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藤校畢業卻在美國給印度人打工世界頂級職場上為何中國在完敗
曾幾何時，硅谷有句讓許多中國人自豪的名言：硅谷是在印度人和中國人的背上建立起來的。
但幾十年過去了，當下的現實卻讓硅谷的華裔程序員、工程師如鯁在喉：
越來越多的印度人正進入全球頂尖企業擔任高管，印度裔國際CEO的數量更是多到不可思議，在硅谷三大IT公司中（谷歌、微軟和蘋果），前兩者的CEO都是印度裔。
與此同時，被誇讚為“勤奮、靠譜、技術能力強”的中國工程師們，卻始終停留在研發人員層面，鮮少能夠向管理層突破。
中國和印度作為亞洲的人口大國，又同為美國首要的留學生來源地，有著太多相似之處。當大多數中國留學生不斷抱怨無法突破的職業“天花板”，為何印度人卻早在數十年前就突破侷限，在各自的領域中實現“美國夢”？
甚至連全球首屈一指的高科技企業、跨國大企業都對他們青睞有加？
印度裔高管“攻陷”跨國巨頭
早在3年前，谷歌就公佈了一項重組計劃，將43歲的印度高管桑德·皮查伊（Sundar Pichai）提升為首席執行官。彼時，這場調任令外界忽然意識到印度人在硅谷的勢力：谷歌和微軟這兩間硅谷巨擘，竟已均由印度人執掌。
事實上，印度人在硅谷的勢力不止於此。
更多如雷貫耳的國際公司，如百事可樂、軟銀、Adobe、聯合利華、萬事達卡、標準普爾等，都有過印度裔CEO掌舵的歷史，他們或曾經創造企業的輝煌，或帶領企業奮起轉型。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學的一項綜合調查表明：截至 2012 年，印度裔做高管的公司佔到了 33.2%。即便美國硅谷的總人口中印度裔僅佔 6%，但他們創辦的公司，卻佔到了硅谷所有公司的 15%。
一長串的數據足以說明，印度裔在全球科技業甚至美國企業中有多成功。
不僅是企業，印度裔在教育領域也是遍地開花，哈佛大學商學院院長尼汀·諾里亞是印裔，芝加哥大學商學院院長蘇什·庫馬爾也是印度人，硅谷甚至有一種說法——“阿三哥們真的要統治美國。”
哈佛大學商學院院長尼汀·諾里亞
這些印裔高管來自印度各地，所學專業也各不相同。如果真想找到相同之處，那就是他們的年齡介於45—55歲之間，多數都不是所掌管公司的創始人，而是憑藉強大的技術背景，在公司出任多個職位，一步一步從底層開始奮鬥，才達到如今的高度。
與之相反，大多數華人往往本科、甚至更早就來到美國接受教育（陳士俊 8 歲、李開復 11 歲開始接受美國教育），印度裔的硅谷高管幾乎既不是第二、三代移民，且都出身於印度普通家庭，之後才遠赴英美深造，通過上大學進入“國際化”軌道。
相比之下，論聰明才智並不遜色的中國人，能夠在美國國際大企業中獲得頂尖管理崗位者，卻是鳳毛麟角。
即便一些優秀的華人靠自身實力走在了前端，卻又如曇花一現，瞬間歸於平淡。例如多年前中國臺灣的李開復，先後在微軟、谷歌任職，也僅坐到了“全球副總裁”的位置。
李開復
作為當今美國的一個新興少數族裔群體，印度裔已發展為僅次於美國華人的第二大亞裔族群，卻在短短四十餘年間逐步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經濟成就，並在收入、商務、個人發展等方面得到了清晰的展現。
我們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些什麼？我們的孩子又該如何揚長避短、迎頭趕上？這一切都值得同為亞裔的我們深思。
全球500強企業中，印度籍CEO的數量
比起“母語優勢”，我們忽略了溝通表達
直至如今，每每提起中國與印度在美國的“差距”，許多人都會用“印度人有語言優勢”作為搪塞的藉口。
誠然，英國的長期殖民統治，使得英語和印地語並列為印度官方語言，讓印度人在英語方面具備了一定優勢，但事實上印度80%的當地人母語還是印度語，英語只是第二語言，真正把英語當成第一語言的，僅僅只佔2%。
雖然中國人總會嘲笑印度人帶有濃重咖喱味的英語口音，但大多數印度人並不拘泥於口音上的偏頗，也絲毫不影響他們精準地將意思表達出來，印度人更懂得用英語的方式來思考問題，並且從不憚於表達自己的觀點。
與之相比，中國學生通常更糾結“字正腔圓”，即便英語流利、發音標準卻囿於中譯英的思維，在溝通和表達效率上遜色不少。
在硅谷工作過的中國工程師們，大多有著這樣一個相同的感受：印度人太會和老闆溝通，太會 “拍馬屁”。與此同時，來自中國的工科男們也會苦澀地加一句：“如果換成我，想拍馬屁也不知道該怎麼開口啊…”
事實上，中印兩國學生在表達溝通方面的差異，早在校園時期就已經展露端倪。
與大多數亞洲學生相比，印度學生更願意融入美國學生的群體，和本土學生打成一片，花更多時間去社交，並樂於去表達自己、展現自己。而中國留學生則熱衷抱團，對於融入當地朋友圈缺乏興趣。
這種習慣養成後，在他們走入外企職場後，就會顯露出弊端。
“中國學生沉默謹慎，印度學生能言善辯”，哈佛大學的張伯庚（Julian Chang）教授，就曾評價中印兩國學生在這方面的差異：
“無論是價值觀還是習慣，比如說他們在美國的企業裡很多是outside office，你要是不去看球，不跟大家一起去吃飯、看球、玩兒，那就很難加入領導圈。”
《南華早報》也用詳細的數據和事實，點明瞭這個現象：為什麼印度人在美國職場領先於華人？是因為更好的人際溝通能力起了很大作用。
印度人敢說會說，不只是民族文化使然。在印度的中學和大學裡，學生社團極其豐富。而社團的負責人都是像美國總統競選那樣民主產生，想要成為領袖得先有好的口才，這也讓印度學生從小鍛鍊了溝通協調能力，有著較強的演說本領。
而在中國傳統觀念下成長起來的家長，更多習慣於壓抑孩子的個性和表達，而忽略了培養他們主動交流、全情投入溝通和理解的能力。
除了專業背景，更應重視管理能力
《華爾街日報》曾在一篇名為《比起中國，印度是如何輸出那麼多 CEO 的（How Does India Export So Many More CEOs Than China?）》的文章中，也提出過這個問題。
南華早報也曾對此話題進行過討論
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對微軟現任CEO Satya Nadella的評價，可以說很好地對這個問題做出了回答。
他評價Satya Nadella道 ：“有著良好的工程師技能、商業眼光以及良好的人際關係素養”，一語概括了一名科技公司CEO應該具有的三個特質：技術過硬、商業頭腦和人際把控能力。
可以說微軟能有今天，離不開Nadella上任以來大刀闊斧的改革，而改革的核心則是管理手段的應用。
翻開印裔高管的簡歷，可以發現幾乎所有人都有MBA學習的背景，皆是“技術+管理”的複合型人才。而據統計，在硅谷，擁有MBA學位的印裔佔28%，華裔只有7.2%。
印度人對於商學院的重視，不僅體現在他們的美國教育中，在印度本土，商學院課程已經成為了高校的“必選課”，究其緣由，也與印度政府重視管理有關。
翻開印裔高管的簡歷，可以發現幾乎所有人都有MBA學習的背景，皆是“技術+管理”的複合型人才。而據統計，在硅谷，擁有MBA學位的印裔佔28%，華裔只有7.2%。
印度人對於商學院的重視，不僅體現在他們的美國教育中，在印度本土，商學院課程已經成為了高校的“必選課”，究其緣由，也與印度政府重視管理有關。
作為一個多民族、多宗教、多語言的國家，想要管理好這樣一個國家，政府不得不重視起管理的手段。1947年印度一經獨立後，政府就把發展管理學院作為振興國家的一項重要舉措。
1961年，印度政府先後在加爾各答和艾哈邁德巴德建立了兩所精英教育學院——即統一名稱後的印度管理學院（Indian Institutes of Management，簡稱IIM）。這是一所和印度理工學院差不多牛的商學院，現在已經發展到20個分院。
印度管理學院
印度雖然經濟落後，但培養管理型人才，比中國起步早了近30年，甚至可以說，印度的商學院教育早早便與國際接軌。
在印度，如果哪個學生不讀MBA，會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一些印裔經理人寧願擠在合租公寓樓中，也要花錢去上MBA課程。
而相鄰的中國，在1980年代才開始實現現代管理學教育。中國學生在專業學習上更崇尚“術業有專攻”，大多是等到工作遇到瓶頸才會想到去提高。
而且直至目前，中國的商學院教育在培養適用的管理型人才方面，並非“名副其實”——那些花很多錢“買”來的MBA，或者由於工作需要而去補課的MBA，總顯得有些“被動”。一大批商學院，更是由學習的地方變成了交換人脈資源與發展人際關係的場所。
當下社會需要的“技術+管理”這類的複合型人才，恰恰為中國學生所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