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平臺都是大明星、流量藝人,非常俗,但這是現實。大家就是要流量流量流量。”

這是《樂隊的夏天》中出現的一幕。在這檔節目裡,31支樂隊要在這個夏天角逐出HOT5,資歷最老的是出道30年的面孔樂隊,也有音樂節壓軸的常客新褲子樂隊,還有名不經傳的客家樂隊九連真人。

儘管中國的樂隊不再是稀有動物,坐一趟大巴去郊區趕一場音樂節太常見,可被放到綜藝舞臺,這還是頭一遭。現場打分、末尾淘汰、直面批評,他們熟悉地下錄音棚糟糕的氣息,熟悉音樂節躁動的旋律,熟悉默默無名時的掙扎,唯獨不願向市場和流行低頭。

張亞東說,鋼琴教育十年,不如一個郎朗。90年代的唐朝、崔健之於中國搖滾樂,何嘗不是星光熠熠。輾轉30年,中國搖滾樂在主流市場失聲了,重新迴歸卻要承受爭議。

中國搖滾樂不止1994年的傷心舊聞,還有後20年的掙扎與求生。追逐個體享樂的世界已經不是搖滾樂的樂土,該放下前程往事和英雄強勢,為搖滾樂尋找新經典和新偶像。

談論樂隊的夏天還為時尚早,不如先試著走出冬天。

這個節目,說盡了中國搖滾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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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搖滾就是反商業”

在1989年的冬天,臺灣音樂製作人張培仁只花了一首歌的時間,就為大陸搖滾圈旺盛、蓬勃的能量吸引、著迷。那是一首老牌搖滾樂隊RUSH的歌。在王府井的一家咖啡館裡,他和唐朝樂隊也因此成為朋友。

隔年,張培仁成為了唐朝樂隊的操盤手。他所創立的“魔巖”廠牌,相繼推出了《中國火》系列、《唐朝》專輯和後來代表“新音樂的春天”的“魔巖三傑”——竇唯、何勇、張楚,成為了人們對90年代搖滾樂的經典記憶。

臺灣成熟的唱片工業撞上了大陸搖滾圈的能量場。當時,魔巖宣傳總籌牛佳偉的感覺是:“大陸音樂帶領整個華語音樂潮流的時代來了”。1994年12月,當“魔巖三傑”及唐朝樂隊站上香港紅磡體育館,整個港島都在震顫。演唱會臺下,張培仁邀請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媒體。這是他的意圖,讓中國搖滾樂走出去,再回頭來造成影響。

在轟動背後,卻是搖滾浪客和唱片公司之間的一筆爛賬,各執一詞。多年之後,這股怨氣仍然難以化解。

於唱片公司而言,北京搖滾圈是一座未經開掘的音樂富礦。滾石唱片聲稱,投入是不惜工本,一般專輯製作費幾十萬,但是出一張搖滾專輯,他們捨得花300萬。

樂隊似乎並不領情,抱怨合同不公、報酬太低。面孔樂隊嫌《火的本能》30萬的保底版權費太低,把製作人方無行堵在三環路上,嚇得方無行逆行逃跑,車跑沒油了,被樂手捉住跑家裡洗劫一遍。

1996年,方無行再次陷入狼狽,搖滾圈瘋傳方無行與盜版商聯手。多年後,他說,”這完全是不可能的,連北京玩搖滾的一些老炮們都把這樣的說法當成笑話。當時的情況是大家都被盜版困擾,北京本地的各路神仙也無法搞清盜版的源頭,我一個外來人怎麼可能和大陸的盜版商聯手呢?“

樂手拒絕配合宣傳,追要唱片銷售分成。一卷磁帶的收益是1.5元,分給樂隊4個人,每個人從一卷磁帶裡可以分到4分錢。加上唱片公司只簽約主唱,不籤樂手,這直接導致“做夢”樂隊的解散。當然,這也有唱片公司的考量——據說當初簽約“黑豹”樂隊的公司,因為竇唯離開樂隊受到不小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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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豹樂隊視覺中國

規則、合同、商業道德,這是第一代搖滾客從未接觸的世界,才華是他們最大的道德,他們也因此成為潮流、市場、女孩之間的寵兒。但是,成名背後的代價,他們一無所知,經驗為零。

“我們受到的教育裡,是不懂得這些的。”張楚說,“那時候誰知道唱片業是什麼樣的?都不知道。只有你進來了才知道那裡頭的溝溝坎坎。這是個過程,也得有點犧牲。”

不僅如此,樂手和商人是兩輛迎面衝撞的車,在高速行駛中相互較勁。樂手間流行“反商”情節。張楚在接受正午採訪時曾表示,當時的大眾是被樂評引領的,而樂評人因為要佔據先鋒性,又提出了一個社會主義理念即“搖滾就是反商業”。

方無行不以為然。他在中國搖滾樂的回憶錄《泥石流本紀》中抨擊樂手的虛偽,“他們心中有著極端孤高的反商情節卻又受不了名利的誘惑,並將爭名奪利的企圖,以非比尋常的優質行動作為較勁的方式,這是搖滾圈的悲哀。”

94年的紅磡演唱會,成了一個時代匆匆完結時的最後華彩。這是滾石公司唯一組織過的一場大陸搖滾演出,雖然贏得了聲量,但並沒有賺到錢,在商業上也是失敗的。

貧瘠地裡生出的鮮花,再絢麗奪目,也難有長久的生命力。輝煌、激情被一夜成名耗盡後,結局如何勇後來所言:張楚死了,我瘋了,竇唯成仙了。

2001年,滾石迫於財務壓力,從國內撤資。儘管張培仁對於大陸搖滾樂有著長遠計劃,他已經意識到“這是工業、產業的人要去解決的”,已經無計可施。

最後,中國火變成了張培仁一肚子的火,他帶著遺憾與恨離開北京,離開自己一手締造的大陸搖滾樂的巔峰時代,離開“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理想主義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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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

2019年的夏天,張亞東又一次聽到了《New boy》,這是一首20年前的歌,出自朴樹的首張個人專輯《我去2000年》,他是這張專輯的製作人。歌還很新,演奏的人換成了盤尼西林,一支平均年齡25歲的樂隊。張亞東50歲了,他也好久沒見過46歲的“小樸”了。

這是一首為千禧年創作的歌曲,人人都是new boy,對技術、資本、財富充滿熱枕,任何人都能賺到錢。正如《New boy》裡唱的,“以後的路不再會有痛苦,我們的未來該有多酷。”

這個節目,說盡了中國搖滾的失落


現實與歌裡唱的總是相反。互聯網的到來,徹底摧毀了唱片業,這是場全球性的崩解,不僅在中國。基礎薄弱中國唱片工業尚無力製造一個流行明星,更別談向地下搖滾傾斜資源。

在一個沒有音樂節,沒有廣告代言,沒有商業贊助的年代,搖滾老炮徹底啞火了。

2008年,在盛志民導演的紀錄片《再見,烏托邦》中,何勇向DJ張有待打聽張培仁的消息,想通過他向滾石唱片要點錢:“這麼多年了唱片一直賣著,彩鈴什麼的,一分錢沒給過。”前一年,他總共只有三場演出。

竇唯不做搖滾樂,換了新的音樂類型。在南方,一場演出給200元,他也願意去,他認為自己應該走動著、演著。這樣的價格,紅過的樂隊都不願將就,放不下身段。

互聯網來了,有強大的搜索引擎,有到處發歌的平臺。但是免費下載、免費聽歌,歌手去哪裡賺錢吃飯。何勇弄不明白,他問張有待,“網上有商業模式嗎?”

或許,何勇該更直接點,中國還需要搖滾樂麼?

張培仁曾向崔健建議把搖滾樂改叫“刀子歌”,徹底與西方脫軌。無論是刀子歌,還是搖滾樂,其本質都是對現實的批判。

早在1993年,魔巖三傑依然活躍在舞臺上時,樂評人金兆鈞就指出,“中國現在需要的是極端的浪漫主義,不是現實的批判的搖滾精神。為什麼呢?中國人剛剛開始掙錢。如果中國沒有大的變化,老百姓會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先追求錢。追求錢的過程中,人們不會過分的追求精神,而是追求放鬆和享受。”

1997年,一股新生音樂力量順勢而生,要和“苦大仇深”的搖滾樂說拜拜。“北京新聲”的概念第一次被提出來,時髦的,前衛的,趣味的,都市的紙醉金迷和年輕的享樂主義,其中不乏此後大有名氣的新褲子樂隊、鮑家街43號、花兒樂隊等。

幸運的是,他們趕上了唱片業的末班車,從卡帶到CD ,短時間內被關注到。不幸的事,人還沒撐到發跡,就被互聯網大潮淹沒了。“那時候真的沒人聽了”,新褲子主唱彭磊改去做動畫片導演,吉他手龐寬做設計。

那時,清醒樂隊的主唱沈黎暉搖身一變,成了唱片公司摩登天空的沈老闆,日子也不好過。2000年到2005年,摩登天空欠了一屁股債,到最後只有兩三人勉強支撐,投資了300多萬,虧了將近一半。沈黎暉躲進了錄音室聽音樂,他很清楚,“我是在逃避現實”。

有人逃避現實,自然也有人另覓出路。2000年,鮑家街43號的樂隊主唱選擇單飛,簽約世界五大唱片公司之一的華納。搖滾圈少了一支先鋒樂隊,中國流行樂從此升起一顆巨星,那就是汪峰。

一曲《飛得更高》讓汪峰聽到了錢的聲音,2004年6月到2005年1月,半年時間裡,《飛得更高》先後在各種舞臺上重複三百多遍,還與“神舟六號”一同升空,汪峰成了中國企業家、官員們喜愛的歌手。

與新褲子同為朋克軍團的花兒樂隊,選擇了走向大眾,簽約主流唱片公司百代後,走起了流行搖滾風。可是,流行搖滾能叫搖滾嗎?這不重要,2005年《嘻唰唰》紅遍大街小巷,抄襲也擋不住花兒樂隊火了。

汪峰、花兒樂隊的形象轉變背後,是攀上了彩鈴的高枝,加上包裝和營銷,使得他們迎來了事業的第一次騰飛。

而新褲子的龐寬和彭磊還在看不到盡頭的工作裡蹉跎著,他們意識到”該乾點自己喜歡的東西“。2006年,新褲子推出了一張名為《龍虎人丹》的專輯,從朋克徹底變成了新浪潮和合成器流行,穿著李小龍式的運動衣、腳蹬飛躍,扭著迪斯科舞步。在《樂隊的夏天》裡,沈黎暉給這次轉變很高的評價,”新褲子的翻身之作“。事實上,13年前,沈並不看好新風格。這也令老團員不適,樂隊創始成員劉葆離開,加入了老牌朋克樂隊蜜三刀。

直到2008年奧運會之後,苦苦掙扎的樂隊才挖到了第一桶金,那就是音樂節。

2004年,是中國音樂節文化的破土之年。賀蘭山腳下,搖滾歌手蘇陽第一次參加音樂節。他告訴AI財經社,在此之前,中國沒有真正的搖滾音樂節。賀蘭山音樂節第一次啟用了18支樂隊,幾乎彙集了當時中國搖滾群內所有的大咖:唐朝、二手玫瑰、子曰、崔健、張楚、何勇……

Livehouse是樂隊成熟前的實驗地,音樂節則提供了面朝大眾的舞臺。2005年,蘇陽來北京加入音樂節的大部隊後,從開始每年固定7、8場演出,到現在多的時候,每年至少20場。隨著迷笛、草莓、樂堡等音樂節的製作廠牌逐漸成熟,音樂節不再是一年演一場的非常態,反而成了成熟樂隊的常規演出,小眾樂隊也可以通過音樂節不斷與觀眾見面,推出新作品,告知新日程。

Livehouse、音樂節在大眾間的普及,似乎解決了樂隊生計問題,但樂隊沒有停止對錶達這個課題的探索。有一段時間,新褲子樂隊玩過土搖,“歌詞特別長,像小學生作文一樣”,風格轉變了,躁動的旋律在音樂節上格外受歡迎。商業上的成功沒有令彭磊堅持土搖,”心裡不是這樣走的“,後來,他們玩合成器、迪斯科舞曲。在音樂節上,上一個樂隊演完,輪到他們的時候,底下的人幾乎走光了。

是不是走得離觀眾太遠了,他們開始反思這類問題。當他們迴歸三大件的搖滾樂,《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寫出了那時的掙扎與迷惘,“物質的騙局,匆匆的螞蟻,沒有文化的人不傷心,我不要在失敗孤獨中死去,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里。”

這個節目,說盡了中國搖滾的失落


新十年,不需要搖滾

在接受《樂隊的夏天》邀約前,摩登天空副總裁烏莉素雅為樂隊搬上電視,努力過三次。

第一次是5年前,電視臺只能給出垃圾時段,這等於節目白做;第二次,樂隊MV都拍齊了,但是節目組要求先翻唱後原創,“這是與樂隊不可調和的矛盾”;第三次,節目組給出腳本,要求樂隊“演”。三次都以失敗告終,即使有時節目出了,烏莉素雅也沒有看一眼。

市場還未開化,當習慣在live house、地下錄音棚裡獨自歌唱的搖滾樂,要走向大眾流行時,各方自然難以達成共識。

事實上,音樂綜藝隨著中國娛樂工業的發展,思路和路徑也在發生鉅變。2012年,《中國好聲音》異軍突起,挖掘素人聲音,為華語音樂圈供氧;第二年,《我是歌手》開播,這檔節目意在重新演繹經典曲目和翻新過氣、不成名的歌星。

這個節目,說盡了中國搖滾的失落


|視覺中國

兩檔節目均做到第7季,過度消耗之下,驚喜不再。《好聲音》的歷屆冠軍,少有真正走進華語流行樂的名人堂。論造星成名的含金量還不如畢姥爺的《星光大道》。

市場需要新的聲音,打破套路和乏味,直到《中國有嘻哈》的出現。嘻哈的突圍是街頭文化、小眾文化被打造成流行文化產品的成功,也是綜藝研究青年文化的開始。此後,嘻哈說唱、街舞、脫口秀、滑板,這些青年眼中所有“酷東西”都被轉化成了綜藝產品。

這次,終於輪到樂隊了。摩登天空是米未敲下的第一家廠牌。在《奇葩說》取得空前的成功後,米未陷入了創新困境,新節目如《飯局的誘惑》、《拜拜啦肉肉》、《黑白星球》收效不佳。

在樂隊海龜先生的經紀人李桐看來,《樂隊的夏天》和《奇葩說》的共性在於表達,前者是音樂態度的表達,後者是觀點的表達,這也是她認為可能成功的因素之一。

《奇葩說》受歡迎在於打造出肖驍、顏如晶這類“奇葩”表達者。人是這裡的關鍵,同樣“套路”放在《樂隊的夏天》也適用。

這個節目,說盡了中國搖滾的失落


音樂專欄作家郭小寒是衝著圈內好友看《樂隊的夏天》,她認為這檔節目最根本的還是人。“選秀也是選人,好歌手、好歌曲,大家沒有記住歌曲,記住的還是人。中國觀眾只能欣賞人,不能欣賞真正的技術、真正的律動。”

故事之外,音樂成了消遣品、陪襯物。情懷牌也是故事表達的一種。所以,當節目錄制前,彭磊聽說樂隊平均年齡35以上時,他疑惑“你讓這些樂隊來幹什麼,來丟人嗎?”

他不明白,出道30年的面孔樂隊與後輩比賽,曾經跟在大哥後面混的張亞東坐在對面,這些人與他們的關係串聯起中國搖滾樂30年,《夢》的貝斯聲第一個音符響起,這個故事已經講述了一半。

事實上,米未可能忽略了短視頻對長綜藝敘事結構的衝擊,樂隊的演出更多被剪輯成短視頻在微博、B站等平臺上傳播,對於播出平臺愛奇藝而言,點擊量將大打折扣。

“《樂隊的夏天》不是做大流量,而是用中小流量來做話題的”,在郭小寒看來,這檔節目應該對標《非誠勿擾》。她認為,這是一整套算法精密的產品,喜歡樂隊的可以看作品,搖滾、朋克、爵士、民謠任君挑選,喜歡故事的也可以看到老炮對理想的堅持,新人對社會的不羈。“音痴”擔當的馬東則肩負起整個世界與搖滾樂的對話。

面對這整套設計精密的產品,習慣了與大眾保持距離感的樂隊,首先敗給了賽制。樂隊間的競爭、淘汰,令從未經過市場洗禮的樂隊,倍感壓力與不適。

“走向大眾,成為明星,一定要妥協。樂隊能不能往前走,全憑性格,如果讓他們沒有稜角,就不是他們了”,烏莉素雅說出樂隊自我表達與大眾流行之間的衝突。

放棄了自我表達的搖滾樂,迎合市場,迎合大眾口味,還是叫搖滾樂嗎?

最近幾年,李桐頻頻產生焦慮。創投圈的流行詞“互聯網思維”也傳入了音樂圈,“這個詞害了很多人,大部分人被嚇到了,我的東西是不是不具備互聯網思維。”李桐說,這是危險的信號,“如何運用平臺表達自己和被平臺表達自己,是有差異的”。

市場圍繞著藝人轉,無關音樂。2016年,音樂節爆發之際,李桐意識到音樂節越做越像《同一首歌》。演出商告訴她,哪個樂隊賺錢,再放一些小藝人,一場拼盤演出就成型了。市場並不是根據音樂作品來權衡藝人,而是要做一個拼盤,按照頭部、中部、尾部藝人排好,再製定價格標準。

在這個流量時代,新褲子樂隊也沒停止尋找另一條新褲子。2017年,在大鵬拍攝的電影《縫紉機樂隊》,新褲子獻唱了插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怒刷了一把存在感。

這個節目,說盡了中國搖滾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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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演奏會開進工體,是不少樂隊的夢想。2019年3月末,新褲子做到了,門票在10分鐘內銷售一空。十年前,他們在馬路對面的愚公移山,觀眾不過上百。

“今天的生活只剩下手機屏幕,文化不再寬廣,也不再對年輕人有意義了,一切都不再重要,除了我在手機屏幕裡的樣子。時代不需要知識分子,不需要文藝青年,只需要平凡的老哥。“主唱彭磊曾這樣感嘆。

不可避免的,在《樂隊的夏天》裡,還是瀰漫了中年搖滾客的失落。“老了”、“平凡”從他們口中冒出,看著九連真人、盤尼西林旺盛的生命力,他們露出由衷羨慕的神情。

這個夏天,二手玫瑰主唱樑龍做起了美妝博主,熟練地對著鏡頭展示口紅,用手心做背景板,“我相信大家對這個姿勢並不陌生,但對我特別陌生,這是剛剛我們團隊的人教我的”。不適應大經紀模式離開摩登天空後,二手玫瑰並沒有趟出新路,獨立運營要面臨的問題,只多不少。

樑龍需要新的渠道,新的溝通方式。聽眾在成長,也需要新的搖滾樂,新的表達方式。90年代的搖滾之所以經典,是因為緊貼著時代的脈搏。但如果樂隊僅滿足於打情懷牌,也未免太小瞧網絡時代的紛繁複雜與新一代人的情感訴求。

沈黎暉曾說,“在今天這個時代裡,科技就是搖滾樂,喬布斯、扎克伯格是這個時代裡真正的搖滾明星,他們用科技的手段顛覆了世界原來的遊戲規則。”

並不是時代不需要搖滾樂了,只是搖滾明星早已換了一撥又一撥了。

撰文| 曹憶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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