞，摟摟抱抱；阿爾巴尼亞，莫名其妙舊本電影，內部賣票”，據說“著作權”便屬於成都人。還有那個諷刺公款吃喝的“段子”：“過去我們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現在我們說，革命不是請客，就是吃飯”，據說“著作權”也屬於成都人。不信你用成都話說一遍，保管別有風味。
的確，成都人是很會損人的。這一點很像北京人。不過，兩地風味不同。成都人損起人來，要“麻辣”一些，比如把執勤隊叫做“二公安”，把某些喜歡趕時髦的人稱作“業餘華僑”就是。當華僑沒有什麼不好，但“業餘華僑”則有假冒偽劣之嫌。成都人天性中有率真爽直的一面（儘管他們也要面子愛虛榮講排場），因此特別討厭裝模作樣。一個人，如果在成都人面前裝模作樣，而這個成都人對他恰恰又是知根知底的，就會毫不客氣地說：“喲，雞腳神戴眼鏡，裝啥子洋盤嘛！”雞腳神不知是什麼神，但其所司不過雞腳，想來也級別不高。如果居然也來擺譜，當然也就可笑。所以，跟在後面的往往還有一句：“不曉得紅苕屎廚乾淨了沒得。”
成都人當然並非只會損人。他們也會奪人、捧人、鼓勵人，會替別人辯護，或者聲張正義打抱不平。比如“吃酒不吃菜，各人自己愛”，或“大欺小，來不倒（要不得）”什麼的。反正不管說什麼，成都人都是一套套的。而且，這些套套還能不斷創新，比如“你有’飛毛腿‘，我有’愛國者‘，小心打你個薩達姆鑽地洞”之類。
這就是功夫功夫是要有人欣賞的，嘴上功夫也不例外。武林中人要別人欣賞自己的武功，就擺擂臺，開比武大會；成都人要別人欣賞自己的嘴功，就擺龍門陣，而茶館則是他們顯示嘴功的最佳場合，所以成都的茶館便久盛不衰。顯然，擺擂臺也好，擺龍門陣也好，都是一種展示，一種顯擺，也是對自己活法的一種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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