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掖的民間音樂，主要是甘州曲子、宗教音樂和戲曲音樂。
張掖處在絲綢之路的要衝，東西方文化交流在張掖留下了很深的軌跡。早在西漢時，匈奴佔據河西，匈奴人有胡笳和鞞鼓，這是河西最早的樂器。五胡十六國時期，後涼呂光將龜茲樂帶回河西，北涼王沮渠蒙遜吸收龜茲、胡羌音樂，創造《秦漢伎》樂舞。北魏太武帝滅北涼後，改《秦漢伎》為《西涼樂》。這些樂曲經過再創造，形成了具有獨特韻味的西涼州曲、八聲甘州等，後傳到中原，對中國的音樂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隋唐時期的宮廷音樂皆以西部音樂為主。其時《西涼樂》進一步發展，形成了“涼州”、“甘州”、“伊州”等部大麴，“甘州”大麴的名目下又有多種小曲，如“甘州漫”、“甘州破”、“甘州子”、“甘州遍”、“八聲甘州”等曲牌。唐玄宗開元四年（716年），河西節度使楊敬述向宮廷進獻的《波羅門曲》，即選自張掖佛教音樂《西涼州唄》，此曲被改製為《霓裳羽衣》舞曲後，風靡於長安宮廷內外，成為唐代樂舞藝術的代表作。河西節度使蓋嘉運向唐玄宗進獻的《甘州》邊塞曲，由曲教坊製成大麴，演出時各種角色共達153人，足見規模之大。詩人元稹有《琵琶詩》，特意描寫邊塞曲《甘州》演出的情景：“學語胡兒撼玉鈴，甘州破裡最星星。使君自恨常多事，不得功夫夜夜聽。”唐詩人岑參遊河西時，也在詩中盛讚甘州歌舞天下無雙。
唐《教坊記》所列雜曲中，有《甘州子》與《北庭子》。有關這兩支舞曲，我國學者發現在日本典籍中有記載，而且都與甘州有關。《甘州子》傳入日本後稱《甘州樂》，為小曲，四人舞。日本《古事類苑·唐樂》載甘州樂所詠詩云：“燕路霸山遠，胡光易水寒。茫茫風藻動，冷冷陽子閒。殘花盧江白，老花菊岸丹。竹驚暖露冷，落桑寒飈闌。”《北庭子》傳入日本後為中曲，四人舞。據日本典籍記載，《北庭子》又名《西涼州》，與《輪臺》、《甘州》皆為西涼風俗，唐代婚禮時演奏。《輪臺》源自燕支山（焉支山）一帶民歌。唐代傳入日本的歌曲還有《早甘州》，其曲譜至今珍藏於日本皇宮。
我國是音樂的國度，到了明代，都御史羅明在甘州的最高學府設置樂器，教習樂舞，將甘州的傳統藝術接續起來。明代的甘州，無論是官府或民間，在佛寺或戲曲中，音樂無處不在。
民間的小曲、小唱也是一種音樂。張掖民間流行的曲子有《蓮花落》、《哭五更》、《苦柳青》、《甜柳青》、《山坡羊》、《大紅袍》、《沙帽翅》、《滿天星》、《菠菜根》、《茉莉花》等40餘曲。
宗教音樂主要是佛教音樂和道教音樂。張掖的佛教音樂起源於《西涼州唄》。大佛寺所藏明英宗欽賜的佛經中有一部永樂十五年刻本《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目錄》，收藏南北佛曲344首。在佛曲目錄中有非漢語標音的15首，其中有蒙古語的“納不爾賽罕”（即“秋光好”）、“也不罷”（即“去也”），反映了古曲的腔調是融合了多民族的營養蘊育而成。現在吹奏的佛教曲牌有《欽天閣》、《馬道陵》、《五更辭》、《小桃紅》、《西番贊》、《將軍令》、《得勝令》、《醉太平》、《海水湖》等四五十曲。
道教音樂主要見於民間喪葬、祭祀、打醮等活動中，道士所打擊的法器和吹奏的樂器均自成體系。清末，道教打擊樂器逐漸與佛教音樂及民間音樂相融合。道教音樂一直延續至今，民間喪葬依然離不開道家的打擊和吹奏樂。
戲曲音樂主要是流行於西北地區的秦腔音樂和眉戶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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