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的文化根源：從亨利八世的婚姻到迪斯雷利的“光榮孤立”'
英國脫離歐盟早就不是新鮮事了，早在羅馬時代，不列顛就表現出了跟歐洲大陸若即若離的關係。從歷史上來看，英國在19世紀執行的“光榮孤立”政策，完美地概括了英國一直以來堅持的對歐洲大陸的態度。作為擁有“日不落帝國”和“世界工廠”稱號的國家，英國對於“勝利”有著異乎尋常的嗅覺，他們“永遠站在勝利者一邊”，所以當歐盟不能讓英國變得更好的時候，他們就會離開談判桌，選擇回家。
英國脫離歐盟早就不是新鮮事了，早在羅馬時代，不列顛就表現出了跟歐洲大陸若即若離的關係。從歷史上來看，英國在19世紀執行的“光榮孤立”政策，完美地概括了英國一直以來堅持的對歐洲大陸的態度。作為擁有“日不落帝國”和“世界工廠”稱號的國家，英國對於“勝利”有著異乎尋常的嗅覺，他們“永遠站在勝利者一邊”，所以當歐盟不能讓英國變得更好的時候，他們就會離開談判桌，選擇回家。
英國脫歐始於1974年，英國工黨公開表達對歐盟條款的諸多不滿，此後幾十年來，脫歐問題被反反覆覆提上議程。關於英國留與走的問題，大多數人都是從經濟貿易等方面的原因著手，如英國每年需支付高達130億英鎊的“會費”，同時還要忍受歐盟單一市場（single market）條條框框的束縛。不過，除了金錢的誘惑，要想搞清楚英國脫歐的脈絡，那得從英國與歐洲不同的文化說起。
英國與歐洲大陸思維方式上的區別
許多人笑稱歐洲只有兩個國家：英國與歐洲大陸。這話或許有誇張成分，但也有幾分道理。從文化上說，英國作為由數個大島嶼組成的國家，島民性格刻在其基因之中，島民或者漁民不喜歡循規蹈矩，拒絕一成不變的做法，跟歐洲大陸追求安穩，喜歡步調一致的農民性格截然不同。
英國脫離歐盟早就不是新鮮事了，早在羅馬時代，不列顛就表現出了跟歐洲大陸若即若離的關係。從歷史上來看，英國在19世紀執行的“光榮孤立”政策，完美地概括了英國一直以來堅持的對歐洲大陸的態度。作為擁有“日不落帝國”和“世界工廠”稱號的國家，英國對於“勝利”有著異乎尋常的嗅覺，他們“永遠站在勝利者一邊”，所以當歐盟不能讓英國變得更好的時候，他們就會離開談判桌，選擇回家。
英國脫歐始於1974年，英國工黨公開表達對歐盟條款的諸多不滿，此後幾十年來，脫歐問題被反反覆覆提上議程。關於英國留與走的問題，大多數人都是從經濟貿易等方面的原因著手，如英國每年需支付高達130億英鎊的“會費”，同時還要忍受歐盟單一市場（single market）條條框框的束縛。不過，除了金錢的誘惑，要想搞清楚英國脫歐的脈絡，那得從英國與歐洲不同的文化說起。
英國與歐洲大陸思維方式上的區別
許多人笑稱歐洲只有兩個國家：英國與歐洲大陸。這話或許有誇張成分，但也有幾分道理。從文化上說，英國作為由數個大島嶼組成的國家，島民性格刻在其基因之中，島民或者漁民不喜歡循規蹈矩，拒絕一成不變的做法，跟歐洲大陸追求安穩，喜歡步調一致的農民性格截然不同。
英國著名哲學家大衛·休謨，經驗主義哲學代表
再從哲學思想上看，英國流行經驗主義，認為理論來源於實踐，通過觀察證據才能得到真知；歐洲大陸崇尚理性主義，認為通過思考、邏輯、演繹推理就能得到知識，這兩種思想造就了英國和歐洲大陸諸國天差地別的思維方式。
思維方式會決定人的行事風格和民族性格，不同的思維方式，顯而易見會創造出不同的文化。思維方式是基礎性的“道”，道不同，不相為謀。
亨利八世對脫歐的影響
從地理的角度來說，英國是歐洲的一部分，但英國與整個歐洲大陸的嫌隙與距離，似乎比阻隔開它們的那道英吉利海峽寬多了。英國的主要組成部分——英格蘭，始終與歐洲大陸保持著敏感而冷靜的距離，但英國的蘇格蘭卻恰恰相反，總是跟歐洲大陸“眉來眼去”。
英國脫離歐盟早就不是新鮮事了，早在羅馬時代，不列顛就表現出了跟歐洲大陸若即若離的關係。從歷史上來看，英國在19世紀執行的“光榮孤立”政策，完美地概括了英國一直以來堅持的對歐洲大陸的態度。作為擁有“日不落帝國”和“世界工廠”稱號的國家，英國對於“勝利”有著異乎尋常的嗅覺，他們“永遠站在勝利者一邊”，所以當歐盟不能讓英國變得更好的時候，他們就會離開談判桌，選擇回家。
英國脫歐始於1974年，英國工黨公開表達對歐盟條款的諸多不滿，此後幾十年來，脫歐問題被反反覆覆提上議程。關於英國留與走的問題，大多數人都是從經濟貿易等方面的原因著手，如英國每年需支付高達130億英鎊的“會費”，同時還要忍受歐盟單一市場（single market）條條框框的束縛。不過，除了金錢的誘惑，要想搞清楚英國脫歐的脈絡，那得從英國與歐洲不同的文化說起。
英國與歐洲大陸思維方式上的區別
許多人笑稱歐洲只有兩個國家：英國與歐洲大陸。這話或許有誇張成分，但也有幾分道理。從文化上說，英國作為由數個大島嶼組成的國家，島民性格刻在其基因之中，島民或者漁民不喜歡循規蹈矩，拒絕一成不變的做法，跟歐洲大陸追求安穩，喜歡步調一致的農民性格截然不同。
英國著名哲學家大衛·休謨，經驗主義哲學代表
再從哲學思想上看，英國流行經驗主義，認為理論來源於實踐，通過觀察證據才能得到真知；歐洲大陸崇尚理性主義，認為通過思考、邏輯、演繹推理就能得到知識，這兩種思想造就了英國和歐洲大陸諸國天差地別的思維方式。
思維方式會決定人的行事風格和民族性格，不同的思維方式，顯而易見會創造出不同的文化。思維方式是基礎性的“道”，道不同，不相為謀。
亨利八世對脫歐的影響
從地理的角度來說，英國是歐洲的一部分，但英國與整個歐洲大陸的嫌隙與距離，似乎比阻隔開它們的那道英吉利海峽寬多了。英國的主要組成部分——英格蘭，始終與歐洲大陸保持著敏感而冷靜的距離，但英國的蘇格蘭卻恰恰相反，總是跟歐洲大陸“眉來眼去”。
《1707年聯合法案》（Acts of Union 1707）
直到《1707年聯合法案》（Acts of Union 1707）將蘇格蘭與英格蘭合併成為大不列顛王國之前，蘇格蘭在與英格蘭的博弈中，始終處於政治與經濟上的劣勢。為了保護自己的權益和尊嚴，蘇格蘭與歐洲大陸走得很近，通過聯姻來尋求聯盟與庇護，其中最主要的結盟對象就是英格蘭的“千年之敵”——法國。比如蘇格蘭歷史上著名的瑪麗女王，便嫁給了法蘭西王儲弗朗索瓦，以便蘇法二者聯合起來對抗來自英格蘭的威脅，最終瑪麗女王甚至想奪取英格蘭王位，只不過功虧一簣。
英國脫離歐盟早就不是新鮮事了，早在羅馬時代，不列顛就表現出了跟歐洲大陸若即若離的關係。從歷史上來看，英國在19世紀執行的“光榮孤立”政策，完美地概括了英國一直以來堅持的對歐洲大陸的態度。作為擁有“日不落帝國”和“世界工廠”稱號的國家，英國對於“勝利”有著異乎尋常的嗅覺，他們“永遠站在勝利者一邊”，所以當歐盟不能讓英國變得更好的時候，他們就會離開談判桌，選擇回家。
英國脫歐始於1974年，英國工黨公開表達對歐盟條款的諸多不滿，此後幾十年來，脫歐問題被反反覆覆提上議程。關於英國留與走的問題，大多數人都是從經濟貿易等方面的原因著手，如英國每年需支付高達130億英鎊的“會費”，同時還要忍受歐盟單一市場（single market）條條框框的束縛。不過，除了金錢的誘惑，要想搞清楚英國脫歐的脈絡，那得從英國與歐洲不同的文化說起。
英國與歐洲大陸思維方式上的區別
許多人笑稱歐洲只有兩個國家：英國與歐洲大陸。這話或許有誇張成分，但也有幾分道理。從文化上說，英國作為由數個大島嶼組成的國家，島民性格刻在其基因之中，島民或者漁民不喜歡循規蹈矩，拒絕一成不變的做法，跟歐洲大陸追求安穩，喜歡步調一致的農民性格截然不同。
英國著名哲學家大衛·休謨，經驗主義哲學代表
再從哲學思想上看，英國流行經驗主義，認為理論來源於實踐，通過觀察證據才能得到真知；歐洲大陸崇尚理性主義，認為通過思考、邏輯、演繹推理就能得到知識，這兩種思想造就了英國和歐洲大陸諸國天差地別的思維方式。
思維方式會決定人的行事風格和民族性格，不同的思維方式，顯而易見會創造出不同的文化。思維方式是基礎性的“道”，道不同，不相為謀。
亨利八世對脫歐的影響
從地理的角度來說，英國是歐洲的一部分，但英國與整個歐洲大陸的嫌隙與距離，似乎比阻隔開它們的那道英吉利海峽寬多了。英國的主要組成部分——英格蘭，始終與歐洲大陸保持著敏感而冷靜的距離，但英國的蘇格蘭卻恰恰相反，總是跟歐洲大陸“眉來眼去”。
《1707年聯合法案》（Acts of Union 1707）
直到《1707年聯合法案》（Acts of Union 1707）將蘇格蘭與英格蘭合併成為大不列顛王國之前，蘇格蘭在與英格蘭的博弈中，始終處於政治與經濟上的劣勢。為了保護自己的權益和尊嚴，蘇格蘭與歐洲大陸走得很近，通過聯姻來尋求聯盟與庇護，其中最主要的結盟對象就是英格蘭的“千年之敵”——法國。比如蘇格蘭歷史上著名的瑪麗女王，便嫁給了法蘭西王儲弗朗索瓦，以便蘇法二者聯合起來對抗來自英格蘭的威脅，最終瑪麗女王甚至想奪取英格蘭王位，只不過功虧一簣。
瑪麗女王
英格蘭幾乎從公元10世紀開始，自諾曼的征服者威廉成為英格蘭國王后，不列顛與法國的戰爭便從未停歇。除了法國，為奪取海上霸權與海外貿易主導權，英國先後與荷蘭、西班牙等海上霸主輪番激戰，由於“得罪”人太多，英國在歐洲大陸沒有“好朋友”。
1533年英國國王亨利八世因為婚姻問題，公開與羅馬教廷決裂，不再受羅馬教廷管轄，自己則自封為英國教會的最高宗教領袖，亨利八世可以算是英國第一個脫歐的領導者。
英國脫離歐盟早就不是新鮮事了，早在羅馬時代，不列顛就表現出了跟歐洲大陸若即若離的關係。從歷史上來看，英國在19世紀執行的“光榮孤立”政策，完美地概括了英國一直以來堅持的對歐洲大陸的態度。作為擁有“日不落帝國”和“世界工廠”稱號的國家，英國對於“勝利”有著異乎尋常的嗅覺，他們“永遠站在勝利者一邊”，所以當歐盟不能讓英國變得更好的時候，他們就會離開談判桌，選擇回家。
英國脫歐始於1974年，英國工黨公開表達對歐盟條款的諸多不滿，此後幾十年來，脫歐問題被反反覆覆提上議程。關於英國留與走的問題，大多數人都是從經濟貿易等方面的原因著手，如英國每年需支付高達130億英鎊的“會費”，同時還要忍受歐盟單一市場（single market）條條框框的束縛。不過，除了金錢的誘惑，要想搞清楚英國脫歐的脈絡，那得從英國與歐洲不同的文化說起。
英國與歐洲大陸思維方式上的區別
許多人笑稱歐洲只有兩個國家：英國與歐洲大陸。這話或許有誇張成分，但也有幾分道理。從文化上說，英國作為由數個大島嶼組成的國家，島民性格刻在其基因之中，島民或者漁民不喜歡循規蹈矩，拒絕一成不變的做法，跟歐洲大陸追求安穩，喜歡步調一致的農民性格截然不同。
英國著名哲學家大衛·休謨，經驗主義哲學代表
再從哲學思想上看，英國流行經驗主義，認為理論來源於實踐，通過觀察證據才能得到真知；歐洲大陸崇尚理性主義，認為通過思考、邏輯、演繹推理就能得到知識，這兩種思想造就了英國和歐洲大陸諸國天差地別的思維方式。
思維方式會決定人的行事風格和民族性格，不同的思維方式，顯而易見會創造出不同的文化。思維方式是基礎性的“道”，道不同，不相為謀。
亨利八世對脫歐的影響
從地理的角度來說，英國是歐洲的一部分，但英國與整個歐洲大陸的嫌隙與距離，似乎比阻隔開它們的那道英吉利海峽寬多了。英國的主要組成部分——英格蘭，始終與歐洲大陸保持著敏感而冷靜的距離，但英國的蘇格蘭卻恰恰相反，總是跟歐洲大陸“眉來眼去”。
《1707年聯合法案》（Acts of Union 1707）
直到《1707年聯合法案》（Acts of Union 1707）將蘇格蘭與英格蘭合併成為大不列顛王國之前，蘇格蘭在與英格蘭的博弈中，始終處於政治與經濟上的劣勢。為了保護自己的權益和尊嚴，蘇格蘭與歐洲大陸走得很近，通過聯姻來尋求聯盟與庇護，其中最主要的結盟對象就是英格蘭的“千年之敵”——法國。比如蘇格蘭歷史上著名的瑪麗女王，便嫁給了法蘭西王儲弗朗索瓦，以便蘇法二者聯合起來對抗來自英格蘭的威脅，最終瑪麗女王甚至想奪取英格蘭王位，只不過功虧一簣。
瑪麗女王
英格蘭幾乎從公元10世紀開始，自諾曼的征服者威廉成為英格蘭國王后，不列顛與法國的戰爭便從未停歇。除了法國，為奪取海上霸權與海外貿易主導權，英國先後與荷蘭、西班牙等海上霸主輪番激戰，由於“得罪”人太多，英國在歐洲大陸沒有“好朋友”。
1533年英國國王亨利八世因為婚姻問題，公開與羅馬教廷決裂，不再受羅馬教廷管轄，自己則自封為英國教會的最高宗教領袖，亨利八世可以算是英國第一個脫歐的領導者。
亨利八世
實事求是地說，英國與歐洲大陸的地緣政治壓力本就已經足夠大了，與羅馬教廷決裂後，英國與歐洲大陸的分歧進一步加大，由經濟和政治糾紛升級為宗教文化的對抗。轉為信奉新教的英格蘭，與仍視天主教為唯一信仰的歐洲大陸，從此失去了文化上的“共同語言”。
亨利八世的“脫歐事件”影響深遠，堪稱開天闢地的“大手筆”，成就了英國有別於歐洲大陸的獨特宗教與政治文化。在中世紀，歐洲國家深受宗教影響的控制，因為當時歐洲各國奉天主教為國教，國王的加冕與統治的合法性均來自於羅馬教廷的認可與授予。公然拋棄這種傳統，等於切斷與整個歐洲大陸的聯繫，與歐洲大陸為敵。
英國脫離歐盟早就不是新鮮事了，早在羅馬時代，不列顛就表現出了跟歐洲大陸若即若離的關係。從歷史上來看，英國在19世紀執行的“光榮孤立”政策，完美地概括了英國一直以來堅持的對歐洲大陸的態度。作為擁有“日不落帝國”和“世界工廠”稱號的國家，英國對於“勝利”有著異乎尋常的嗅覺，他們“永遠站在勝利者一邊”，所以當歐盟不能讓英國變得更好的時候，他們就會離開談判桌，選擇回家。
英國脫歐始於1974年，英國工黨公開表達對歐盟條款的諸多不滿，此後幾十年來，脫歐問題被反反覆覆提上議程。關於英國留與走的問題，大多數人都是從經濟貿易等方面的原因著手，如英國每年需支付高達130億英鎊的“會費”，同時還要忍受歐盟單一市場（single market）條條框框的束縛。不過，除了金錢的誘惑，要想搞清楚英國脫歐的脈絡，那得從英國與歐洲不同的文化說起。
英國與歐洲大陸思維方式上的區別
許多人笑稱歐洲只有兩個國家：英國與歐洲大陸。這話或許有誇張成分，但也有幾分道理。從文化上說，英國作為由數個大島嶼組成的國家，島民性格刻在其基因之中，島民或者漁民不喜歡循規蹈矩，拒絕一成不變的做法，跟歐洲大陸追求安穩，喜歡步調一致的農民性格截然不同。
英國著名哲學家大衛·休謨，經驗主義哲學代表
再從哲學思想上看，英國流行經驗主義，認為理論來源於實踐，通過觀察證據才能得到真知；歐洲大陸崇尚理性主義，認為通過思考、邏輯、演繹推理就能得到知識，這兩種思想造就了英國和歐洲大陸諸國天差地別的思維方式。
思維方式會決定人的行事風格和民族性格，不同的思維方式，顯而易見會創造出不同的文化。思維方式是基礎性的“道”，道不同，不相為謀。
亨利八世對脫歐的影響
從地理的角度來說，英國是歐洲的一部分，但英國與整個歐洲大陸的嫌隙與距離，似乎比阻隔開它們的那道英吉利海峽寬多了。英國的主要組成部分——英格蘭，始終與歐洲大陸保持著敏感而冷靜的距離，但英國的蘇格蘭卻恰恰相反，總是跟歐洲大陸“眉來眼去”。
《1707年聯合法案》（Acts of Union 1707）
直到《1707年聯合法案》（Acts of Union 1707）將蘇格蘭與英格蘭合併成為大不列顛王國之前，蘇格蘭在與英格蘭的博弈中，始終處於政治與經濟上的劣勢。為了保護自己的權益和尊嚴，蘇格蘭與歐洲大陸走得很近，通過聯姻來尋求聯盟與庇護，其中最主要的結盟對象就是英格蘭的“千年之敵”——法國。比如蘇格蘭歷史上著名的瑪麗女王，便嫁給了法蘭西王儲弗朗索瓦，以便蘇法二者聯合起來對抗來自英格蘭的威脅，最終瑪麗女王甚至想奪取英格蘭王位，只不過功虧一簣。
瑪麗女王
英格蘭幾乎從公元10世紀開始，自諾曼的征服者威廉成為英格蘭國王后，不列顛與法國的戰爭便從未停歇。除了法國，為奪取海上霸權與海外貿易主導權，英國先後與荷蘭、西班牙等海上霸主輪番激戰，由於“得罪”人太多，英國在歐洲大陸沒有“好朋友”。
1533年英國國王亨利八世因為婚姻問題，公開與羅馬教廷決裂，不再受羅馬教廷管轄，自己則自封為英國教會的最高宗教領袖，亨利八世可以算是英國第一個脫歐的領導者。
亨利八世
實事求是地說，英國與歐洲大陸的地緣政治壓力本就已經足夠大了，與羅馬教廷決裂後，英國與歐洲大陸的分歧進一步加大，由經濟和政治糾紛升級為宗教文化的對抗。轉為信奉新教的英格蘭，與仍視天主教為唯一信仰的歐洲大陸，從此失去了文化上的“共同語言”。
亨利八世的“脫歐事件”影響深遠，堪稱開天闢地的“大手筆”，成就了英國有別於歐洲大陸的獨特宗教與政治文化。在中世紀，歐洲國家深受宗教影響的控制，因為當時歐洲各國奉天主教為國教，國王的加冕與統治的合法性均來自於羅馬教廷的認可與授予。公然拋棄這種傳統，等於切斷與整個歐洲大陸的聯繫，與歐洲大陸為敵。
英國國教教堂
也正是由於在文化上與歐洲大陸分道揚鑣，英國人逐漸形成了骨子裡的那份高傲、反叛與漠然。將英國人性格中“離經叛道”精神表現得淋漓盡致的人，就是一生未嫁的“榮光女王”伊麗莎白一世，作為亨利八世和安·博林的孩子，她從小就知道英國和歐洲大陸的隔閡。正是由於父親亨利八世為了娶母親安·博林，毅然與教廷決裂，母親就是那條宗教決裂的導火索。
英國脫離歐盟早就不是新鮮事了，早在羅馬時代，不列顛就表現出了跟歐洲大陸若即若離的關係。從歷史上來看，英國在19世紀執行的“光榮孤立”政策，完美地概括了英國一直以來堅持的對歐洲大陸的態度。作為擁有“日不落帝國”和“世界工廠”稱號的國家，英國對於“勝利”有著異乎尋常的嗅覺，他們“永遠站在勝利者一邊”，所以當歐盟不能讓英國變得更好的時候，他們就會離開談判桌，選擇回家。
英國脫歐始於1974年，英國工黨公開表達對歐盟條款的諸多不滿，此後幾十年來，脫歐問題被反反覆覆提上議程。關於英國留與走的問題，大多數人都是從經濟貿易等方面的原因著手，如英國每年需支付高達130億英鎊的“會費”，同時還要忍受歐盟單一市場（single market）條條框框的束縛。不過，除了金錢的誘惑，要想搞清楚英國脫歐的脈絡，那得從英國與歐洲不同的文化說起。
英國與歐洲大陸思維方式上的區別
許多人笑稱歐洲只有兩個國家：英國與歐洲大陸。這話或許有誇張成分，但也有幾分道理。從文化上說，英國作為由數個大島嶼組成的國家，島民性格刻在其基因之中，島民或者漁民不喜歡循規蹈矩，拒絕一成不變的做法，跟歐洲大陸追求安穩，喜歡步調一致的農民性格截然不同。
英國著名哲學家大衛·休謨，經驗主義哲學代表
再從哲學思想上看，英國流行經驗主義，認為理論來源於實踐，通過觀察證據才能得到真知；歐洲大陸崇尚理性主義，認為通過思考、邏輯、演繹推理就能得到知識，這兩種思想造就了英國和歐洲大陸諸國天差地別的思維方式。
思維方式會決定人的行事風格和民族性格，不同的思維方式，顯而易見會創造出不同的文化。思維方式是基礎性的“道”，道不同，不相為謀。
亨利八世對脫歐的影響
從地理的角度來說，英國是歐洲的一部分，但英國與整個歐洲大陸的嫌隙與距離，似乎比阻隔開它們的那道英吉利海峽寬多了。英國的主要組成部分——英格蘭，始終與歐洲大陸保持著敏感而冷靜的距離，但英國的蘇格蘭卻恰恰相反，總是跟歐洲大陸“眉來眼去”。
《1707年聯合法案》（Acts of Union 1707）
直到《1707年聯合法案》（Acts of Union 1707）將蘇格蘭與英格蘭合併成為大不列顛王國之前，蘇格蘭在與英格蘭的博弈中，始終處於政治與經濟上的劣勢。為了保護自己的權益和尊嚴，蘇格蘭與歐洲大陸走得很近，通過聯姻來尋求聯盟與庇護，其中最主要的結盟對象就是英格蘭的“千年之敵”——法國。比如蘇格蘭歷史上著名的瑪麗女王，便嫁給了法蘭西王儲弗朗索瓦，以便蘇法二者聯合起來對抗來自英格蘭的威脅，最終瑪麗女王甚至想奪取英格蘭王位，只不過功虧一簣。
瑪麗女王
英格蘭幾乎從公元10世紀開始，自諾曼的征服者威廉成為英格蘭國王后，不列顛與法國的戰爭便從未停歇。除了法國，為奪取海上霸權與海外貿易主導權，英國先後與荷蘭、西班牙等海上霸主輪番激戰，由於“得罪”人太多，英國在歐洲大陸沒有“好朋友”。
1533年英國國王亨利八世因為婚姻問題，公開與羅馬教廷決裂，不再受羅馬教廷管轄，自己則自封為英國教會的最高宗教領袖，亨利八世可以算是英國第一個脫歐的領導者。
亨利八世
實事求是地說，英國與歐洲大陸的地緣政治壓力本就已經足夠大了，與羅馬教廷決裂後，英國與歐洲大陸的分歧進一步加大，由經濟和政治糾紛升級為宗教文化的對抗。轉為信奉新教的英格蘭，與仍視天主教為唯一信仰的歐洲大陸，從此失去了文化上的“共同語言”。
亨利八世的“脫歐事件”影響深遠，堪稱開天闢地的“大手筆”，成就了英國有別於歐洲大陸的獨特宗教與政治文化。在中世紀，歐洲國家深受宗教影響的控制，因為當時歐洲各國奉天主教為國教，國王的加冕與統治的合法性均來自於羅馬教廷的認可與授予。公然拋棄這種傳統，等於切斷與整個歐洲大陸的聯繫，與歐洲大陸為敵。
英國國教教堂
也正是由於在文化上與歐洲大陸分道揚鑣，英國人逐漸形成了骨子裡的那份高傲、反叛與漠然。將英國人性格中“離經叛道”精神表現得淋漓盡致的人，就是一生未嫁的“榮光女王”伊麗莎白一世，作為亨利八世和安·博林的孩子，她從小就知道英國和歐洲大陸的隔閡。正是由於父親亨利八世為了娶母親安·博林，毅然與教廷決裂，母親就是那條宗教決裂的導火索。
伊麗莎白一世
伊麗莎白一世深刻地明白宗教文化與英國政局的聯動效果，她擔心如果嫁給一名信奉天主教的有歐洲大陸背景的丈夫，不僅會使父輩為英國擺脫羅馬教廷控制的努力付之一炬，英國的尊嚴也會受到傷害，這位我行我素的女王便毅然決然地嫁給了她的國家。伊麗莎白一世的作為，如果放到更加保守，王權氣息更濃重的歐洲大陸，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從這裡我們也能看出，早在數百年前，英國和歐洲大陸就走上了殊途不同歸的道路。
一脈相承的政策
文藝復興後，人文主義大行其道，歐洲大陸國家逐漸放下了宗教的影響力，宗教已不再是英陸之間最致命的文化隔閡。然而，英國的首相們對歐洲大陸的事務依舊秉持著冷眼旁觀的態度，儘量不牽扯、不捲入、不參與。從英國第一任首相羅伯特·沃波爾（Robert Walpole 1676年－1745年）開始，避免親自參加戰爭、維護英國安全、鼓勵海外貿易，便成為歷任英國首相的一貫方針。
英國脫離歐盟早就不是新鮮事了，早在羅馬時代，不列顛就表現出了跟歐洲大陸若即若離的關係。從歷史上來看，英國在19世紀執行的“光榮孤立”政策，完美地概括了英國一直以來堅持的對歐洲大陸的態度。作為擁有“日不落帝國”和“世界工廠”稱號的國家，英國對於“勝利”有著異乎尋常的嗅覺，他們“永遠站在勝利者一邊”，所以當歐盟不能讓英國變得更好的時候，他們就會離開談判桌，選擇回家。
英國脫歐始於1974年，英國工黨公開表達對歐盟條款的諸多不滿，此後幾十年來，脫歐問題被反反覆覆提上議程。關於英國留與走的問題，大多數人都是從經濟貿易等方面的原因著手，如英國每年需支付高達130億英鎊的“會費”，同時還要忍受歐盟單一市場（single market）條條框框的束縛。不過，除了金錢的誘惑，要想搞清楚英國脫歐的脈絡，那得從英國與歐洲不同的文化說起。
英國與歐洲大陸思維方式上的區別
許多人笑稱歐洲只有兩個國家：英國與歐洲大陸。這話或許有誇張成分，但也有幾分道理。從文化上說，英國作為由數個大島嶼組成的國家，島民性格刻在其基因之中，島民或者漁民不喜歡循規蹈矩，拒絕一成不變的做法，跟歐洲大陸追求安穩，喜歡步調一致的農民性格截然不同。
英國著名哲學家大衛·休謨，經驗主義哲學代表
再從哲學思想上看，英國流行經驗主義，認為理論來源於實踐，通過觀察證據才能得到真知；歐洲大陸崇尚理性主義，認為通過思考、邏輯、演繹推理就能得到知識，這兩種思想造就了英國和歐洲大陸諸國天差地別的思維方式。
思維方式會決定人的行事風格和民族性格，不同的思維方式，顯而易見會創造出不同的文化。思維方式是基礎性的“道”，道不同，不相為謀。
亨利八世對脫歐的影響
從地理的角度來說，英國是歐洲的一部分，但英國與整個歐洲大陸的嫌隙與距離，似乎比阻隔開它們的那道英吉利海峽寬多了。英國的主要組成部分——英格蘭，始終與歐洲大陸保持著敏感而冷靜的距離，但英國的蘇格蘭卻恰恰相反，總是跟歐洲大陸“眉來眼去”。
《1707年聯合法案》（Acts of Union 1707）
直到《1707年聯合法案》（Acts of Union 1707）將蘇格蘭與英格蘭合併成為大不列顛王國之前，蘇格蘭在與英格蘭的博弈中，始終處於政治與經濟上的劣勢。為了保護自己的權益和尊嚴，蘇格蘭與歐洲大陸走得很近，通過聯姻來尋求聯盟與庇護，其中最主要的結盟對象就是英格蘭的“千年之敵”——法國。比如蘇格蘭歷史上著名的瑪麗女王，便嫁給了法蘭西王儲弗朗索瓦，以便蘇法二者聯合起來對抗來自英格蘭的威脅，最終瑪麗女王甚至想奪取英格蘭王位，只不過功虧一簣。
瑪麗女王
英格蘭幾乎從公元10世紀開始，自諾曼的征服者威廉成為英格蘭國王后，不列顛與法國的戰爭便從未停歇。除了法國，為奪取海上霸權與海外貿易主導權，英國先後與荷蘭、西班牙等海上霸主輪番激戰，由於“得罪”人太多，英國在歐洲大陸沒有“好朋友”。
1533年英國國王亨利八世因為婚姻問題，公開與羅馬教廷決裂，不再受羅馬教廷管轄，自己則自封為英國教會的最高宗教領袖，亨利八世可以算是英國第一個脫歐的領導者。
亨利八世
實事求是地說，英國與歐洲大陸的地緣政治壓力本就已經足夠大了，與羅馬教廷決裂後，英國與歐洲大陸的分歧進一步加大，由經濟和政治糾紛升級為宗教文化的對抗。轉為信奉新教的英格蘭，與仍視天主教為唯一信仰的歐洲大陸，從此失去了文化上的“共同語言”。
亨利八世的“脫歐事件”影響深遠，堪稱開天闢地的“大手筆”，成就了英國有別於歐洲大陸的獨特宗教與政治文化。在中世紀，歐洲國家深受宗教影響的控制，因為當時歐洲各國奉天主教為國教，國王的加冕與統治的合法性均來自於羅馬教廷的認可與授予。公然拋棄這種傳統，等於切斷與整個歐洲大陸的聯繫，與歐洲大陸為敵。
英國國教教堂
也正是由於在文化上與歐洲大陸分道揚鑣，英國人逐漸形成了骨子裡的那份高傲、反叛與漠然。將英國人性格中“離經叛道”精神表現得淋漓盡致的人，就是一生未嫁的“榮光女王”伊麗莎白一世，作為亨利八世和安·博林的孩子，她從小就知道英國和歐洲大陸的隔閡。正是由於父親亨利八世為了娶母親安·博林，毅然與教廷決裂，母親就是那條宗教決裂的導火索。
伊麗莎白一世
伊麗莎白一世深刻地明白宗教文化與英國政局的聯動效果，她擔心如果嫁給一名信奉天主教的有歐洲大陸背景的丈夫，不僅會使父輩為英國擺脫羅馬教廷控制的努力付之一炬，英國的尊嚴也會受到傷害，這位我行我素的女王便毅然決然地嫁給了她的國家。伊麗莎白一世的作為，如果放到更加保守，王權氣息更濃重的歐洲大陸，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從這裡我們也能看出，早在數百年前，英國和歐洲大陸就走上了殊途不同歸的道路。
一脈相承的政策
文藝復興後，人文主義大行其道，歐洲大陸國家逐漸放下了宗教的影響力，宗教已不再是英陸之間最致命的文化隔閡。然而，英國的首相們對歐洲大陸的事務依舊秉持著冷眼旁觀的態度，儘量不牽扯、不捲入、不參與。從英國第一任首相羅伯特·沃波爾（Robert Walpole 1676年－1745年）開始，避免親自參加戰爭、維護英國安全、鼓勵海外貿易，便成為歷任英國首相的一貫方針。
羅伯特·沃波爾（Robert Walpole）
18世紀爆發的七年戰爭，幾乎席捲了當時所有的歐洲國家，但英國的決策者威廉·皮特（William Pitt）仍舊剋制地使英國最大限度的置身事外，如果金錢收買拉攏，或者通過外交縱橫捭闔有效，那麼絕不捲入歐洲紛爭。19世紀，歐洲大陸相繼結束了君主制，而早在兩個世紀前就完成君主立憲的英國，自然對混亂不堪的歐洲大陸嗤之以鼻，唯恐避之不及。
英國脫離歐盟早就不是新鮮事了，早在羅馬時代，不列顛就表現出了跟歐洲大陸若即若離的關係。從歷史上來看，英國在19世紀執行的“光榮孤立”政策，完美地概括了英國一直以來堅持的對歐洲大陸的態度。作為擁有“日不落帝國”和“世界工廠”稱號的國家，英國對於“勝利”有著異乎尋常的嗅覺，他們“永遠站在勝利者一邊”，所以當歐盟不能讓英國變得更好的時候，他們就會離開談判桌，選擇回家。
英國脫歐始於1974年，英國工黨公開表達對歐盟條款的諸多不滿，此後幾十年來，脫歐問題被反反覆覆提上議程。關於英國留與走的問題，大多數人都是從經濟貿易等方面的原因著手，如英國每年需支付高達130億英鎊的“會費”，同時還要忍受歐盟單一市場（single market）條條框框的束縛。不過，除了金錢的誘惑，要想搞清楚英國脫歐的脈絡，那得從英國與歐洲不同的文化說起。
英國與歐洲大陸思維方式上的區別
許多人笑稱歐洲只有兩個國家：英國與歐洲大陸。這話或許有誇張成分，但也有幾分道理。從文化上說，英國作為由數個大島嶼組成的國家，島民性格刻在其基因之中，島民或者漁民不喜歡循規蹈矩，拒絕一成不變的做法，跟歐洲大陸追求安穩，喜歡步調一致的農民性格截然不同。
英國著名哲學家大衛·休謨，經驗主義哲學代表
再從哲學思想上看，英國流行經驗主義，認為理論來源於實踐，通過觀察證據才能得到真知；歐洲大陸崇尚理性主義，認為通過思考、邏輯、演繹推理就能得到知識，這兩種思想造就了英國和歐洲大陸諸國天差地別的思維方式。
思維方式會決定人的行事風格和民族性格，不同的思維方式，顯而易見會創造出不同的文化。思維方式是基礎性的“道”，道不同，不相為謀。
亨利八世對脫歐的影響
從地理的角度來說，英國是歐洲的一部分，但英國與整個歐洲大陸的嫌隙與距離，似乎比阻隔開它們的那道英吉利海峽寬多了。英國的主要組成部分——英格蘭，始終與歐洲大陸保持著敏感而冷靜的距離，但英國的蘇格蘭卻恰恰相反，總是跟歐洲大陸“眉來眼去”。
《1707年聯合法案》（Acts of Union 1707）
直到《1707年聯合法案》（Acts of Union 1707）將蘇格蘭與英格蘭合併成為大不列顛王國之前，蘇格蘭在與英格蘭的博弈中，始終處於政治與經濟上的劣勢。為了保護自己的權益和尊嚴，蘇格蘭與歐洲大陸走得很近，通過聯姻來尋求聯盟與庇護，其中最主要的結盟對象就是英格蘭的“千年之敵”——法國。比如蘇格蘭歷史上著名的瑪麗女王，便嫁給了法蘭西王儲弗朗索瓦，以便蘇法二者聯合起來對抗來自英格蘭的威脅，最終瑪麗女王甚至想奪取英格蘭王位，只不過功虧一簣。
瑪麗女王
英格蘭幾乎從公元10世紀開始，自諾曼的征服者威廉成為英格蘭國王后，不列顛與法國的戰爭便從未停歇。除了法國，為奪取海上霸權與海外貿易主導權，英國先後與荷蘭、西班牙等海上霸主輪番激戰，由於“得罪”人太多，英國在歐洲大陸沒有“好朋友”。
1533年英國國王亨利八世因為婚姻問題，公開與羅馬教廷決裂，不再受羅馬教廷管轄，自己則自封為英國教會的最高宗教領袖，亨利八世可以算是英國第一個脫歐的領導者。
亨利八世
實事求是地說，英國與歐洲大陸的地緣政治壓力本就已經足夠大了，與羅馬教廷決裂後，英國與歐洲大陸的分歧進一步加大，由經濟和政治糾紛升級為宗教文化的對抗。轉為信奉新教的英格蘭，與仍視天主教為唯一信仰的歐洲大陸，從此失去了文化上的“共同語言”。
亨利八世的“脫歐事件”影響深遠，堪稱開天闢地的“大手筆”，成就了英國有別於歐洲大陸的獨特宗教與政治文化。在中世紀，歐洲國家深受宗教影響的控制，因為當時歐洲各國奉天主教為國教，國王的加冕與統治的合法性均來自於羅馬教廷的認可與授予。公然拋棄這種傳統，等於切斷與整個歐洲大陸的聯繫，與歐洲大陸為敵。
英國國教教堂
也正是由於在文化上與歐洲大陸分道揚鑣，英國人逐漸形成了骨子裡的那份高傲、反叛與漠然。將英國人性格中“離經叛道”精神表現得淋漓盡致的人，就是一生未嫁的“榮光女王”伊麗莎白一世，作為亨利八世和安·博林的孩子，她從小就知道英國和歐洲大陸的隔閡。正是由於父親亨利八世為了娶母親安·博林，毅然與教廷決裂，母親就是那條宗教決裂的導火索。
伊麗莎白一世
伊麗莎白一世深刻地明白宗教文化與英國政局的聯動效果，她擔心如果嫁給一名信奉天主教的有歐洲大陸背景的丈夫，不僅會使父輩為英國擺脫羅馬教廷控制的努力付之一炬，英國的尊嚴也會受到傷害，這位我行我素的女王便毅然決然地嫁給了她的國家。伊麗莎白一世的作為，如果放到更加保守，王權氣息更濃重的歐洲大陸，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從這裡我們也能看出，早在數百年前，英國和歐洲大陸就走上了殊途不同歸的道路。
一脈相承的政策
文藝復興後，人文主義大行其道，歐洲大陸國家逐漸放下了宗教的影響力，宗教已不再是英陸之間最致命的文化隔閡。然而，英國的首相們對歐洲大陸的事務依舊秉持著冷眼旁觀的態度，儘量不牽扯、不捲入、不參與。從英國第一任首相羅伯特·沃波爾（Robert Walpole 1676年－1745年）開始，避免親自參加戰爭、維護英國安全、鼓勵海外貿易，便成為歷任英國首相的一貫方針。
羅伯特·沃波爾（Robert Walpole）
18世紀爆發的七年戰爭，幾乎席捲了當時所有的歐洲國家，但英國的決策者威廉·皮特（William Pitt）仍舊剋制地使英國最大限度的置身事外，如果金錢收買拉攏，或者通過外交縱橫捭闔有效，那麼絕不捲入歐洲紛爭。19世紀，歐洲大陸相繼結束了君主制，而早在兩個世紀前就完成君主立憲的英國，自然對混亂不堪的歐洲大陸嗤之以鼻，唯恐避之不及。
亨利·坦普爾（Henry John Temple）
當時英國首相亨利·坦普爾（Henry John Temple 1784年—1865年）會見一名法國使節，後者恭維英國首相說“如果我不是法國人，我願意成為一位英國人”，而坦普爾回敬道“如果我不是英國人，我希望自己可以成為英國人”。從坦普爾的話中，我們可以看出英國人對於歐洲大陸的不屑，以及對英國與眾不同身份的自豪。
歷史是現實的投影
19世紀40年代，工業革命如火如荼地展開，由於生產方式的變革，歐洲大陸陷入了普遍的混亂之中，但英國卻置身事外，始終不願過多摻和“鄰居”的“家事”。
英國脫離歐盟早就不是新鮮事了，早在羅馬時代，不列顛就表現出了跟歐洲大陸若即若離的關係。從歷史上來看，英國在19世紀執行的“光榮孤立”政策，完美地概括了英國一直以來堅持的對歐洲大陸的態度。作為擁有“日不落帝國”和“世界工廠”稱號的國家，英國對於“勝利”有著異乎尋常的嗅覺，他們“永遠站在勝利者一邊”，所以當歐盟不能讓英國變得更好的時候，他們就會離開談判桌，選擇回家。
英國脫歐始於1974年，英國工黨公開表達對歐盟條款的諸多不滿，此後幾十年來，脫歐問題被反反覆覆提上議程。關於英國留與走的問題，大多數人都是從經濟貿易等方面的原因著手，如英國每年需支付高達130億英鎊的“會費”，同時還要忍受歐盟單一市場（single market）條條框框的束縛。不過，除了金錢的誘惑，要想搞清楚英國脫歐的脈絡，那得從英國與歐洲不同的文化說起。
英國與歐洲大陸思維方式上的區別
許多人笑稱歐洲只有兩個國家：英國與歐洲大陸。這話或許有誇張成分，但也有幾分道理。從文化上說，英國作為由數個大島嶼組成的國家，島民性格刻在其基因之中，島民或者漁民不喜歡循規蹈矩，拒絕一成不變的做法，跟歐洲大陸追求安穩，喜歡步調一致的農民性格截然不同。
英國著名哲學家大衛·休謨，經驗主義哲學代表
再從哲學思想上看，英國流行經驗主義，認為理論來源於實踐，通過觀察證據才能得到真知；歐洲大陸崇尚理性主義，認為通過思考、邏輯、演繹推理就能得到知識，這兩種思想造就了英國和歐洲大陸諸國天差地別的思維方式。
思維方式會決定人的行事風格和民族性格，不同的思維方式，顯而易見會創造出不同的文化。思維方式是基礎性的“道”，道不同，不相為謀。
亨利八世對脫歐的影響
從地理的角度來說，英國是歐洲的一部分，但英國與整個歐洲大陸的嫌隙與距離，似乎比阻隔開它們的那道英吉利海峽寬多了。英國的主要組成部分——英格蘭，始終與歐洲大陸保持著敏感而冷靜的距離，但英國的蘇格蘭卻恰恰相反，總是跟歐洲大陸“眉來眼去”。
《1707年聯合法案》（Acts of Union 1707）
直到《1707年聯合法案》（Acts of Union 1707）將蘇格蘭與英格蘭合併成為大不列顛王國之前，蘇格蘭在與英格蘭的博弈中，始終處於政治與經濟上的劣勢。為了保護自己的權益和尊嚴，蘇格蘭與歐洲大陸走得很近，通過聯姻來尋求聯盟與庇護，其中最主要的結盟對象就是英格蘭的“千年之敵”——法國。比如蘇格蘭歷史上著名的瑪麗女王，便嫁給了法蘭西王儲弗朗索瓦，以便蘇法二者聯合起來對抗來自英格蘭的威脅，最終瑪麗女王甚至想奪取英格蘭王位，只不過功虧一簣。
瑪麗女王
英格蘭幾乎從公元10世紀開始，自諾曼的征服者威廉成為英格蘭國王后，不列顛與法國的戰爭便從未停歇。除了法國，為奪取海上霸權與海外貿易主導權，英國先後與荷蘭、西班牙等海上霸主輪番激戰，由於“得罪”人太多，英國在歐洲大陸沒有“好朋友”。
1533年英國國王亨利八世因為婚姻問題，公開與羅馬教廷決裂，不再受羅馬教廷管轄，自己則自封為英國教會的最高宗教領袖，亨利八世可以算是英國第一個脫歐的領導者。
亨利八世
實事求是地說，英國與歐洲大陸的地緣政治壓力本就已經足夠大了，與羅馬教廷決裂後，英國與歐洲大陸的分歧進一步加大，由經濟和政治糾紛升級為宗教文化的對抗。轉為信奉新教的英格蘭，與仍視天主教為唯一信仰的歐洲大陸，從此失去了文化上的“共同語言”。
亨利八世的“脫歐事件”影響深遠，堪稱開天闢地的“大手筆”，成就了英國有別於歐洲大陸的獨特宗教與政治文化。在中世紀，歐洲國家深受宗教影響的控制，因為當時歐洲各國奉天主教為國教，國王的加冕與統治的合法性均來自於羅馬教廷的認可與授予。公然拋棄這種傳統，等於切斷與整個歐洲大陸的聯繫，與歐洲大陸為敵。
英國國教教堂
也正是由於在文化上與歐洲大陸分道揚鑣，英國人逐漸形成了骨子裡的那份高傲、反叛與漠然。將英國人性格中“離經叛道”精神表現得淋漓盡致的人，就是一生未嫁的“榮光女王”伊麗莎白一世，作為亨利八世和安·博林的孩子，她從小就知道英國和歐洲大陸的隔閡。正是由於父親亨利八世為了娶母親安·博林，毅然與教廷決裂，母親就是那條宗教決裂的導火索。
伊麗莎白一世
伊麗莎白一世深刻地明白宗教文化與英國政局的聯動效果，她擔心如果嫁給一名信奉天主教的有歐洲大陸背景的丈夫，不僅會使父輩為英國擺脫羅馬教廷控制的努力付之一炬，英國的尊嚴也會受到傷害，這位我行我素的女王便毅然決然地嫁給了她的國家。伊麗莎白一世的作為，如果放到更加保守，王權氣息更濃重的歐洲大陸，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從這裡我們也能看出，早在數百年前，英國和歐洲大陸就走上了殊途不同歸的道路。
一脈相承的政策
文藝復興後，人文主義大行其道，歐洲大陸國家逐漸放下了宗教的影響力，宗教已不再是英陸之間最致命的文化隔閡。然而，英國的首相們對歐洲大陸的事務依舊秉持著冷眼旁觀的態度，儘量不牽扯、不捲入、不參與。從英國第一任首相羅伯特·沃波爾（Robert Walpole 1676年－1745年）開始，避免親自參加戰爭、維護英國安全、鼓勵海外貿易，便成為歷任英國首相的一貫方針。
羅伯特·沃波爾（Robert Walpole）
18世紀爆發的七年戰爭，幾乎席捲了當時所有的歐洲國家，但英國的決策者威廉·皮特（William Pitt）仍舊剋制地使英國最大限度的置身事外，如果金錢收買拉攏，或者通過外交縱橫捭闔有效，那麼絕不捲入歐洲紛爭。19世紀，歐洲大陸相繼結束了君主制，而早在兩個世紀前就完成君主立憲的英國，自然對混亂不堪的歐洲大陸嗤之以鼻，唯恐避之不及。
亨利·坦普爾（Henry John Temple）
當時英國首相亨利·坦普爾（Henry John Temple 1784年—1865年）會見一名法國使節，後者恭維英國首相說“如果我不是法國人，我願意成為一位英國人”，而坦普爾回敬道“如果我不是英國人，我希望自己可以成為英國人”。從坦普爾的話中，我們可以看出英國人對於歐洲大陸的不屑，以及對英國與眾不同身份的自豪。
歷史是現實的投影
19世紀40年代，工業革命如火如荼地展開，由於生產方式的變革，歐洲大陸陷入了普遍的混亂之中，但英國卻置身事外，始終不願過多摻和“鄰居”的“家事”。
本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作為維多利亞女王的左膀右臂，英國曆史上四度擔任首相的威廉·格萊德斯頓（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年－1898年）與兩度擔任首相的本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804年－1881年）面對風起雲湧的歐洲大陸亂象，依舊選擇袖手旁觀，他們放任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統一德意志，謹慎地評估著歐洲大陸對於英國影響。
英國脫離歐盟早就不是新鮮事了，早在羅馬時代，不列顛就表現出了跟歐洲大陸若即若離的關係。從歷史上來看，英國在19世紀執行的“光榮孤立”政策，完美地概括了英國一直以來堅持的對歐洲大陸的態度。作為擁有“日不落帝國”和“世界工廠”稱號的國家，英國對於“勝利”有著異乎尋常的嗅覺，他們“永遠站在勝利者一邊”，所以當歐盟不能讓英國變得更好的時候，他們就會離開談判桌，選擇回家。
英國脫歐始於1974年，英國工黨公開表達對歐盟條款的諸多不滿，此後幾十年來，脫歐問題被反反覆覆提上議程。關於英國留與走的問題，大多數人都是從經濟貿易等方面的原因著手，如英國每年需支付高達130億英鎊的“會費”，同時還要忍受歐盟單一市場（single market）條條框框的束縛。不過，除了金錢的誘惑，要想搞清楚英國脫歐的脈絡，那得從英國與歐洲不同的文化說起。
英國與歐洲大陸思維方式上的區別
許多人笑稱歐洲只有兩個國家：英國與歐洲大陸。這話或許有誇張成分，但也有幾分道理。從文化上說，英國作為由數個大島嶼組成的國家，島民性格刻在其基因之中，島民或者漁民不喜歡循規蹈矩，拒絕一成不變的做法，跟歐洲大陸追求安穩，喜歡步調一致的農民性格截然不同。
英國著名哲學家大衛·休謨，經驗主義哲學代表
再從哲學思想上看，英國流行經驗主義，認為理論來源於實踐，通過觀察證據才能得到真知；歐洲大陸崇尚理性主義，認為通過思考、邏輯、演繹推理就能得到知識，這兩種思想造就了英國和歐洲大陸諸國天差地別的思維方式。
思維方式會決定人的行事風格和民族性格，不同的思維方式，顯而易見會創造出不同的文化。思維方式是基礎性的“道”，道不同，不相為謀。
亨利八世對脫歐的影響
從地理的角度來說，英國是歐洲的一部分，但英國與整個歐洲大陸的嫌隙與距離，似乎比阻隔開它們的那道英吉利海峽寬多了。英國的主要組成部分——英格蘭，始終與歐洲大陸保持著敏感而冷靜的距離，但英國的蘇格蘭卻恰恰相反，總是跟歐洲大陸“眉來眼去”。
《1707年聯合法案》（Acts of Union 1707）
直到《1707年聯合法案》（Acts of Union 1707）將蘇格蘭與英格蘭合併成為大不列顛王國之前，蘇格蘭在與英格蘭的博弈中，始終處於政治與經濟上的劣勢。為了保護自己的權益和尊嚴，蘇格蘭與歐洲大陸走得很近，通過聯姻來尋求聯盟與庇護，其中最主要的結盟對象就是英格蘭的“千年之敵”——法國。比如蘇格蘭歷史上著名的瑪麗女王，便嫁給了法蘭西王儲弗朗索瓦，以便蘇法二者聯合起來對抗來自英格蘭的威脅，最終瑪麗女王甚至想奪取英格蘭王位，只不過功虧一簣。
瑪麗女王
英格蘭幾乎從公元10世紀開始，自諾曼的征服者威廉成為英格蘭國王后，不列顛與法國的戰爭便從未停歇。除了法國，為奪取海上霸權與海外貿易主導權，英國先後與荷蘭、西班牙等海上霸主輪番激戰，由於“得罪”人太多，英國在歐洲大陸沒有“好朋友”。
1533年英國國王亨利八世因為婚姻問題，公開與羅馬教廷決裂，不再受羅馬教廷管轄，自己則自封為英國教會的最高宗教領袖，亨利八世可以算是英國第一個脫歐的領導者。
亨利八世
實事求是地說，英國與歐洲大陸的地緣政治壓力本就已經足夠大了，與羅馬教廷決裂後，英國與歐洲大陸的分歧進一步加大，由經濟和政治糾紛升級為宗教文化的對抗。轉為信奉新教的英格蘭，與仍視天主教為唯一信仰的歐洲大陸，從此失去了文化上的“共同語言”。
亨利八世的“脫歐事件”影響深遠，堪稱開天闢地的“大手筆”，成就了英國有別於歐洲大陸的獨特宗教與政治文化。在中世紀，歐洲國家深受宗教影響的控制，因為當時歐洲各國奉天主教為國教，國王的加冕與統治的合法性均來自於羅馬教廷的認可與授予。公然拋棄這種傳統，等於切斷與整個歐洲大陸的聯繫，與歐洲大陸為敵。
英國國教教堂
也正是由於在文化上與歐洲大陸分道揚鑣，英國人逐漸形成了骨子裡的那份高傲、反叛與漠然。將英國人性格中“離經叛道”精神表現得淋漓盡致的人，就是一生未嫁的“榮光女王”伊麗莎白一世，作為亨利八世和安·博林的孩子，她從小就知道英國和歐洲大陸的隔閡。正是由於父親亨利八世為了娶母親安·博林，毅然與教廷決裂，母親就是那條宗教決裂的導火索。
伊麗莎白一世
伊麗莎白一世深刻地明白宗教文化與英國政局的聯動效果，她擔心如果嫁給一名信奉天主教的有歐洲大陸背景的丈夫，不僅會使父輩為英國擺脫羅馬教廷控制的努力付之一炬，英國的尊嚴也會受到傷害，這位我行我素的女王便毅然決然地嫁給了她的國家。伊麗莎白一世的作為，如果放到更加保守，王權氣息更濃重的歐洲大陸，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從這裡我們也能看出，早在數百年前，英國和歐洲大陸就走上了殊途不同歸的道路。
一脈相承的政策
文藝復興後，人文主義大行其道，歐洲大陸國家逐漸放下了宗教的影響力，宗教已不再是英陸之間最致命的文化隔閡。然而，英國的首相們對歐洲大陸的事務依舊秉持著冷眼旁觀的態度，儘量不牽扯、不捲入、不參與。從英國第一任首相羅伯特·沃波爾（Robert Walpole 1676年－1745年）開始，避免親自參加戰爭、維護英國安全、鼓勵海外貿易，便成為歷任英國首相的一貫方針。
羅伯特·沃波爾（Robert Walpole）
18世紀爆發的七年戰爭，幾乎席捲了當時所有的歐洲國家，但英國的決策者威廉·皮特（William Pitt）仍舊剋制地使英國最大限度的置身事外，如果金錢收買拉攏，或者通過外交縱橫捭闔有效，那麼絕不捲入歐洲紛爭。19世紀，歐洲大陸相繼結束了君主制，而早在兩個世紀前就完成君主立憲的英國，自然對混亂不堪的歐洲大陸嗤之以鼻，唯恐避之不及。
亨利·坦普爾（Henry John Temple）
當時英國首相亨利·坦普爾（Henry John Temple 1784年—1865年）會見一名法國使節，後者恭維英國首相說“如果我不是法國人，我願意成為一位英國人”，而坦普爾回敬道“如果我不是英國人，我希望自己可以成為英國人”。從坦普爾的話中，我們可以看出英國人對於歐洲大陸的不屑，以及對英國與眾不同身份的自豪。
歷史是現實的投影
19世紀40年代，工業革命如火如荼地展開，由於生產方式的變革，歐洲大陸陷入了普遍的混亂之中，但英國卻置身事外，始終不願過多摻和“鄰居”的“家事”。
本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作為維多利亞女王的左膀右臂，英國曆史上四度擔任首相的威廉·格萊德斯頓（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年－1898年）與兩度擔任首相的本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804年－1881年）面對風起雲湧的歐洲大陸亂象，依舊選擇袖手旁觀，他們放任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統一德意志，謹慎地評估著歐洲大陸對於英國影響。
迪斯雷利認為，只有歐洲大陸各國實力均衡，不會出現任何威脅英國的力量，才是對英國最有利的。他遊走在各個勢力之間，保持跟歐洲大陸各國親疏一致的距離，他的做法逐漸成了英國的既定政策，被人稱之為光榮孤立（Splendid isolation），當然，這種“孤立”的結果就是英國成就了自己“日不落帝國”的輝煌。
英國脫離歐盟早就不是新鮮事了，早在羅馬時代，不列顛就表現出了跟歐洲大陸若即若離的關係。從歷史上來看，英國在19世紀執行的“光榮孤立”政策，完美地概括了英國一直以來堅持的對歐洲大陸的態度。作為擁有“日不落帝國”和“世界工廠”稱號的國家，英國對於“勝利”有著異乎尋常的嗅覺，他們“永遠站在勝利者一邊”，所以當歐盟不能讓英國變得更好的時候，他們就會離開談判桌，選擇回家。
英國脫歐始於1974年，英國工黨公開表達對歐盟條款的諸多不滿，此後幾十年來，脫歐問題被反反覆覆提上議程。關於英國留與走的問題，大多數人都是從經濟貿易等方面的原因著手，如英國每年需支付高達130億英鎊的“會費”，同時還要忍受歐盟單一市場（single market）條條框框的束縛。不過，除了金錢的誘惑，要想搞清楚英國脫歐的脈絡，那得從英國與歐洲不同的文化說起。
英國與歐洲大陸思維方式上的區別
許多人笑稱歐洲只有兩個國家：英國與歐洲大陸。這話或許有誇張成分，但也有幾分道理。從文化上說，英國作為由數個大島嶼組成的國家，島民性格刻在其基因之中，島民或者漁民不喜歡循規蹈矩，拒絕一成不變的做法，跟歐洲大陸追求安穩，喜歡步調一致的農民性格截然不同。
英國著名哲學家大衛·休謨，經驗主義哲學代表
再從哲學思想上看，英國流行經驗主義，認為理論來源於實踐，通過觀察證據才能得到真知；歐洲大陸崇尚理性主義，認為通過思考、邏輯、演繹推理就能得到知識，這兩種思想造就了英國和歐洲大陸諸國天差地別的思維方式。
思維方式會決定人的行事風格和民族性格，不同的思維方式，顯而易見會創造出不同的文化。思維方式是基礎性的“道”，道不同，不相為謀。
亨利八世對脫歐的影響
從地理的角度來說，英國是歐洲的一部分，但英國與整個歐洲大陸的嫌隙與距離，似乎比阻隔開它們的那道英吉利海峽寬多了。英國的主要組成部分——英格蘭，始終與歐洲大陸保持著敏感而冷靜的距離，但英國的蘇格蘭卻恰恰相反，總是跟歐洲大陸“眉來眼去”。
《1707年聯合法案》（Acts of Union 1707）
直到《1707年聯合法案》（Acts of Union 1707）將蘇格蘭與英格蘭合併成為大不列顛王國之前，蘇格蘭在與英格蘭的博弈中，始終處於政治與經濟上的劣勢。為了保護自己的權益和尊嚴，蘇格蘭與歐洲大陸走得很近，通過聯姻來尋求聯盟與庇護，其中最主要的結盟對象就是英格蘭的“千年之敵”——法國。比如蘇格蘭歷史上著名的瑪麗女王，便嫁給了法蘭西王儲弗朗索瓦，以便蘇法二者聯合起來對抗來自英格蘭的威脅，最終瑪麗女王甚至想奪取英格蘭王位，只不過功虧一簣。
瑪麗女王
英格蘭幾乎從公元10世紀開始，自諾曼的征服者威廉成為英格蘭國王后，不列顛與法國的戰爭便從未停歇。除了法國，為奪取海上霸權與海外貿易主導權，英國先後與荷蘭、西班牙等海上霸主輪番激戰，由於“得罪”人太多，英國在歐洲大陸沒有“好朋友”。
1533年英國國王亨利八世因為婚姻問題，公開與羅馬教廷決裂，不再受羅馬教廷管轄，自己則自封為英國教會的最高宗教領袖，亨利八世可以算是英國第一個脫歐的領導者。
亨利八世
實事求是地說，英國與歐洲大陸的地緣政治壓力本就已經足夠大了，與羅馬教廷決裂後，英國與歐洲大陸的分歧進一步加大，由經濟和政治糾紛升級為宗教文化的對抗。轉為信奉新教的英格蘭，與仍視天主教為唯一信仰的歐洲大陸，從此失去了文化上的“共同語言”。
亨利八世的“脫歐事件”影響深遠，堪稱開天闢地的“大手筆”，成就了英國有別於歐洲大陸的獨特宗教與政治文化。在中世紀，歐洲國家深受宗教影響的控制，因為當時歐洲各國奉天主教為國教，國王的加冕與統治的合法性均來自於羅馬教廷的認可與授予。公然拋棄這種傳統，等於切斷與整個歐洲大陸的聯繫，與歐洲大陸為敵。
英國國教教堂
也正是由於在文化上與歐洲大陸分道揚鑣，英國人逐漸形成了骨子裡的那份高傲、反叛與漠然。將英國人性格中“離經叛道”精神表現得淋漓盡致的人，就是一生未嫁的“榮光女王”伊麗莎白一世，作為亨利八世和安·博林的孩子，她從小就知道英國和歐洲大陸的隔閡。正是由於父親亨利八世為了娶母親安·博林，毅然與教廷決裂，母親就是那條宗教決裂的導火索。
伊麗莎白一世
伊麗莎白一世深刻地明白宗教文化與英國政局的聯動效果，她擔心如果嫁給一名信奉天主教的有歐洲大陸背景的丈夫，不僅會使父輩為英國擺脫羅馬教廷控制的努力付之一炬，英國的尊嚴也會受到傷害，這位我行我素的女王便毅然決然地嫁給了她的國家。伊麗莎白一世的作為，如果放到更加保守，王權氣息更濃重的歐洲大陸，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從這裡我們也能看出，早在數百年前，英國和歐洲大陸就走上了殊途不同歸的道路。
一脈相承的政策
文藝復興後，人文主義大行其道，歐洲大陸國家逐漸放下了宗教的影響力，宗教已不再是英陸之間最致命的文化隔閡。然而，英國的首相們對歐洲大陸的事務依舊秉持著冷眼旁觀的態度，儘量不牽扯、不捲入、不參與。從英國第一任首相羅伯特·沃波爾（Robert Walpole 1676年－1745年）開始，避免親自參加戰爭、維護英國安全、鼓勵海外貿易，便成為歷任英國首相的一貫方針。
羅伯特·沃波爾（Robert Walpole）
18世紀爆發的七年戰爭，幾乎席捲了當時所有的歐洲國家，但英國的決策者威廉·皮特（William Pitt）仍舊剋制地使英國最大限度的置身事外，如果金錢收買拉攏，或者通過外交縱橫捭闔有效，那麼絕不捲入歐洲紛爭。19世紀，歐洲大陸相繼結束了君主制，而早在兩個世紀前就完成君主立憲的英國，自然對混亂不堪的歐洲大陸嗤之以鼻，唯恐避之不及。
亨利·坦普爾（Henry John Temple）
當時英國首相亨利·坦普爾（Henry John Temple 1784年—1865年）會見一名法國使節，後者恭維英國首相說“如果我不是法國人，我願意成為一位英國人”，而坦普爾回敬道“如果我不是英國人，我希望自己可以成為英國人”。從坦普爾的話中，我們可以看出英國人對於歐洲大陸的不屑，以及對英國與眾不同身份的自豪。
歷史是現實的投影
19世紀40年代，工業革命如火如荼地展開，由於生產方式的變革，歐洲大陸陷入了普遍的混亂之中，但英國卻置身事外，始終不願過多摻和“鄰居”的“家事”。
本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作為維多利亞女王的左膀右臂，英國曆史上四度擔任首相的威廉·格萊德斯頓（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年－1898年）與兩度擔任首相的本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804年－1881年）面對風起雲湧的歐洲大陸亂象，依舊選擇袖手旁觀，他們放任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統一德意志，謹慎地評估著歐洲大陸對於英國影響。
迪斯雷利認為，只有歐洲大陸各國實力均衡，不會出現任何威脅英國的力量，才是對英國最有利的。他遊走在各個勢力之間，保持跟歐洲大陸各國親疏一致的距離，他的做法逐漸成了英國的既定政策，被人稱之為光榮孤立（Splendid isolation），當然，這種“孤立”的結果就是英國成就了自己“日不落帝國”的輝煌。
綜上所述，如果16世紀的英格蘭就膽敢挑戰羅馬教廷的權威，將歐洲大陸的精神文化影響從英國人的腦海中清除出去，那麼21世紀的英國選擇離開歐盟，回到“孤立”的位置上去，便不再顯得匪夷所思了。歷史是現實的投影。英國與歐洲大陸在歷史與文化上的貌合神離，也許是現在除開經濟利益之外，催生英國脫歐的最大動力了。
參考資料：
《英國曆史——從都鐸王朝至今》秦曉惠
《英國史》喬治·特里維廉（George Trevelyan）
《歐洲歷史上的戰爭》邁克爾·霍華德（Michael Howard）
《英國脫歐:進展與前景》李奇澤
《牛津西方哲學史》安東尼·肯尼（Anthony Ke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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