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的兩伊戰爭對中國武器發展有何啟示

我們拋開伊拉克士兵的戰鬥意志，從雙方戰術、武器裝備來看兩伊戰爭對我們有哪些借鑑意義。

戰前，由於和英美關係惡化，伊朗軍隊中的西方武器的零件供應被切斷。比如在兩伊戰爭前，伊朗空軍主力戰鬥機F-4的使用率下滑至40%。就連操作較簡便的F-5輕型戰鬥機也不過60%，而最先進的F-14戰鬥機就只剩可憐的10%了。

因為薩達姆錯估了兩伊戰爭的走勢，伊拉克空軍才在戰爭初期沒有能對伊朗空軍進行“致命一擊”。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空軍出動80多架以米格-23為主的機群空襲伊朗大不里士、德黑蘭、阿瓦士等7個伊朗機場與15座城市。儘管伊朗的F-4戰機就大搖大擺的停在梅拉巴德機場的跑道上，沒有任何防護。但由於米格-23載彈量少、航程短以及飛行員缺乏訓練，所以梅拉巴德只損失了1架F-4與1架波音707，其他機場的損失也大致類似。

伊拉克空軍戰前準備不足很快帶來了嚴重的後果。在伊拉克來襲第二天，伊朗空軍就根據皇家空軍時代所制定的應急預案，出動140餘架F-4D/E鬼怪和F-5E/F虎II等戰鬥機，採用低空突防繞過伊拉克防空網，對巴格達、巴士拉與基爾庫克油田等16個目標發動轟炸，成功摧毀伊拉克空軍67架飛機。戰前伊朗空軍主力戰鬥機的使用率已下滑驚人，不過F-4這類戰機還是體現出了其多用途能力在提升戰機出動率方面的冗餘較大。

當然，伊拉克空軍在兩伊戰爭中前期表現不佳，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自認是戰爭天才的己方領導人薩達姆。因為幾乎從1980年戰爭一開始，他就每天過問伊拉克空軍的具體作戰計劃，逼迫伊拉克飛行員機械式地執行他制定的作戰方案。直到在1986年法奧半島爭奪戰中失利之後，伊拉克空軍才終於“說服”薩達姆放棄對空軍具體戰術的“指導”。薩達姆成翻版老蔣的教訓，其實也值得今天的我們軍工、或者某國企航天領域進行借鑑，避免“外行領導內行”，領導崗幹好管理職責，技術崗由專業人員操作。

在伊斯蘭革命之前，伊朗曾從美國購進了2架波音707加油機、5架波音727飛機、6架波音737飛機和22架波音747飛機，並用英國的軟管加油設備將至少2架波音747改裝成了加油機（後來這批加油機在伊朗空軍空襲伊拉克H-3基地時發揮了重大作用）。伊朗之所以在戰前購買如此之多的波音飛機，最主要的目的是用於兵力的航空運輸，因為當時伊朗正遭受北方蘇聯的軍事威脅（蘇聯空軍的米格-25已多次進入伊朗的領空），但伊朗高原的地形卻並不適合內陸地面部隊向北方邊境迅速轉移，因此伊朗軍隊時刻準備著將這些波音飛機的座椅拆去，以便將更多的士兵運至邊境。後來這種戰術在兩伊戰爭初期伊朗兵力的集結過程中就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對於邊境地區同樣並不平坦的中國來說，顯然我們也應當積極發展戰時用民航客機輸送兵力的戰術，當下中國民航3273架客機，中國完全可以利用這麼龐大的數量滿足我們龐大的領土縱深調運能力。

在戰爭初期制空權的爭奪中，伊朗空軍憑藉強大的空中攻勢可謂是壓得伊拉克空軍幾乎完全抬不起頭來。比如僅在9月25日這一天，伊拉克空軍就有5架米格-21和米格-23在巴格達附近發生的空戰中被伊朗空軍擊落，而伊朗方面卻只有兩架F-4鬼怪被擊傷。此後伊拉克只好被迫將大部分的飛機緊急疏散到約旦、沙特阿拉伯等鄰國去避難，將制空權“讓”給了伊朗空軍。伊朗空軍在戰爭前期成功奪取制空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挽救了遭遇伊拉克突然襲擊而手忙腳亂的伊朗地面部隊。他們對於伊朗地面部隊的空中支援是不可或缺的，無論是在1980年10月奪回霍拉姆沙赫爾城的戰役中，還是在1982年將伊拉克軍隊全部趕出伊朗境內的一系列戰役中，伊朗空軍均摧毀了大量的伊拉克坦克和裝甲車輛，從而為伊朗地面部隊的集結和反攻提供了準備時間。我們在這裡其實也要認識到，空軍常提的“首戰用我”，其實同樣適用於防守戰役。

當然，地面部隊的戰鬥意志同樣也是伊朗能夠扭轉初期戰局的重要因素。在1980年10月的霍拉姆沙赫爾戰鬥中，伊朗僅憑區區2個陸戰營和500名革命衛隊士兵，就同伊拉克的一個重型裝甲師整整鏖戰了1個月之久，並使後者傷亡5000多人。伊拉克軍隊在奪下該城後，還將其改名為胡尼恩沙赫爾——“血城”。伊朗人在這場戰鬥中所體現出來的戰鬥意志，在不久後的阿巴丹之戰中獲得了回報。由於在霍拉姆沙赫爾犧牲過於慘重，伊拉克軍隊被迫對阿巴丹使用圍城戰術，然而這被證明是致命的。因為就在緊接著到來的11月雨季中，以裝甲部隊為主的伊拉克軍隊徹底陷入了泥潭，從而給了伊朗軍隊重新積聚力量的機會。結果第二年1月伊朗就集結了350輛酋長Mk5坦克發起反擊，一直將伊拉克軍隊打退到蘇桑吉爾德附近的沼澤地區。如果沒有米-24武裝直升機的及時支援，伊拉克軍隊恐怕很難從伊朗手中脫逃。

由於蘇聯的國內經濟遇到了困難，為了從武器出口方面獲益，他們逐漸放開了對於高技術出口的限制，開始向伊拉克出售更先進的飛機和導彈。同時，法國人也在積極地幫助伊拉克空軍訓練飛行員和機械師，並且不斷地出謀劃策，告訴伊拉克人應該怎麼樣對付伊朗的美式飛機和戰術。1983年，法國向伊拉克提供了5架能夠發射飛魚導彈的超軍旗戰機，並在法國基地培訓了30名伊拉克飛行員和技術人員。隨後1983年3月27日，伊拉克空軍就使用超軍旗攻擊機，攻擊了一艘在伊朗哈爾克島附近的巴拿馬油船。

其實當時伊拉克除了飛魚導彈之外，還曾從中國購買了4架轟-6D轟炸機（每架可攜2枚C601反艦導彈）和50枚C601反艦導彈（鷹擊6外貿型）。但這些轟炸機的打擊效果顯然比不上攜帶飛魚導彈且擅長超低空突防的超軍旗攻擊機。比如在1988年伊拉克出動轟-6D轟炸機試圖打擊伊朗油船時，就因為C601導彈缺乏識別系統和載機無法提供全程制導，未能擊中被誤認為是伊朗油船的美軍巡洋艦，而是意外命中了另一艘排水量達50萬噸級的“超級巨人”號油輪。C601反艦導彈的失利，其實也是中國後來繼續發展C801“中國飛魚”反艦導彈的重要原因。

轟-6D轟炸機和C601反艦導彈的失利，其實證明了這樣一點：即昂貴的武器系統——包括精密的導彈以及先進的載機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1985年8月，伊拉克派出9架“幻影”F1戰鬥機，沿著波斯灣水面超低空飛行，成功避開哈爾克島上的伊朗雷達和“霍克”和“輕劍”防空導彈，將可停泊25萬噸級油輪的東碼頭和50萬噸級油輪的西碼頭炸燬。哈爾克島當時是中東最大的原油出口港，日裝油能力可達700萬噸，而且伊朗近9成原油都是在該島裝船出口，在兩伊戰爭期間每年為伊朗帶來石油收入近90億美元。“幻影”F1戰鬥機的這次行動導致伊朗石油出口猛降三分之二，直接拖慢了伊朗的武器進口速度，從而為扭轉戰爭前期伊拉克空軍對抗不力的形勢而出了一份力。

此外，伊朗在戰前還曾從法國購入了12艘“女武士”型導彈艇，並命名為卡曼級，擁有四枚美製魚叉反艦導彈，在1980年11月的“珍珠行動”中，伊朗就有一艘裝備2枚魚叉導彈的“女武士”型導彈艇，襲擊並擊沉了伊拉克的1艘1350噸級L-78號兩棲支援艦，據悉這也是魚叉導彈的首次實戰紀錄。伊朗海軍僅僅憑藉一艘導彈艇藉此將伊拉克海軍全部艦艇堵在了港口，還將波斯灣的制海權牢牢控制在了手裡，確保了阿布穆薩、大通布和小通布等島嶼的安全。其實在“珍珠行動”中伊拉克並非沒有自保之力，畢竟他們還有50多艘的“黃蜂”級、“蚊子”等導彈艇，但伊拉克海軍顯然缺乏進攻策略和反擊手段。其實這也給今天的中國提了個醒，在面對美國瀕海戰鬥艦進逼我近海時，我軍也應當該打就打，避免重蹈“避戰保船”的覆轍。

戰爭從來不是同種武器之間的“狹路相逢”，而是兩種裝備體系之間的較量。伊拉克空軍裝備的基本都是蘇式米格21和米格23這樣的前線戰鬥機，其作戰極其依賴地面雷達的引導，導致伊拉克軍隊在開戰後遲遲無法對伊朗縱深設施展開戰略打擊。而伊朗空軍則由於裝備F-14戰鬥機，不僅可用自身搭載的AN/AWG9脈衝多普勒雷達進行自行預警，還能使用超長射程的不死鳥AIM-54導彈，實現先敵打擊、先敵消滅。據統計，在整個兩伊戰爭期間，伊朗的F-14戰鬥機至少擊落了160架伊拉克戰機，包括58架米格23、23架米格21、9架米格25、33架法制幻影F1戰機、23架蘇17、1架米-24、5架圖22、2架米格27、1架幻影5攻擊機、1架B-6D、1架超黃蜂直升機，而伊朗自身僅僅損失了8架。這其實也警醒今天的我們，在選擇裝備時千萬不要一味追求“大而全”的裝備體系建設思路，而要脫離“成本”的框框、積極裝備最頂尖的裝備。

從兩伊進口中國製造的戰機來看，雖然伊拉克向中國購買了80架殲7和從埃及間接獲得的40架殲6，伊朗也從中國拿走30架的殲7和24架殲6，但他們一個擁有米格-25戰機，另一個則擁有F-14戰機，顯然不會太看上中國這兩款較為落後的戰機。而且在戰後，伊朗因為對中方的售後服務不滿意，不僅沒有再繼續購買殲-7飛機和教練機，還把所購買的部分殲-7戰機轉手賣給了蘇丹和坦桑尼亞。中國的例子可以說是與法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當時“幻影”F1戰鬥機幾乎是法國能夠以最快速度大批量提供的最先進戰機了。假如中國當時能拿出殲-8II戰鬥機這類最先進的戰機，姑且不論這款戰機性能是否趕超F-14，起碼在客觀上證實了這是中國最好的裝備，給用戶安心。中國在出口軍備時，同樣也要敢於拿出最頂尖的裝備來說話，並改善售後服務品質。而中國軍工卻因在外貿方面的保守，錯失了一次可以建立長期軍售夥伴的機會。

我們在外貿方面更進取並不代表就要漫天喊價，畢竟質優價廉一直是外國青睞中國武器的重要原因。專門負責生產坦克的617廠，他們就在80年代靠出口外貿坦克創匯了10多億美元。除了前文所提及的殲-7戰機、轟-6D轟炸機和C601反艦導彈外，中國還向伊朗出售過岸基“蠶”式反艦導彈、56/67機槍、63式裝甲車和63式107MM火箭炮等武器，而伊拉克則購買了56式衝鋒槍、67-2型機槍、54-1式高機 和59-1式130毫米加農炮等。當然，中國也從伊拉克淘換了不少蘇制武器，比如W88式57毫米自行高炮的原型ZSU-57-2自行高炮。

要數伊拉克向中國購買的最知名地面武器，則莫過於69式坦克了。1981年5月，北方工業公司與伊拉克簽訂合同，向伊拉克出口2860輛69-II坦克和286輛以69-2式坦克為底盤的裝甲搶救車和工程車（伊朗則購買了200多輛69-II坦克）。合同要求年底前要交付100輛坦克，至1984年全部坦克交付完畢。中國根據伊拉克軍方的要求，在極短時間內對69II坦克進行了20多項重大技術改進，命名為69-2式外貿坦克，綜合戰鬥性能有了較大提高。在隨後幾年，中國又推出了一系列改型，包括69-2A指揮坦克，69-2B、69-2C、69-2C1等多個型號，改裝了包括激光測距與瞄準鏡二合一的新型瞄準鏡，在炮塔兩側前部安裝了拋射式煙幕發射器，在炮塔的外部周圍有柵欄式屏蔽。

兩伊戰爭中對中國武器發展思路造成影響的，還有伊朗裝備的RBS-70防空導彈。1984年，瑞典博福斯公司曾向伊朗出售了使用激光制導的RBS-70便攜式防空導彈。RBS-70防空導彈在伊朗陸軍服役時以“陸虎”越野車為底盤，並與S-70“長頸鹿”雷達相配合，被用於填補蘇制“箭-2”便攜式防空導彈和美製“霍克”中程防空導彈之間的空白。據悉在整個兩伊戰爭期間，伊朗共使用該導彈擊落了42-45架伊拉克戰機。看到RBS-70防空導彈在兩伊戰場上的傑出表現，據我們三大知識某一期爆料，中國還曾專門派出代表團赴瑞典考察。雖然中國方面因為考慮到“長頸鹿”雷達易受反輻射導彈攻擊，且RBS-70導彈難以用作要地防空，最後並未採購，但RBS-70導彈的激光制導方式和抗干擾性能還是對我後來便攜式防空導彈的發展提供了借鑑。

兩伊戰爭是二戰後中東地區持續時間最長的一場大規模戰爭，大量美製、蘇制、法制和中國製的武器裝備都在兩伊戰爭中被大規模投入實戰，儼然一個大型武器試驗場。但長期以來，這場戰爭卻為中國人所忽視，有限的報道也僅集中於中國武器是如何向戰爭雙方出口的，而沒有深入探討戰爭中具體戰術的應用以及不同武器體系的打擊成效。兩伊戰爭的影響是可謂深遠的，它為海灣戰爭後中國軍工自我檢討準備了豐富的數據和材料。所以說，重新認識兩伊戰爭的影響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