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份，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搞了個書法展，展名為 “顏真卿一一超越王羲之的名筆”。顏真卿《祭侄稿》是從臺北故宮博物院借去的。此舉引起國人熱議，千夫所指，抨擊臺灣不該出借國寶墨跡，怕一旦遭損毀壞，世間再無此件已流傳一千五百餘年的墨寶。再說，拿顏真卿與中國人心中的“書聖”王羲之作比，揚言“超越”，這不是直戳千萬書法人的“軟肋”嗎! 此二因造成此展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專程從國內趕去觀看的為數不少，往往排上一兩小時隊，到跟前只准停留幾秒鐘，就這樣仍是盛況空前，轟動一時。
能與王羲之排列在一起，自然非顏真卿莫屬。王右軍《蘭亭集序》譽為天下行書第一，顏魯公《祭侄文稿》為天下第二行書。老一老二比較一下，誰曰不可！可說是策展人眼光挺賊，要的是展覽效應，至於好多中國人心裡翻起的感情波瀾，又礙人家何事呢!
我不想從珍貴文物是否該不該外借方面去說，前一階段各媒體炒得紛紛揚揚，評說甚多，是也非也，沒有個定論。這裡想聊聊“超越”的話題。是顏真卿的書法真的超越了王羲之了嗎? 時至今日， 王的至尊地位動搖了嗎! 究竟如何看待二人的書藝，才比較客觀呢? 覺得有些想法。
王右軍做過不大不小的官。東晉大家族嗎，簪纓世家，權傾一時，估計他不需要送啥禮就當上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的。後因家族衰落，仕途不暢，於是辭官歸隱，寄情于山水翰墨，終成一代書聖。好像在位時他不曾有什麼政績偉業，也沒親自帶兵上過陣，基本是“文官”、“文人”一個，倒也風流倜儻，瀟灑自在，以書法名世，又蒙梁武帝、唐太宗力薦，直達書壇最高點，千百年“書法第一人”稱號屹立不倒。
顏魯公則以忠臣良將與書法大家集於一身。政聲赫赫，忠肝義膽，叱吒風雲，大義凜然，功德事功，青史留名，是古代官場好官錚臣的榜樣，帝王與庶民都高看的大忠大義之人。他的書法汲取古賢又獨樹一幟，脫離“王氏”書法而開宗立派，顏楷與顏行書橫空出世，成為唐代書法中興的旗幟，自然顏魯公即成為唐一代領軍、旗手的人物。
王羲之《蘭亭集序》是三月三上元節與好朋摯友歡聚而書。茂林修竹，流觴曲水，心情愉悅，心手雙暢，一揮而就的錦書妙章，聞名天下，不可復得。顏真卿《祭侄文稿》，則是為祭祀被叛軍殺害的侄子季明而作，撕肝裂膽，血淚和墨，滿腔激憤，悲摧交集，每觀之，似聞金戈之聲，眼前浮現魯公揮毫情景。兩件墨寶，一為樂之至，一為悲之極; 一為俯仰天地，無愧人生，一為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不一樣的心性情懷，卻出現了兩件驚天動地的大作，發乎情感乎心哉!
《蘭亭集序》和《祭侄文稿》同屬至性至情之作，天下此第一、第二行書的藝術價值，古往今來，被專家學者論述備祥，孰優孰弱，怎好分出! 同在藝術之巔，誰高誰低，怎能說清。
可以說的一點是，東晉王羲之是行草書之源頭，今草的開山之祖，行、楷、草體俱佳，“王體”一出，天下書法方有了統一法則。他的書法具有中和之美，閃爍著中國人書法理想的光輝，自東晉以下千百年來，習書之人誰不受“王體”的恩澤，不學習不研究不借鑑他的書法，能繞得過去嗎? 他的代表作《蘭亭集序》的真偽雖爭論不休，曠時已久，但其藝術的成就，又怎能抹煞得了！
比起王羲之的書法，顏真卿的書法，只能為一脈一流而已。隋及唐代初期，“王書”尚一統天下，眾大家高手仍未脫離王派餘脈，只是小有改良爾。而到了顏真卿，在研究借鑑王羲之書法的基礎上，他勇於革新探索，在行、草書上標新立異，滲進己意，個性彰顯，成為走出“王體”的中興之人，可贊可嘆! 然而，即便如此，也不好輕言“超越”。 他的行書代表作《祭侄文稿》，為唐一代的書法強音，是寬博大氣、格局宏偉、體勢雄強的書法力作，但在其廣泛影響力及大眾接受度上，仍不能與《蘭亭集序》完全相衡。《蘭亭集序》為大美至美的話，《祭侄文稿》則稱得上悲劇之美，特色之美。學習書法的實踐告訴我們，學顏難以走出去，一旦融入，顏體如影如隨，蓋因他個性太突出太強烈了。而學蘭亭則是學習美之規則、格調、風韻，一旦得悟中和之美，自可獨創新意，走出自己的路子。
就個人偏好而言，我是更喜歡顏體的。一個人喜好什麼書體，偏愛誰，是由脾氣秉性氣質天性等諸種因素決定的。我壯歲從戎，軍旅生涯幾十載，特喜歡顏真卿、岳飛、辛棄疾等一類大英雄，崇尚“上馬擊胡虜，下馬草軍書”的狀態，武能指揮千軍萬馬，血染沙場，馬革裹屍，在所不惜。文可擎如椽巨筆，仰天長嘯，墨灑長空大地，盡抒壯志豪情。因此心儀顏體，多年來一遍遍地臨寫《祭侄文稿》、《爭座位帖》，受益頗深。既便我有這樣的情結，仍不好說顏魯公超越了王右軍。
當然，從藝術的角度講，在某些方面有沒有超越，肯定有的。顏公能寫出與“王體”迥異的楷書、行書，筆法技法結體等方面多有創意，為世公認為“顏體”，可說是某種程度的一個超越。但實事求是講，王體、顏體各有千秋，各領風騷，兩種風格並存而千秋共處。此說更為妥貼些。我認為，王羲之已成為中國人的書法符號，無可爭議的“第一”，任誰都不言“超越”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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