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上各個國家都普遍認識到,金融體系的順週期波動和資產價格波動是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個體金融機構的穩健性並不意味著系統穩定,需要從宏觀的、逆週期的視角,運用審慎政策工具有效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從整體上維護金融穩定。因而,宏觀審慎政策已經成為全球範圍內金融監管和宏觀調控框架改革的重心。
在近期舉辦的2017年中國金融學會學術年會暨中國金融論壇年會上,來自國內外及市場領域的專家就“宏觀審慎政策與金融調控”發表了各自的見解。
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由於金融創新、銀行資產負債表惡化和強化的銀行監管,非銀行金融部門在主要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都得到快速發展,並對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和貨幣政策操作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戰。2009年以後,我國金融體系的一個重要變化也是非銀行金融部門的崛起。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殷劍峰表示,非銀行金融部門作為銀行傳統存貸款業務之外的金融機構、市場和業務,主要包括非銀行金融中介、非金融債券市場和銀行部門內部的同業、市場交易業務等。非銀行金融部門的崛起是經濟和金融發展的必然結果,但是,這也對我國貨幣政策以及分業監管的金融架構提出了挑戰,因此,繼續完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改善貨幣政策操作是題中應有之義。
2015年以來,我國經歷了一定程度的資本流出。對此,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校長助理丁志傑表示,國內的資本看似在流出,實際上主要根源在於過去過度的資本流入,造成中國的外匯儲備與貨幣供應急增。因此,有必要對2008年以後跨境資本管理政策尤其是流入端的政策進行重新評估。
丁志傑表示,目前人民幣基本實現了資本項目可兌換,人民幣國際化對推動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改革具有積極的作用,而人民幣國際化程度又取決於國內金融市場的開放和國際的接受程度。所以,丁志傑建議,從宏觀審慎的角度出發,有必要將非居民的資本流入管理納入到人民幣國際化政策框架內來進行考慮。
丁志傑還表示,中國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實踐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有重要的借鑑意義。第一,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一定程度的資本項目管制是合理的,而且也是長期存在的;第二,應在擴大外匯供給能力的基礎上逐步提高貨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性;第三,國際社會應尊重發展中國家根據其國情選擇有序適度開放資本項目,而不是簡單套用發達國家的標準;第四,為了兼顧國家利益和世界利益,制定發展中國家資本項目開放國際規則是必要的,構建一個基於有管理、可兌換的資本項目開放的框架,對此發展中國家理應具有主導權。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美聯儲削減短期利率,擴張資產負債表,收購了主權債、機構債等,從而進一步壓低長期利率。自2015年開始,美聯儲逐步進入加息通道,貨幣政策逐漸迴歸正常化。
一般而言,與之相隨的是資產負債表的正常化。不過,紐聯儲高級副總裁約翰·克拉克表示,美聯儲最開始在擴大資產負債表的同時就已經在考慮何時進行資產負債表的正常化。正常化的進程,首先是加息;其次是再去調錶。調錶取決於經濟前景展望,同時也要考慮貨幣政策是否有足夠的寬鬆度。
近幾年,我國股市、匯市、債市均出現風險波動事件。對於如何穩定市場、降低市場波動和投機行為,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熊偉認為,有兩方面的因素需要考慮。理論上來說,市場多數時候基於基本面波動,而中國市場是一個年輕的市場,其流動性因素甚至市場情緒有時波動比較大,這時需要政策干預,也能幫助保護投資人。
“但是當政策干預到達一定程度,又會導致一個問題——似乎在市場定價體系裡,基本面起的作用會越來越小,反而政策的因素會越來越大。這時市場參與者也越來越關注政策面,而不是關注基本面。”熊偉表示,本來應該是鼓勵市場對基本面信息的收集,通過市場交易集中這些信息,使得金融市場價格能更有效地反映基本面。但政府的干預也會給市場投資者起到隱性擔保人的作用,這樣風險會越來越集中,容易形成系統性風險,這需要引起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