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範監獄》中虛構的故事發生於一時一地，但根植於易中天對長時段真實歷史的判斷和理解。

作者：宋宇

• 話劇《模範監獄》實際也可納入易中天的“中華史”。歷史上皇帝被軟禁，話劇里民國的權勢者落難，“任何人都可能處於一種孤立無援或者別無選擇的境地。”易中天問，“這個時候你該怎麼辦呢？”
• 本文首發於南方週末

“最近不能工作，難受，就像丟了魂一樣。整天吃了睡，睡了吃，簡直就是行屍走肉。”受身體狀況影響，學者易中天眼下只能臥床休養，他盼望早些回到書房。

易中天惦記的，其一是《易中天中華史》（下稱《中華史》），其二是《模範監獄》。

前者是他從2012年3月開始撰寫的32卷本中國通史，邊寫邊出，正在寫第19卷《風流南宋》；後者是他的第一部話劇作品，將於2017年9月8日到24日上演。

幾年前，易中天把自己希望解決的問題歸結為：“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是怎麼走過來的，我們為什麼會這麼走。”

他平日住在江南小鎮，推掉許多邀約，專心寫史，每卷先做年表，清楚瞭解那段時期的歷史進程，才開始順序鋪陳。偶爾有細節拿不準，他會給歷史顧問陳勤打個電話。

撰寫冠以自己名字的通史，易中天非常鄭重，那甚至“是跟命相連的”。

“我活著就是為了做這些工作。”他在電話中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語速均勻，偶爾被咳嗽打斷，“如果想做的這些事情都不能做，我覺得整個生命就沒有意義了。”

寫到每個階段，易中天會閱讀相應的史書、論著。寫西周，他分別閱讀楊寬和許倬雲所著的《西周史》；撰寫特別複雜的宋代，他雙手一張，比劃出《續資治通鑑長編》的厚度。

住處有水泵，他可以用地下水取暖，但冬天得去女兒家住一段。出行沒法攜帶太多參考書，易中天難得閒下來。

2017年春節期間，他用其中十天寫出劇本《模範監獄》，靈感來自從前在火車上聽到的關於虛假慈善捐款的新聞。

主創團隊於6月中旬建立之後，他前往北京四五次，和大家討論角色和劇情，有時親自表演示範。最近一次是8月下旬，他觀看劇組首次聯排，當時已經感冒，到9月初還未痊癒又骨折了。

易中天曾形容自己用寫劇本的方式寫《中華史》。如今，他當真寫了劇本，故事放在1936年秋天。

那時，國民政府已經推行“新生活運動”兩年，頗為艱難。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西北會師，長征完成，革命有了新希望。年初的“二二六”事件使日本軍方勢力擴張，開始謀劃對中國的全面侵略。

儘管時事紛擾，劇中的“模範監獄”卻維持著固有秩序，如同獨立王國。

直到國民政府派來特派員，準備迎接“友邦記者團”參觀，那裡才出現了一系列波瀾。虛構的故事發生於一時一地，但根植於易中天對長時段真實歷史的判斷和理解。

由盛而衰，罪魁禍首是朱元璋

談寫史原則時，易中天強調兩種態度——科學和法治，“科學的態度就是講邏輯、重證據，法治就是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兩條原則，導致他做了許多“翻案”文章。

唐朝官員李林甫一般被視為“奸相”。

但易中天認為，“李林甫狡猾”或“唐玄宗糊塗”，都不足以解釋前者擔任唐朝宰相長達19年這個事實，尤其是此前幾位宰相大多僅任職三四年。在他筆下，唐玄宗深知李林甫嫉賢妒能，但因他“懂事，執行力也強”，方才重用。

事實證明，李林甫“比他的前任更關心國家機器的高效有序運轉，並親任工程師和程序員”，簡化行政手續，為帝國和民眾減輕了負擔。他會同法學家們整理和修訂法律，形成《開元新格》和《唐六典》等重要司法文獻和法典，促進了司法清明高效。

但是，為排擠有才學的官員，善妒的李林甫又重用文化水平較低的番將，在制度上為“安史之亂”和盛唐轉衰埋下伏筆。

雖然優缺點都寫到，但《中華史》中的李林甫遠離了自己的一貫形象。“大唐的極盛時期恰恰就在李林甫執政之日，難道僅僅是巧合？”易中天在書中問道。

他列出證據：被李林甫扳倒的同僚張九齡、裴耀卿並沒有指責他“口蜜腹劍”，這種說法未見於兩《唐書》，最早見於五代王仁裕的筆記小說《開元天寶遺事》，後經司馬光采信方成定論。

“以道德標準來談政治鬥爭和路線鬥爭，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一定失敗。為什麼我們重複犯錯誤？就是缺乏一個科學的態度。”易中天說，他非常想通過《中華史》讓大家接受這種觀念。

類似觀念，從他的諸多著作以及《易中天品三國》裡都能看到。

兩種鬥爭在北宋尤其明顯，易中天用第18卷整本寫王安石變法，這也是《中華史》目前出版的最新一種。“總把一些人分成忠臣和姦臣，君子和小人，這樣一種史觀是很害人的。”

寫王安石變法前，易中天把年表精確到日，發現了許多可疑之處，“我一定把這些成見都放到一邊，完全從史料出發。而且宋史有好多本書，這些書拿來對照著看。”

轟轟烈烈的變法，被易中天寫得妙趣橫生，理想主義且殘酷的政治鬥爭，又使人悲哀。他在梳理年表後發現，呂惠卿未必真出賣過王安石。

呂惠卿起初是王安石的親密戰友，後來成了政敵。因為上交一封王安石私信，信裡提及”勿令上知”——不要讓皇帝知道這件事，而被廣泛視作小人。

“不管呂惠卿做得對還是不對，就算是犯人也不能製造冤案嘛！”易中天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為呂惠卿“翻案”，就體現出做詳細年表的好處。他發現，王安石罷相，居然是呂惠卿上書之後半年。

“這麼大的事情不當場破密，這就可疑了。”他再查資料，原來陸游的祖父陸佃後來調查時，就發現宮中無法提供那封私信，而掌握政權的太皇太后不喜歡王呂二人，沒有理由藏匿證據。

綜合種種證據和推斷，易中天認為呂惠卿不曾上交過那封私信，在這件事上遭到了誣陷。“可惜此事查無實據，正史也只留下‘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為’一句空話，什麼細節都沒有。”他在書裡寫道，對呂惠卿的許多劣評是因訛傳和攻訐而生，“散佈和聽信流言蜚語，卻並不需要講證據，也不需要講邏輯，只需要有情緒。”不過，這些“翻案”，並沒法改變呂惠卿名列《宋史·奸臣傳》的事實。

“我非常反對一事當前，先做道德判斷。”易中天相信，對與不對，絕不簡單是個道德問題，涉及到科學、技術、制度和文化等諸多方面。

“道德是用來自律的，道德高尚不等於認識科學決策正確，社會理想的實現更是隻能靠全民的共識和踐行。一旦動用公權力強制退出，就一定是悲劇。”在全書末尾，易中天總結道。

但他又看到，王安石當時別無選擇，只能依靠公權力和政府部門，而這是“更深層次的悲劇了”。

“我有一個基本的歷史觀，中華古代文明在唐宋兩代達到鼎盛，從元開始走下坡路。”易中天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而後，明清兩代積累了許多問題，“罪魁禍首就是朱元璋，他造成了制度性腐敗。”

▲在寫《中華史》的間隙，易中天排了一出話劇。（劇組供圖/圖）

“我只看重歷史的拐點”

寫史是不斷獲取新知和破除成見的過程。“很多做學問的人有一個通病，研究什麼就會愛上什麼。”易中天盡力地警惕這種傾向，“人非草木，豈能無情，完全不動情是做不到的，但是你不能感情用事。”

研究宋史前，易中天有些先入為主的觀念，認為宋代“積貧積弱”。讀過史料，他發現事實並非如此，滅亡原因需要繼續深入考察。

寧宗時期，宋、金、西夏的總人口已經超過1億，南宋偏安一隅，但非常富庶，海外貿易、文學藝術都相當繁榮。

“現存的宋詞三分之二是在南宋。而且宋詞真正發展到一個頂峰，也就是南北宋之交。”易中天在第19卷為南宋賦予的特徵是“風流”，正與第20卷的元代形成對照：“北國依然鐵血、南宋兀自風流。”

按照既有體例，易中天準備先寫宋高宗和崖山兩點，即一興一亡，其實是海外貿易，要“濃墨重彩地寫”泉州的阿拉伯商人蒲壽庚，因為“差那麼一點，中華帝國的性質都要改變，成海上帝國了”，再寫程朱理學，最後是宋詞。

在武漢大學念研究生時，易中天的專業是中國古典文學。寫唐和北宋，他就闢出專章，從唐詩入手描繪時代精神，由晏殊和柳永的詩詞開始描寫宋代市民生活。

而在他眼裡，最能體現“大唐精氣神”的詩作，乃是黃巢的《菊花》：“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這裡面體現出的恰恰是大唐精神和大唐夢——在社會安定、國家富強和對外開放的前提下，每個人張揚個性和追求幸福的無限可能。”易中天認為，唐詩就是這種精神的最好詮釋。在對詩歌與時代精神的描寫當中，恰恰可以讀出他理想當中的美好社會。

最開始寫《中華史》，易中天聽到很多質疑。“他沒想到我並不是什麼都要寫，我只看重歷史的拐點，重要的時間節點。”

他說，這只是一家之言，沒什麼權威性，所以定名為“易中天中華史”，“我個人對所有的文字都負責任。”

雖然面對史料時很像法官，易中天更喜歡把自己稱作“偵探”。撰寫《中華史》期間，讀偵探小說幾乎是他唯一的娛樂。他非常喜歡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也願意花一晚上時間讀完日本作家島田莊司的《Y之構造》。

他想把《中華史》寫得像偵探小說，節奏快、懸念叢生，深入歷史的幽暗之處。

寫《中華史》之餘，易中天又編著了一套《中華傳統故事》。許多老師和家長向他反映，他們找不到合適的讀物，能讓孩子瞭解中國傳統文化。

“依舊是《三字經》《弟子規》，那些陳舊的東西。”易中天看重經典之作的現代闡釋，“要站在現代人的高度、角度去解讀這些經典，重新解讀，不是把它原文照搬過來就可以了。”

寫《論語》故事，易中天分成兩冊——《同學們好》和《老師好》。前者寫孔子的學生們，分別配上打油詩，譬如子路那首：“雄赳赳，氣昂昂，背起書包上學堂。老師教我恭儉讓，我跟老師死抬槓。”

“《論語》相對於後面諸子的書來說，是比較真實的一個。”易中天注意到，由墨子開始，大家就只記錄自己獲勝的辯論，相形之下《論語》很可愛，“孔子很囧，後人看著不那麼光彩或者得意的事情也有紀錄。而且人物都非常真實，跟老師吵架的、頂嘴的、抬槓的、設陷阱的，它全部都有。”

“中國的傳統是沒有監獄的”

由通史到話劇，時代由南宋一下跳到民國，但《模範監獄》實際也可以納入易中天的“中華史”。

“模範監獄”一詞，在《中國史》裡出現過。反抗宦官失敗後，唐文宗李昂遭到軟禁，易中天形容，他“實際上已成為模範監獄中的體面囚徒”。這個譬喻源自陳寅恪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唐代皇帝廢立之權既歸閹寺，皇帝居宮中亦是廣義之模範監獄罪囚。”

皇帝面對的“模範監獄”，是制度造成的個體悲劇。

劇中的“模範監獄”則更像當時社會的縮影：古今中外的制度、觀念混雜在一起，格格不入，氣氛荒謬且悲涼。在積弊叢生的制度中，皇帝或國府特派員等權勢人物，都逃不掉個人無法突破的困境，遑論真正的囚徒。

國民政府1934年提出的“新生活運動”，兼具儒家、基督教，以及社會現代化的觀念。“禮義廉恥”是“新生活運動”的重要思想，並從中引出“四維既張，國乃復興”的口號。

易中天在劇裡調侃了“新生活運動”的方方面面。“生活藝術化、生活生產化、生活軍事化”的三條原則之後，劇裡的詐騙犯非要添上“生活娛樂化”：運動開始後，他玩麻將時不能賭博了。

國民政府推行“新生活運動”，意在革除積弊，促進社會現代化，“生活軍事化”則是其中極重要的一點。“為了實現一手抗日，一手反共，就要有能打仗的軍隊和有戰鬥力的國民。改造國民性就要從生活入手，比如說學會早晨起來刷牙，飯前便後要洗手。”

但是，目標、觀念混亂，且與社會現實脫節，使運動收穫微小。當時有海外媒體諷刺，說這是由牙刷實現的民族復興運動。

在易中天眼中，監獄是呈現新舊雜處的合適場所。“中國的傳統是沒有監獄的，只有牢房傳統。”

他認為監獄、牢房分別是現代文明和古代文明的產物，後者服務於王法，“現代監獄強調犯人在監獄裡是有人權的，不能受到虐待，不能逼供；這個概念牢房是沒有的，你一旦進了牢房就不是人，一丁點人權都沒有。你為了求生存或者日子過得好一點，除了行賄，沒有別的出路。”

何靖扮演的看守長，戲裝起初是制服搭配綁腿，後來換了皮靴。雖然服裝現代化了，但他的觀念並無變化，時常提起前清時爺爺在牢房當差，視行賄、“撈人”、刑訊等行為天經地義。

他的典獄長上司則畢業於法政學堂，按照國民政府的司法制度實習、升遷，是個相對現代化的角色。

《模範監獄》彷彿帶有懸疑色彩的《欽差大臣》。劇中先後出現三位特派員，其中一位觀念相當現代，留洋歸來，滿腦子現代法治觀念。

而在1936年5月5日，民國政府剛剛頒佈《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即“五五憲草”。他向囚犯宣講法治、人權的觀念，而與監獄管理者發生衝突，處境最為悲慘。

有權勢者落難，成了普通人的試金石。易中天一直嚮導演韓清、楊佳音強調，囚犯作偽證那場戲非常重要，“一定要把戲做足了”。“我很想表現一種觀念，任何人的人性當中都有善惡兩面。”

易中天把善惡抉擇置於極端環境中，“他的內心是衝突的，所以我特別強調，犯人那時候不得不做偽證。”

劇中囚犯選擇作惡，源於監獄管理者威逼利誘，更深遠的原因是不合理的制度與歷史積弊。易中天又保留了希望，在稍後的情節中，他讓囚犯們表現出了贖罪心理。

“任何人都可能處於一種孤立無援或者別無選擇的境地。”易中天問道，“這個時候你該怎麼辦呢？”

促使人行善還是作惡，“新生活運動”的確沒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