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1729-1805），又名李鈞，字振聲，號西垣，儀徵人。因常往於邵伯，故晚年亦居邵伯。清一代名醫。
李炳乃布衣出身。與大多數儒醫因舉業不成而習醫不同，他幼習三世之書，自小就拜師學醫。早年學醫並不順利，由於文化素養不高，苦不能得其奧。於是，他復轉而苦苦鑽研儒學經典，乃學“易”，十年而有得。在經歷了也算是十年寒窗的苦讀以後，這才觸類旁通得其精髓，頓悟陽長陰消，遂通“靈”、“素”之旨。
有一次，一位傷寒病人經李炳的先生多次診治無效，而他從旁通過傾聽、觀察、分析，有了自己的治療方案，就跑到病人家中悄悄治好了患者的病，一時傳為美談。他的老師很開明，得知真相後，也為自己的弟子高興，特地治酒慶賀，並詢問緣由：“子何所見而若此？”當聽完李炳的陳述後，老師曰：“子悟出在我上，何可在弟子列？急趨之掛牌”。自此，李炳開始了自己的行醫生涯。（頭條號：江都史話 原創作品 轉載請註明出處）
李炳深得岐黃之術，洞察陰陽之道，醫術相當高明。
乾隆四十二年（1779）夏，揚州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焦循的父親臂痛，多方醫治無效，醫者都認為或將成偏枯。焦循經同學的祖父介紹，結識了李炳，請他為父診治。李炳用黑豆半升、蠶砂二兩為末讓患者服之，服未盡而痛失。乾隆五十五年（1790）焦循本人嘔血，李炳也是藥到病除。嘉慶元年（1796）焦循兒子生病，焦從浙江返揚州延請李炳診視。其兒被治癒後，焦稱之為“神妙之事”。第二年，焦妻懷孕，忽嘔逆不已，每嘔必厥，日十數度，李不畏物議，獨抒己見，雖幾經波折，亦成功將其治癒。《揚州畫舫錄》作者李鬥腹痛，他醫醫以溼邪，幾瀕於死。李炳診後，令服防風粥，痛減，隨之大便，色如白銀，繼而病癒。後李鬥名其屋為“防風館”。
李炳醫名大噪，當時人們對他的評價是：“可與清初名醫汪機比肩”，“醫似之，壽似之，翁固山石之後一人。所惜翁之後不知何年始有如翁者出耳”。“此翁老後，不可復得，惜世人無知之者”。（頭條號：江都史話 原創作品 轉載請註明出處）
這樣一位名醫，為何是“世人無知之者”呢？
原來，李炳不大為中上流社會階層所接受與信任。其緣故不在他的醫術，而在他的性格與行醫方式。
據書載：李炳“胸有定見，不喜隨眾浮沉，病已則戒勿藥，不屑以調理為名奔走射利。或制一方，令服百劑、數十劑不更，增損均與世俗相反，而識者遂稀”，可見其卓犖寡合；“至於生死呼吸之際，人攻君補，人塞君通，人寒君熱，以口舌爭之而不足，以身名性命誓而決之，”可見其敢任不阿。李炳既是一位缺乏心機、敢於負責的性情中人，又是一位冷峻孤傲、不善逢迎的耿直之人。為了實施自己的治療方案，常常是獨排眾議，堅持己見，甚至不惜冒險，缺乏自我保護意識，難怪時人稱其為“李大膽”。
在為揚州大鹽商江春族人江心培治病時，江患傷寒，時醫治以寒劑，延月餘不效。李炳見其中寒而外熱，獨自主張用溫中之法。先用附子一兩，病人服後益劇欲絕，李又加至二兩，眾醫難之。李謂諸醫曰：“諸君敢包醫否？”眾曰不能。李曰：“吾能之，吾從此居此不去，果死，治以庸醫殺人罪，何如？”諸醫唯唯而退，李力迫病人服之，次日霍然而愈。
這樣的行醫方式，治癒便罷，如果發生萬一又怎麼辦？因而難以得到富貴之家、上層人士與主流社會的認可。
既然得不到主流社會人士的接納，李炳便常往來於江淮，而往邵伯鎮者為多，晚年多居邵伯鎮。
在邵伯，李炳“為貧賤士治疾，必竭盡心力，寒暑暮夜，聞召即行”，甚至“手調其藥，而坐驗其啜，不效不已”，“及其愈也，所報或無一錢，君反以為快”，真可謂仁心深切，得到了平民百姓的信賴。
乾隆五十六年（1791）冬，市井貧民之子得喉病，喘促將死。當李炳得知病人是這家的獨生兒子後，頓生惻隱之心，反覆求之，最終得以獲救。乾隆六十年（1795）書生周金聲患頭痛病，久治不愈，痛苦異常，經過李炳精心治療痊癒，他便隨其習醫，10年後以醫噪於市。李炳只要一到邵伯，沿湖之人邀以小舟，相接如蟻。
李炳財利所在，讓之他人，拙手術富，巧手濟貧，一生縱有高明醫術，卻依然窮困潦倒。他本人直至嘉慶九年（1804）76歲時才喜得貴子，可惜第二年就去世了。卒之日，湖中農人有泣於路者。他去世後，邵伯人集其十數年來所用藥方，各依脈案，分門別類，展之成簿。有疾則設位禱於翁，撿簿中方案相合者服之，頓愈。愈則謝以紙錢，可見邵伯民眾對其頂禮膜拜的程度。
李炳作為一代名醫，勤於臨證，外感內傷皆所擅長。他治病多用經方，用藥精煉，大道至簡，且有神效。他苦《金匱》無善注，乃撰《金匱要略注》32卷；見吳又阿《瘟疫論》之惑人，乃作《辨瑣言》一卷以糾之，後被收入《珍本醫書集成》；錄生平治驗之案為《西垣珍籍》2卷，以獨特見解，啟示後學。書中，他對疫病的病因、病機、治療、預防等方面都有深刻見解，不僅豐富了疫病學理論，而且對當今傳染性疾病的治療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與臨床價值，從而在中國醫學尤其是治病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朱毓麒（海流 漉淇）