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華人造就阿薩姆紅茶後，竟被投入集中營，無家可歸！

馬金，印度的小鎮

印度東北部的阿薩姆邦（Assam），緊挨著喜馬拉雅山南麓，是印度最大的產茶區所在地。在阿薩姆邦的最東端，零星點綴著幾個被當地人稱為“小中國城”（China Patty）的村鎮，其中最大的一個鎮子叫Makum，意為“會晤地點”。如果你能幸運地找到Makum鎮僅剩的幾位華人，那他們會告訴你，鎮子有一箇中文名字，叫“馬金”。

沒有人知道曾經居住在這些小鎮裡的華人的準確數字，按照阿薩姆邦政府當年的記錄，在上個世紀50年代，這裡大約有2000到3000名華人，是印度境內除了加爾各答和孟買這兩大都市以外最大的華人聚集地。馬金鎮裡不僅有中國餐館和雜貨鋪，還有一所華文學校和一個華人俱樂部。然而，這群華人的命運隨著1962年的中印戰爭而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如今，仍然居住在這些“中國城”的華人後代幾乎已經屈指可數了。

阿薩姆紅茶的誕生

1824年，第一次英緬戰爭爆發，兩年之後，緬甸戰敗，英國人吞併了原屬於緬甸貢榜王朝的阿薩姆地區，將其併入了英屬印度的版圖。英國人布魯斯兄弟——哥哥羅伯特·布魯斯（Robert Bruce）和弟弟查爾斯·布魯斯（Charles Bruce），在阿薩姆的布拉馬普特拉河（雅魯藏布江下游）河谷、一個景頗族寨子裡，發現了一種專供部落酋長喝的飲品。布魯斯兄弟將其中泡著的樹葉狀植物帶回加爾各答檢驗後，確定了那是一種茶葉，一種類似於中國雲南和緬甸北部產的古樹茶。

印度阿薩姆邦有800多個茶園，阿薩姆茶區是印度最大的茶區，面積和產量約佔全印度的55%左右。

加爾各答的商人們欣喜若狂，認定阿薩姆的茶葉將打破中國人在茶葉種植領域的壟斷地位。然而，從英國市場反饋回來的消息卻潑了他們一頭冷水，英國的茶葉鑑定師們認為，阿薩姆的茶葉太原始，喝上去一股土腥味，根本不可能在大不列顛打開市場。

不過，加爾各答的商人們並沒有就此死心，茶葉不好？但土壤還是可以的。他們商議後決定，成立加爾各答茶葉委員會，委派查爾斯·布魯斯負責，從中國引進茶種，在布拉馬普特拉河畔開闢實驗茶園，將阿薩姆茶與中國茶進行雜交，栽培出適合英國人口味的茶葉品種。幾年後，布魯斯在實驗茶園裡種出了令人滿意的“栽培茶”，然而，當茶葉委員會決定大面積種植這種茶葉時，又遇到了一個難題：阿薩姆的當地土著粗鄙懶散，根本不會種茶，遑論產業化加工，即使對他們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培訓，茶葉質量也很難得到保障。

於是，布魯斯決定，不僅要引進中國茶種，還要引進中國“茶農”！畢竟，中國是茶葉種植的鼻祖，中國人種出的茶葉具有一定的品牌可信度。於是，19世紀30年代初期，查爾斯·布魯斯將一批中國“茶農”帶到了阿薩姆的茶園。1938年，第一批阿薩姆紅茶試銷英倫，並一炮打紅。這批標榜為“真正的中國茶農在帝國阿薩姆生產出品”的茶葉甫一亮相拍賣市場，價格便扶搖直上，很快便供不應求了。

英國人請來的“茶農”

之所以“茶農”要加上引號，是因為這些人原本並非茶農。在那個年代，大清帝國沒有勞務輸出制度，普通中國人也不可能自由出入國境。實際上，查爾斯·布魯斯帶到阿薩姆的第一批中國人，來自另一塊大英帝國的殖民地——馬來的檳榔嶼和新加坡。他們大多是下南洋討生活的廣東人，有的是船伕，有的做苦力。查爾斯明知他們並沒有種植茶葉的經驗，但他相信，無論如何，中國人都要比阿薩姆的土著更守紀律，更好培訓，而且，至少他們是中國人，不違“中國茶農出品”的廣告宣傳。

關於查爾斯帶到阿薩姆的這些華人，英國人並沒有留下多少詳細的記錄。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歷史系的印度裔教授沙馬（Jayeeta Sharma）在其著作《帝國花園》（Empire's Garden）一書中，提到了其中的兩個人。一位名叫阿蒙（A Mong），他是第一位到達阿薩姆的中國人。在茶園建設初期，他為英國人出了不少力，也從中獲得了不錯的報酬。他後來從英國人手裡買下了一座茶園，卻由於經營不善而倒閉。另一位名叫“蘭誇”（音譯，Lamqua）的人，曾經是加爾各答華人社區裡的醫生，因為有些文化且英文流利，被布魯斯僱來做茶園的經理兼翻譯。

這些“茶農”中的絕大部分人是單身男性，對他們來說，在荒蠻之地開闢種植園不是一件輕鬆的生計。他們中的一些人因受不了阿薩姆潮溼悶熱的天氣和茶園工作的艱辛，很快就跑掉了；另一些人則感染上了熱帶疾病，不久便死去；少數堅持熬下來的人，與當地少數民族女子結婚生子。幾代人之後，他們穿上了隆基，說著一口流利的阿薩姆語，除了屋裡供奉的祖先牌位，已經很難分辨得出他們與當地人有什麼不同了。

此後的一百年間，先後又有幾批華人前來投奔，他們大多是在大陸兵荒馬亂的年代逃難到緬甸或馬來的華人。他們經親友或鄉人介紹，輾轉來到阿薩姆。他們以不同的茶園為單位，逐漸形成了數個華人社區。

戰爭改變命運

發生在1962年的那場中印戰爭，徹底改變了這群華人“茶農”的命運。在中國軍隊單方面宣佈停火的一個星期後，11月29日的夜裡，馬金的華人被全副武裝的印度士兵從家中拖出，押送到不遠處的一座監獄。他們被告知，政府只是把他們送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只需待上兩三天，除了證明身份的文件，不得攜帶任何東西。

然而，幾天以後，這些華人又被押解上一輛悶罐子火車，送到了兩千多公里以外的拉賈斯坦邦沙漠中的迪奧利（Deoli）集中營。據華人們後來回憶，那是一場漫長的苦難之旅，老人、兒童、病人、孕婦，統統被關在擁擠不堪的車廂裡，經過了七天七夜的旅程，自東向西穿過幾乎整個印度大陸，很多人在到達集中營的時候，已經虛脫到無力支撐自己的地步。

迪奧利集中營裡關押了來自加爾各答、孟買、阿薩姆等地的將近一萬名華人，據說，相比於加爾各答和孟買的華人，阿薩姆的華人更難被識別，因為他們已經與當地人通婚幾代了。印度政府逮捕他們時，主要靠鄰里之間的舉報，或者靠面相辨識，長得偏向中國人的，一律先抓起來再說。這樣的關押拆散了很多家庭，華人丈夫被帶走，阿薩姆妻子則被允許留下，子女當中，那就要看你繼承了誰的基因更多一些了。

1963年，印度政府決定遣返集中營裡的大部分華人。中國政府先後派出三艘輪船，陸續將這些華人接回國內，並安置他們在廣東湛江或雲南鶴慶的華僑農場裡工作。留在集中營裡的人在隨後幾年陸續回到了阿薩姆，最後一批人於1967年被釋放時，已經在集中營裡生活了四年半了。然而，回到阿薩姆的華人卻悲哀地發現，家裡的房屋、財產被印度政府沒收拍賣，他們不得不投靠親友，原本小康自足的生活沒了，現在他們淪落到了寄人籬下甚至家破人亡的境地。

在隨後的幾十年裡，阿薩姆中國茶農的後人們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漸漸移民離開了印度，新加坡、加拿大、香港、澳洲……都是他們的目的地。而留在阿薩姆“小中國城”裡的華人則已經寥寥無幾了，馬金的華人商鋪和俱樂部早已不復存在，當年的馬金小學已經成為印度政府的公立學校，校門上的中文匾額也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回鄉之路

五十多年後，阿薩姆的印度女作家綽乎麗（Rita Chowdhury）在香港偶遇了一位華人茶農的後人，才知道自己家鄉發生過這樣一段被印度政府長期掩蓋的歷史。她隨後追蹤採訪了一些仍然在世的阿薩姆華人，並受邀到香港的阿薩姆華人社區參加他們的聚會。她在聚會中發現，這些華人之間仍然使用阿薩姆語交流，晚會上的節目也是華人們演唱阿薩姆民歌，表演阿薩姆舞蹈。他們說，無論移民到了哪裡，他們都不能忘掉自己來自印度的阿薩姆。

2010年，綽乎麗出版了以阿薩姆華人身世為主線的小說《馬金》（Makam），成為當年印度的暢銷書，獲得了多項印度文學大獎。2015年，《馬金》又出了英文版，讓更多的印度人及外國讀者瞭解到這一段塵封往事。

綽乎麗在各種簽名會和文學交流活動中反覆呼籲，印度政府不僅欠阿薩姆華人一個道歉，還應該退還當年沒收他們的財產。她將印度政府對待華人的行為，與二戰期間美國政府關押日本裔美國人的事件相比較，美國政府後來向日裔美國人做出了鄭重的道歉，而印度政府至今沒有任何迴應。

2013年，59歲的阿薩姆華人樑林芝找到了分散53年、現居中國的父母。她請求印度政府幫助她與父母見面。

綽乎麗還走訪了阿薩姆邦長和邦議會，請求政府出資，接這些流落在外的華人回鄉看看。在她的不懈努力下，2013年10月，十名現居香港的阿薩姆華人回到了他們出生的地方，印度阿薩姆邦馬金鎮。當他們踏上分別五十年的故土時，不禁老淚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